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在抗日战争最后胜利的前夜，毛泽东在１９４５年４月２３日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的开幕词中指出：“在中国人民面前摆着两条路，光明的路和黑暗的路。有两种中国之命运，光明的中国之命运和黑暗的中国之命运。”历史常常有惊人的相似之处。３０年后的１９７６年，中国又一次走到了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关头。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中华人民共和国１９７６年的历史，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历史。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宣告了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中，民主战胜了专制，团结战胜了分裂，光明战胜了黑暗，正义战胜了邪恶。两种中国命运的决战，以党和人民的胜利、“四人帮”的灭亡而告终。十月的胜利，在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共和国，挽救了中国的社会主义事业。这一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翻开了当代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从此，中华人民共和国进入了伟大历史转折的新时期。历史具体地分析从四五运动至十胜利的历史过程，全面深刻地认识十月胜利的动因，客观公正地评价这场生死决战的性质和意义，从中获得启示、殷鉴和教益，是十分必要的。
    一、两种中国命运决战的历程
    回顾１９７６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历程，可以清晰地看到，经过了三个阶段、两大战役。
    第一个阶段是伟大的四五运动。这个运动以南京事件（包括引发南京事件的文汇报事件）为起点，以天安门事件为中心。首都人民和全国人民通过缅怀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表达了要求建设现代化社会主义强国和实现社会主义民主的强烈愿望。四五运动是１９７６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第一个大战役。它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群众基础和思想基础。党中央领导集体从中看到了人心的向背，看到了用毛泽东思想武装起来的、向四个现代化目标奋斗的人民群众的伟大力量，深切体认到粉碎“四人帮”是民心、军心、党心之所向，从而对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扫除这一帮害人虫，充满着必胜的信心。
    天安门事件被镇压以后，“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更加严厉地展开，追查所谓“反动诗词”和“反革命谣言”，再次导致冤狱遍于国中。代表社会主义和人民民主的光明力量遭遇暂时的挫折。但是，地火在地下运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更加激起从普通群众、一般干部直至党中央领导同志与之进行殊死斗争的意志和决心。唐山大地震的巨大灾害，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的接连逝世，更使得全中国笼罩在沉重、严峻的悲剧氛围之中。中国人民为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忧虑，他们无法再这样生活下去了。于无声处听惊雷！一场大决战正在酝酿，中国的大变故就要发生了！可以说，这是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历程的第二阶段。
    毛泽东逝世后，“四人帮”急不及待地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把两种中国之命运的决战推到了第三阶段，即最后决斗的阶段。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党中央领导人，以他们对党和人民的忠诚，以他们的大智大勇，当机立断，成功地策划和领导了１９７６年两种中国之命运决战的第二个大战役——粉碎“四人帮”。用半个小时，不费一枪一弹，不流一滴血，成就了这一惊天动地的伟业，创造了超人一等的功勋。
    对于１９７６年起伏跌宕的历史，当年群众中流传一段顺口溜作这样的概括：“悲痛的一月，壮丽的四月，恐怖的五月，灾难的七月，忧虑的九月，狂喜的十月，观望的腊月。”
