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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的经济计划，编制前后的经济速度指标呈现出“先高后缓”的趋势。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苏联对于“一五”计划经济指标设定的影响路径，经济速度指标的“高”是受到苏联的高速发展的建设经验和驻苏大使张闻天的意见的间接影响的；而后经济速度指标的“缓”是受到苏联“放缓速度”意见对中国决策者们“观念”的直接影响的。苏联要求中国降低经济速度指标的原因有三：一是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经济政策领域内的经验和知识是不足的；二是在经济建设中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三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指标定的过高会不稳妥，对国内外均会产生不良影响。 关 键 词：“一五”计划 经济速度 苏联影响 由高到缓 作者简介：孙璐，外交学博士，中国传媒大学政治与法律学院国际关系研究所讲师，主要从事中国外交史、传媒与外交决策、传媒外交研究。 中国国民经济第一个五年计划(后简称“一五”计划)是新中国编制的第一个中长期的经济计划。它的编制工作，是在缺乏经验和统计资料的情况下，经过反复酝酿，前后数易其稿，费时四年多(1951年2月开始试编至1955年7月30日全国人大一届二次会议审议通过)，采取“边计划、边执行、边修正”的做法，并最终付诸于实施的。在编制过程中，最初设定的1952年“一五”计划草案制定的经济增长指标比1955年“一五”计划草案正式通过时的经济增长指标高了许多，表现出了“先高后缓”的趋势，反映在经济增长指标中最为重要的工业和农业年平均增长率和建设投资总额①。 通常来讲，对于特定时期内经济速度的设定则首先应当建立在对于本国现实状况和未来发展前景综合、客观衡量的基础之上，同时还应当经过系统的论证和考察，但是新中国建国初期国内经济政策的制定，我们绝对不能忽略一个国际因素，即苏联因素在其中所起的重要作用。首先，新中国实行的向苏联“一边倒”的外交倾向全面影响了中国政治、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政策。此外，新中国成立后，毫无经验的中国共产党迫切需要外部的援助和建设经验。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只能选择依靠苏联的帮助，听取苏联的意见，选择苏联模式来进行社会主义建设。新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中的“先高后缓”的趋势与苏联的影响分不开的。本文拟通过对已刊布的档案资料的梳理，勾勒出苏联对于“一五”计划经济指标设定的影响路径，对这一影响路径做一浅显的探讨和分析。 一、指标的高速度：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的间接影响 建国初期，苏联高速度建设经验给毛泽东与经济决策者们在制定经济速度上的启发与参考。从苏联立国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的近三十年间，在国际上，苏联始终处于被敌对力量封锁和包围的孤岛状态，维护政权的生存始终是其国家利益的核心，严峻的国际环境使苏联不得不实行超常规的高速发展战略。早在1917年，列宁就已经提出了经济建设方面的“赶超”思想，他说：“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在经济方面赶上并且超过发达国家。”“要么是灭亡，要么是开足马力奋勇前进。历史就是这样提出问题的。”②列宁逝世后，基于对苏联的国家利益、国际政治局势的考量以及国内政治经济和社会态势的分析，斯大林把加速发展战略确定为苏联的国家总战略。他认为，苏联处于帝国主义的重重包围之中，随时都可能受到攻击，战争的阴云始终笼罩着苏联。布尔什维克党与苏联政府的迫切任务就是在战争到来的时候能够有足够的力量击败敌人的进攻。为了积聚这种力量，在内部必须调动一切力量加速发展自己。斯大林在与反对派论战时反复强调的一个论点就是：“绝不能减低速度。”“延缓速度就是落后。而落后者是要挨打的。”“我们比先进国家落后50-100年。我们应当在10年内跑完这一段距离，或者我们做到这一点，或者我们被人打倒。”③斯大林认为，社会主义工业化的特点和优点就是社会主义是高速度的，他说：“党在实现五年计划和争取工业建设的胜利时实行了以高速度发展工业的政策。”④20世纪30年代，斯大林将“赶超”思想付诸于实践，依靠国家政权的力量，集中全国的资源全力实现工业化，使苏联仅用十多年时间就进入了工业最发达国家的行列，其成就是巨大的。二战前，苏联工业生产的年均增长率，按西方的最低估计也达到9％(1928-1940)，远远超过美国的5.15％(1869-1899)、德国的4.14％(1870-1913)、日本的6.19％(1905-1930)，开创了高速经济增长的历史纪录⑤。至于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毛泽东早在建国前谈及道：“中国经济建设的速度将不是很慢而可能是相当地快的，中国的兴盛是可以计日程功的。”