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王素 周一良先生学问渊博，中西兼擅，他自己最为看重的，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这是他起步最早的学术领域，也是他用功最深的学术领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谈到“学贯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魏晋南北朝在中国历史上是一个极为特殊的分裂时代。这里，南北朝只是一个传统称谓，实际上，魏晋200年，除其间短暂统一过37年外，也都是南北朝。在这个南北朝时代，既有对峙，也有合作；既有战争，也有和平；既有民族大分裂，也有民族大融合；既有继秦汉之往，也有开隋唐之来。也许正因如此，才显出其独特魅力，才引起历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在这个研究领域，名家辈出，大师荟萃，为其他断代史研究所鲜见。而周一良先生，即为其中重要一员。 赵和平先生主编的《周一良全集》，分为四编，皇皇十巨册。其中，关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约占三分之一强，包括第一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上），第二册《魏晋南北朝史论》（下），第三册《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第九册“论学杂著”中《世说新语》《魏书》《北齐书》《南齐书》《梁书》五书批校等。《魏晋南北朝史论》（上）的原本为中华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魏晋南北朝史论》（下）的原本为北大版《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魏晋南北朝史札记》的原本为中华版同名著作。其中，除《札记》基本维持原貌外，前二书都经过分合重编，最显而易见的，是将其中关于佛教与敦煌的论文，归并到第六册《佛教史与“敦煌学”》。也就是说，《全集》十册，有将近四册属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可见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在一良先生学术领域中的份量。 一良先生学问渊博，中西兼擅，他自己最为看重的，也是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原因大概有二：其一，这是他起步最早的学术领域。一良先生发表的第一篇论文，即1934年《燕京学报》第18期刊出的《魏收之史学》，当时他年仅21岁。魏收之《魏书》，向有“秽史”之名，千余年来，贬多褒寡，难有定论。本文从魏收的为人，今本《魏书》的由来，《魏书》的取材、体例、书法、事实、论断，进行梳理，为《魏书》翻案，立论严谨，甚为可观，展现了史学工作者的良好素养。其二，这是他用功最深的学术领域。1936年，一良先生燕大研究生毕业，到中研院史语所工作，在历史组组长陈寅恪先生指导下，专门从事魏晋南北朝民族问题研究。一年后，撰成《论宇文周之种族》《领民酋长与六州都督》《南朝境内之各种人及政府对待之政策》三文，取材宏富，除了中国传世载籍，还充分利用了西陲新出写本、中原新出墓志和造像碑、日本藏宋版书和日本学者研究论著等，很早就奠定了一良先生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中的地位。 关于一良先生对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贡献，此前已有不少同仁从不同角度进行过评骘，一良先生自己也做过简要的归纳和总结（参阅一良先生《我和魏晋南北朝史》，原载《郊叟曝言：周一良自选集》，新世界出版社，2001年 9月；再刊《魏晋南北朝史十二讲》，中华书局，2010年7月），虽不能说题无剩义，但可供发掘者确已不多。作为晚辈后学，我只能高山仰止，实不敢妄赞一词。如果必须品量，我只能说：一良先生的研究成果，属于“芝兰入室久弥香”（南宋周必大《次韵秋日禅房》诗）者，不会因时代变迁而失去价值，只会因经得起时间检验更加芬芳！这里试举三例： （一）前揭《魏收之史学》为《魏书》翻案，可以得到新材料的验证。我曾撰《〈魏书〉中关于李庶先世郡望的公案》，就史称魏收撰《魏书》，记李庶先世郡望为梁国蒙县，云其家贫贱，遭到李庶投诉一事，进行考证，特别根据新出《北齐李云墓志》，对李庶先世郡望按时间做了梳理，证明《魏书》记李庶先世郡望为梁国蒙县，云其家贫贱，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二）前揭《论宇文周之种族》主要认为“自来谓北周宇文氏出于鲜卑，其说实不可信；宇文周实匈奴南单于远属，载籍斑斑可考，谓出于鲜卑者诬也”。后来，姚薇元先生撰《北朝胡姓考》，也认为“宇文氏出自匈奴……为匈奴种”。现在，新出《西魏宇文测墓铭》也说：“其先建邦辽海，号大单于国。”我们知道，单于为匈奴称号，鲜卑则称可汗。宇文氏先世曾在辽海建大单于国，故称其出自匈奴南单于远属，为匈奴种，也是完全没有问题的。 （三）一良先生《魏晋兵制上的一个问题》有一个观点，即认为东晋渡江，“有些制度并未沿袭洛都之旧，却采用东吴的办法”。我与宋少华、罗新合撰《长沙走马楼简牍整理的新收获》，根据新出吴简多见“入钱毕，民自送牒还县，不得持还”记载，指出《晋书·刘超传》记超于东晋初出补句容令，云：“常年赋税，主者常自四出结评百姓家赀。至超，但作大函，村别付之，使各自书家产，投函中讫，送还县。”这种由民自书家赀讫，又自送函还县的制度，应属东吴旧制。证明一良先生关于东晋渡江曾沿用东吴旧制的观点是完全正确的。 此外，还有部分研究成果，一经发表，即成定论。譬如著名的《乞活考——西晋东晋间流民史之一页》。该文最早在1949年《燕京学报》第37期发表，此后大约半个世纪，再也没有类似专题论文面世。直至近十余年，才出现几篇关于乞活的专题论文，但均属为评职称撰写的“急就章”，内容没有超出《乞活考》的范围，自然也没有任何价值。当然，并不是说《乞活考》就穷尽了材料。例如该文谈到“乞活堡”和“乞活城”，仅注意到《晋书·慕容德载记》《宋书·垣护之传》《太平寰宇记》（卷六六河北道瀛州河间县条）三条记载，谓“其地或尝为乞活所居，故有此城”，并未认为该城应为乞活始居之地。而据《通鉴》卷一一一东晋安帝隆安三年三月条胡注：“乞活堡，晋惠帝时诸贼保聚之地。”惠帝在位最后一年为光熙元年（306），是年正是东嬴公腾遣并州将士“就谷冀州，号为乞活”之年，亦即学界公认的“乞活”始见之年。可见胡三省是认为乞活堡为乞活始居之地的。清缪公恩《梦鹤轩楳澥诗钞》卷一有《乞活城》诗，序曰：“苻登败，弟广以所部二千人降慕容德，德处之乞活堡，俗名乞活城。”其中“乞活堡”以上原出《晋书·慕容德载记》，可知“乞活堡”在苻广投降慕容德之前就已存在。诗云：“铁甲琱戈委战尘，将军一败弃君亲。孤城乞活今安在，何似田横五百人。”说明“乞活城”至清中期仍有遗址供人凭吊。这两条材料，虽然《乞活考》没有留意，但仅属枝节问题，对该文的整体结论，并无丝毫影响。 一良先生非常看重自己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同时也非常看重学界对自己研究成果的评价和学术地位的界定。但与今天充斥学界的“谀评”不同，特别讲究“分寸”和“贴切”，不接受“溢美”之词，这应该是民国学人的共同品性。《全集》第九册有“读书题记”专栏，辑录一良先生收获书后在书上题记若干条，按年编排，并附有编者按语，可以管窥一良先生的学术追求，十分珍贵！前揭一良先生的三部魏晋南北朝史专著都有题记。 第一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中华书局1963年12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64年2月收到。”按一良先生题记通例，一般都要记到日，此仅记到月，可能为后来追记。编者按云：“封面盖有‘重版修订用书’图章。”刚出版就考虑“重版修订”，可见一良先生对学术精益求精的态度。 第二部《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中华书局1985年3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85年11月9日收到样书，距交稿计四年两个月。”同在北京，何以3月出版，11月9日才收到样书，原因不明。从特别说明“距交稿计四年两个月”才收到样书看（《札记》原有“自序”，末署时间为1981年9月9日，至收到样书之日，正好四年两个月），显然不太满意。这反映“文革”过后，拨乱反正，一良先生希望重回熟悉的魏晋南北朝史学界，心情十分迫切。 第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论集续编》，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11月出版。一良先生题记云：“1992年2月17日收到样书，一年即成（《续编》原有“后记”，末署时间为1991年3月，至收到样书之日，正好一年），北大此事对得起我矣。”当时的出版业，尚处手工作坊阶段，交稿之后一年能够见书，自属相当快速。而学人之间，是靠研究成果交流，自己的研究成果能够及早出版，奉献给学界，自是学人最为愉悦之事。一良先生表扬北大，情见乎辞，盖因于此。 最重要的题记见于《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此书是1995年9月在湖北襄樊召开的中国魏晋南北朝史学会第五届年会暨国际学术研讨会的论文集，湖北人民出版社1996年10月出版。一良先生云：“1996年12月收到，会长排名颇见胆识，我居老三，自信颇为允当也。”这里，“会长”指缪钺先生的高弟朱大渭先生，“排名”指朱先生为本书所撰《前言》中关于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第二阶段的学人排名。朱先生的《前言》是经过深思熟虑的。他将20世纪中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分为三个发展阶段，先指出：第一阶段以陈寅恪、汤用彤、吕思勉三先生为代表。然后说：“在第二阶段，以唐长孺、业师缪彦威（钺）及周一良、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等先生为代表的一批著名学者，先后崛起于学界。