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1928—1949年河北省大事记》付梓之际

冯世斌

    河北历史悠久，前称“直隶”。然而，冠“河北”称省的河北，其“资历”到今年却不过81岁。由“直隶”改称河北，始于1928年6月20日的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第145次会议；将河北省政府的成立之日做为河北称省的标志，是1928年7月4日。家有“家谱”，省有“省志”。在河北前称直隶的几百年间，反映其历史沿革的“志”有多种，其中最负盛名的是《畿辅通志》、《大中华直隶省地理志》等。从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到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诞生的这38年，前17年，“直隶”没编过志，后21年，“河北”这段历史虽被编入于2000年出版的《河北省志·政府志》里，但由于资料奇缺等原因，显得过于疏略而难为借之。改革开放以来，在河北省人民政府两度组织下，省、市、县均编写了自己的新志，但这些志基本上从新中国成立写起，对1949年前的河北鲜少提及。1928-1949年的河北是怎样的？正是出于补上这块“空白”，让河北人民了解过去的省情，以对当今经济社会建设有所裨益之目的，我局在尊敬的省委常委、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同志的支持下，对散存于全国各地的河北档案进行了大量征集，结合已有馆藏档案，历时三载，编写了这本大事记。回望直隶改河北的烟云，感慨多多，借付梓之际，对这21年的有关背景及事件做一说明、补充与梳理，并顺便谈谈对那段历史的认识，也许是应该的。
    一、关于由直隶改河北
    自1421年（永乐十九年）明朝迁都北京、改北京为京师算起，“直隶” 之称在明清两代没有变过，中华民国建立也没有变，为什么到1928年改称了河北？按说这不是编大事记回答的问题，但溯“河北” 二字源头，又不能不认真说起。本大事记本着尊重历史，以档为据，突出主线，兼顾全面的原则，辅以馆藏资料为参，以时间先后为序，选编了时民国河北省政府的重要施政行为、中共政权及武装力量在河北的重要活动、日伪政权在河北的重大罪证、河北民间的重大社会事件等，共计2039件。难说所写之事均“大”，但对河北来讲，由“直隶”改为“河北”，当是第一件大事。
    按明、清制，直隶的最高行政长官即总督，正式官衔为总督直隶等处地方提督军务、粮饷、管理河道兼巡抚事。“等处”指哪里？系指河北、河南和山东等地。即是说，总督直隶的长官，权可及周边省份。清末曾国藩、李鸿章、荣禄、袁世凯等朝廷重臣，都曾任总督于直隶；晚清，设北洋通商大臣一职，也由直隶总督兼任。这样，省以督重，督以省重，直隶的行政机构和职能，明显有别于其他省份。清时，一般省的机构设省、府（州、厅）、县三级，而直隶省则是省、道、府（州、厅）、县四级制。其中“道”，大体与其它的“省”同级，即使直隶省的“顺天府”，其行政长官通常也由中央六部尚书等职兼任。1911年清朝政府被推翻后，中华民国建立后，袁世凯及随后的“北洋政府”，仍将直隶做为控制全国的“大本营”，坐直隶而争全国，自然不会改直隶。“北伐革命”的胜利，绝非国民党一党之力，更非蒋中正先生一人之功，在此大背景下，国民政府改直隶省为河北省，对于割掉“封建帝制”这一尾巴，打破旧的分裂势力盘踞于直隶的局面，具有历史的进步意义。1928年7月4日，河北省政府成立于天津，不日张学良悬挂“青天白日旗”于沈阳，这不应是巧合之事。因此，在“直隶”改“河北”这个问题上，笔者的观点是：直隶改称河北，绝非将直隶简单的进行“翻版”,变了一下省的称谓，而是折射了“河北”在中华民国成立前后的复杂定位，从而也一统了整个国家在行省设置上的格局。至此，直隶“一分为三”（河北、热河、察哈尔），相继京、津也与冀脱离，（又可称“一分为五”），河北的版图比直隶缩小了三分之二多，也再无高居于其它行省之上的特别权力。但河北在中华版图上重要的战略地位和它六百多年来形成的全国政治、军事中心腹地地位，却是不能因省名的变更而不再延续的。1937年7月7日，日军攻占河北省宛平县卢沟桥，如同捅了中华民族的心窝子，被国人不分党派视定为“抗战日”。中国人民的伟大的抗日战争，从反击日军攻占卢沟桥算起，这颇值得回味。如今称河北时，仍有人叫它“京畿大省”，这该不完全是对河北的讽刺。
