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正华

【作者简介】李正华，博士，研究员，当代中国研究所北京100009

【内容提要】 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是在中国经济的恢复取得了喜人的成就、政治上即将面临历史性的转折、人们的思想冲破“两个凡是”束缚的情况下召开的；这次会议虽然没有作出决议，但产生了李先念的总结报告和胡乔木的发言这两个后来影响较大的文件；这次会议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便于人们畅所欲言的会议形式直接为后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仿效，同时，会议中的求成过急思想对后来也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关 键 词】1978年/国务院务虚会/华国锋/李先念

    1978年7～9月间召开的国务院务虚会，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之前的一次重要会议。这次会议提出的改革开放思想和会议召开的形式，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理论工作务虚会和国民经济调整的新“八字”方针的确立都产生了直接的影响。华国锋、李先念对这次会议的召开发挥了重要作用。

    一、国务院务虚会召开的背景和准备

    至1978年下半年，中国经济恢复和发展取得了明显的成效。1977年国民经济出现了恢复性的发展：工农业总产值达到5055亿元，超过计划4.4％，比上年增长10.4％；工业生产总值3728亿元，超过计划3.6％，比上年增长14.3％；农业由于受自然灾害的影响，没有完成原定计划，粮食产量5655亿斤，比上年减产71亿斤，但农业总产值仍比上年增长1.7％；财政状况发生了具有重大历史意义的转折：财政收入超过了年初预算指标6％，超过了历史上最高的年收入水平，做到了当年收支平衡，全年财政收入结余31亿元，扭转了连续三年财政收入完不成计划的局面；社会商品零售总额增长7.1％，库存总额增长12％，市场供应情况开始好转；全民所有制单位中40％的职工增加了工资，农民的负担有所减轻，收入有所提高。铁路、邮电、民航等部门经过整顿也摆脱了混乱状态。1978年继续呈现这样的发展趋势。国民经济“开始转上持续增长、健康发展的轨道。国民经济的这种恢复和发展，不是表现在一个或几个部门和地区，而是表现在所有的部门和地区”。[1]

    与此同时，由《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引发的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在全国如火如荼地开展了起来，对“四人帮”揭批查运动的目的已基本实现，及时结束揭批“四人帮”的群众性运动，将工作重点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加快经济建设的步伐，尽快缩小与先进国家的差距，成为广大干部群众共同的愿望。至迟在1978年5月，华国锋、邓小平等中共中央主要领导在对外开放这个问题上的决心已经下定，他们思索和考虑的已不是“要不要开放”，而是“怎么搞对外开放”的问题。[2]

    学习国外的先进的东西，引进国外的先进设备、技术、资金，是当时对外开放主张的主要内容。为了了解外部世界，借鉴学习外国经济建设和经济管理的先进经验，早在1977年，邓小平等13位副总理、副委员长以上的领导人，共21次出访了51个国家。这年下半年，轻工业部、地质部、农业部、冶金部、兵器工业部、石油部、国家经委等国务院部委分别派出考察团，考察西方发达国家。[3]1978年上半年，中央又派出了两个代表团，出国考察经济。3、4月，由国家计委副主任林乎加率领的经济代表团对日本进行了考察、访问。5、6月，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带领一个包括6位省部级干部组成的代表团出访了法国、联邦德国、瑞士、丹麦和比利时。“这是我国首次向西方发达国家派出的国家级政府经济代表团”[3](p.1049)，受到了急于寻找市场的西欧五国的高度重视和热情接待。

    6月，考察归来的林乎加、谷牧分别向中共中央政治局作了汇报，介绍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发展经验，建议要充分利用、大胆引进国外的资金，来加快国内的经济建设。林乎加在汇报中，总结了日本战后经济快速发展的三条主要经验是：大胆地引进新技术，充分利用国外资金，大力发展教育事业和科学研究。他建议：利用国外资金建设1亿吨能力的煤炭矿井和1000万吨的冀东钢铁厂，多搞几个有色金属矿，并保证1985年化纤和塑料产量各达到200万吨。谷牧在汇报中着重讲了三点：二战后西欧发达国家的经济确有很大发展，尤其是科技日新月异，我们已经落后很多，它们在社会化大生产的组织管理方面也有许多值得借鉴的经验；它们的资金、商品、技术要找市场，都看好与中国发展关系；国际经济运作中有许多通行的办法，包括补偿贸易、生产合作、吸收国外投资等，我们可以研究采用。[2](p.156)谷牧认为：西欧资本主义国家经济萧条，资本过剩，急于找出路，建议立即与西欧几个国家进行正式谈判，争取签订长期贸易协定，把口头协定的东西尽快落实下来。