    二、四五运动和十月胜利的历史评价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２４日下午，吴德在首都百万军民庆祝大会上的讲话，赞颂了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１０月２５日，《人民日报》、《红旗》杂志、《解放军报》发表题为《伟大的历史性胜利》社论，对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作出评价：“以华国锋同志为首的党中央，在中国革命的关键时刻，代表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根本利益和共同愿望，以无产阶级的雄伟气魄，对‘四人帮’反党集团采取断然措施，粉碎了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取得了无产阶级反击资产阶级进攻的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１日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十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公报》对粉碎“四人帮”作出评价：“一举粉碎了‘四人帮’，消除了党内一大祸害，使我国避免了一次大分裂、大倒退，挽救了革命，挽救了党。”[ 《人民日报》１９７７年７月２３日。]
    １９８１年６月２７日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对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和十月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的性质和历史意义作出了评价。
    《历史决议》第２１节评述“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在第三段中作了如下评述——
    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同志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４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７６年９月毛泽东同志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夺取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同年１０月上旬，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这是全党、全军和全国各族人民长期斗争取得的伟大胜利。
    《历史决议》在“历史的伟大转折”部分这样评价十月粉碎“四人帮”的胜利——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胜利，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第２５节）
    《历史决议》论定：粉碎“四人帮”的胜利“结束了‘文化大革命’这场灾难”，“从危难中挽救了党，挽救了革命，使我们的国家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这就肯定了这一胜利所具有的划时代的意义。《历史决议》的论断，如实地说明，粉碎“四人帮”，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结束；同时，宣告了一个历史时期即“新的历史发展时期”的开始。根据《历史决议》切合实际的结论，应该如实地肯定粉碎“四人帮”的界碑作用。也就是说，粉碎“四人帮”这一事件，是“文化大革命”和“历史新时期”的分界线。粉碎“四人帮”取得胜利，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和中国共产党的历史翻开了新的一页，“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
    对于领导粉碎“四人帮”斗争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李先念等的历史功勋，《历史决议》也作了肯定。指出：“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同志起了重要作用。”（第２１节）“他（指华国锋）在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斗争中有功”。（第２５节）
    历史评价总是在当时所处的历史环境中作出的。人们无法超越历史。在作出《历史决议》的时候，汪东兴正因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而受到批评，在列举粉碎“四人帮”斗争中起重要作用的领导同志时没有提汪东兴的名字，是可以理解的。这也符合“任何历史都是当代史”这一“定律”。但从粉碎“四人帮”的全过程来看，凭心而论，汪东兴在这一斗争中是举足轻重的人物，发挥了共同策划和组织实施的关键作用。事实上，是不能不肯定他的作用和贡献的。
    随着时间的推移，形势的发展，研究的深入，对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的评价，自然会有发展变化。