    二、关于中共政权及武装力量与河北
    
    编梳1928-1949年河北大事，强烈感觉到：最大的看点，莫过于抗战时期中国国民党政权、中国共产党政权、日伪政权这三种力量在河北的“角力”。翻天覆地，尘烟滚滚。其中，最抢眼的当数中国共产党及在河北的政权组织和武装力量。称其抢眼，绝非世俗的观点，它“笑到了最后”，而是，它始终与河北人民在一起。
    （一）说中共始终与河北人民在一起这是不争的事实。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起， 就极为看重时称直隶的河北。1922年，它在唐山建立了第一个组织，名叫中共唐山地方委员会；1927年，它鉴于“顺天府”是直中之直这个实际（欢迎讨论），在北京建立了中共顺直省委；直隶改河北后，中共中央于1930年遂将中共顺直省委改建为中共河北省委。“七七事变” 爆发，抗战成为衡量一个政权、一个政党、一支军队乃至每一团体是否爱国爱民的分水岭、试金石。在1937年8月，执政的河北省政府丢下河北、望风而逃的同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迅即挺进敌后，与河北人民同甘苦，共患难，同日军展开了长达八年之久的殊死搏斗，直至它在全国执政，这些都是不争的事实。1937年9月，中共领导人周恩来和刚刚就任八路军副总指挥的彭德怀到保定，与国民党将领程潜，商洽八路军进河北布防作战问题；几日后，即1937年9月23日，中共领导人、八路军总指挥朱德，达五台县八路军总部，部署了以河北为前线的华北抗战大格局。档案和史料均显示，八路军115师挺进河北的时间是1937年11月初；聂荣臻司令员将晋察冀军区机关迁至阜平是1937年11月18日；刘伯承率八路军129师挺进涉县为1937年11月中旬；贺龙率八路军120师深入至河北中部为1938年12月22日，并于1939年4月23日歼日军一部于河间齐会。在抗战最为艰难的1942年7月，彭德怀写了《关于平原抗日游击战争的几个具体问题》，他根据毛泽东的军事判断，对如何保存自己、消灭敌人做了针对性部署，极大地坚定了抗日军民的信心。所以，本大事记记中共政权及武装力量在河北活动的大事最多，共有995件，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冀中”的出现，是中共与河北人民一道抗日而形成的显著历史性象征。“确保占领华北”，进而加快灭亡整个中国，是日军未曾动摇过的侵华方针。河北作为华北的胸膛，首当其冲，历经十载（从1935年日军进驻河北算起），抗战不屈，终使日军不能达到“确保”目的，这在世界战争史上不能不说是个奇迹。说中共始终与河北人民在一起，“冀中” 是一个最为明显的历史标志。在河北前称直隶时，不可能有“冀中”这一称谓。“冀中”，产生于抗战，闻名于世界，流传至今天，一是因为“冀中”做为敌后抗战的腹中之腹，战争极为悲壮与惨烈；二是中共干脆于1938年1月建立了冀中省委，并于同年5月，根据抗战形势的瞬息万变，以“冀中”冠名，成立了从一到四四个特委、专署与军分区；到1940年7月，中共统一序号，又以“冀中”冠名，成立了从一到十一十一个地委与专署。从保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的大量档案来看，“冀中” 这一称谓，与中共的“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向敌后之敌后挺进”等语，几乎是同时流传开来的。从这里，最容易看出中共政权与武装力量，和河北人民相依相存、互为命运，筑起了一道日军打不烂、摧不垮的铜墙铁壁。这些当年属于中共秘密，如今已成为它爱国爱民的铁据。《‘五一’变质前后的冀中是怎样坚持下来的》（河北省国家档案馆冀档全宗3-1-42-1号），全文五万多字，没有抬头，也没有上级批转的意思，显然是作者张达（河北定州人，时任中共冀中区第七地委副书记）于日军投降前夕的1945年2月写成在战隙。