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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希腊史》的认识，有利于我们理解色诺芬史著的独特之处。 作为史学家的色诺芬，在古代也是备受推崇，但近代自受到尼布尔和伯瑞的贬低以来，其《希腊史》也长期不受重视。色诺芬的《希腊史》共七卷，至少可以II.3.10为界分为两部分，(29)第一部分承接修昔底德《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中前411年斯巴达与雅典在小亚沿海地区的争夺，叙述到前404年斯巴达海军大将莱山德大获全胜，光荣返回斯巴达，伯罗奔尼撒战争似乎结束；第二部分从雅典30人(后来被称为30僭主)在前404年掌权，叙述到前362年曼丁尼亚战争结束。他的史著以“此后不久……”开头，所叙述之事与修昔底德突然停止的地方并不完全衔接，而且他没有像别的史家一样有一个前言，来申明写作的目的。(30)因此自古代以来，很多学者都认为《希腊史》的第一部分，是在续写修昔底德未完成的《伯罗奔尼撒战争史》。但是此“续写”到底是怎样的情况？是模仿修昔底德风格的续写呢，还是有自己独特风格的续写呢？对这个问题的回答，就关系到如何评价《希腊史》。近代以来的学者在史学上多推崇修昔底德，而认为色诺芬只是在续写修昔底德，进而以修昔底德的写作风格和标准来衡量色诺芬的作品，便轻率地得出了贬低的结论。但亨利在其著作《希腊历史写作：基于〈希腊史〉的史学专论》中反驳了色诺芬模仿修昔底德续写的种种说法，认为色诺芬虽然承接了修昔底德的历史叙述，甚至在写作风格上也受到修昔底德的某些影响，但根本上不是在追求修昔底德的历史观和写作风格。不过他仍然认同以前那些学者对《希腊史》的某些评价，如认为第一部分写作散乱无章，对斯巴达的偏爱，缺乏深刻的认识等。(31) 施特劳斯没有专门评论过《希腊史》，但他对亨利这本著作的书评——《关于希腊史家》集中展现了他对色诺芬这本史著的看法。他虽然对亨利试图抛开偏见认识《希腊史》的努力表示赞赏，也认同亨利关于“续写”问题的结论，但他认为亨利对该书的认识还存在严重不足：对《希腊史》的写作目的、写作艺术没有深入的认识。在评论亨利作品的同时，施特劳斯提出了理解《希腊史》的几个要点，可以概括如下：(1)我们必须首先摒弃以前学者(包括亨利)那种自以为现代人的史观比古人高明的那种傲慢态度。而要虚心理解色诺芬的《希腊史》，也离不开结合他的其他著作和整个思想系统。(32)显然，施特劳斯在这里提倡的方法不是一种批判的方法，而是理解的方法，是解释学的方法。(2)亨利论证了色诺芬在史观和风格上无意模仿修昔底德，但我们需要进一步探究色诺芬写作《希腊史》的目的，进而理解色诺芬的史观与写作艺术。施特劳斯指出，《会饮》的一段话“我想，在记录美好而高尚之人严肃行为的同时，也应该记录他们休闲时的行为”，(33)和《长征记》中的一段话“自然，记录那些好事(agathon)比记录那些坏事(kakon)，要更加高尚(kalon)，更加正义(dikaion)而虔诚(hosion)，也更加愉悦(hēdion)”(34)，在这方面显然有启发意义。他还指出，很可能色诺芬和修昔底德根本的不同在于：“修昔底德认为理解某段历史的本原(archai)与理解整全的本原是密切相连或直接连在一起的，而色诺芬认为不存在这样的关系”。(35)联系施特劳斯在其他地方的论述，这句话的意思是修昔底德深受前苏格拉底哲学的影响(尤其是赫拉克利特)，认为人性中比较低的非理性的成分，如恐惧、欲望、权力等是本原性的，而较高的智慧、审慎是派生的，人类社会的蛮性(barbarism)、动荡或战争等是本原性的，而代表文明的“希腊性”(Greekness)、和平却是派生的；所以理解了人性中这些本原的或较低的成分也就理解了全部。深受苏格拉底影响的色诺芬显然不这么认为，在他看来那些智慧的、高尚的、审慎的、虔诚的美德才是最重要的。