    １９８６年１０月２２日叶剑英逝世。《人民日报》于１０月２９日发表新华社当天的电讯稿《叶剑英伟大光辉的一生》，对叶剑英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作用的评价就从《历史决议》所作的“起了重要作用”提高为“起了决定性的作用”。这一段文字是这样的——
    １９７６年，周恩来、朱德、毛泽东相继逝世，江青反革命集团加紧进行篡夺党和国家最高领导权的阴谋活动。１０月，在党和国家面临危险的紧急时刻，叶剑英和党中央政治局其他同志一道，根据政治局多数同志的意见，代表党和人民的意志，毅然粉碎了江青反革命集团，从危难中挽救了党。在这场关系着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叶剑英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华国锋于２００８年８月２０日逝世。《人民日报》于９月１日发表新华社８月３０日电：《华国锋同志生平》。对华国锋在粉碎“四人帮”斗争中的作用作出了新的评价——
    同年（１９７６）１０月，他和叶剑英等中央领导同志代表中央政治局，执行党和人民的意志，采取断然措施，一举粉碎“四人帮”，挽救了党，挽救了社会主义事业，党和国家事业的发展翻开了新的一页。华国锋同志在粉碎“四人帮”这场关系党和国家命运的斗争中起了决定性作用。党和人民不会忘记他作出的重要贡献。
    在对领导粉碎“四人帮”斗争的中央政治局成员的功绩进行历史评价中，有一种看法，认为他们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这样的评价从本质上说是彻底的。但放在历史发展进程中、作为对人物的历史评价来看，又不能不说是不够充分的。
    诚然，粉碎“四人帮”并不仅仅是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个人的功绩。风云际会，他们作为中央政治局的领导成员，代表了党和人民的意志，说到底，确实是做了一个共产党员应该做的事情。可是，这是怎样的一桩千秋伟业啊！且不说一般共产党员没有这样的机遇，即使有这样的机遇，也不是谁都能够成就这样的大业。应该说，领导这场决战的华国锋、叶剑英和汪东兴、李先念等人是在革命与建设的长期实践中久经考验的革命家、政治家，是特殊材料煅造而成的，是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杰出代表。正如邓颖超所说，在这场斗争中，他们表现了“大勇大智”。没有一举粉碎“四人帮”的胜利，中国人民不知要在黑暗中徘徊多久；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开创，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一时都无从谈起。他们的功勋彪炳日月。中国人民应该也必然会永远铭记他们创造的丰功伟绩。
    三、取得粉碎“四人帮”伟大胜利的原因
    
    历史的最终结果总是从各种相关力量的相互冲突、交互作用中产生出来。粉碎“四人帮”的伟大胜利也是当时中国各种政治力量，首先是中国共产党高层两种对立的政治力量之间，即团结在华国锋、叶剑英周围的中央政治局多数与“四人帮”之间，相互冲突和激烈斗争的结果。斗争的结局是中央政治局多数的胜利和“四人帮”的灭亡。这样的结局是历史的必然。具体说来，政治局多数之必然胜利和“四人帮”之必然灭亡，有以下主要原因：
    （一）周恩来代表党中央提出了实现四个现代化的宏伟蓝图，邓小平成功地领导１９７５年的整顿，使动乱的中国逐步恢复正常秩序，广大干部群众从中看到了希望，衷心拥护和爱戴。而“四人帮”却肆意反对周总理，竭力打倒邓小平。他们同人民群众完全对立，必然遭到人民群众的痛恨和唾弃。
    （二）１９７５年整顿的成功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坚实的思想基础和物质基础。特别是通过军队整顿，调整了部队的领导班子，使军队牢牢掌握在忠于党和人民的马克思主义者手中，服从党中央的统一指挥，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起了关键作用。而“四人帮”手中没有一兵一卒，他们培植的“第二武装”远在上海，在国家强大的政治、军事力量面前只有“顷刻瓦解”。
    （三）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四五运动显示了人民群众爱戴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的意志和力量，也进一步动员了全国人民进行反对“四人帮”的斗争。“四人帮”陷入“老鼠过街人人喊打”的境地。四五运动为粉碎“四人帮”奠定了深厚的群众基础，同时也坚定了中央政治局多数粉碎“四人帮”的信心和决心。
    （四）毛泽东生前关于解决“四人帮”的一系列指示，成为粉碎“四人帮”的可靠依据。毛泽东生前选定华国锋为接班人，使得粉碎“四人帮”具有可靠的、合法的领导核心。华国锋在１９７８年２月２６日五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分析和肯定了毛泽东生前的决策、措施对顺利解决“四人帮”问题所起的重要作用。他说：“毛主席英明果断，采取了非常措施，于１９７６年１月底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国务院代总理和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人事安排；４月初又亲自提议并经中央政治局讨论通过，确定了党中央第一副主席和国务院总理的人事安排。毛主席的重大战略决策，沉重地打击了‘四人帮’篡党夺权的阴谋，并且为后来解决‘四人帮’的问题奠定了基础。” 《历史决议》在指明“对于‘文化大革命’这一全局性的、长时间的左倾严重错误，毛泽东同志负有主要责任”的同时，对毛泽东对粉碎“四人帮”所起的重要作用也作了切合实际的评价：“他在全局上一直坚持‘文化大革命’的错误，但也制止和纠正过一些具体错误，保护过一些党的领导干部和党外著名人士，使一些负责干部重新回到重要的领导岗位。他领导了粉碎林彪反革命集团的斗争，对江青、张春桥等人也进行过重要的批评和揭露，不让他们夺取最高领导权的野心得逞。这些都对后来我们党顺利地粉碎‘四人帮’起了重要作用。”（第２２节）