文中说，“环境是这样残酷，局面是这样危机，依靠什么坚持？首先，基本的问题，是依靠基本群众‘翻了身’，如果今天迫其又‘翻下身去’是极端困难的，他们只要有一分可能，也要斗争到底，顽强不屈地誓死拥护我党我军。” 如果把张达时称的“基本群众”，理解为贫苦农民，那么， 当时的地主等与中共政权及武装力量又是什么关系呢？档文写道：“二是依靠民族矛盾之不可调解，促使统一战线更加广泛与巩固。封建地主投降派们虽然在开始变质时，曾一度企图依靠敌人，但事与愿违，所得到是无穷的苛诈勒索，负担极重，穷困破产，远不及在抗日政权统治下为好，加之敌人不分贫富的烧杀抢掠奸淫，更加不能忍受，他们的幻想很快即被事实打破， 又重新痛恨敌人怀念我们了。”“兵民是胜利之本”，河北抗战的史实，是对毛泽东说于那时的这句名言的最好诠释。
    （三）中共政权制定的供养政策凝重地记载下了它是如何艰苦奋斗的。打仗就要有牺牲，无论战争多么残酷，人总要吃饭穿衣。中共政权和它的武装力量，在敌寇的“三光政策”下，是如何生存、生活和战斗？张达在同卷中曾说：“在敌人清剿紧张的时候，夜晚时常在洞内（地道）睡觉，在环境特别残酷的地区，甚至在白天也在洞内办公，洞内空气潮湿，干部、游击队员长疥疮（很多），生虱子（多如邱，聚如蛋）。”这里，需再披露两件真实的档案，以作“冀中”之外的抗战之补，再现当年中共政权及军队的艰苦奋斗。冀档全宗576-1-134-3号卷，是“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对休养员一切供给制度”，制度规定：“菜金：轻伤病员每天一角五分，重伤病员每人每天二毛五分，特别重伤病员不能饮食者每人每天五毛至一元；豆子每人每月五斤以改善生活之用，没有豆子（一斤豆子合一斤小米）售卖以便改善生活；负伤费：重伤两元轻伤三元；粮秣制度：轻伤病员每人每月吃小麦十天，重伤病员每人每月吃小麦十五天；烧柴：轻伤病员每天每人三斤烧柴，另外轻重伤病员每人每月二十斤作为烧开水洗□洗衣服之用”。粉碎了日军“五一大扫荡”后，河北抗日军民的生存条件有所改变，冀档全宗576-1-43-21号，完整地保存了由主席杨秀峰、副主席薄一波、戎武胜以命令形式对太行区民政系统人员的供给作的规定，令称：“食粮菜金：武委会地雷工厂铁工钳工每人每日三十四两（菜金米在内）；津贴：边府委员每人每月小米五斤；专员级干部，每人每月小米四斤，此须包括高等法院之庭长，边府直属局之政府局长，监委、专员、边府之秘书主任，中学校长；县长级干部，每人每月小米三斤半，此级包括边府科长秘书，直属局秘书主任及科长，专属秘书主任，秘书科长，分局长，公安交通督察长，分行主任，监委；区长级干部，每人每月三斤小米，此级包括区长县政府秘书及科长，各专管局县局长，分局处之股长及公安交通分局督察员；区助理级干部，每人每月小米二斤，此级包括区干部助理员，县府科员，县局股长，股员，警卫队长；警卫班长级干部，每人每月小米一斤半，此级包括警卫班长，侦察员，电话员，警卫员；交通员一级人员，每人每月小米一斤，此级包括饮食员，饲养员，公安队员，运输员，公费中学生及一切杂物人员；医生每人每月小米六斤－八斤，医助每人每月三斤－五斤，看护每人每月一斤－二斤；各救会干部会到区□每人每月均补助小米二斤，各救会之杂物人员每月小米一斤。”莫嫌这段文字冗长，实不忍删，因在笔者的眼里，如此严苛的“照顾”，实乃历代未在全国执政之政权所能为之事。
    （四）“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更使河北与中共的联系成为历史的定语。1945—1949年，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进行决定中国前途命运的大决战， 河北依然是世界瞩目的焦点。先是，1946年1月，“刘邓大军” 跃出河北的涉县，揭开了千里挺进大别山、中共战略大反攻的序幕；继而，1947年7月，刘少奇、朱德等率中央工委在河北的阜平、平山等地，完成了推翻封建基础的《中国土地法大纲》；紧接着，1948年3月，毛泽东亲率中央机关辗转来到西柏坡，指挥了震惊中外的辽沈、平津、淮海三大战役，随“平津战役”在河北境内胜利结束， 中共七届二中全会在西柏坡召开，“ 新中国从这里走来”，毛泽东离开河北到北京，宣告了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从这个历史形成的结局看1928 -1949的河北，我们把它划为三个阶段：1928-1937年： 军阀混战的河北；1937-1945年： 与日寇殊死搏斗的河北；1945-1949年：随着中共的强大和执政与全国人民一道站立起来的河北。