所以在修昔底德看来，人其实是受人性中较低的蛮性的因素支配的，蛮性的法则即人的真正法则，人的美德根本无法对付蛮性；而色诺芬认为人可以通过对美德的追求克服人性中的蛮性，防止蛮性的法则吞噬入，尽管这显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36) 施特劳斯正是基于这种理解的态度，对色诺芬思想的把握和对他的显白/隐微写作特色的洞见，进一步指出了认识《希腊史》需要注意的几个要点：(1)以往研究已经注意到，其第一部分与第二部分在内容上的一个重要区别是前者没有刻意关注战前献祭问题，(跟《伯罗奔尼撒战争史》相似)后者却大量提及。这个区别实际上表现了修昔底德与色诺芬对虔诚的不同态度，也说明色诺芬在写第一部分的时候，在表面上力图与修昔底德的风格一致，(37)而到了他写第二部分的时候，他自己的风格便凸显了出来，通过对献祭的描述，暗示虔诚与正义的德性。(38)(2)针对以往对第一部分写作枯燥、松散的批评，通过一系列的对比或比照，暗示了雅典在政治、军事上的问题导致了其战败。(39)(3)针对以往认为色诺芬偏向斯巴达王阿格西劳斯的看法，他指出色诺芬对后者的展现比较复杂，既有赞赏的地方，也有隐含的批评。尽管色诺芬对阿格西劳斯怀有感激之情，但他没有因此而牺牲自己对历史的洞见，并力图将之传达给那些善于思考的人。(40) 施特劳斯主要是位曾活跃于政治学界的学者，他的方法和思想总是充满着争议，(41)以往的古典学界对他的色诺芬研究也多不以为然，(42)但施特劳斯研究色诺芬曾经重视的几个方面，如他富有特色的修辞，对斯巴达的态度，苏格拉底关于美德的教诲，他的独特性等，在当今研究色诺芬的古典学者的作品中仍然是受关注的主题，尽管不少人似乎尽量避免提及施特劳斯的相应研究，但他们很可能读过他的某些作品，并受到了影响。有不少古典学者开始对施特劳斯的研究持一种开放的态度，而非视而不见。图普林便是个很有趣的例子，他1993年的著作《帝国的问题》主要讨论了色诺芬在《希腊史》第二部分中对霸权(archē，即帝国)，特别是斯巴达霸权之不义的描述，该书也反驳了传统上认为色诺芬偏向斯巴达的观点，但其内容和索引中都未提及施特劳斯；1999年，他参与组织了在利物浦召开的色诺芬研讨会，后来他主编出版了论文集《色诺芬和他的世界》，其“导论”注意到了施特劳斯对色诺芬之苏格拉底的研究；2012年他参与主编的论文集《色诺芬：道德原则与历史探究》特别收入了肯定施特劳斯相应研究的文章。(43) 一般偏重政治、思想研究的比较赞同施特劳斯，并欣赏他的解释方法。亨吉斯在其研究色诺芬的知名作品《雅典人色诺芬：个人与城邦社会之间》的前言中谈到，他的研究大大受益于施特劳斯，他认为，“施特劳斯对理解色诺芬做出了两大贡献。他面对文本时，表现出了一种基于人性的理解和分析(critical humanity)，这种态度本应是必需的，但一种更关心指责而不是解释的学术习惯丧失了这种态度。面对如此敌对和蔑视的观点，他的心灵对色诺芬的思想表现出来的尊重和热情，对一个怀有同样感受的年轻人来说是一种持久的鼓励。但更重要的是他认识到研究色诺芬必须深入到字里行间，必须在一种苏格拉底式的语境中品味反讽修辞的重要意义。”(44)波罗伊蒂的《色诺芬的斯巴达》也很重视施特劳斯的方法和观点，并对古典学界忽视施特劳斯之色诺芬研究的情况感到不解。(45)同样受益于施特劳斯的还有多迪尔·杜的《〈居鲁士的教育〉：色诺芬的目的与方法》。(46) 而偏重历史或文学研究的，会有不同观点。哈宝的《〈斯巴达政制〉14章的作者、写作日期和目的》一文便修正了施特劳斯在《品味》中的观点，强调色诺芬对斯巴达态度的复杂性。(47)当代研究色诺芬的名家格蕾虽然也很重视研究色诺芬作品的修辞及其展现的美德，(48)但她认为施特劳斯解读色诺芬的方法太过隐晦，色诺芬的反讽是一种轻快而明晰的反讽，并非为了将真理只传达给一部分人。(49)支持这一观点而批评施特劳斯的，如多里昂，他认为施特劳斯的解读与其说是在传达作者的思想，不如说是在传达自己的思想。(50) 格蕾等人的批评也不无道理。施特劳斯解读色诺芬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释义》和《苏格拉底》，看上去烦琐枯燥。而且他常常不用肯定的句子明确地表明自己的结论，而是用疑问句，甚至暗示。