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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但陈先生还有另一面，那就是理想主义，陈先生对战后欧洲的诠释也带有很强的理想主义色彩，这其中除了对康德的崇敬之外——康德曾设想由“欧洲联邦”过渡到“世界联邦”，由此而实现全世界的“永恒和平”（《“欧洲观念”的历史哲学》，见《20世纪的欧洲》第274-275页）——除了他对康德的崇敬与康德对他的影响之外，他对欧洲历史进程的乐观主义信念也是一个基本出发点。 首先，在陈先生看来，作为“两希（希伯来、希腊）文明”的传人，“欧洲的历史文化有三种性质”，一是“批判性”，二是“辐射性”，三是“传承性”，这些性质使欧洲文明自古代以来就不断“进步”，而且在时间和空间上都越滚越大；即使在“黑暗的中世纪”，现代欧洲的“进步思想，民主、自由、人权等，都可以在基督教神学的变化和发展里找到最初的‘种子’”。欧洲文明的根底里就有“进步”的基因，所以从12、13世纪开始，历经文艺复兴、宗教改革、地理大发现、启蒙运动、科学革命、工业发展……，一路走来，欧洲都在世界领先。“进步”是欧洲历史的特点，也是它领先世界的法器，只是到20世纪，尤其是二战之后，欧洲才从领先的位置上跌落下来，“欧洲已不是原来的欧洲，它陷入对过去的反思。”（第11-15页，第25页） 反思欧洲“落后”，原因是美国比它更“进步”了：19世纪的欧洲已经在自由、民主等制度方面“明显地落在新大陆后面”；到20世纪，它在科学技术和经济发展方面都落后于美国。“欧洲最根本的弱点说到底，是历史包袱太重。工业化最早的英国是从自由贸易一点点开始的，君主制虽然几个世纪以来早已是‘虚君’，然而贵族体制的等级意识仍时有表现。法国工业化起步本来就比英国晚，而且集权制的观念历来比较重；在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中，法国是少有的使用‘计划经济’概念的国家，国家对经济的干预比重较大。德国是在君主极权制下实现的工业化，科技发达，但从俾斯麦到希特勒，为军国主义服务的工业占了很大的比重。此外，西欧这些工业化国家，都有比较强的社会民主主义和平均主义的影响，这些国家的社会民主党执政时都不同程度地推行过‘国有化’政策的高税率、高福利的福利政策。”（第32页） 相比之下，美国是一个更完美的国家，处在更先进的发展水平上：欧洲的“市场体制不如美国自由和开放，向高科技、尖端前沿科技的投入不及美国雄厚，科技新发明转化为生产力并与企业结合的周期不如美国快，国家对经济生活的干预比美国深而且广，‘私有化’程度要低得多，福利国家的包袱比较重，等等。其结果是在全球化进程中，欧洲的经济活力和竞争力远远逊于美国。”（第32页）显然，美国比欧洲更进步了，因此陈先生说：“20世纪……是美国世纪取代欧洲世纪的世纪，特别是下半个世纪，从政治、经济到大众文化，到科技革命，到生活习惯，美国都对欧洲产生了与日俱增的影响。美国把盎格鲁—撒克逊式的自由民主推到了顶峰。”（第166页）如此一来，欧洲就“衰落”了，尽管只是“相对的衰落”。（第32页）陈先生对欧洲衰落、或“边缘化”的认定，是建立在关于“进步”的程度指数之上的。 “进步”是陈先生思想中理想主义的根基，他坚信欧洲会不断进步，而20世纪的“进步”就是以美国为榜样，丢掉“历史包袱”，将欧洲传统中进步的原理贯彻到底。陈先生那里是有一些先定的“进步”标准的，其中包括市场经济、私有化、国家不干预、非福利化等等，以及更古老的人类本性如自由、平等、博爱等。正是这些标准使美国比欧洲“更进步”，使欧洲需要向美国看齐。当然放在实证的镜片下予以审视，这些标准也不能完全对应美国的历史与现实，而且自二战以来，美国不断表现出向这些标准相反的方向移动，比如市场调控，政府干预，福利倾向等，因此其发展的趋势是与欧洲相同的，只是程度有所不同。但这不妨碍对美国的判断，理想主义往往以抽象的原则为出发点。涉及到“欧洲联合”这个话题，我们注意到陈先生这样一段话： “在欧洲，（斯宾格勒所说的）那些‘无机的或僵死的形式’时时阻遏前进的步伐，这是新生的北美所没有的。今天，欧洲联盟关于建立内部统一的自由市场，提倡实行充分而全面的‘四大自由’（货物、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拆除妨碍这四大自由的一切壁垒，目的就是要排除那些‘僵死的形式’，以便能适应全球化进程中日益激烈的竞争局面。”