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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学者型的“取书手” 日常，张政烺总是一丝不苟，任劳任怨地做好图书的管理工作。他的才名前辈同事们早有耳闻，他的勤勉前辈同事们都亲眼得见，他的工作态度前辈同事们都身有所感。由于张政烺对史语所馆藏图书的数量、种类如数家珍，特点、内容了如指掌，所以，能快速、准确、明了地回答和解决前辈同事们借阅图书、查找资料的疑难，致使，所里的前辈同事们在图书室借还书时，都尊敬地称呼他作助理研究员。张政烺这时总是严肃认真地纠正说：“我不是助理研究员,我是‘取书手’。” 在图书馆中，图书管理属于繁琐、简单的体力劳动，图书管理员又是学历、职级、待遇最低的。在大学和研究单位，作为教学和科研的辅助，又是不可缺少、不能不设的岗位和人员。因此，图书管理员们都很自卑。张政烺可以毫不避讳地宣称自己是“取书手”，一是他本就“腹有诗书”，具有广博的学识和很强的工作能力，所以能心胸坦然，不恋虚名；二是他深知图书资料工作，对于文史类人文学科研究的基础性价值；三是表明了张政烺对于一贯强调“近代史学是史料学”的傅斯年所长注重图书资料工作和对他寄予厚望的心有灵犀了。 张政烺的实例充分说明，一个人无论工作好坏，职级高低，只要不自轻自贱，脚踏实地，勤奋学习，努力工作，就能在平凡的工作岗位上，干出不平凡的业绩来，就能赢得人们诚心的赞赏和由衷的尊敬。 3.艰辛运书建奇功 1937年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整个国家和民族面临着生死存亡的巨大考验。刚刚工作一年的张政烺和整个史语所，同样面临着一场艰苦异常的大西迁考验。他们先从南京南迁至湖南长沙，再西迁到四川重庆，又南迁至云南昆明，再北迁到四川李庄。张政烺是如此描述其中的一段历程和心境的： 史语所迁到长沙不久，南京沦陷，全所人员又转移到昆明，而傅斯年所长命我和潘实君携书入川。所里有中文图书十二万册，西文图书一万册。我们在长沙租用怡和公司一条船，沿湘江而下，穿越洞庭湖，达汉口，又西抵宜昌。在宜昌中转换船耽搁时间较长，直到一九三八年三月才把书运到重庆。这批书完好地运达目的地，存放在沙坪壩新盖起的三间大房子里，为全所人员从昆明再迁四川南溪李庄开展科研工作，提前做好了准备。这是我到史语所后完成的最重要一件工作，当然是一大快事。 图书管理员的第一要务，是要保护所管图书的完好无损。张政烺作为史语所图书室的图书管理员，视自建所后前辈们和自己辛苦收集的图书，比自己的生命还珍贵和重要。所以，在历经颠沛流离，克服重重困难，完好地将13万册馆藏图书运达目的地，保障了科研开展后，他对自己的成就感和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