⑥前有列宁的教导，后有斯大林的示范，经济建设的高速度便成为中国领导人在制定经济建设时潜意识的考虑。周恩来在1952年8月，也就是访问苏联前主持起草的《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和《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的报告》中把工业建设的速度，设定为每年递增20％⑦。根据宋劭文回忆：“在编制‘一五’计划初期，中财委根据测算结果，曾提出工业的发展速度以每年递增百分之十四为宜。赴苏谈判前，富春同志把它改为百分之二十点四。”这一发展速度和指标的设定是为了出访苏联，听取苏联意见和争取苏联援助做的准备。因此，在“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领导人在设定的“一五”计划经济发展速度时的一个重要的参考标准以及所受到的影响来源就是苏联在经济建设中的高速度，这种苏联因素的影响是一种潜在的、间接的影响。 二、指标的高速度：驻苏大使张闻天的间接影响 在“一五”计划的制定时期，与苏联最直接接触的是在第一线进行工作的驻苏大使张闻天。张闻天担任驻苏大使的几年，正值中苏友好合作关系全面发展的时期。张闻天处于同苏联接触的第一线，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中国对“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设定。 1951年4月15日，张闻天接替王稼祥就任驻苏大使。此时，苏联已基本实现了社会主义工业化。从担任驻苏大使起，张闻天就积极研究苏联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尤其是苏联工业化的经验，以此作为国内经济建设的借鉴。张闻天分别于1952年三次致信党中央，提出了对于中国工业化的认识、意见和建议。当时第一个五年计划刚刚开始编制，如何实现工业化尚在酝酿之中，在信中，对于经济速度的问题上，张闻天对我们国家能够“迎头赶上”先进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满怀信心，认为“我们完全有把握以较快的速度来实行我们的工业化”。同时，他又提出“稳步前进”思想，认为中国的工业化不能离开中国现有的各种条件，离开了各种条件而要加快工业化“是一种急性病”⑧。建国初期，中国的工业化，尤其是工业化的速度问题是中央最高领导者集中思考和研究的关系经济社会发展全局中心问题。 1951年12月，中共中央在《关于编制1953年计划及长期计划纲要若干问题的指示》中指出：“要求在五年内基本上完成鞍钢等大工业基地的建设，并开始新的工业基地的建设。”⑨在张闻天的来信中，除改造与扩大在东北的“鞍钢”之外，必须立即在西北开始建立第二个钢铁中心，并准备在西南或中原方面建设第三个钢铁中心，而且必须严格的规定每年建设的计划程度及完成的时间，不得以任何借口，推迟拖延。建立一个钢铁中心，需要很多时间，每一年的推迟，都会很大的影响到我国工业化的速度⑩。张闻天的来信引起了中央的高度重视。周恩来接到张闻天的来信后，将他的信送毛泽东和其他领导同志审阅，并于1952年2月8日复电张闻天，“所提的实现中国工业化的方针以及许多具体意见都是很好的，我们正在为此方向努力”，具体问题“将由陈云同志详细函复”。刘少奇在周恩来的复电稿上批示：“关于工业化问题，请陈李注意随时提到中央会议。”(11)毛泽东、刘少奇、朱德、陈云圈阅并认可了周总理的复电。 1952年3月19日，中财委向毛泽东提交了全国钢铁工业的发展方针、速度与地区分布问题的报告。在其中指出：“鉴于钢铁工业在国家工业化中的重要性，在第一五年计划期间，必须把鞍钢的建设作为首要任务，集中全国力量如期完成，以奠定全国钢铁工业进一步发展的基础。除此以外，为了改变我国钢铁工业的落后状态，于八年之内达到年产五百万至六百万吨钢，于十二三年之后达到一千二百万吨钢，有必要进行第二个大钢铁厂的建设。从经济上、国防上考虑，第二个钢厂以放在大冶为宜。”(12)报告的主题与张闻天来信的基本建议和精神基本一致。应该说，张闻天在“一五”计划编制初期同样间接地把苏联因素作用到了经济速度的设定上。 三、速度的放缓：周恩来访苏与苏联意见的直接影响 作为新中国成立的第一次经济计划方案的制定，中国在“一五”计划的制定上是一样要听取苏联意见的。1952年8月15日，以周恩来为首席代表，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等为代表的代表团访问苏联(13)，这是继1949年底、1950年初毛泽东、周恩来访问苏联后中国领导人对苏联的第二次重大出访。中国政府代表团访苏的主要任务是将“一五”计划草案同苏联交换意见，并且能够争取到苏联援助。1952年8月23日与29日，中国代表团分别将《中国国防军五年建设计划概要》《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主要任务》《三年来中国国内主要情况及今后五年建设方针的报告提纲》等文件送交苏联政府和斯大林。双方约定，苏联领导人审阅完这些文件后，斯大林将与中国政府代表团进行会谈(14)。 上述文件对于工业建设速度，写道：“根据中国三年来工业恢复的速度，苏联和东欧新民主主义国家工业建设的经验，我们认为中国工业生产水平在五年内建设中每年递增百分之二十是可能的和必要的。