    三、关于民国河北省政府治河北
    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时而凸显时而交织是河北这21年历史的一条主线。那么，对这些年河北省政府的施政行为该做如何评价与梳理？笔者的管见有四，写于下，以引玉。
    （一）应肯定，河北省政府成立后办了大量的事，但它只能是一个“维持会”。凭档案说话，河北省政府成立初期，其施政行为颇多，囊括了建章立制、整顿秩序、规范程规、任命官员、恢复经济、发展教育、肃治民风等等方面，故此，本大事记对成立的过程作了比较详细的记叙，对其对各机关的组织整顿、权责划分、明确办事条理等，择选了多件，特别是对它颁布的《河北省政府施政大纲》、《河北省县长任用条例》、《河北省县长推举章程》等一系列带有法律、法规性质的事，拣其要者，一一写进书里。本大事记共选河北省政府的施政行为690件，均出自《河北省政府公报》等档案，应说作了比较客观的处理。河北省政府，它虽为治理河北作过种种努力，但其作为政府的性质和面临的两个乱势，决定了它只能是一个“维持”和溃败的结局。第一个乱，是国民党及其所属各军在河北的内乱；再一个乱，是沦陷后河北彻底乱了秩序。1928年，随直隶改河北，北洋军阀的军队也被国民政府收编，但新老军阀在河北的争斗依然持续。档案和资料均载，为战事，蒋介石在这一阶段来过河北数次；桂系大军阀白崇禧占唐山等地，至中原大战爆发才留下两个军从塘沽仓促离去；北洋政府最后一个大霸主张作霖的军队，前脚离开保定、高碑店等地，晋系大军阀阎锡山的队伍就开进了河北各地，并在蒋介石的支持下，差一点就当上了河北省政府主席。至于孙殿英部以演习为名炸盗清东陵、石友三等大大小小军阀在河北名目繁多的攻伐，更举不胜举，就连“蒋（介石）、冯（玉祥）、阎（锡山）” 的中原大战，主战场虽在河南等地，其实，谋划与发端亦在河北。兵燹连连，内乱不息，时任省政府主席的商震，给南京政府的电报说的淋漓尽致：“河北省政府成立以来，军事尚未结束，于是各方军队纷纷而来，境内驻军达100余师，给养即成困难，纪律松懈、骄奢恣肆、气压民众，以致民怨沸腾，……以河北、以党国大局着想，不撤出军队，政治无着手之地，不拯救民生，革命终无贯彻之日。”据冀馆资报1928.9-10《大公报》载，1931年，仅组织“讨伐”石友三部，到河北参战的军队多达数十万，波及90县余，“大兵所到之村，家家住满，要车，要畜，抓派民夫。正值农忙时节，既无壮丁，又无牲畜，纵有土地，亦不能耕种，残留之老幼妇女除饿死以外，别无出路。”这大体上就是1928-1937年的河北。
    （二） 全民抗战起于河北，而河北省政府却选择了弃掉河北。从1935年日军侵占我省，到抗日战争胜利，河北省政府的角色一直是极为尴尬的。“七七”抗战的枪声，由时任河北省主席兼第二十九军三十七师师长冯治安部打响，立即取得了全国各界支持，但即使这支军队，面对日军的疯狂进攻，选择的也是逃离。至于河北省政府，竟一逃再逃，逃至省外去“施政”河北。看档案，整个抗战其间，只有省政府主席鹿钟麟，为与中共武装争河北这个地盘、搞摩擦，于1938、1939年来过两次河北，但很快因失败又溜开。至于日本投降后，河北省政府返回，也是为自己划一个失败的句号而已。记载河北省政府施政行为最全的是《河北政府公报》，从1928年8月-1937年9月，共发3291期，特刊91期，至今一期不少地保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里（冀档全宗614-1-432至600）。从1946年6月起，到1948年底，河北省政府又出公报60期，亦一期不少的存于本馆。从1937年9月至1945年6月，其间8年多，河北省政府连一期公报也未出，这空白，默默地见证着河北省政府的那段作为。
