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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雅·比丘林，19世纪俄罗斯最卓越的汉学家，一生发表和出版关于中国的文章、译著和专著百余种，他和他的作品奠定了19世纪俄国汉学走向世界的坚实基础。他的研究领域包括历史文化、蒙古、西域民族、社会与政治等，当属中国研究之集大成者。 关于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 在19世纪上半期的欧洲，关于中国的研究大部分出自欧洲驻华传教士之手。比丘林批评有些早期在华的天主教传教士居高临下地描写中国，批评有些天主教传教士以基督教信仰的神圣原则凌驾于异教之上，故意从坏的方面来描写中国。比丘林认为，这样的作品都不是基于现实的观察和客观的分析，因此他力求使自己的文字建立在自身观察以及中国文献史料基础之上。 1840—1848年间，比丘林依次出版了三部关于中国的专著：《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中华帝国详志》和《中国民情与风尚》。这三部著作主要使用了《大清会典》《大清一统志》等中文典籍，其中的内容包含了中国社会文化的各个层面。《中国，及其居民、风俗、习惯和教育》介绍了中国的语言文字、教育、宫廷礼仪、民间节日、饮食、服饰和风俗等内容。《中华帝国详志》一书介绍了中国的自然地理状况、动植物、矿产区域等内容。《中国民情与风尚》描述了清朝的国家体制、国家经济、审级制度、法律的执行和实施等内容。 以上三部著作，从内容上涵盖了中国的方方面面，组成了一个中国百科全书系列。在当时俄国依靠翻译欧洲传教士作品认识中国的情况下，俄国人用自己的眼睛看中国，用自己的语言描写中国，比丘林当属第一人，在当时俄国的学术界掀起了巨大的波澜。 比丘林在1829年出版了译本《三字经》，它的独特之处是，中俄文对照并对其中的历史、文化典故加以解释，附注百余条。该书后来成为喀山国立大学和圣彼得堡大学的汉语教材。 《北京志》和《中国农业》是比丘林另外两部作品，前者是译著，后者是专著。《北京志》节译自清代吴长元辑《宸垣识略》，该书的意义在于书后附有北京城郭图，为了绘制该地图，比丘林几乎走遍北京城的大街小巷，亲自步行测量纵横交错的街道巷隅，用五年时间完成了地图的绘制。这个北京地图在当时的欧洲是绝无仅有的，地图中北京的任何一条大街，甚至于一条偏僻的胡同都没有遗漏掉；所有的古迹建筑也都标在准确的位置上；连城墙和街道的尺寸都是正确的。《中国农业》一书取材于《授时通考》，介绍了自神农开始的农业史，还附了70余种中国农具的图片。比丘林说，之所以写这本书，是因为中国的《授时通考》出版时欧洲还没有如此详细的农业著述，“这是中国人在这个领域的荣誉”。 对清代社会诸多方面的研究 比丘林对俄罗斯19—20世纪汉语教学最大的贡献是编纂了汉语语法教材和几种词典。他编纂的词典有《汉俄词典》《汉俄语音简明词典》《满—汉—俄词典》等数种。比丘林的各种词典在当时的俄国学术界都是最早的，但是除了他教学使用之外，限于当时的条件都没有出版。 在俄国早期汉语教学方面，比丘林也作出了杰出的贡献。1821年回国后，除了在圣彼得堡为即将前往中国的各届传教团学生教授汉语，比丘林还在成立于1832年的恰克图汉语学校任教。他在教学中所使用的是自己编辑的《汉文启蒙》等资料。《汉文启蒙》于1835年在圣彼得堡出版，又名为《汉语语法》，是俄国第一部比较完整和系统的汉语语法著作。 比丘林关于中国边疆民族及其史地方面的翻译和研究成果尤为丰富，主要包括蒙古、西藏、西域三方面的内容。 两卷本的《蒙古札记》（1828年出版）是比丘林在蒙古学方面最重要的著作，书中汇集了蒙古地区自然地理方面的资料，研究了蒙古民族的历史。比丘林另一部关于蒙古史的著作是从《元史》前三卷和《通鉴纲目》选译的《成吉思汗家族前四汗史》，附有注解数百条，是他对蒙古史研究的补充。 比丘林对蒙古史典籍的翻译与著述开启了俄国学术界在该领域的研究。关于蒙古史的诸多内容，他当时还与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发生了论战，纠正了一些欧洲蒙古学家在蒙古研究上的错误。 比丘林的中国边疆史地研究中的另一项内容是西域。他在自己著作中介绍了西域地区诸多古代地名的位置，各地的历史与地理状况，民族的历史沿革及其与中原地区的联系。在当时的俄国，这是第一本介绍中国西部的历史著作，得到了学术界极高的评价。 比丘林另一部有关中亚和蒙古的著作是1851年之后陆续出版的三卷本《古代中亚各民族资料汇编》。该书第一分册描写匈奴、乌桓、鲜卑、柔然、回鹘、突厥、契丹等各民族部落的历史，第二分册包括朝鲜列传、东夷列传、渤海郡王等章节，第三分册则为古代中亚民族史地图地理指南，为阅读前两分册内容提供了方便。 《东亚中亚史地资料汇编》是比丘林生前未面世的作品，1960年由史学家古米列夫等人根据其手稿编辑出版。该书内容包括中亚地区和东亚地区在内的中国所有省份，以及中国周边国家如韩国、日本、俄国等的地理概念和信息的资料汇编。 比丘林上述系列著作就内容来讲，远远领先于当时欧洲的蒙古学和中亚民族研究，为欧洲学界提供了最早的中文译本，直接影响了欧洲学界对内陆欧亚民族历史的关注和研究。 关于西藏，比丘林有两部译著，《西藏志》（1828年出版）和《公元前2282年至公元1227年的西藏青海史》（1833年出版）。虽是译著，但是两种译著中几百条详尽的注解与正文一样给读者带来了应有尽有的信息。 比丘林对他亲历的清代社会、政治、法律、经济各方面都有自己的观察和研究。他认为中国的法制就其本身来说是非常完整的，已经形成了完全接近民治的基础。比丘林也注意到了清代的手工业情况，19世纪上半期，欧洲已经进入高度工业化的资本主义时期，而中国的手工业还处于较低的水平。 在当时，比丘林在北京还亲眼看到过赈济灾民的粥厂，感受到了民众之间的贫富之差。他说中国穷人很多，不过有养老院和儿童收容所；可是中国人都喜欢自由和家庭生活，都努力靠自己的劳动糊口；冬天则有粥厂供应穷人冬季的食物，每一个街区都设置一个地点，每天为穷人煮粥。他还赞美中国人是清醒、克制、积极的，中国人是勤劳和善于忍耐的。 汉学研究意义重大 比丘林的汉学研究在广度和深度上，都令后来者敬仰。他在西藏、蒙古、中亚民族的翻译和著述之丰厚在当时的欧洲是非常罕见的，德国汉学家克拉普罗特感慨说：亚金夫神父（比丘林）一个人做了整个学术界才能做的事情！ 在比丘林之前，俄国传教使团里也有诸如罗索欣和列昂季耶夫等人翻译了《八旗通志》《大清一统志》一系列中国典籍，但是并未出版，未给世界带去关于中国的信息。比丘林则扭转了这一局面，他和他的作品奠定了俄国汉学在19世纪走向繁荣的基础，转变了18世纪俄国人对中国史料的简单翻译，开始了对中国社会的综合研究。比丘林和他的学生瓦西里耶夫和卡法罗夫被后人称为俄国汉学的“三巨头”，他们共同为19世纪的俄国汉学发展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作者单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