    林乎加、谷牧等的介绍和建议，引起了华国锋等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邓小平听了林乎加的汇报后说：下个大决心，不要怕欠账，只要有产品就没有危险。不要老是议论，看准了就干，明天就开始，搞几百个项目，从煤矿、有色、石油、电站、电子、军工、交通运输一直到饲料加工厂，明年就开工。分期付款不干了，搞补偿贸易、银行贷款。

    6月3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召开会议，专门听取谷牧等人的汇报。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一致认为形势不可错过，在引进问题上，应胆子大一点，步子大一点。华国锋要求出国考察的人共同研究，提出几条，在国务院务虚。“七月份就务起来，一面议，一面定了就办，看准确了就要干。”[3](p.1053)叶剑英、聂荣臻、李先念也都说，外面的情况，谷牧这次出去看清楚了，讲明白了，该是下决心采取措施实行的时候了。李先念还着重提出引进要注意解决五个平衡的问题：一是注意外交关系的平衡，他要求计委、经委提出个引进单子，根据外交路线进行平衡；二是国内的平衡，进口不能样样都进，要有先有后；三是引进要同国内机械制造平衡；四是引进注意与技术力量的配套；五是注意与外汇的平衡。[3](pp.1053～1054)

    汇报会结束后，根据华国锋的提议，谷牧主持召开了三个半天的出国考察人员座谈会，拟定了七个文件，准备提交国务院务虚会讨论。其中林乎加在7月4日的座谈会上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讲了九个问题：要抓技术、资金和人才；关键把钢铁搞上去；加快石化工业；积极发展加工贸易；机械工业要进行改造；进口项目要专人负责；扩大出口加强还债能力；引进决心要大，行动要快。这个讲话后来以国务院务虚会简报的形式印发。

    可以说，国务院务虚会召开前，在良好的政治经济形势下，中共中央决策层对通过引进开放、加速经济前进步伐这一问题，已达成了共识。

    二、国务院务虚会的主要内容和特点

    国务院务虚会从7月6日开始，9月9日结束，可以分为两阶段：7月6日到8月3日，是会议的专题讨论阶段；9月9～11日，是会议的总结阶段。8月4日至9月8日休会。其间，华国锋作了至少13次发言，李先念至少作了14次发言。

    根据会议简报，这次会议的主要进展及发言情况如下：

    7月6日下午，会议开始。国务院副总理、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共47人出席，李先念讲话，谷牧传达中共中央对会议的原则意见。李先念明确指出：“这次会议是总结经验，总结正反方面经验，为计划工作服务，充实、补充《十年规划纲要》。其中一条是引进先进技术，问题是怎么搞法，怎样搞得快一些好一些，究竟从哪个国家引进，要服从外交路线；要把引进技术和提高国内自己的能力结合起来，不能像有的国家那样，什么都进口；引进新技术，要把自己的机械工业带动起来，不仅是一机部，而是把整个机械工业带动起来。过去小平同志讲这是‘大政策’，‘四人帮’拼命攻击这一条。这是大政策，我们要吃透。无论基础工业或者是非基础工业，无论是民用还是军用都要搞快搞好。大家要充分发言，把这次会开好，统一思想。总之，要总结经验，发扬民主。”[3](p.1056)

    7月8日下午，外贸部副部长崔群汇报引进成套设备情况，总的意见是引进缓慢。李先念在会上发言，指出扩大引进是个大问题，要求大家好好议一议；要深刻分析国内外形势；强调经济发展要有计划按比例；工业要加强管理，上层建筑要适应经济发展的需要等。

    7月9日下午，黄华传达中央关于对外关系的指示。

    7月11日下午，计委副主任李人俊谈扩大技术引进的初步设想，介绍了引进工作的安排，提出了500亿的盘子。李先念、华国锋分别讲了话。华国锋讲：十年规划要修改、调整、补充；中国有条件加快现代化速度；在引进问题上提出“四个一点”(即：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再大一点，办法再多一点，步子再快一点)；强调加强管理，坚持按劳分配，还讲了军工企业改造问题。李先念在讲话中明确指出：“引进新技术，不仅要有几个‘结合’①，而且要把我国的机械制造水平提高到世界先进水平。否则是买四个现代化，而不是自己建设四个现代化，这是方向性的问题。要向各部、各地、科学院提出任务。”[3](p.1063)