    （五）团结在华国锋、叶剑英周围的中央政治局多数，居于正统地位。他们坚持民主集中、反对专制独裁；坚持安定、团结，反对动乱、分裂；坚持光明正大，反对搞阴谋诡计。他们领导中国人民为实现四个现代化而奋斗，代表人民的意志和愿望。而“四人帮”却反其道而行之，他们罪恶滔天，人心丧尽。他们篡党夺权的野心，路人皆知，遭到广大干部群众的坚决反对。在毛主席病重和逝世以后，“四人帮”急不及待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既造舆论又有行动，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华国锋，气势咄咄逼人，必欲置之死地而后快。促使华国锋与叶剑英等在这场关系中国前途命运又牵涉个人生死存亡的斗争中，不得不先发制人，采取特殊手段，以快打慢，及时粉碎他们篡党夺权的阴谋。在这中间，解决方案的得当周密，组织的严密，部队的忠诚，高度的保密，实施的果断等等，都是取得胜利的保证。而两种政治力量在民心向背、实际权力以及斗争经验的对比上，都有天壤之别。江青一伙不堪一击，也无反攻可能。正如香港一家报纸分析的那样：“极左派毫无枪杆子基础、毫无群众基础，在党和政府机关中势力单薄之极。”[香港《明报》社评：《打垮江青普天同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这样的“两军对垒”，“四人帮”一败涂地、束手待擒的结局是注定的。
    （六）自“文化大革命”以来，“四人帮”坏事做绝，劣迹昭彰，罪恶累累。“四人帮”恶贯满盈，不能不说也是他们必然灭亡的一个因素。香港一家报纸的评论十分尖刻地指出：“任何国家的政治斗争，双方总是各有拥护者，但要做到江青那样‘国人皆曰杀’的地步，那倒也是十分不易的事。”[香港《明报》社评：《打垮江青普天同庆》，１９７６年１０月１６日。]这篇评论还说：“这次斗争，谁先动手，问题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上海帮非打倒不可’，这是全国党政军干部以及广大群众的普遍愿望。”“要打倒江青，不需要什么理由，她这一伙过去已做了无数损害国家人民利益的大坏事。十年来的罪行罄竹难书。他们这一帮所犯的罪行，只须有其中的千分之一，就该杀头有余。干掉江青和上海帮，正是大大的‘应天顺人’之事。”
    四、关于对两个重大事件认识和评价的若干问题
    对于四五运动和粉碎“四人帮”这两件中国命运决战中的大事，当时和事后，在认识和评论上都存在一些不同的看法。这是正常的。这些问题应该在“双百”方针指导下，通过自由讨论，通过不同观点的争鸣来解决，力求逐步取得一致。负责任的历史研究工作者有义务通过深入的研究，对这些问题作出客观、公正的分析和说明。
    （一）丙辰清明前后发生在中国的、以北京天安门为中心、以悼念周总理、拥护邓小平、反对“四人帮”为内涵的群众运动，怎样指称为好？称“四五运动”，还是“天安门事件”？
    实际是，当时和后来，“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并用。
    邓小平在讲到这一段历史时说：“１９７３年周恩来总理病重，把我从江西‘牛棚’接回来，开始时我代替周总理管一部分国务院的工作，１９７５年我主持中央常务工作。那时的改革，用的名称是整顿，强调把经济搞上去，首先是恢复生产秩序。凡是这样做的地方都见效。不久，我又被‘四人帮’打倒了。我是‘三落三起’。１９７６年四五运动，人民怀念周总理，支持我的也不少。这证明，１９７４年到１９７５年的改革是很得人心的，反映了人民的愿望。”[邓小平会见匈牙利社会主义工人党总书记卡达尔时的谈话（１９８７年１０月１３日），《邓小平文选》第３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３年版，第２５５页。]
    《邓小平文选》编者对“四五运动”加了一条注释。注文是这样的——
    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是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１９７５年，邓小平在毛泽东支持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着手全面整顿，使国内形势明显好转。但是毛泽东不能容忍邓小平系统地纠正“文化大革命”的错误，发动了“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１９７６年１月周恩来逝世。他的逝世引起了全党和全国各族人民的无限悲痛。同年４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为代表的党的正确领导。４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１９７８年１２月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撤销中共中央发出的关于“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和天安门事件的错误文件，宣布为邓小平平反，为天安门事件平反。[ 《邓小平文选》第３卷，第４０８页。]