    （三）河北省政府从成立到垮台，共产生过多少任省主席？今公众了解1928-1949年河北的那段历史，恐对两个问题感到有惑，第一个就是，21年中，河北省政府共产生过多少任政府主席？一一清点馆藏档案，21年中，共产生过13任。他们是：首任，商震；第二任，徐永昌；第三任，王树常；第四任，于学忠；第五任，张厚琬；第六任，商震；第七任，宋哲元；第八任，冯治安；第九任，鹿钟麟；第十任，庞炳勋；第十一任，马法五；第十二任，孙连仲；第十三任，楚溪春。商震，1949年定居日本，1974、1975年两度回国参观，1978年5月15日在东京逝世，其骨灰现放于北京八宝山革命公墓。今河北省国家档案馆藏有商震与傅作义、杨虎城、冯玉祥、翦伯赞等来往函札1979件（冀档全宗614-2-1至565），均有重要价值。庞炳勋，上任后即与日本眉来眼去，最后做了汉奸，是公开投敌的省主席。马法五做省主席一年零三个月， 从没踏上过河北的土地。
    （四）河北省政府是在哪里办公的？今天人们仍将省政府所在地称“省会”，省会的繁荣与稳定如何，对一省经济社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河北省政府成立驻哪里？从一开始就有很大争论，至于它于抗战八年内的徙移，实属罕见，确有以档为据，一一列举之必要：1928年7月，河北省政府在天津；1928年10月，在北平；1930年10月，在天津；1935年6月，在保定；1937年9月，在大名；1937年10月，在洛阳（河南）；1943年6月，在郿县（陕西）；1945年10月，返北平；1946年7月，回保定；1947年11月，迁北平。1949年1月，随最后一任政府主席楚溪春跟傅作义参加北平和平起义，历时二十年零七个月的民国河北省政府在大陆寿终正寝。
    四、关于日伪政权祸河北
    从续“家谱”的意义上看，1928年到新中国成立前的若干年，当是河北“家道中落”期。原因，除上已讲过的外，就是产生过一批由国民政府培养的、由日本侵略军扶植的傀儡，它们与日军一道肆虐了河北。为使后人永记住先辈遭遇的苦痛，兹将伪政权及主要罪孽们做下简述：
    一，河北的伪政权，与国民政府和日本签订的两个协定有着直接关系。笔者和公众一样，久知“七七事变”前，国民政府与日本签订过两个协议（《塘沽协定》、《何梅协定》），但对详款却未阅及。编写大事记，将这两个协定一一看过，真感如芒在背一样的。原因很简单，因那字里行间的霍霍刀声，与其说对着中国，倒不如说直接对准了中国的河北。执政的民国政府，允许日军将刀架在了河北的脖子上，自然就出了一批大大小小的汉奸们。看《塘沽协定》，共五款，第一款，竟是这样的：“1、中国军队一律迅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香河、宝坻、林亭口、宁河、芦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尔后，不得越过该线， 又不作一切挑战扰乱之行为。”协定中所列的这些地方，除1928年随直隶改河北刚刚与冀脱离的几个县外，均隶属河北。更为甚者，到1935年6月，当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将一件“觉书”交给何应钦后，何应钦经与日方几次秘商，又签下了如下协议：“（一）于学忠（时任河北省政府主席）及张廷谔（时任天津市长）一派之罢免；（二）蒋孝先、丁昌、曾扩情、何一飞之罢免；（三）宪兵第三团之撤去；（四） 军分会政治训练处及北平军事杂志之解散；（五）日本方面所谓蓝衣社、复兴社等有害于中、日两国国交之秘密机关取缔，并不容许存在；（六）河北省内一切党部之撤退， 励志社北平支部之撤废；（七） 第五十一军撤退河北省外；（八）第二师、第二十五师撤退河北省外， 第二十五师学生训练班之解散。”在这个协定上，何应钦的落款是：“复函敬启者， 六月九日酒井参谋长所提各事项均承诺之。并自主的期其遂行。”