    7月12日，议论搞好引进项目建设工作的问题。建委宋养初提出引进规模、搞好引进的十条具体意见。会议讨论项目引进后如何进行建设的问题。华国锋提出要把计委、建委的意见形成文件发下去；强调经济工作要有严格的制度；要求搞好财政工作，搞好积累；又一次讲了按劳分配问题。李先念强调不要孤立研究引进，要与国民经济相联系；引进规模要合理；要正确估计经济情况；指出农业问题的严重性尚未被许多人所认识。他说：“建议各部不要再开大单子，而是要先扎扎实实把现有项目的设计资料等工作做好。”“引进新技术中央方针定了，大家意见一致。问题是在研究引进时，要与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情况联系起来考虑。今后八年引进的规模多大才比较合适，要认真研究。我看二百亿、三百亿、四百亿美元可能适应，也能集中力量打歼灭战，一千亿美元肯定要破坏比例。大家还是要真正有计划按比例地搞，分清主次。万马奔腾不行，会踩死很多人的。一步一个脚印。”[3](p.1063)

    7月14日下午，讨论加快发展农业和农业机械化问题。经委马仪联系考察欧洲和日本谈了对这个问题的十条意见。华国锋讲了话。

    7月14日、16日，农林部杨立功专门谈农业问题。华国锋作了长篇讲话，主要讲了九点意见：总结建国以来的农业经验，农业不能归结为一个机械化问题；8000亿斤粮食要落实；肯定冶金部提出的意见，要找问题的内因；对农林部等各部和各省、市、自治区要考核，要研究200多个低产县上不去的原因；强调要学大寨；农业机械化问题要一省一省地研究；强调土壤问题；发展内蒙古农业问题；加快培养农业科技人员。李先念讲了三点意见：要重视农业政策的研究和调整；要调整8亿农民的积极性；只靠引进不能实现四个现代化。

    7月17日下午，经委袁宝华谈提高职工技术水平的方法与政策。华国锋讲：要请一些专家帮助我们引进和管理；工人要培训，农民也要培训；要定期搞好工人的考核、评级。李先念讲：要请专家搞我们老厂的技术改造；强调要搞好技术的消化与吸收；省、地各级党委和大企业要加快中青年干部的培养。

    7月18日，一机部孙友余谈引进新技术同国内机械制造结合的问题。

    7月19日下午、20日下午，建材总局白向银谈发展建材工业的意见。华国锋讲了话。

    7月20日、21日，劳动总局康永和谈劳动工资问题。华国锋、李先念讲了话。华国锋讲了五点意见：既不能搞成资本主义的劳动工资体系，也不能搞成修正主义特别不能像南斯拉夫的工资体系；工资问题既要考察现实也要考虑长远；奖励发明；多渠道安排劳动力，肯定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四个面向是对的②；鼓励内地人口向边疆流动。李先念说：保留对南斯拉夫原来的看法；要考虑工农平衡和农民的收入；要考虑集体福利；要提高旧社会看不起的行业的工资；研究知识青年上山下乡的办法③；生产事故问题。

    7月23日下午，计委段云谈增强对外支付能力问题。华国锋讲了四点意见：扩大出口，外贸不只是外贸的事，各单位要想办法；军工潜力大；一机部要搞好通用设备；研究外汇流程。李先念说：引进要扩大；引进的规模要与国家的承受能力相适应；搞好来料加工；加大手工业品和工业品出口；把香港石油市场接过来。“引进专利，必要。但要相信自己的力量，如果买一个四个现代化，这叫什么路线？要考虑两笔账：一是引进一美元国内要负担多少人民币，一是八年中自己搞多少设备。不要说引进五百亿美元，就是四百亿美元，也不一定消化得了。用国外贷款四百亿美元，可不是简单的事，苏联也没有用到那么多吧！什么都引进，我们自己的机械行业就要失业、停工了，看来，首要的一条，还得自己干。把自己的力量估计太低也不行。日本人看了我们渤海湾的石油钻探，说我们能做到这个程度，相当不错。”[3](p.1064)

