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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国家空间和政治边界 法国直到16世纪才有表现王国空间幅员的地图，中世纪能读懂和使用地图的人很少，而且那时的法国人从未见过法国地图。(66)但这并不意味着国王们不关心自己的统治范围，没有地图，可以借助文字描述，这就是特殊的地点和自然标记会成为空间记忆中亮点的一个重要原因。普通居民也并非没有边界意识。杜比甚至认为，国王跟一般领主不一样。国王在一个范围相对清晰的王国(regnum)内享有高级权威，这种观念一直存在。在12世纪的马孔，法兰西王国和“德意志与罗马人的帝国”之间的界线仍是明确的。索恩河的水手知道东岸是帝国，西岸是王国。克吕尼的院长皮埃尔也清楚地意识到，马孔城坐落于边境，它在“世俗事务上服从法兰西国王”(67)。 但对杜比的描述必须作一点说明。如前所述，边界意识的维系需要足够多的居民，这在12世纪的马孔可以满足：索恩河两岸往来频繁；其次，这里的边界是一条非常明确的自然界线：水流是当时常见的边界标记；再次，索恩河是中世纪西方一条著名的政治分界线的一部分，这条分界线就是843年“凡尔登条约”产生的“四河之界”，这四条河分别是：斯凯尔特河、默兹河、索恩河和罗讷河。罗塔林根王国消失之后，这条线在10-13世纪成为王国和帝国之间的边界，因为中世纪的史书经常提到这一边界。直到16世纪时仍然有人认为这是法国和德国的边界。(68)这里仍需强调中世纪边界意识的特别之处。凡尔登条约签订时，三兄弟并不清楚自己的领地范围，划界不具有现代意义上的精确性。条约确定的法兰西与罗塔林根之间的四河之界，是很粗略的、象征性的划分，而且这四条河显然并不构成一条连续的、封闭的边界线。随着垦荒的发展，争议越来越多并导致新的划界。(69) 但国王及知识界似乎对这条边界有清晰的记忆，尤其是涉及其主权的时候，即使在11世纪初法国王权急剧衰落之时。这得益于文字记忆的传承。当时的僧侣格拉贝尔(Glaber)记载的皇帝亨利和国王罗贝尔的会晤便有象征意义：“两人来到默兹河岸边相会，这条河是两个王国的界河；在双方的随从中，很多人都觉得……最好是双方都乘船到河中央举行会晤。”不过，最后两位君主分别到河对岸向对方赠送礼物。(70)这段记载表明，中世纪的人们有国家边界概念，而且喜欢以自然标记物为界线；另外，如前面提到的封建边界一样，中世纪的“国界”也像是一个交流接触乃至处理纷争的地带。 由于王权的衰落，凡尔登条约划定的边界，因为联姻、继承和封建效忠而不断被扭曲和复杂化，它已成为“边区”，跟诸侯领地之间的边区并无二致。葛奈认为，当时边区的居民经常不按照王国边界线活动，而虚弱的国王们也不关心这一点。但他进一步指出，在这条边界变得复杂、并渐渐从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淡出时，学者却试图使其明确而简单。上述格拉贝尔的记载就是一例，他关于默兹河为两国界河的说法一直延续到中世纪末期。因此，对边界的理解应区分不同的层次：居民实际生活层面的、学术和王国政治层面的。前者趋向复杂和淡化，尤其是在没有河流等自然分界线时；后者更具象征意义，但并非没有重要性。12世纪和13世纪初，法国国王和帝国皇帝的几次会晤被安排在默兹河岸边，虽然法国国王对这个地带几乎没有实际控制，但他们仍想通过这一仪式化的行动表明其王国一直延伸到默兹河。(71) 即使在自己的领地和王国范围内，国王的出行等行为也具有象征意义，这种空间行为经常伴随实际的政治效果，甚至在逐渐改造王国的空间格局。这种现象就是中世纪欧洲的“旅行君主”或“巡视君主”。(72)汉斯·康拉德·佩耶尔认为，卡佩君主们的出行暗含着一种“以巡视来占有”(Besitzergreifung durch Umschreiten)的观念。腓力二世的儿子路易八世，1223年8月加冕后便开始巡视，12月在贡比涅结束旅程。此行的主要动机是为了显示对其父亲不久前夺回的北方各省的主权。(73)对边境地带的巡视在14-17世纪定期出现。巡视不仅是彰显其权威的策略，还有更深层意义上的意义：它象征着国王和王国之间的契约关系，象征着前者对后者的认知，著名的国王入城仪式(joyeuse entrée)也应从这个意义上理解。巡视中的国王是“流动中的主权”，尤其在王国处于危机、诸侯和臣民的忠诚出现动摇之时。(74) 这种现象首先有其心态根源。在政治观念方面，中世纪文明十分粗糙，人们在观念上难以感知抽象的权威，首领如果不亲自现身、其本人若不到场便无法赢得服从。卡佩早期的国王带着小宫廷穿行在其领地上，因为“只有在君主亲自出现的地方，其统治权才有效。”这种状态维系了很长时间，直到路易十四修建凡尔赛时，法国国王才算最终定居下来。因此，即使可以谈论中世纪国家的首都，其概念也应该跟现代有所区别。虽然中世纪领主空间中有城堡这样的权力中心，但就各基督教王国而言，这样的极点并不突出，巴黎直到13世纪才备受王权派追捧；而直到16世纪中叶，西班牙的宫廷和官僚机构依然跟随国王在各个城市之间奔波。早期卡佩诸王的巡视有其经济方面的原因。由于交通不便、商品经济不发达，宫廷就食于其领地上的主要据点，可省去很多麻烦。各教堂和城市有负担国王及其随行的食宿之义务，一般每年3天。12世纪时开始用货币置换这种义务，并慢慢成为国王的一笔收入。18世纪有人声称，13世纪国王们的巡视主要是为了获得收入，实际上这笔钱只相当于国王总岁人的1％。(75)因此经济上的考量是次要的。当国王的巡视超出其最初的领地法兰西岛时，这一行为在空间政治上的意义便更加明显。杜比对马孔地区的研究可以为证。 951年以后，国王就没有来过马孔。但在12世纪后半期，国王三次造访马孔地区：1166年、1171年和1180年。尤其是前两次，在当时人看来意义重大。路易七世在其诏书中说，勃艮第各地长久以来没有国王，局势混乱，君主带着他的人来惩治犯罪，重建和平。这并非虚张声势，实际上，很多贵族承认国王是他们的最高仲裁人。克吕尼修道院等重要宗教机构，即使在王权极度虚弱的十一二世纪仍与国王保持联系，维持着对这个高级权威的记忆。在国王到来后，它们还让他享有其部分领地的共有权，于是卡佩王朝在这里获得了立足点。 更为重要的是，国王将自己在北方实行过的一项新制度引入马孔。杜比总结说，这导致新的权力分配，并引发政治空间的变化。这种新制度就是金字塔式的封建效忠体系。国王首先要求地方诸侯向他效忠，骑士向诸侯效忠。随后，国王和少数资财雄厚的大领主开始控制城堡，依靠带薪的官员治理领地，并获取贵族的效忠，这样就重建起更为辽阔的地方邦国。到13世纪中叶，变革过程完成，1239年马孔伯爵领被并入国王领地(domaine royal)。这就是杜比的“两个封建时代”最终的结局：从11世纪开始的堡主时代，到13世纪的封建诸侯国(principautés féodales)，两个阶段的分界线正是国王巡视马孔的1160年左右。前一个阶段，堡主是彼此平行的，后一阶段，地方诸侯国的出现大大简化了政治版图。(76)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