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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次世界大战是人类历史上最有破坏力、波及范围最广的战争。近年来，学界已经不再将目光局限于二战给人类带来的生命财产损失，对战争的研究出现了新的视角，即二战对环境的影响。 二战环境史研究初具规模 关于二战与环境关系的研究最早可以追溯到1946年，一位名为罗恩·冯·阿尔斯腾（Ron Von Aarsten）的学者发表了题为《战争对于荷兰农业的影响》（Consequences of the War on Agriculture in the Netherlands）的论文，旨在研究德国侵略并占领荷兰的行为对于荷兰农业的影响。到20世纪90年代，在二战经济史研究中，人们开始越来越关注环境条件对于经济的限制和影响。不过这些研究还称不上是专门的二战环境史研究。尽管这些研究能够做到以原始材料为核心依据，但学者并没有明确地从环境的角度进行研究，没有考察战争与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的变革性影响。 随着环境史研究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在关于二战环境的局部研究越来越多的情况下，二战环境史研究逐渐形成规模，关于二战环境史研究的理论范式也需要得到更进一步的确立。 德国弗莱堡大学学者马丁·古特曼（Martin Gutmann）一直关注二战中和二战后的社会环境变化，他的研究集中于个人和群体是如何理解、应用、控制和操纵其周围环境的。 古特曼认为，从历史角度看，环境对于战争是一个很强的制约因素。二战以前，作战地点、爆发时间点、战争强度和持续时间等，容易受季节限制。当处于极端寒冷或炎热的环境下，士兵是非常脆弱的。同样，为一支远离本土作战的部队提供补给也是一个难题。这些因素都意味着战争是在有限的条件下进行的。 不过，古特曼说，“相较二战之前的任何一场战争来说，二战中的士兵更加不易受到疾病、寒冷等来自环境的各种威胁。科技和医学的进步意味着二战中的军队规模比过去更大，而且可以在严酷的环境下长期作战。” 研究不能仅停留在局部 支撑古特曼研究的主要论点需要一个宏观的环境史研究方法。近年来，关于二战对某个国家、某个地区或者某个行业造成的环境影响的局部研究，如雨后春笋般涌现。继美国学者杰拉尔德·纳什（Gerald Nash）关于战时美国西部环境的研究之后，又有不少局部研究成果出现，其共同特点是认为战争使环境恶化。不过也有少数学者认为，战争使一些局部地区的环境远离人类活动的干扰，如芬兰的森林等。 古特曼认为，尽管局部研究为二战环境史研究作出了很多贡献，但是它们仍具有自身的局限性，过度专注于某一领域的局部研究，而无法捕捉二战全貌。局部研究很可能因为某一领域占主导地位的研究方法和选题而陷入窠臼。美国环境史学家保罗·萨特尔（Paul Sutter）评论说，美国学者对环境影响研究的视线从境内到境外的转移就非常缓慢。 传统的环境史研究采用长周期、渐进式的方法来研究环境变化。长期以来，这种传统的环境史研究对战争中突发的、快速的变化关注度不足。 对战时全球大宗货物链的分析研究成为二战环境史研究的一个趋势，即追踪某种货物的全球流动和与其他货物及社会资源的互动关系。如环境史学者马修·埃文登（Matthew Evenden）研究战时全球铝的供应链的变迁，全球史领域学者威廉·克拉伦斯-史密斯（William Clarence-Smith）研究全球橡胶的供应。这种研究方法是一种很好的可资借鉴的形式。 古特曼认为，只有真正进行全球范围的研究以及对于环境骤变的关注，才能让我们正确地理解二战对环境的根本影响。为了把握二战的真正意义，他主张以非传统的时间阶段划分（如原子弹爆炸地区的幸存者受核辐射的影响要经过较长的一段时间才能凸显），来研究短期决策对于环境的影响以及这种决策的长期效果。他认为，未来的研究应该明确地找出战时与战后世界间的联系。他希望这些学术探索将有助于帮助人们更好地理解二战的文化和环境遗产，以及战争如何改变人们对环境的观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