速度的完成与超过决定于动员全党、全体工人阶级及技术人员在统一计划之下的顽强的努力和苏联的有力援助。”文件请苏联政府“将我们已提出的五年计划轮廓的方针、任务及主要指标加以审查。在中国是否可以如此建设，中国的建设如何与苏联及新民主主义国家的建设计划取得配合。并请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与有关部门对我们的建设规模、时间及有关问题，加以具体的审查”。并请苏联在设计、工业设备、专家、技术资料等方面提供援助(15)。 斯大林看完上述文件后，于9月3日晚上约中国代表团进行第二次会谈(16)。关于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经济速度问题，斯大林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斯大林问，你们五年计划中工业增长速度每年为百分之二十，是勉强的，还是有后备力量的。周恩来答以我们对此尚无经验，我们许多计划常常对潜在力量估计不足，故今后五年计划可能还有估计不足的地方，这是一方面。但在另一方面，还要看苏联能否供应我们这样数量的工业装备。斯大林说：要按照一定可以办到的来做计划，不留后备力量是不行的。必须要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今后五年计划中，每年要超过百分之一，其数量总是比过去大的……谈到最后，斯大林指出：我建议工业建设增长速度，每年的上涨可降到百分之十五，而生产计划应定为百分之二十，要动员工人来完成和超过这一计划。意外情况总会有的，留点后备力量，总有好处(17)。陈云和周恩来等都感到：“五年建设的速度下降至每年百分之十五以及生产计划每年订在百分之二十以上以便留有后备力量，这个意见是极为重要的。”(18)周恩来和陈云于9月先期回国后，由李富春率领的中国政府代表团的成员分别向苏联政府有关部、局介绍相关的具体情况。随后，虽由苏联部长会议副主席米高扬和卡冈诺维奇出面，在克里姆林宫和李富春谈过几次，但也仅说了诸如“你们计划这么庞大，工农业生产总产值年增长率是不是太高了?能否再仔细考虑一下?”之类的话。都是些比较抽象的建议，很少触及到实质性内容(19)。但苏联的这些建议都是要求中国降低“一五”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增长速度的。 四、速度的放缓：刘少奇、李富春等与苏方代表的继续会谈 1952年10月，刘少奇率领中共代表团参加苏共第十九次代表大会，萨布罗夫，这位苏联国家计委主席同刘少奇、李富春继续深入探讨“一五”计划的指标的制定问题，萨布洛夫说，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对世界影响很大。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完成，否则影响太大，并说我们再三研究你们的五年计划，认为有些任务太紧张，资料根据不太充分，很有必要反复研究几次。最好提出二、三个方案比较一下，再由两国政府审查决定。萨布托夫还指出，培养技术干部和技术工人是中国五年计划中的薄弱环节，设计工作落后也将是一个突出问题。搞建设一定要把地质资料搞清，有把握的就搞，没有把握就暂缓，这样中国的建设速度将会很快。萨布罗夫建议，将国民经济计划的增长速度定为18％是较为困难的，建议改为11％-12％(20)。李富春认为萨布托夫的意见是慎重的、负责的、中肯的，表示完全同意。 李富春与萨布托夫商谈后回到住处，立刻同宋劭文、叶季壮进行研究，并向驻苏大使张闻天汇报了商谈情况。李富春、张闻天认为，萨布托夫的意见是对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以便抓住重点，建立基础，从而培养一批工业化的人才，积累建设经验，搞清资源，如此，则日后的速度可快”(21)。他们根据这一精神，对第一个五年计划提出几条原则性意见：要实事求是，没有资料、缺乏力量的绝不勉强上，该推迟的项目一定后上；从发展战略要求及与第二个五年计划相联系上考虑，必须建设的重点项目，要充分说明理由，力争苏方帮助设计。李富春要求各小组根据这些原则对原方案进行修改补充后，准备同苏方举行第二次商谈。 从1952年11月开始，中苏双方对中国第一个五年计划的方针和建设任务开始以小组的形式正式交换意见，1953年1月5日，苏联国家计委同中国政府代表团举行了首次小组会谈，苏方由萨布托夫主持，中方由李富春主持，全面研究了中国的建设计划，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中国的经济速度，重工业、铁路的发展规模等。这次小组会谈后，为了更好地研究中国的“一五”计划，苏联国家计委专门成立了包括李富春、苏联计委主席、第一副主席、对外贸易部代理部长、总顾问五人组成的中心小组，负责研究审查中国“一五”计划中需要解决的问题。1953年2月，苏联组成以萨布罗夫为首的代表团与中方代表进行会谈，分组研究中国的五年计划方案，并提出了具体修改意见(22)。经过长时间的讨论，苏方认为，中国“一五”计划草案中提出的工农业发展速度、铁路运输增长速度、基本建设指标等都过高，是力不能及的，必须降低。当时中国方面提出工业产值平均增长20％的速度，是根据前三年工业产值平均增长43.8％的速度来设想的，虽然五年计划中提出的增长速度比前三年的增长速度已经低了很多，但也是不能持久的。