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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中国国际关系学建制50周年。1964年，以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等高校国际政治系的成立为标志，中国国际关系学的独立学科地位得以确立。50年风雨兼程，几代人艰苦探索，推动中国国际关系学取得了长足进步，学科的自觉、学派的自觉、学术的自觉得以不断发展和巩固。 当今国际体系的转型正在把中国推向世界舞台、历史舞台的中心，步入“知天命之年”的中国国际关系学也因此迎来了前所未有的机遇和挑战。 国际关系学成为“显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催生的国际关系学，发展至今不过百年。在社会科学的大家庭里，较之于经济学、社会学，国际关系学只能算是一个“小兄弟”。如今，这门年轻的学科在中国已然发展成为一门“显学”。“中国的国际关系研究与美国还有差距，但放眼世界，比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水平高的国家没有几个。”在7月5日举行的第七届政治学和国际关系学学术共同体年会上，清华大学当代国际关系研究院院长阎学通充满信心地说。 这份底气依托的是中国国际关系学50年来的发展成就。“过去50年是中国国际政治学发育、成长，不断走向成熟的50年。”在7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主办的中国国际问题论坛上，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贾庆国如是评价。在此次会议上，来自全国各地20所国际问题教研单位的负责人、学者回顾了中国国际关系学50年来的发展历程。 50年来，尤其自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国际关系学科发展迅猛，越来越多的高校开设国际关系专业。根据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陈岳所做的不完全统计，全国有超过60所本科院校设置了国际政治或类似专业；有将近100所高校设有一个以上国际问题研究的硕士点或博士点。“不仅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复旦大学这老三家办得有声有色，很多后来者也各有特色，办得越来越有起色。”陈岳说，中国国际关系研究进入了多中心崛起的时代。 50年来，中国国际关系研究在探索中演进。贾庆国说，50年前，当第一批国际政治系成立时，研究的重点是国际共产主义运动、民族解放运动和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政治与对外关系。今天，中国国际关系学的学科覆盖不断扩展，呈现出百舸争流的繁荣景象。 南京大学国际关系研究院副院长洪邮生为贾庆国的判断提供了一个佐证。洪邮生介绍，南京大学对中文人文社会科学期刊的一份最新排名显示，政治学类别中居于前列的大多是国际问题研究类的刊物。而国际关系学只是政治学的一个分支，在所有的政治学专业中，学国际关系及类似专业的学生大约只有10%。“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学术影响力。”洪邮生说。 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 国际关系学科在诞生之初就担负着人们的深切期望——找到消灭战争和与之相关的丛林法则的方案。正如外交学院党委书记、常务副院长秦亚青所说，“国际关系学者的理想与全人类的理想是一致的，我们希望消除战争的灾祸，也相信通过努力，可以对此作出贡献。” 中国学者能够为国际关系学的发展贡献怎样的智慧？这个问题几乎萦绕在每个中国国际关系学者的心头。事实上，经历了大规模引介西方国际关系理论的阶段后，中国学界在20世纪90年代就萌发了建设有中国特色国际关系理论的自觉。进入新世纪后，创建国际关系理论中国学派的讨论走向深入。 “围绕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发展，学界做了很多理论研究。”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副院长王明进认为，对中国外交新思维、新理念、新举措的阐释、提炼，有助于推动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进步。同济大学政治与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夏立平认为，从学理上厘清人类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等概念，是打造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原理与范式的必要路径。 此外，多位学者谈到，历史经验与东亚秩序研究逐渐成为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充满活力的生长点，出现了不少富有价值的研究成果。例如，广东国际战略研究院教授周方银通过对朝贡体系的均衡分析，构建了战略均衡理论。这个理论对于地区大国与周边国家的关系具有很强的解释力，在国内外国际关系学界引起了很大的反响。2013年，一篇同样以朝贡体系为主题的论文“火”了。牛津大学教授邝云峰发表的《美国的朝贡体系》一文，出人意料地借用朝贡体系的概念描述美国及其盟国体系。邝云峰认为，今天美国主导的世界秩序和历史上中国的朝贡体系有很大的相似性。 “西方国际关系学界对中国国际关系研究的反向关注，是中外学者在中国国际关系问题研究上的平等互动。”在中国社会科学院亚太与全球战略研究院副研究员高程看来，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对于国际关系主流话题的关注和把握往往比西方国际关系学界慢一拍甚至几拍。然而，在关于中国与东亚秩序的研究中，中国国际关系学者似乎走在了西方学界的前面。 创造与一个大国相对应的理论支撑 寻求理论的重大突破和创新，注定是一条漫长而艰辛的道路。 夏立平说，“当前中国国际关系理论的发展水平与中国不断上升的国际地位还存在一定差距。”一些学者不无遗憾地向记者表示，虽然中国国际关系学界已然经过了一段时间的努力和探索，但能够被普遍认同的有理论体系的中国学派尚未浮出水面。尽管如此，对中国国际关系理论发展的前景，许多学者仍然充满期待。 “中国学者迎来了理论创新的大好机遇。”阎学通认为，理论创新的前提是现实环境的深刻变化。在未来几十年内导致国际关系环境、国际现象发生变化的最大事件就是中国的复兴。中国将如何影响世界？中国影响世界的结果与过去有何不同，影响世界的具体方式又有何不同？这是外部世界试图研究的问题。阎学通说，研究这些问题，中国学者拥有得天独厚的优势。“我们生于斯、长于斯，亲身参与到中国走向复兴的进程中，比别人更了解中国，更有理由发现客观规律。” 秦亚青提出，近年来，国际上的国际关系研究出现了有别于以往的新态势。实践理论、比较体系研究等呈现出巨大理论潜力的研究都不再只是美国学者的成果。这些新研究根植于不同地区的地缘文化背景，生发于不同地区的对外关系实践。“这启示我们，理论不是理性的、超然的大脑思考出来的抽象的东西，而是基于深刻的草根实践而来。”秦亚青认为，中国的实践、中国的战略选择、中国在复兴过程中的一系列行为方式，都会给中国的国际关系理论创新提供丰厚的素材。 多位受访学者表示，大国需要创造出相应理论支撑其外交政策与国际战略。美国国际关系理论的核心问题是霸权护持，而中国国际关系理论最终必须回答“大国如何和平融入国际社会”这一核心问题。中国国际关系学者应该担负起时代赋予的重任，为实现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奉献学术智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