|
有这样一种观念，认为国家治理的概念来自西方，中国国家治理现代化是西方化，不自觉地成为西方学术的“传声筒”。显然，国家治理现代化绝不等于西方化。那么，与美国、欧盟诸国等资本主义国家相比，中国有哪些不同的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手段呢？在哪些方面显示了“中国优势”呢？本报专访了清华大学国情研究院院长胡鞍钢。 《中国社会科学报》：国家治理现代化是不是西方化，您怎么看待？ 胡鞍钢：这个问题涉及上百年来中西方的争论，“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等，不管学术界怎么争论，总的来说，中国在从传统农业社会向现代化的转变过程中，有自身的发展逻辑。中国没有现成的路径、模式和方法，上百年来一直在探索。毛泽东时代开始，我们不再走苏联的路子，不走城市路线，而走农村路线，比较符合中国国情。因此，毛泽东是比较早地找到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由于有战争这个极其残酷的淘汰机制，历史筛选到1949年，中国共产党培养出独立走自己道路的方式。 这与其他国家不一样。比如，印度获得政权基本原因是英国的退出，独立的代价是印巴分治。而中国是靠战争力量对比的变化，将一个比较完整的大国文明保留下来（除了港澳台），这是很不易的。中国是先有中国共产党，再有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从红军到八路军、新四军，再到人民解放军），再有中华人民共和国，而美国是先有国家，再有国会，然后才有了为选举而生的政治政党。在世界四大政党中，中国共产党（8600多万）、美国民主党（4300多万）、印度国大党（3000多万）、美国共和党（3000多万），中国共产党是非常独特的，她的革命道路决定了其工业化、现代化、信息化的路径。 从历史上来看，农业文明时代有罗马帝国、雅典帝国等，但都解体了，最后只剩一个被外国人所称的中华帝国。二次大战后，苏联、南斯拉夫、苏丹先后解体，而中国在历史上基本是统一的，有连续的文明。 因此，从历史和全球的画面来看，中国肯定要走独特的道路。很多外国人认为中国是“例外论”，我不主张例外论，主张独特论。中西方国家治理的历史来源、基本制度、机构与治理模式、主要机制和基本手段以及基本目标都不同。中国独特的历史轨道、文化传统、基本国情和人民群众选择了中国共产党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也选择了不同于西方的国家治理体系。社会实践已经表明，这是真正的“人间正道”。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