他们还提出，我国计划国民生产总值每年递增17％-18％的速度偏高，认为不宜超过13％-14％，理由是，诞生不久的新中国在亚洲处于世界瞩目的中心地位，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妥，绝不能性急，而且必须超额完成。根据他们多年搞计划经济的经验，宁肯将增长率定的低一些，以便留有超额完成的余地，特别是农业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个体农业，实现计划无把握。如果指标定的过高，将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未完成计划，对国内外均会产生很大的影响。另外，他们还建议我们要把地质资源情况弄清楚，这样搞建设心中才有把握，这不但不会延缓，反而会加快中国的建设速度(23)。2月9日，李富春再一次综合各小组商谈的情况，认为这次商谈苏方总的意见是，适当降低经济增长速度，适当减少各主要产品产量的指标，并将这些意见电告中央。关于苏联在一五计划中建议的速度问题，中国领导人非常重视苏联的建议。2月14日，周恩来起草对李富春的回电，回电中认为对于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所提意见，都是非常可贵并应予以重视。根据苏方的意见和中国的现实状况，五年计划应在可靠的基础上降低工业生产总值的年递增速度。因此，可根据来电的原则与其进行磋商，修改我们原定的“一五”计划轮廓。2月17、23日，周恩来召集朱德、习仲勋、曾山、贾拓夫以及相关的各部部长、计委委员和局长开会，讨论苏联计委对中国五年计划所提的意见，认为苏联的意见对中国勾画五年计划有很大帮助，同意将五年计划中的工业生产增长速度定为13.5％-15％，年度计划争取在20％左右(24)。2月底，周恩来和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25)、高岗联名致电李富春，通报了情况，并希望同苏联的各项谈判早日完成。其中关于建设速度的意见是：“长期计划中工业的增长速度拟定为百分之13.5％-15％，年度计划中根据实际情况再定为20％左右，以保证长期计划能够提前完成，这样是有好处的。”(26)陈云等根据在苏联商谈的情况以及苏联对中国“一五”计划经济速度设定的影响，领导中财委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重新计算了一次，重新设定了“一五”计划经济速度和目标。 五、速度的放缓：苏联意见在政策层面的落实 1953年3月，斯大林逝世，同月7日，第一个五年计划已经宣布开始实行后的两个多月，周恩来率领中华人民共和国代表团前往莫斯科参加斯大林的葬礼。在莫斯科，为详细了解中苏双方就中国“一五”计划轮廓(草案)等问题进行商谈的情况，周恩来听取了数月前去莫斯科的李富春、叶季壮、宋劭文的汇报。李富春还提出关于五年计划及其他问题的若干建议(27)。并且同苏联新领导人贝里亚、赫鲁晓夫、马林科夫等举行会谈，对于中国的“一五”计划等问题交换了意见；从苏联回国时，周恩来带回了“一五”计划中的工农业生产、交通、劳动力安排等问题的文件和李富春关于“一五”计划的建议和报告(28)。 在斯大林的治丧活动告一段落后，中苏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商谈继续进行。3月17日，米高扬在克里姆林宫同李富春会谈，李富春向米高扬详细介绍了中方与苏联国家计委商谈的主要情况。米高扬一边听李富春的介绍，一边提出问题，从工业、农业、手工业、交通运输业等方面详细了解了双方商谈的情况。在这次会谈中，米高扬还就中国工业的发展和建设问题，比较系统地谈了自己的看法。他说，企业的规模不应太大，炼油厂不应太大，炼油厂搞了一百万吨就不算小了，中国要在一个地方建设三百万吨的炼油厂，按现时的技术水平是不经济的。钢铁厂，你们提出建设两个年产二百万吨至三百万吨的钢铁厂，太大了。从经济合理性上看，建设一百二十万吨至一百五十万吨的钢厂比建设三百万吨的钢厂花钱少而且时间快、好管理。将来有扩充条件时，再进行扩建。扩建改建比较经济合理，可以少走弯路(29)。 米高扬同李富春的这次商谈，是代表团到苏联以来苏联高层领导人首次对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提出的比较系统的意见，不少对中国五年计划的制定有重要的参考价值。4月4日，米高扬再次约李富春商谈。米高扬通报了苏共中央、苏联计划委员会和专家们对中国“一五”计划的建议。关于建设的速度，苏方的意见是应该从政治上、舆论上、人民情绪上考虑，五年计划不仅要保证完成，而且一定要超额完成。因此工业的年平均增长速度调低到14％-15％为宜(30)。4月初，李富春给毛泽东写信，汇报同米高扬会谈的主要内容，并决定派宋劭文和钱志道回国汇报，请中央对“一五”建设方针、规模及苏联援助总协定主要内容做指示(31)。4月中旬，宋劭文奉命回国，周总理听取了宋劭文的汇报，关于建设速度问题，宋劭文在其回忆录中提及到：周总理对苏联经济专家讲的一段话很感兴趣，让我重复了两遍。这段话是：“总产值的增长速度，要大于职工人数的增长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劳动生产率的提高；劳动生产率的提高速度，要大于工资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国家的积累；技术人员的增加速度，要大于工人的增加速度，这样才能保证技术水平的提高。”