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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厦门11月24日电 （记者武勇）当前，史学研究采用的文献范围日趋丰富，已从传统典籍文献和官方档案扩展到契约文书、宗族谱牒、科仪文书、地方文献等民间文献。11月21—22日，由厦门大学民间历史文献研究中心主办的“第七届民间历史文献论坛”在厦门召开，此次论坛分碑刻铭文、宗教文献、家族文献、赋役与法治、契约文书等专题。 徽州文书是地方学研究的热点，复旦大学历史地理研究所教授王振忠以徽商程桓生家族为例，分析了徽商在晚清两淮盐政史中的角色。人们通常认为，太平天国后徽商基本退出两淮盐务，但王振忠发现，晚清时期，曾国藩为了筹措稳定而充足的军饷，需要恢复两淮盐场，这个时候他采取了依赖徽州盐商、重建淮盐管理体制的政策。 编撰族谱是一项文化活动。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助理研究员李仁渊认为，族谱权威性的建立，伴随着一系列仪式性的活动，或者在物质上限定制作数量、豪华装订与严密收藏，让族谱本身产生超越文字的象征意义。这里牵涉到的问题不仅是地方社群的组织化，更是地方社群组织方式的改变。 马来西亚新纪元学院中文系高级讲师廖文辉介绍，目前马来西亚民间历史文献虽然有少部分学者在使用，但搜集方法主要以课题为导向。其中碑刻、口述资料、老照片、书信日记等多种文献尚未被充分挖掘。 学者表示，在使用民间文献方面，存在着种类繁多分散、文献本身与事实之间的差异等难题。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张侃表示，关于民间文献所表达的事实与真相之间的困扰，即使某些文献不是真实的，甚至是伪造的，那么在田野中利用文字资料、口述历史等进行综合分析，相互印证，揭示作伪的社会理由及其背后所蕴含的社会机制，在“不真实”中寻找“真实”，也使历史文献获得了更深层意义的“再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