他们或论考双精，或文史兼善，或学贯中西，或变通今古……”需要指出的是，一良先生称朱先生“排名颇见胆识”，自己“自信颇为允当也”，并不仅仅因为第一句中的“我居老三”，而是因为第二句中的“论考双精”紧扣唐长孺师，“文史兼善”紧扣缪钺先生，“学贯中西”紧扣自己，“变通今古”紧扣何兹全、王仲荦、韩国磐三先生，均“贴切”而有“分寸”。唐长孺师“论考双精”排名第一，久为学界共识，可以不论。缪钺先生排名第二，需要稍作解释。 缪钺先生排名第二，一良先生没有异议，或以为是因尊长之故。缪钺先生1904年出生，较一良先生年长9岁，似乎有理。其实却不然。民国学人虽然都能“文史不分家”，但“文史兼通”者多，“文史兼善”者少，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惟缪钺先生能独树一帜，无人可与颉颃。其《六朝五言诗之流变》一文，从五言诗之流变，谈及融合玄释和调剂声律；《〈文选〉与〈玉台新咏〉》一文，从二书遴选诗文标准不同，谈及宋齐以来社会变化和诗文风气递嬗，均为纯粹史家所不能言。此外，与缪钺先生工诗相较，一良先生还完全不能诗。一良先生曾在不少文章中谈到自己不懂音韵。其《两般秋雨庵随笔》题记更云：“幼年读本，不忍弃之，实则当时理解甚少，不能作诗，尤为痛也。”按《随笔》凡八卷，晚清梁绍壬著，内容丰富而以谈诗为多，文笔佳绝而又不难索解，故清末民国以来，家塾党庠均列为童蒙学诗必读之书（我少时学诗，亦曾通读过两遍）。一良先生幼读《随笔》，却因理解问题不能诗，故引以为痛。因而，一良先生对缪钺先生排名在自己之前，应该是心悦诚服的。 至于一良先生对自己排名第三，“自信颇为允当也”，也是有根据的。晚清开展“洋务运动”，推行“中学为体，西学为用”，公私教育均以培养“中西兼通”人才是务。迨至民国，相承不改，学人虽然都能“中西兼通”，但“中西兼通”与“学贯中西”仍是两个程度不同的概念。在魏晋南北朝史研究领域，谈到“学贯中西”，惟一良先生平生不作第二人想。 一良先生的“中学”功底源出家学。前揭“读书题记”第一条为《孝经》，有乃父叔弢老人题记：“壬戌（1922年）十月给一良。”是年一良先生年仅9岁。编者按云：“虽无周一良题识，但为其私塾发蒙所读《孝经》，特存此纪念。”可见一良先生的“中学”是有深厚童子功的。前揭《魏晋南北朝史札记》一良先生题记又云：“邵心恒兄挽陈援庵先生有联云：‘校讎捐故技，不为乾嘉作殿军。’当时传诵。余之此著则‘愧为乾嘉作殿軍’矣。可叹也。”邵心恒即邵循正，也是北大历史系教授，蒙古史和近代史研究专家。一良先生所引为下联，还有上联：“稽古到高年，终随革命崇今用。”陈垣先生治学原宗乾嘉，与革命没有关系，1971年去世，尚在“文革”中，挽联不得不给他贴上革命标签，并与乾嘉划清界线。《札记》的撰成和出版都在改革开放初期，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故一良先生敢于如此借用，明以愧叹自嘲，实则表示自己的史学仍宗乾嘉。这一点对于了解一良先生的学术渊源十分重要。 一良先生的“西学”系由西儒启蒙，人所熟知，无须赘述。一良先生能够成为世界史研究大家，盖源于此。需要强调的是，朱大渭先生作为当时的魏晋南北朝史学会会长，以“学贯中西”紧扣一良先生，其中之“西学”，不应指一良先生的世界史研究，而应指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一良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研究，从早年在中研院史语所工作时，就极为重视外国学术史，不仅在论著中引述外国学术成果，还专门写过关于美国魏楷英译《魏书·释老志》和日本冈崎文夫著《魏晋南北朝通史》的书评。在此之后，也一直坚持重视外国学术史。一良先生的论著，经常引述外国学术成果，其例甚多，可以不论。1984年撰写《评介三部魏晋南北朝史著作》，除了万绳楠先生的《魏晋南北朝史论稿》外，还有越智重明先生的《魏晋南北朝之贵族制》和川胜义雄先生的《六朝贵族制社会之研究》，丰富了我们对日本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认识。1982年发表《〈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评介》，对美国伊佩霞（Patricia Buckley Ebrey）的英文名著《早期中华帝国的贵族家庭——博陵崔氏个案研究》进行评介，有肯定，也有批评。1990年与王伊同合作完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1992年独自完成《马译〈世说新语〉商兑之余》，总计六万余字，对美国马瑞志（Richard B. Mather）英译《世说》的漏译、误译进行补正。也使我们对美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的动态有了新的了解。一良先生对外国魏晋南北朝史研究成果的引述和评介，他山之石的重要性，在20世纪的前半个世纪尚不显现，但在信息完全闭塞的50至70年代和信息不太畅通的80至90年代，就显得非常重要了，因而称之为是对中国魏晋南北朝研究的重要贡献，恐怕毫不为过！ 我与一良先生的交往虽然不多，但对民国大师的崇敬却是老而弥笃。一良先生故去已有15年，摩挲他的《全集》，咀嚼他的文字，遥想他的人生经历，回忆他的音容笑貌，常常百感交集！“大师远去，再无大师”（岳南《南渡北归》封面语），谨以这篇小文，表达我对一良先生深深的怀念！ （作者为故宫博物院研究员）■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