周总理很赞赏这几个观点，认为应以这些观点指导我们今后的经济工作。我还向总理汇报了苏联计委管综合的同志说过的一句话：“平衡法是编制计划的基本方法，要从需要算起，充分考虑可能，经过平衡，使计划建筑在可靠的基础之上。”总理对这句话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他把这种观点运用在我国建设实践中，并在“一五”时期形成他对经济建设工作的一种指导思想，即：既要反对保守主义，又要反对急躁冒进，在综合平衡中稳步前进(32)。 1953年5月18日，苏联计委关于中国“一五”计划的正式意见书由周恩来和高岗收到并报告给毛泽东和其他领导人。意见书指出，中国经济发展的基本方针是正确的。在肯定恢复时期中国所取得的巨大经济成就的同时，苏联对于中国“一五”计划所规定的经济发展速度和规模也提出了自己的意见，意见书认为，中国全部工业每年平均增长速度为20.4％，其中国营和公私合营工业为24％，都是过高的。工业发展速度提得过高会使物资和熟练干部不能集中使用，使五年计划的重要任务无法完成。苏方建议自1953年至1957年工业总产量年增长速度由20.4％改为14％-15％。第二天，中共中央讨论并通过了苏方的意见书，20日中央向莫斯科回文，并以电话将中央的意见通知李富春(33)。 李富春根据中国实际情况，结合苏方的意见，对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中所规定的各项具体任务以及存在的主要问题进行了比较系统的总结，并进一步提出关于“一五”计划方针、任务的意见。1953年6月，李富春等结束了同苏联近一年的谈判回国。回国后很快向中央上报《在苏联商谈我国五年计划问题的几点体会(提纲草案)》，《提纲草案》中写道：“草案中工业发展速度，没有建立在精确计算现在企业设备能力的基础上，而是建立在预期完工投入生产的新厂基础上，由于新厂建设排列的速度太紧，不能按预期的进度投入生产，故每年递增20％是不可靠的。”(34) 中央对李富春的报告给予肯定，并安排李富春于6月21日在全国第二次财经会议上做报告。关于建设速度问题，李富春在报告中谈道：“中长期计划一定要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他认为五年计划一经制定，就一定要完成，并争取超额。这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舆论上与人民情绪上，都必须如此。因此计划必须可靠，要紧张，更要有把握。建设时期的发展速度同恢复时期不同。作为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发展速度来说，工业每年递增20.4％，农业每年递增7％，不是建立在可靠的基础上，是过高的。工业建设时期的发展速度取决于对资源情况的了解、现有设备以及可能发挥的生产能力、建设能力以及劳动生产率与技术水平。根据苏联的经验、长期计划要保持3％-7％的后备力量，以应付计划不周以及难以预料的情况。”关于“一五”计划，李富春的报告中提出了的关于建设速度的内容是：“在目前情况下，反对冒进倾向往往是主要的。而且过去试编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轮廓草案不仅总的任务安排太大，而且不少单位把建设速度总的要求过急；对于经济发展速度，又把前几年那种恢复性的高速增长作为制定五年计划的依据，提出了工业总产值增加一点五倍的过高速度。”(35)不久李富春又在9月15日举行的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常务会扩大会议上，就编制“一五”计划应注意的问题做了报告。李富春的上述讲话和报告，可以清晰地反映苏联因素经济决策者在经济速度的设定方面变化的影响，并逐步加深了经济决策者们对计划编制和经济工作的认识水平。 1953年6月，根据苏联所给出的答复，国家计委又一次对“一五”计划进行编制。1954年4月，中共中央调整编制第一个五年计划工作的领导班子，决定成立五年计划纲要草案的八人工作小组，由陈云任组长，成员有高岗、邓小平、习仲勋、李富春、邓子恢、贾拓夫、陈伯达。此后，“一五”计划的编制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6月30日，陈云向中央提交了《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汇报了“一五”计划的编制和执行情况的估计和各方面的比例关系等，对计划执行结果做了估计，“工业总产值(包括手工业)每年递增百分之十五点五，估计是可以完成的，并且可能超过。有些主要产品，如钢材、棉纱等则很难超过。有些产品，不一定能达到计划指标的要求”。计划指标如果完成后，“五年内，工业生产的增长，主要靠原有的工厂及自己设计的工厂。苏联帮助设计和建设的一百四十一个项目，在五年投入生产的很少，只占工业总产值的百分之四到六。一百四十一项主要是在第二个五年计划投入生产，有些到第三个五年才能起作用”。“农业生产方面，五年内农业总产值每年要求递增百分之五，1957年较1952年要提高百分之二十八”(36)。8月2日至25日，在陈云的主持下，八人小组在北戴河召开中央各工业部、国家计委各局负责人会议，前后开了十七次会议，逐章逐节地讨论“一五”计划的轮廓草案。