    7月24日下午，三机部吕东谈航空工业问题。五机部张珍谈加速发展兵器工业问题。华国锋讲了话。

    7月26日、27日，冶金部唐克谈发展冶金工业问题。华国锋指出各部要引进技术，狠抓出口；谈了投资和积累包干的问题；强调要继续派人出国考察。李先念提出冶金工业要尽快解决选矿不过关的问题；他还谈了回收公司和物资部的协调问题。

    7月27日下午，财政部张劲夫谈加快积累建设资金问题。华国锋提出要搞好综合平衡；引进要防止盲目扩大规模；对地方和企业实行小额外汇贷款；基建要总结28年正反经验，搞出规定；要加强物资管理。李先念提出要认真研究国民经济四大平衡问题；引进本身也要搞好；追加基建投资要刹车；“五小”工业要支持。他说：“搞现代化的工业，不是孤立的。对这样超过过去二十八年总和的大规模建设，就得采取非常慎重的态度。”“计委要研究一下基本建设。现在规模，够大了，基建追加投资一律刹车。必须搞的工程投资要在本部内调剂解决。已经批准的工程要看有没有材料设备，如果没有，也要撤回。不管谁批的，计委有这个权。要计委、经委、建委、财政部综合机关团结起来，一致对外。”[3](p.1064)

    7月28日，胡乔木就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做了发言。华国锋说：要减轻农民负担；要重视2000多万职工与农民争口粮；要提高支农产品质量；要考虑调整工农业产品的价格。李先念说：要解决农民不合理负担；要解决职工与农民争口粮、待业问题；要改变农村干部粗暴作风；要提高支农产品质量；要调整工农业产品价格。

    7月31日，地质总局孙大光谈实现四个现代化的资源保证和加速地质工作现代化问题。

    7月31日和8月2日，轻工业部梁灵光谈加快轻工业发展的问题。李先念讲了两点意见：要重视轻工业；手工业不能丢。

    8月2日下午，物资总局李开信谈物资工作。李先念说：劳动工资、物价、物资是经济工作中老大难问题；要加强物资管理；企业要清产核资。

    8月3日，姚依林谈农产品价格问题，论证了粮价调整的必要性。王震说：会开得很好；国内外调研；军工成绩大，遭到的破坏也大，潜力也大；全党出现了团结一致的新局面。强调：军队要整顿；大进大出，关心农民；开荒；开发边疆、建设边疆。李先念说：会开得好，解放思想；农产品提价很有必要，落实要慎重强调：调整农业政策；扩大引进，搞好平衡；搞好团结。他特别强调：“只要我们的党是团结的，我们的形势就好。国内稳定团结，就可以借到钱。只要国内能平衡得了，可以甩开手借。但要想一想自己的本领，一下子引进那么多新技术，能不能掌握和消化？不要搞成‘花子拾金’。我们搞经济工作的同志，要好好想一想这个问题。至于国民经济的平衡，不可能一下子平衡得好，但要做到八九不离十。我怀疑能否借到五百亿美元？借了五百亿外债，还不起，国际上对我们的观感就要变。五百亿美元也不是一下子全部用，我想先借二百亿美元，用点还点，还点用点，滚着用，所有部都要认真研究这个问题，不能都照你们提的盘子办。”[3](p.1064)华国锋讲了几点：会开得好；赞成调整农产品价格；形势大好，巩固团结，“不要左一下，右一下”；全局性的问题要慎重，要摸着石头过河；中央地方要互相通气；社队企业要发展；军工企业要调整。

    9月9日下午，李先念作总结讲话。10日上午和11日上午，分组讨论李先念的总结讲话。

    从以上经过可以看出，这次会议有如下五个特点：

    一是时间比较长。会议先后延续了2个月零5天，实际进行23天，其中7月18天，8月2天，9月3天。

    二是会议形式灵活、气氛宽松。会议基本上是每次进行半天，参加会议的人员与平时上下班一样，不住会。但也不像有些书中介绍的那样“星期天照常休息”，23天会议中，有4天都是在星期天进行的。出席会议的人数不完全固定，有时40多人，有时50～60人。出席会议的代表主要是国务院各重要部门负责人。会议进行的程序是先学习讨论华国锋、叶剑英、邓小平在听取出国人员汇报时的重要指示，然后进行专题讨论。专题讨论基本上是先由各部门谈本部门的情况，然后大家就所介绍的情况展开讨论。会上可以自由发言，可以提问、插话。