    二，“冀东防共自治政府”的出现，标志了在“七七”事变前，河北的唐山、通州等战略要地已被日军所控。无论从战略地位看，从资源丰富程度看，还是从现代工业发达水平上讲，当时唐山、通州及周边一些县， 在中国均为显要之重地。占京东、掠资源、进而以此为跳板，侵占整个河北和中国，应当说是日本军入关后的如意算盘。“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始称冀东防共自治委员会），成立于1935年11月，于1938年4月解体。以河北省政府滦榆、蓟密区行政督察专员殷汝耕为委员长，以通县为政府所在地，统治面积约8200平方公里，辖唐山、通县及周边22个县约600万人口，设民政、财政、外交等五厅。“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是日军在河北扶植的第一个傀儡政权，其罪行，主要在三个方面：一是，残酷破坏中共组织杀戮抗日军民；二是，使冀东成为日本向中国输入日货，掠夺中国资源的重要集散地；三是，强制推行日语教育，奴化中国人民。“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成立周年时，它自编了一本纪念专刊( 冀馆图资D.693.62.36)，内有这样的供称：“从前保安总队官佐由河北省政府任免，自本府成立后改归本政府统辖，原有官佐由政府长官一律重新职任”。“冀东各县匪（指中共武装力量） 风素炽， 自划作非战区后，分驻各县与地方团警协力痛剿……查本府成立以来，审核盗匪及办理共产案件……一百六十六件”。河北省国家档案馆保存的中国长芦盐务档案，对日军占领长芦，疯狂掠夺芦盐的情形，记叙的相当清楚。仅在民国三十三年六月的一份文件中，就记载了“日军天津甲第1820部队一次掠走‘军盐’11500吨”。（ 冀档680-3-814号）殷汝耕，浙江省平阳人，抗战胜利后被南京高等法院判处死刑，1947年12月1日执行枪决。
    三，“河北省公署”的出现，标明了整个河北的沦陷。“河北省公署”，成立于1938年1月，1943年11月15日后改称“河北省政府”。伪天津特别市市长高凌霨兼首任省长，公署所在地初在天津，后移保定， 设冀东、天津、保定、冀南四道，先后制定有《省公署组织大纲》、《道公署组织大纲》、《县公署组织大纲》及《经济复兴委员会规则》、《强化治安河北省本部组织规程》等。1939年6月，“河北省政府秘书处”，编印过一本《河北省吴兼代省长巡视纪要》，全面记载了吴赞周“兼代”省长后到四道鼓吹“日中友善”，为日本侵华而张目的情形，留下了时“河北省”全图及大量照片等， 为今了解这一伪政权提供最好的反面教材。如“十三，河北省立唐山日语养成所概况”、“对唐山日语教员养成所全体学员训话”等，对第一个伪政权“冀东防共自治政府”所犯罪行作了直接的补充。现保存在河北省国家档案馆的伪“河北省政府”的档案文献，叫《河北省公报》，亦是每月印发一期， 从1938年7月到1945年6月，共印353期。7年多时间内，这一伪政权共产生过五任伪省长：分别是高凌霨、吴赞周、荣臻、陈曾栻、杜锡均；共任命县知事、县长436人。（1938年任金凤山为任丘县县长等42名；1939年任刘忠福代理博野县县知事等75名；1940年任刘承瑞为涞源县县知事等51名；1941年任钱仲仁为固安县县知事等50名；1942年任王作新为蠡县县知事等18名；1943年任王德隆为宝坻县县知事等81名；1944年任方存铎为肥乡县县长等71名；1945年任苏更复代理安平县县长等48名） 见冀档全宗654-1-54至122。吴赞周，河北省正定人，1937年10月日军侵占正定后任维持会会长，后任保定道尹，1939年3月，伪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行政委员会令字第337号任吴“兼代河北省公署省长”，1941年，吴又兼任了“河北省长警备司令”，日军投降后，以汉奸罪名被捕，北平和平解放后，被中国人民最高法院判处无期徒刑；高凌霨，天津人，因早死，逃脱了被人民的审判。
    四，“华北政务委员会” 的产生，助日军对河北的血腥统治进一步加剧。“华北政务委员会”，成立于1940年3月。王克敏任首任委员长，王揖唐继任。助纣为虐，该伪组织帮日军处理河北、山东、山西及北京、天津、青岛境内防共事宜，其主要精力在河北。它亦规定，省以下设道、市、县，县知事由其直接任命之。从1940年3月到1945年8月，共任命道、市级官员73人，县长、县知事多人。丰润县潘家峪惨案，发生在这一时期。1941年1月25日，驻唐山日军5000多人在日军大佐佐木二郎的指挥下，血洗潘家峪，将全村手无寸铁的村民驱赶到一个大院中，先用机枪扫射，而后又放火焚烧，致全村1230余人遇害， 其中31户从此绝门，在后来安葬死难者时，由于800多具尸体因烧焦而无法辨认，分葬于男、女、儿童4座大坟中（冀馆图资K292.2/3-13）。