此时，《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初稿)》终于出台(37)。 1955年7月5日，第一届全国人大第一次会议正式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38)。7月30日，在一届全国人大第二次全体会议上，《第一个五年计划》正式得到了批准。李富春在讲话中提到：1957年比1952年，我国工业总产值将增长98.3％，即平均每年递增14.7％。其中，现代工业增长104.1％，即平均每年递增15.3％。我国这种工业发展速度，无疑是比较高的，在资本主义国家是没有的，也是不可能的。有人认为：我国在“一五”计划完成后，钢的产量仍然不过四百多万吨，不仅远远落后于美国和英国，而且也落后于日本，这和中国作为一个大国这样的地位相称吗?……这只是看到事情的一面，没有看到事情的另一面。美国、英国、日本这些国家，以及其他工业比较发达的国家，它们工业发展的历史已经有一两百年，少的也将近一百年，我国工业发展的历史比它们落后了一百多年，或者几十年，仅仅在人民掌握了国家政权以后，才有可能有计划地进行建设……由此可见，我们承受的是旧中国极其可怜的遗产。在全国解放以后，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才把改变中国经济和文化落后的艰巨任务担当起来，在短短三年时间内使国民经济得到恢复并有一些发展，接着又将在五年时间内使工业生产提高一倍。我们没有“封神榜”上那种呼风唤雨的本领，哪能用五年时间就赶上工业发达国家的资本主义国家?斯大林曾经说过：“绝不可把工业发展速度和工业发展水平混为一谈。”(39)“一五”计划草案最后于1955年7月在一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上通过时在政策层面上所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是和苏联对于中国“一五”计划应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意见和精神是完全一致的，并且完全改变了原来周恩来在1952年率团访苏之前，经济决策者们所制定的“一五”计划建议草稿中的经济建设的速度与规模，苏联“速度放缓”的意见最终在政策层面上得到了落实。 六、结语 “一五”计划制定初期，中国面临着巨大的外压和内部经济恢复的压力，中国领导者们在毫无建设经验的前提下，制定的第一个国民经济的长期计划，即“一五”计划的时候，苏联的高速发展的建设经验对于经济政策制定者潜在的影响是不容忽视的，此外，驻苏大使张闻天的意见也是有一定影响的，但这种影响是间接的。但是，中国的“一五”计划在全国一届人大二次会议上被通过时，并没有按照最初周恩来与其他决策者们设定的高速经济发展速度来进行公布，这期间，苏联因素对这一经济速度前后内容的改变是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的。从已知的史料和分析中可以得出，在“一五”计划编制的整个过程中，苏联因素对于经济速度的设定的影响途径，是通过决策者们与苏联方面多次的直接接触后，逐渐改变对“一五”计划所设定的经济发展速度的“观念”，并落实在真正的政策制定层面上的。纵观决策者们受到苏联因素的影响的整个过程中，对每一次苏联方面提出的关于修正“一五”计划经济速度的建议几乎都是全盘接受的，并没有在此过程中提出异议。具体来讲，在周恩来率团访苏期间，斯大林、苏联计委，通过与周恩来的会谈传递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应该降低经济速度的建议，周恩来表示认同。周恩来回国后，李富春等经济决策者继续留苏和苏联国家计委的领导进行会谈，从1952年8月到1953年6月，在李富春在苏联驻留的将近一年的时间里，“一五”计划又进行了两次草案的编制，应该说，这两次编制是受到苏联因素最为直接的影响的。主要是李富春起到了传达苏联方面对于中国“一五”计划中经济速度设定方面的意见和建议，每次李富春与苏联方面的领导进行完商谈之后，便会自己总结苏联方面的意见，然后以电报的形式通知中国高层领导人陈云或周恩来。李富春回国后，又一次的把苏联的意见汇集到自己的谈话和报告中，传达给了党中央。 苏联方面在不同的场合与决策者们接触的时候都要求中国把“一五”计划设定的经济速度方面降低，苏联方面这样做主要可以归纳为以下三方面原因：第一是因为苏联方面认为中国共产党在制定经济政策领域内的经验和知识是不足的，周恩来在访苏之前所制定的“一五”计划草案中的建设指标的提出是没有经过什么科学分析的。另外，苏联方面，无论是斯大林、萨布洛夫都建议中国“一五”计划中应适当降低设定发展速度的。第二个原因是在经济建设当中，必须要留有后备力量，才能应付意外的困难和事变，根据苏联多年搞计划经济的经验，宁肯将增长率定的低一些，以便留有超额完成的余地。苏联方面建议中国适当降低发展速度的第三个原因是作为新中国的第一个五年计划，一定要保证完成，因为中国是亚洲最大的国家，是社会主义阵营中的重要一员，在国际上有很大影响。因此，第一个五年计划要稳妥，绝不能性急，而且必须超额完成。第一个五年计划如果不能按照原定指标完成，就会产生不好的影响，特别是农业增长速度不能太快，因为中国的农业是个体农业，实现计划无把握。如果指标定得过高，将来国家统计局公布未完成计划，对国内外均会产生不良影响。