    三是会议主要是务虚，未作决定。会议没有作出决议，但对后来影响较大的有两个文件，一个是李先念的总结报告，一个是胡乔木的发言。会议的整个调子是要在不放弃自力更生的前提下，扩大开放，要以更大的规模、更快的速度来进行现代化建设，组织国民经济新的跃进。

    四是会议被高度重视。会议是由中共中央主席、国务院总理华国锋倡议召开的，华国锋除一两次未参加外，均出席了会议，并经常即席发言。在23次会议中，他至少在13次会上作了发言。会议由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李先念主持，国务院副总理谷牧具体负责会议的日常工作，几个副总理也经常参加。如会议正式开始时，李先念、余秋里、康世恩、耿飚、谷牧、王震、陈慕华等国务院副总理和国务院各经济部门负责人共47人出席了会议，李先念主持会议并讲话，谷牧传达了中央对开放的原则意见。

    五是会议目的明确，重点突出。这次会议的目的是通过总结30年经济建设的经验教训、研究国外经济的成功经验，讨论如何加快我国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会议重点讨论了引进问题，特别是如何加强技术引进、扩大外贸出口、采取灵活方式利用国外资金等问题。会议开幕时，李先念讲话的中心就是如何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问题，讲了修改十年计划，特别讲了引进规模问题，点明了会议的目的和重点。外贸部、国家计委、国家建委、国家经委、一机部、建材总局、三机部、五机部、冶金工业部、财政部、地质总局、轻工部的负责人，都就引进及其相关问题，先后介绍了情况，发表了意见。

    三、国务院务虚对改革开放的酝酿

    国务院务虚会以研究加快四个现代化建设的速度为主题，提出要组织国民经济新的大跃进。围绕这个主题，会议在总结建国以来经济建设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大胆地涉及了经济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如对不重视经济管理、以政治干预经济等错误做法提出了批评和检讨；大胆地提出了改革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的意见，强调要按经济规律办事，提高经济管理水平，发展农村多种经营，发挥经济手段和组织的作用，实行专业化，发展合同制，贯彻按劳分配的原则，扩大企业的经济自主权。会议要求有关部门尽快提出贯彻上述原则的具体措施。

    在13次讲话和插话中，华国锋就会议的主题多次发表了意见，主要讲了引进技术、外贸出口、发展农业、发展工业、工业管理和企业管理、劳动工资等经济工作方面的一系列方针，强调经济工作要谨慎，要扎扎实实，一方面要大胆放手工作，一方面要兢兢业业；经济工作必须按客观规律办事，摸着石头过河，提出“以粮为纲”也要因地制宜，粮区以粮为纲，牧区以牧为纲，林区以林为纲。他的主要思想倾向是“四个一点”，对会议影响很大。

    这次会议虽未形成决议，但9月9日李先念的总结报告和7月28日胡乔木在会上的长篇发言特别值得注意。

    李先念代表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对会议作的总结报告，共分六个部分：抓紧大好时机，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的速度；加强综合平衡，在统一的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搞好技术引进，努力扩大出口；有关农业的几个问题；有关工业的几个问题；搞好领导班子的整顿，改进领导作风。这个报告，较系统地提出了一些重要观点和举措，实际上是这次会议的主题报告。

    报告指出，实现四个现代化，是一场伟大的革命。“这场革命既要大幅度地改变目前落后的生产力，也就必然要多方面地改变生产关系，改变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国家对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改变人们的活动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大经济的需要。这场革命，规模的巨大，变化的广泛、激烈、深刻，任务的繁重、紧迫，意义的深远，都不下于我们党过去领导的任何革命。”[3](p.1066)

    报告涉及了经济体制改革问题。报告认为：要实现现代化，必须勇敢地改造一切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和不适应经济基础要求的上层建筑，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报告对以往我国经济体制和经济领导中存在的问题提出了意见，指出：“我国已经不止一次改革经济体制，并取得了许多成效。但是在企业经济管理体制方面，往往从行政权利的转移着眼多，往往在放了收、收了放的老套中循环，因而难以符合经济发展的要求。”[4]在经济领导工作中，要坚决地摆脱墨守行政层次、行政区划、行政权利、行政方式而不讲经济核算、经济效果、经济效率、经济责任的老框框，掌握领导和管理现代化工农业大生产的本领。