这似乎是为了引导读者自己思考，并走向他所暗示的方向。(51)这样隐晦的写作方式估计会让大部分读者很不适应。不过格蕾解读色诺芬的方式也并非没有缺点，施特劳斯的追随者之一布策提曾指出格蕾在解读色诺芬笔下的苏格拉底时，从文学上看很出色，但在义理上充满矛盾，甚至造成误读。(52) 确实，单从文学、历史层面上解读，我们所看到的是一个优雅与枯燥并存，偏见与求真的美德同在的色诺芬，一个支离破碎的矛盾体。不同方法思想的取长补短才是推动色诺芬研究的可取之路。古典学者约翰逊便在辩证理解的基础上肯定了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解读。他指出：施特劳斯有非历史的倾向，因为后者关注的是现代保守主义的理论支撑和人类面临的一些恒久的主题。但他也不完全是非历史的，他认识到人类是在不同环境中提出了这些主题，并面临着不同的挑战。在施特劳斯的解读下，色诺芬的文本是个紧凑的整体，从开头到末尾，连每一个瑕疵都是有意安排的。但他并不构建一个理性而全面的陈述，而是通过一种对文本的同情(literary charity)暗示了色诺芬不便明言之处。我们不必完全赞同他，但他向我们展示了“一位严肃、理性和有原则的思想家，而非一个留有诸多漏洞的傻瓜”。(53) 不过，有一点常常被评论者忽视的是，施特劳斯对色诺芬女性观的认识颇为片面，容易引起误导。他在解读《家政论》时，将伊斯科马库斯教导年轻妻子的对话归在“女性学”(Gynaikologia)主题下，将原对话中关于家庭中男主内女主外的分工、女主人管理家内财产的分类原则、挑选女管家的原则、妻子之美的讨论，联系到苏格拉底关于神圣法、宇宙秩序、辩证法、自然与真实之美等思想。这本是颇为精彩的释义，但在“女性学”的末尾，他提出了一个问题——伊斯科马库斯教育妻子的效果如何？进而他联系到演说家安多奇底斯一篇法庭辩护词中的一段丑闻，其中雅典富豪卡利阿斯(Callias)曾娶雅典人伊斯科马库斯的女儿为妻，但不久他便开始与其岳母同居，致使其妻子羞怒难忍自杀未遂后离家出走。(54)安多奇底斯提到的这位伊斯科马库斯是否跟《家政论》中的同名绅士是一个人？当然没有任何证据表明两者是一个人。如果是，那么这位“岳母”便是《家政论》中的“年轻妻子”，既然后来出了丑闻便说明伊斯科马库斯对其妻子的教诲是无效的。施特劳斯一方面说两者是同一个人的可能性很小，另一方面却主观臆测伊斯科马库斯对妻子的教诲很可能是无效的，并认为苏格拉底相比更高明，因为他从不试图教育其妻珊蒂普。(55)这种对女性智力和美德等能力的贬低，其实与色诺芬的思想并不一致，他虽然达不到男女平等的认识，也没有完全摆脱父权制观念束缚，但认为女性在智力、勇气、技能和美德方面的潜力不次于男性多少，她们所需要的是接受相应的教育，获得相应的技能。(56)即使安多奇底斯与色诺芬所涉及的伊斯科马库斯是同一个人，色诺芬是否在借一幕虚构的夫妻对话，(即对话中的妻子原型从未接受家政管理的指导)暗示伊斯科马库斯妻子的丑闻可能与雅典女性难以接受到技能和美德的教育有关呢？ 20世纪六七十年代欧美女性主义思想蓬勃发展，施特劳斯对此不可能完全无知，实际上他很重视解读色诺芬的苏格拉底作品中涉及性别的内容。他特别注意到原文中苏格拉底讨论人需要自制的美德时，所用的词是“男人”(andres)，也煞费苦心地提示，伊斯科马库斯没有向他的妻子传授自制和正义的知识。(57)他的这种隐微解读似乎暗示，在色诺芬的观念中，女性难以具有自制的美德，并因此也不会进一步拥有正义的美德。但是伊斯科马库斯曾特别强调，神赐予男女两性同等的践行自制的能力，并给予那个通过践行这种能力而做了更多好事的人——不管男女——以权威。(58)这与苏格拉底建议克里托布鲁斯向阿斯帕西娅学习如何教育年轻妻子的做法是一致的，因为她在这方面拥有更多的知识。(59)施特劳斯对此却完全忽视了，显然他在用一种将自然性别与能力差别相关联的本质主义思想，刻意误读了色诺芬的女性观。 施特劳斯对色诺芬的研究，其所作出的开创性贡献对我们很有启发意义，但我们也应当注意他真正误导的地方。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