（第33页） 这段话透露的信息是很清楚的：欧洲只有抛弃“僵死的形式”（前面提到的英、法、德等国的“历史包袱”），按美国的模式改造欧洲（如“四大自由”），才能实行复兴。但“货物、人员、资本和服务的自由流通”在欧洲那种民族国家林立的状态下是无法完成的，只有“建立内部统一的市场”才能“拆除一切壁垒”。于是，欧洲一体化就意味着向美国学习和靠拢了，陈先生说：战后“欧洲有两层意义的‘趋同’：在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趋同’，主要是后者向前者‘趋同’；在大西洋两岸，是美欧‘趋同’，主要是欧洲向美国‘趋同’。看来这将是21世纪的大西洋形势的发展趋势。”（第166-167页） 请注意最后这句话：“这将是21世纪的大西洋形势的发展趋势”。若是果真不错，那么我们在第一节中提到的，陈先生以现实主义目光敏锐觉察到的“一体化”是欧洲摆脱“边缘化”、实行欧洲自救的努力与尝试，以及陈先生特意介绍的欧洲两位政治领袖密特朗和科尔关于欧洲终于可以不再依附两个超级大国的言论，是否也是“趋势”？如果也是“趋势”，那么两个“趋势”之间的关系如何？欧洲最终是摆脱对美国的依附、还是与美国“趋同”？看来，现实主义和理想主义有时是会冲突的，这里看到的就是一例。 同样的情况出现在关于东欧的分析中。在欧洲一体化过程中，东欧的处境如何？陈先生首先指出：欧洲联盟是“具有大体相应发展水平的民族结合为一定程度的国家联盟”，而东欧、俄罗斯等虽属于欧洲，却“离‘欧洲联盟’的目标还远得很”，因为它们的生产力发展水平达不到那样的程度，只有当“生产力的发展达到了另一个高度”时，才能“逐步冲破民族的界限”。（第54-55页）陈先生还指出：任何程度的联盟或联邦，“首先要经过‘民族国家’比较充分发展的阶段。所谓‘充分发展’包括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发展。”这个说法与我们在第一节中讨论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显然属于现实主义立场。顺着这个思路，可以看出东欧国家是不适宜组合进由“大体相应发展水平的民族”组成的欧洲联盟的，它们不仅没有达到“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的充分发展，其“民族国家”的组建也尚未完成：尽管像波兰、捷克、匈牙利这些地方“基本上已经走上了正常民族国家的道路”，但巴尔干地区则“情况太复杂，近期几乎看不到组成像西欧那样的‘民族国家’的可能性。”（第130页）到这里为止，陈先生一直是沿着现实主义的思路讨论问题的。然而90年代以后的事实却是，欧盟“东扩”把整个东欧都扩进去了，而且还扩到了乌克兰！如何来解释这个现象——即欧盟把不应该组合进去的东欧也拉进了欧盟？继续按现实主义的思路讨论下去，结论只能是欧盟正背离它的原则（“大体相应发展水平的”国家组成联盟），而把自己又放进最陈旧、最没有出路和最不可想象的大国博弈的棋盘，即与美国结盟、与俄罗斯对峙。类似的博弈在欧洲历史上已经出现过无数次了，并且每一次都引向战争。 可是陈先生转而使用理想主义来解释欧盟“东扩”。他说冷战结束后，“东欧各民族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它们都宣布实行多党体制和议会民主制，宣布要改变计划经济体制为自由经济体制，要实行私有化，等等……这些国家在‘二战’以前就有社会民主主义的传统，有些党原本即是冷战期间共产党和社会党合并起来的，所以东欧解体后，共产党改名为社会党，不仅是改个名称，在思想上也是很容易‘转换’的。显然，东欧巨变后在包括政治、经济、思想等的总体文明上向西欧靠拢乃是大势所趋。”（第129页）这是用“主义”来解释东扩，用“理想”的转变来解释事变；并且事变的主体也转换了，欧盟“东扩”变成了东欧“要东扩”。由此我们能理解前面已引用过的那半句话：在战后欧洲，“自由主义与社会民主主义在‘趋同’，主要是后者向前者‘趋同’”。因此理想的扩散是“东扩”的动因，在20世纪欧洲，“居于主流地位”的思想是自由主义。（第164页） 如果把“东扩”放在现实主义的视角下，并且追溯处于西方与俄罗斯之间的“东欧”之数百年历史，我们会发现：它已在双方之间摆动过好几个来回了，这一次是不是最后一次摆动，那是谁都说不清的。自从克里米亚“回归”俄罗斯，新一轮博弈又开始了，大国博弈的棋局并没有结束，欧洲联合在这盘棋中怎样走，却是个无可回避的现实问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