    报告强调了实事求是和遵循客观规律对发展经济的重要性。报告说：“要高速度地协调地发展国民经济，就一定要遵循客观经济规律，首先是国民经济有计划按比例发展的规律，搞好综合平衡。”[5]报告还指出：“我们要发扬实事求是的优良传统。我们有计划按比例地、持久地、高速度地建设社会主义的经验还不多，搞四个现代化的经验更少。我们要牢记毛主席的教导，‘对于我们来说，还有许多未被认识的必然王国’，‘要在今后实践中继续调查它，从中找出它固有的规律’，尽量避免盲目性，尽量少走弯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凡是经过长期社会实践证明是符合客观规律、符合大多数人利益的事，就坚决地办，坚持到底，不允许任何人轻易改变和取消。”④

    报告还强调，在我国的现代化建设当中，必须同外国进行经济文化交流。自力更生绝不是闭关自守，决不能不学习外国的先进事物。报告还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观点。

    9月底，这个报告被中共中央转发。不久，中共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召开中央工作会议的问题，又将这个报告列为中央工作会议讨论的内容之一。

    胡乔木的发言事后又经过多次修改，于10月6日在《人民日报》上以《按照经济规律办事，加快实现四个现代化》为题发表。这个发言，系统地总结了我国经济建设中正反两个方面的经验和当时社会上对经济规律的认识；讲了尊重客观经济规律、反对长官意志决定问题；提出要发挥中央、地方、企业和个人四个积极性；提出必须尊重客观规律，不断总结经验，逐步建立起一套适应现代化需要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

    胡乔木的发言实际上也是当时中共中央高层领导的有关思想的综合与发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等涉及经济体制方面的问题，华国锋、李先念等在务虚会召开前就曾强调过。1978年6月20日，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这次会议，要把提高管理水平作为一个十分重大的问题进行讨论。”他还说：“提高管理水平的问题，并不是只存在于财贸战线，同样存在于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和其他战线。这是目前整个经济工作和整个社会主义建设事业必须着重解决的迫切问题，必须引起全党的充分注意。”[6]同年7月7日，华国锋在讲话中也指出：“在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条件下，正确利用价值规律，对于促进社会主义生产的发展，十分重要……不利用价值规律，违背这个规律，我们的经济工作就不能正确有效地进行，就不能以最少的消耗取得充分的效果，就必然产生严重的浪费和亏损，破坏社会主义生产，受到客观规律的惩罚……我们必须在全党，在全体经济工作人员中，在财贸工作人员中，大张旗鼓地进行加强经济核算、讲求经济效果、增加企业利润、厉行财政监督的教育，这样就能大大地促进生产，并且为社会主义建设积累更多的资金。”“有些同志对研究、掌握和运用社会主义经济规律的重要性还缺乏应有的认识，甚至以为政治挂帅可以不顾客观经济规律，承认经济规律就是否定政治挂帅，这种观点是完全错误的。在我们的经济工作中，一定要无产阶级政治挂帅，也一定要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这二者是统一的。全党各级领导干部，都要努力把政治和经济统一起来，提高经济管理水平。”[1]

    胡乔木以他扎实的理论功底和渊博的学识，将别人的思想火花系统化、理论化，使这些显示出旺盛生命力的思想，成为了党的宝贵财富。

    四、国务院务虚会的意义和影响

    第一，会议为全党工作重点的转移和改革开放，作了理论和舆论上的准备

    国务院务虚会讨论的主题和有关改革开放的一些主要观点，被后来几次重要会议进一步讨论和明确。在国务院务虚会还未结束的9月6日，国务院又召开了全国计划会议，会议一直开到11月3日结束。这次会议侧重于改革问题，也是对务虚会基本精神的贯彻落实。全国计划会议的重要成果，是在安排1979年、1980年计划时，确定了经济战线必须实行三个转变：一是从上到下都要把主要注意力转到生产斗争和技术革命上来；二是从那种不计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的官僚主义的管理制度和管理方法，转到按照经济规律办事、把民主和集中很好地结合起来的科学管理的轨道上来；三是从那种不同资本主义国家进行经济技术交流的闭关自守或半闭关自守状态，转到积极地引进国外先进技术，利用国外资金，大胆地进入国际市场。[7]