    按照这条注释，“四五运动，又称天安门事件”，两个名称是可以互通的。这条注释对“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下的定义是：“是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这个定义简明扼要，是确切的。但注文中的叙述，说明在实际上“四五运动”和“天安门事件”又不能完全等同。注文中说到：
    一、“４月间清明节前后，在北京、南京和全国许多城市爆发悼念周恩来、反对‘四人帮’的强大群众运动，受到‘四人帮’极力压制。”说明清明节前后爆发了一个全国性的强大群众运动，也就是说，在时间上（清明节前后）、地域上（包括北京在内的全国许多城市），远远超出清明节在北京天安门爆发的群众运动。
    二、“４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对这次抗议行动，“中共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把这次抗议行动错误地判定为‘反革命事件’，并且撤销了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
    可见，名称的问题，实际上反映了对“四五运动”与“天安门事件”的认识：两者之间究竟有什么联系和区别？两者的关系究竟怎样？两者到底是不是一回事？
    笔者以为，《历史决议》的评述实际上说清楚了上述问题。《历史决议》写道——
    同年四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
    《历史决议》的这个论断说明：“４月５日，北京天安门广场上广大群众采取了抗议行动”，是“１９７６年４月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的代表。把两者的关系讲清楚了。
    因为天安门事件是全国抗议运动的代表，而事件的高潮发生在４月５日（丙辰年的清明节是阳历１９７６年４月４日，一般年份清明节是在阳历的４月５日）；因为这个运动继承和发扬五四运动科学和民主的精神，“四五”和“五四”在数字上又有偶合，人们用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的代表天安门事件的标志性时间“四五”来指称这场运动，非常自然，也十分贴切。所以，笔者以为，可以像邓小平那样，用“四五运动”来指称１９７６年“４月间，在全国范围内掀起了以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可以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在清明节前后发生在北京天安门广场的群众抗议运动。当然，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也是可以的，只要在一定的语言环境里不致引起歧义就行。还应看到，在有的情况下，用“天安门事件”来指称这场全国性群众抗议运动还是必要的，如群众要求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后来经党中央批准北京市委宣布为“天安门事件”平反，既是特指首都天安门发生的抗议事件，又包含全国的抗议运动在内，就必须用“天安门事件”这个专名来指称。
    （二）怎样评价四五运动中党和人民群众的关系？四五运动是不是党领导下发生的？
    《历史决议》指出：“这个运动实质上是拥护以邓小平同志为代表的党的领导”。四五运动反映了党和人民群众的亲密关系，人民群众信赖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期待党能够战胜江青集团，领导全国人民实现四个现代化。
    当时的党中央政治局没有、也不可能领导广大群众悼念周总理、反对‘四人帮’的强大抗议运动。正如《历史决议》所指出的，“当时，中央政治局和毛泽东同志对天安门事件的性质作出了错误的判断，并且错误地撤销了邓小平同志党内外的一切职务。”
    同时应该看到，这场规模空前的、全国范围的、广大群众参与的抗议活动，是广大干部群众长期接受党的教育，包括文化大革命正反两方面教育和在大风大浪中锻炼的结果；是党的理想信念，党提出的奋斗目标，深得人心的结果；是党的领袖人物周恩来、邓小平得到干部群众拥护爱戴的表现。而一些党的基层组织、许多党员，在这场运动中发挥了骨干作用。可以说，四五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的长期教育与影响下发生的伟大革命运动。在组织上，由于“四人帮”的极坏作用，当时的党中央不仅没有领导这场抗议运动，反而错误地压制、镇压了这场抗议运动。但在政治上、思想上，这场抗议运动没有脱离党的领导，广大干部群众始终遵循党的路线、方针，以毛泽东思想为指导，以四个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为目标。从这个意义上说，党在思想上、政治上领导了这场抗议运动。