滦南县潘家戴庄惨案，亦发生在此时期。1942年12月5日，日军第二十七步兵团所属第一联队驻张各庄部骑兵队长铃木信，指挥驻张各庄、司各庄等处日伪军250人，以枪杀、棒打、铁铲敲砸、活埋火烧等极其残忍手段，屠杀了滦南县潘家戴庄手无寸铁的同胞1028人（不含外村人），并烧毁了房屋1030间。王克敏，浙江杭州人。抗战后，被国民政府以汉奸罪名逮捕，1945年12月26日自杀于狱中。王揖唐，安徽合肥人。1946年春被捕，1948年9月10日在北平被处决。
    五，这份档案，不容置疑地记录了日伪政权是如何祸害河北的。有关日军侵华给我国造成的损失特别是死亡人口，二战后，一直是有关专家学者研究的重要课题，由于资料残缺，特别是日军投降后将大量档案销毁或运回其国内，一些数据至今众说不一。河北省国家档案馆，完整地保存了一份于1946年1月20日成表的“晋察冀边区八年来敌伪烧杀抢掠统计表”（冀档全宗48-1-32-2）。关于此表的来历，有另一件文书专门作了说明：“贵处做此项统计时，希照顾全区人口、面积等等条件，在一周内回电重庆周副主席。”写这段话的官员是谁已无可考；“重庆周副主席”，显然是指周恩来。表及这段注语，说明了此表所引数据的权威。按此表，统计范围为冀晋区、冀察区、冀中区、冀热辽区四个区，死亡人口为709899人。此表特注：“1、本表系根据截至敌人投降后之不完整材料整理；2、反攻后新解放地区之在敌统治期之损失已计算在内；3、人口死亡数内不包括部队牺牲数目，其中被敌直接杀死者为377899人（计冀晋为82099人，冀中区为180000人，冀热辽为75000人，冀察区为40800人），其余332000人为被敌虐待伤病致死者；4、粮食损失：除包括敌扫荡征抢外， 其余勒索款子亦折成粮食计算在内；5、粮食计算单位已折成公斤（每一斤=0.5968公斤），碉堡公路沟墙占地已折成公亩（一亩=6.144公亩）。”据此表所注，今可这样理解： 冀中以南地区肯定未统计在内； 冀东若干县是否包含在内尚有待考察确定；京、津地区肯定未包括在内；与京、津接壤的时属河北的若干县是否包括在内有待考察确定。仅冀中区，被日伪军直接杀害者为180000人，时冀中区有人口约六百万， 被直接杀死人口占到了总人口的3%。
    五、关于热、察、京、津与河北
    行政区划可因事因人而变，而一个区域既已形成，其历史的联系是不能割断的。本大事记之所以多处提到热、察、京、津、绥等地，原因就在这里。
    从区域沿革上看：1928年直隶省改河北省，虽将原属于直隶的北京、天津设为特别市，但两市仍轮流担任过河北省政府驻地；且天津，自1930年11月至1935年6月，又属河北省管辖一次。这种沿革，至新中国成立后仍在延续。1949年建国时，天津专区为河北所辖；1949年11月，天津专区与天津市合并，被国务院列为直辖市。1958年，天津又成为河北省的省会，1966年天津复为国务院直辖后，属河北所辖的蓟县、宝坻、武清、静海、宁河五县，才于1973年划归天津市。中华人民共和国建都于北京，1952年，河北省的宛平、房山、良乡县；1956年，昌平、通县；1958年，房山、良乡、大兴、顺义、怀柔、密云、平谷、延庆县，才先后划归北京。1928年，直隶改河北的同时，热、察两个行政区成省，但冀与热、察两省可说是“剪不断，理也不乱”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于1951年、1955年，两省先后撤销，原热河省的省会承德、察哈尔省的省会张家口及二省广大地区，又划归于河北。现在有关热河、察哈尔省的全部档案，都完整地保存于河北省国家档案馆。
    从中国共产党发展史上看：京、津、热、察等地，更与河北有着特殊之意义的关系。按中共的组织系统，一般认为，1927年的中共顺直省委，以顺直地区和热河、察哈尔、绥远特别区为活动范围。其实，经考察断定，到顺直省委改为河北省委后，其领导的范围远不止上述区域。黑龙江省佳木斯市方志办公室编写的“佳木斯一百年”，特辟“百年大事”载：“1933年（伪大同二年）6月，中共河北省委苏梅、李向之等来佳开展秘密建党工作，发展董仙桥、李恩举、李淑范为党员。”“1935年（伪康德二年），地下党领导人董仙桥以治病名义去哈尔滨向河北省委特派员苏梅汇报工作。”故大事记有选择的记了平、津、热、察中共地方组织在发展壮大中的一些事。