    会议特别提出，“必须多方面的改变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生产关系，改变不适应经济基础的上层建筑，改变工农业企业的管理方式和思想方式，使之适应于现代化的大经济的需要。要在政治挂帅的前提下，放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按经济规律办事，改变那些不讲经济核算，不讲经济效果，不讲经济效率，不讲经济责任的老框框、老办法。各级领导干部要自觉地认识这些变革的重要性、复杂性、艰巨性，站在斗争的前列，依靠广大群众，大胆而又细致地去领导这些变革。”参加会议的各省市自治区的代表还讨论了改革经济管理体制问题，并分别提出了书面的意见。大家普遍认为，“现在的经济管理工作，用经济办法少，用行政办法多，既存在着分散和无政府现象，也存在着地方和企业权力过小的问题，束缚着生产力的发展，必须进行大的改革。改革的原则是，按照客观经济规律办事，发挥经济手段和经济组织的作用。在统一计划下，发挥中央、地方和企业的积极性。因地制宜，适当照顾边远和少数民族地区，以利于逐步缩小地区之间在经济和文化发展上的差距。”大家对计划、工业、基本建设、物资、财政、劳动工资、商业、物价、外贸等九个方面的管理体制提出了具体意见，如对计划管理体制，大家一致主张“按照‘统一计划，分级管理，条块结合，以块为主’的原则，实行中央和省市区两级管理。中央一级的任务是，研究和提出发展国民经济的方针、政策，制定统一计划。省市一级的任务是，根据中央的方针政策，结合本地区的实际情况。制定地方一级的计划。”如对工业管理体制，大家认为，“企业不论由哪一级管，都要改变单纯用行政办法管理的现状，打破行业地区界限，组织各种类型的公司，按照经济办法进行管理。”⑤

    全国计划会议与国务院务虚会一脉相承的内容，明确体现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作出的以经济建设为中心、进行改革开放、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战略决策中。

    第二，会议便于人们畅所欲言的形式，直接为后来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所仿效

    1978年末1979年初召开的党的理论工作务虚会，曾对改革开放产生过重要的影响。正是这次会议直接引发了对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的评价，促使邓小平下定决心，组织力量，对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进行认真的总结，以便统一全党的意志，集中全力进行改革开放的现代化建设。理论工作务虚会是叶剑英借鉴国务院务虚会会议形式后提议召开的。1978年秋天，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正在进行，《红旗》杂志的总编辑于9月写成一篇长文《重温〈实践论〉》，送给中共中央常委。这篇文章针对《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以强调理论的指导作用来否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在中央高层和理论界引起了不同的看法和反响。叶剑英在9月下旬的中央常委会上提议，把搞理论工作的同志召集到一起，也开个务虚会，把不同意见摆出来，在充分民主讨论的基础上统一认识，把这个问题解决。于是，就有了形式上类似于国务院务虚会的1978年12月至1979年3月的理论工作务虚会。

    第三，会议中的求成过急思想及其影响导致了新“八字”方针的出台

    国务院务虚会是在国民经济得到了比较好的恢复和发展的形势下召开的，大多数与会者过于乐观地估计了经济形势和经济发展趋势，对当时那种低基础低水平上的带有恢复性质的经济增长认识不足，对经济增长中存在许多妨碍经济持续发展的不合理的因素轻视或忽视，从而简单地认为，实现国民经济“新跃进”不仅是必要的，而且还是可能的，认为国民经济新的跃进局面正在形成。在这样的认识前提下，国务院务虚会在指导思想上存在求成过急倾向。例如，会议总结报告就提出：“要组织新的大跃进”，“要比原来设想更快的速度实现四个现代化，要在本世纪末实现更高程度的现代化。”总结报告还提出：八年的基本建设投资从原设想的4000亿元增加到5000亿元，十年引进800亿美元，最近三四年先安排三四百亿美元。

    求成过急的指导思想，使这次务虚会对各项经济指标的要求又在1975年制订的《十年规划纲要》基础上加了码。在李先念作完总结报告的第二天，国务院就批准了国家计委的报告，决定1978年再追加48亿元基本建设投资。1978年原计划基本建设投资332亿元，1～8月已陆续追加了35亿元。到年底，全年实际投资完成395亿元，比上年增加100亿元。大中型项目由上年的1433个增加到1723个，战线又拉长了。会后，中共中央、国务院对会议的意见又讨论多次，加快了引进的谈判步伐，到年底，共签订78亿美元的协议，重大项目有22项，其中12月最后10天就签订了31亿美元的协议，主要是化工项目。