    从这场运动可以看到，理论一旦掌握了群众，就会产生无穷的力量。人民群众的伟大，在于当党和国家的领导权有被阴谋家、野心家篡夺的时候，他们能够敏锐地觉察，自觉地行动，不怕流血牺牲，凝聚成一股无坚不摧的力量，及时地予以制止，把党和国家从危难中解救出来。四五运动在一定意义上满足了毛泽东在发动“文化大革命”时的一种期待：“如果中央出了修正主义，应该造反。”[转引自中央文献研究室编、逄先知、金冲及主编：《毛泽东传（１９４９－１９７６）》（下），中央文献出版社２００３年１２月第１版，第１３９６页。]《历史决议》肯定这场群众抗议运动的意义：“它为后来粉碎江青反革命集团奠定了伟大的群众基础。”
    （三）粉碎“四人帮”是否合法？是不是一场政变？是不是军事阴谋？
    用非法的或非正常的手段打倒执政者，推翻现有政权，这是政变。而粉碎“四人帮”是执政的华国锋为首的中共中央政治局采取的断然措施。
    首先报道这条要闻的外国记者看得很清楚。路透社记者罗杰斯的报道头一句就是：“一些人士今天说，江青和中国其他三个领导人已经被捕，他们被控策划一次政变。”《每日电讯报》记者韦德的报道也指出：“这一‘粉碎极左分子’的重大行动，是在‘华’领导之下进行。‘华’，亦即华国锋。华国锋当时的职务是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第一副主席、国务院总理。”
    毛泽东逝世后，华国锋是党和国家的最高领导人。他和叶剑英、李先念团结中共中央政治局多数同志采取断然措施粉碎“四人帮”，行动以后又立即召开政治局会议通报此事，作出决定。是完全合法的。并不是发动了一场政变，而是制止了“四人帮”图谋发动的政变，粉碎了他们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阴谋。
    叶剑英深谋远虑，在作出粉碎“四人帮”的决策时，他等待华国锋下决心，等当时党和国家最高领导人华国锋首先发话。华国锋委托李先念找他谋划以后，他才积极参与。因为他是中央军委副主席，由他首先提出、主持解决“四人帮”的话，会造成“军事政变”这样一种影响。粉碎“四人帮”后，党内外一些领导人要求叶剑英主持党中央工作，他总是婉言谢绝，说：我是军事干部，搞军事的，如果那样做，不就让人说是“宫廷政变”吗？
    还应该指出，历史评价的用语问题，牵涉到无法回避的立场和感情问题。语言没有阶级性，但语词本身是有褒贬和色彩的。对同一件事，立场不同，倾向不同，作出的价值判断必然不同，用词的褒贬就不一样。对同一件事，态度不同，感情不同，褒贬对立，爱憎相反，所用词语的感情色彩也必然不同。用实践检验，粉碎“四人帮”这一场样斗争进行得非常及时；全过程只用了半个多钟点，不费一枪一弹，没有流一滴血，就解决了问题，为党、为国、为人民除了大害。干得干净利落，确实是一场伟大的胜利。在当时采取通知开会、隔离审查的特殊方式是得当的、有效的。对这一断然措施肯定、赞扬，就绝不会用“阴谋”这样的贬斥、憎恨的词语来评论它，否定它。
    五、历史的启示与教益
    
    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这一段两种中国命运决战的历史，给予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启示与教益是十分丰富的。举其要者——
    第一，历史的潮流不可抗拒。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的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和社会主义民主是两股不可缺一的、无法抗拒的历史潮流。它是中国各族人民的强烈愿望，也是中国共产党的奋斗目标。顺之者昌，逆之者亡。四五运动反映出来的人心向背证明了这一点，十月“四人帮”的覆灭、党和人民的胜利，也证明了这一点。
    第二，人民是创造历史的主人。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武装的人民，具有无穷无尽的力量。党处于危难时，挽救党的力量在人民之中；党陷入困境时，战胜困难的力量在人民之中。没有８３４１部队来自人民又接受党的教育的忠诚勇敢的干部战士，粉碎不了“四人帮”；没有天安门广场广大群众对周恩来、邓小平的拥护、爱戴，对“四人帮”的鄙视、愤慨，也不会有党中央一举粉碎“四人帮”的决心、信心。执政党一定要紧密地联系群众，一刻也不脱离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体察群众的愿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想方设法为群众谋福利。
    第三，要牢牢掌握斗争主动权，紧紧掌握手中的枪杆子和笔杆子。在粉碎“四人帮”的斗争中，华国锋、叶剑英等人，耳聪目明，动察情势，周密安排，主动进击，果断行动，牢牢掌握了斗争的主动权，这是克敌制胜的关键。而一支听从指挥的、忠诚于党和人民、训练有素的军队，则是取得胜利的根本保证。从粉碎“四人帮”的过程可见，笔杆子的配合也不可缺少，而粉碎“四人帮”以后舆论宣传对稳定局势、巩固胜利的作用，更是显而易见的。
    注：本文是为《决战――从四五运动到粉碎“四人帮”》一书写的结束语。该书已由河北人民出版社与当代中国出版社联合出版。有删节。
    文章来源：《甘肃社会科学》2011年第3期。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