    六、知往大话鉴河北
    大事记不是史，也不是志，所写个事难详是它的缺陷，但它把一件件事串列一起，也算是系统的，况它简洁明快，一目了然，选好，写好了，同样可以满足人们了解过去的目的。1928-1949年间，发生在河北的一些大事，有的至今震撼着全国乃至影响着世界的格局，无论从哪个意义上看，是不能忘记的。续好河北“家谱”，资佑燕赵今天，为人们了解那21年的河北尽绵薄之力。最后应当说的是：客观世界永远走着自己的路，一个政权的出现与消亡，绝非偶然。察古知今，大话借鉴， 如本大事记对河北的官员及公众有所裨益， 陋见有四，希冀析疑： 一是，河北不应怀旧。前称“ 直隶” ，既得利益者是各级官吏，并非广大人民；既称“ 直隶” ，应背负比其他省更多的压力，而这负担最终又要转嫁给广大人民。世界潮流，浩浩荡荡，不管当时出于什么考虑，民国政府将“直隶”改为“河北”，应是为河北解除束缚之举； 中国共产党目光如炬，它执政后，仍未再将河北恢复为“直隶”。时代的列车已驶进“河北”，河北不可能再回到“直隶”。河北的官员和民众，应真正登临远望，解放思想，不应再怀念什么“直隶”。二是，河北应当奋起。如果不怀偏见的话，人们当认知，一国乃至一省，民主化进程与现代化步伐相伴相随。“直隶”的要害不仅是“直”，而且更重要的是“隶”。中华民国建立后，再看“直隶”，说它是“封建帝制”的尾巴，其道理就在这里。由于这种历史的原因，说河北在进入现代化的路途上艰难于其它省份并不过分。甩掉了历史包袱的河北，至今仍算“年轻”，年轻当有为，河北唯有发奋强起，才能改变至今一些外国人只知中国京、津，不知中国河北的历史困局。三是，河北应当团结。不稳永无省安，动乱绝无建树。在称“直隶” 到“河北” 的这个地方，我们后人应当有胆量说一句话：官员间，素有“ 窝里斗” 的恶习。过去形形色色的军阀政要们，在直隶、在河北斗来斗去，及至日寇铁蹄践踏十余年，在河北又出了那么多“ 奸贼”，这都使河北人民蒙受了太多的苦难与不幸。积习是难改的。过往若干时候，河北还是爱出一些磕磕碰碰的事，从而影响了建设与发展，它与河北的旧土壤是否有联系？“家和万事兴”，河北的干部和民众，应记住这一永不过时的史训，紧密团结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四是，无论世情国情怎样变化， 执政的政府应紧紧地依靠人民。从1928年的河北省政府，到现在的河北省人民政府，表面看，就是多了“人民”二字，恰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与中国国民党执政性质的根本不同。看一部中共革命史的全部档案，它最秘密又最公开，它之所以生生不息，全部的秘密与公开都是四个字“根植人民”。抗战起，在河北执政的政府及军队丢下河北；抗战胜，它返回来理应遭到河北人民的唾弃。改革开放、千年中兴、科学发展、与时俱进，河北的各级组织和政权，应常思此理，永不懈怠地依靠人民大众治理好河北。总之，希望此书的问世，对于深悟落后就要挨打，动乱就无建设的史训，对于继承和发扬燕赵儿女视死如归、不屈不挠、奋发图强的精神，对于向世人展示河北在历史上不可替代的作用，凸现其今在中国乃至世界的重要战略地位，增强全省人民的自信心和自豪感，推进沿海强省建设等，是会有所帮助的。
    尊敬的河北省人民政府常务副省长付志方同志，悉心呵护新时期河北档案事业的每一发展，并欣然担任此书的顾问，给我们编写工作以极大鼓励。借付梓之际，向付志方常务副省长致以深深的敬意！同时向审阅并提出意见的郭贵儒、高冬梅、白捷、任存志、田苏苏、张同乐等先生，表示感谢。本局馆的李会生、赵亚光、宋洪亮、张新朋、高巍、李振军、李曼、王琳、赵兰等，先后承担了任务，赵亚光统排了事序。由于有关河北那段历史的大量重要档案，至今保存在台湾等地，加之经验缺乏，本大事记的疏漏和不妥之处定然不少，敬请广大读者指正，以便再版时，使之更加客观、完善、有意义。

来源：《档案天地》2010年01期

    责任编辑：任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