    这些基本上没有进行可行性研究、没有进行综合平衡、没有按基本建设程序办事的项目的上马，使国民经济本来就已失调的比例关系，变得更加严重。引进过多，与国家外汇支付能力和配套能力不相适应，使物资、信贷、财政和外汇收支不平衡。于是就造成这样的局面：农业的增长不能适应工业增长的需要，甚至难于满足人口增长的需要；轻纺工业的许多重要产品数量不够，质量不高，品种不多，市场供应不充分；煤炭、石油、电力工业和交通运输业的发展虽然比较快，但仍然落后于国民经济发展的需要；各个工业部门内部和相互间也有许多不协调的方面；基本建设同时进行的项目过多，以至许多工程长期不能形成新的生产能力；经济管理体制和企业管理体制都存在着明显的缺陷，严重地妨碍着职工、企业、地方、中央部门积极性的发挥，妨碍着劳动力、设备、流动资金的使用效率的提高；全国重点企业的主要工业产品质量指标和原材料消耗指标，分别有43％和55％没有恢复到历史最高水平，有24％的国营工业企业存在着程度不同的亏损。[8]

    不顾比例和客观规律、盲目追求高速度进行经济建设的急于求成倾向，曾引起李先念的警觉，他在国务院务虚会上明确提出了自己的担忧和意见。陈云没有参加国务院务虚会，但他对会议十分关注，通过阅读会议简报和有关材料，在会议进行过程中也提出了不同的意见，认为对一些重大项目需要深入广泛的讨论和科学的论证，再付诸实施。7月31日，陈云曾经建议务虚会最好用几天时间，专门听听反面意见。[9]遗憾的是这些意见没有引起人们足够的重视。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陈云正式提出要对国民经济进行必要的调整。此时，求成过急思想在实践中给国民经济发展带来的危害已越来越明朗，包括邓小平在内的愈来愈多的人都认识到了这个问题的严重性，邓小平支持陈云的意见，于是在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上，调整的问题被提到了全党的面前。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公报指出：“必须看到，由于林彪、‘四人帮’的长期破坏，国民经济中还存在不少问题。一些重大的比例失调状况没有完全改变过来，生产、建设、流通、分配中的一些混乱现象没有完全消除，城乡人民生活中多年积累下来的一系列问题必须妥善解决。我们必须在这几年中认真地逐步地解决这些问题，切实做到综合平衡，以便为迅速发展奠定稳固的基础。”[10]

    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对于经济建设中一系列具体问题来不及进行深入的讨论，只是原则同意了1979年、1980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十一届三中全会后，中共中央逐步确定了以调整为中心的调整、改革、整顿、提高的新“八字”方针。李先念协助陈云努力贯彻实施新“八字”方针，保证了改革开放前期国民经济的稳步发展。可以说，新“八字”方针的基本思想已经在国务院务虚会期间陈云、李先念的一些意见中形成它的源头。

    注释：

    ①指新技术引进同企业改造相结合，买产品、成套设备与制造技术结合，引进同国内的机械制造的‘三化’结合。——笔者注

    ②华国锋说，过去，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干扰破坏很厉害，搞城乡劳动力交流。我们国家这么大，对劳动力的安置完全采取一种办法不行。

    ③李先念说，每年国家、地方、企业要花20余亿元(用之于上山下乡)。上山下乡的方向要坚持，但采取什么方法要确定。

    ④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上的讲话第六部分。

    ⑤《全国计划会议简报》，1978年9月26日；《全国计划会议简报》(增刊九)，1978年10月24日。

【参考文献】

    [1]华国锋：《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7月12日。

    [2]谷牧：《小平同志领导我们抓对外开放》，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回忆邓小平》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第155～156页。

    [3]《李先念传(1949-1992)》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9年版，第1048页。

    [4]《李先念论财政金融贸易》下，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92年版，第376页。

    [5]《李先念文选》，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324页。

    [6]李先念：《在全国财贸学大庆学大寨会议开幕式上的讲话》，《人民日报》1978年6月27日。

    [7]马齐彬等：《中国共产党执政四十年》，中共党史资料出版社1989年版，第431页。

    [8]华国锋：《政府工作报告——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二次会议上》，《人民日报》1979年6月26日。

    [9]《陈云年谱(1905-1995)》下卷，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23页。

    [10]《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22页。

转自《当代中国史研究》(京)2010年2期第4～13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