总之，决策者们在与苏联方面的不断接触中，他们原来对于“一五”计划的经济速度设定的“观念”在苏联的影响下被彻底地改变了，也就出现了“一五”计划建设速度设定的“由高到缓”的变化路径。 注释： ①把两组数据进行一下比较来看，在“一五”计划的草案中，1952年下半年关于“一五”计划的经济建设指标的设想为：工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20.4％；农业总产值年平均增长7％；五年基本建设投资505亿元。而后几经修改，到1955年“一五”计划草案通过时，上述指标则最终确定为：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14.17％；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增长4.13％；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五年合计为427.14亿元。 ②《列宁选集》(第3卷)第271页，[北京]人民文献出版社1995年版。 ③④《斯大林全集》(第13卷)第37-38、167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 ⑤罗荣渠：《现代化新论》第138页，[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 ⑥《毛泽东选集》(第4卷)第143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⑦《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5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 ⑧⑨⑩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第179、365-366、364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11)张培森主编：《张闻天》(生平画册)第209图，陈李，即陈云、李富春，[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5年版。 (12)《陈云年谱(1905-1995)》(中卷)第131-132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 (13)陈云(副总理兼中财委主任)、李富春(中财委副主任)、张闻天(中国驻苏联大使)、粟裕(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代表团还包括一批顾问，主要是中央各部门和军队有关方面负责人，他们是宋劭文(中财委秘书长兼财政计划局局长)、陈郁(燃料工业部部长)、王鹤寿(中工业部部长)、汪道涵(华东工业部部长)、王诤(军委通讯部部长兼邮电部副部长)、刘亚楼(空军司令员)等等。 (14)熊华源、廖心文：《周恩来总理生涯》第6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15)《中国经济状况和五年建设的任务》，周恩来改定稿，1952年8月11日，转引自《陈云传》第82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6)苏方在座者有莫洛托夫、马林科夫、贝里亚、米高扬、布尔加宁、卡冈诺维奇、维辛斯基、库米金。中方有周恩来、陈云、李富春、张闻天、粟裕出席。 (17)(29)(30)(35)(39)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26、434、434、445、47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18)《周恩来给毛泽东并中共中央的电报》，手稿，1952年9月6日，转引自《陈云传》第824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5年版。 (19)外交部外交史研究室编：《新中国外交风云》(中国外交官回忆录第二辑)第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0年版。 (20)李越然：《外交舞台上的新中国领袖》第39-40页，[北京]解放军出版社1989年版；“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7-18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1)李富春致周恩来、陈云电，1953年2月3日，引自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第431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22)(23)“我国同苏联商谈第一个五年计划情况的回忆”，见《新中国外交风云》(第二辑)第17-18、15页，[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91年版。 (24)《周恩来年谱》(上卷)第284-285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周恩来的复信见《党的文献》1999年第5期。 (25)邓子恢，时任中共中央农村工作部部长、国家计委副主席。 (26)周恩来、陈云、邓小平、薄一波、邓子恢、高岗致李富春的信，1953年2月底，转引自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第1083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7)力平、方铭主编：《周恩来年谱》第289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28)(38)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下卷)第1086、1086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31)(32)宋劭文：《周总理和我国第一个五年计划》，摘自中央文献出版社编：《不尽的思念》第327、32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年版。 (33)苏联国家计划委员会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五年计划任务的意见书，《中共党史资料》(第69辑)第1-4页，中共党史出版社1999年版。 (34)宋劭文：《怀念富春同志》，载薄一波：《领袖元帅与战友》第107页，[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8年版。 (36)陈云：“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载《陈云文稿选编(1949-1956)》第221-223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82年版。 (37)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88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参考文献： [1][美]詹姆斯.R.汤森、布兰特利·沃马克：《中国政治》，顾速、董方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 [2][苏]卡马耶夫：《经济增长的速度和质量》，陈华山等译，[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3]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北京]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 [4]陈云：《陈云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 [5]房维中、金冲及主编：《李富春传》，[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年版。 [6]金冲及主编：《周恩来传》(上、下卷)，[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年版。 [7]李德彬：《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史简编》，[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第1987年版。 [8]刘英：《我和张闻天命运与共的历程》，[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7年版。 [9]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1-4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 [10]周恩来：《周恩来经济文选》，[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 [11]乔宗寿、王琪：《毛泽东经济思想发展史》，[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 [12]沈志华、李丹慧：《战后中苏关系若干问题研究——来自中俄双方的档案文件》，[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 [13]沈志华：《苏联专家在中国1948-1960》，[北京]中国国际广播出版社2003年版。 [14]沈志华：《中苏同盟的经济背景1948-1953》，[香港]香港中文大学出版社2000年版。 [15]沈志华主编：《苏联历史档案选编》，[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版。 [16]沈志华主编：《中苏关系史纲1917-1991》，[北京]新华出版社200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