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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秀玲 【作者简介】赵秀玲，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北京 100732 赵秀玲（1964—），女，山东省蓬莱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研究所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乡村治理问题研究。 【内容提要】 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的思想经历了一个不断发展变化的过程。具体说来，经历了毛泽东时代的初建期、邓小平时期的开创期、江泽民时期的确立期和胡锦涛时期的发展期，显示了中国共产党人各领风骚和超越式发展的特征。在几代领导人中，“执政为民”思想血肉相连，并在对人民群众的态度和马克思主义的坚守等方面表现得尤为突出，把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将为人民忠诚奉献作为最终目标，一直是他们成功的经验和制胜法宝。 【关 键 词】执政为民/思想建构/血肉联系 “执政为民”思想继承和发展了中国传统“民为邦本”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等思想直接相关，同时还与中国国情、世界的发展以及中国领导人的努力密切相连。因此，深入探讨“执政为民”思想，除对外部关系的研究，还要深入其内部结构。本文着重从结构内部分析“执政为民”思想的动力及其特征。 一、超越式发展 “执政为民”思想可追溯到1940年代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代领导集体时期，下由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等各代领导人承续，经历了一个层级递进、螺旋式上升的过程。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初建期。中共七大之后，中国共产党开始“执政”一方。早在1939年2月，毛泽东就提出了“为人民服务”的概念[1](P162—163)。 邓小平时代的开创期。邓小平虽没有提出“执政为民”的概念，但高度重视经济和科学发展，注重民主与法制，重视实际与效果，从而将“执政为民”思想提高到一个新的层面。毛泽东虽然也强调经济发展，但他始终将“政治”放在首位。邓小平一面将“人民”的范围扩大，一面又将发展生产力、改善人民群众的物质生活提到空前的位置。邓小平说：“毛泽东同志是伟大的领袖，中国革命是在他的领导下取得成功的。然而他有一个重大的缺点，就是忽视发展社会生产力。……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探索了中国怎么搞社会主义。归根结底，就是要发展生产力。”[3](P116—117)他还说：“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关键是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条。基本路线要管一百年，动摇不得。只有坚持这条路线，人民才会相信你，拥护你。”[3](P370—371)邓小平将民主与法制推向制度化的轨道，他说：“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制。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律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变，不因领导人的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4](P146)“搞四个现代化一定要有两手，只有一手是不行的。所谓两手，即一手抓建设，一手抓法制。”[3](P154)邓小平比毛泽东时代的“执政为民”更加开放，更注重经济、科学、民主和法制，也更切实可行，更贴近人民利益，收到的效果也更为明显。这是对毛泽东时代“执政为民”思想的一个重大超越。 以江泽民为核心的第三代领导集体的确立期。在世纪之交，中国政治处于一个复杂而多变的发展期，以江泽民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更加关注执政党的建设问题。2000年2月，江泽民在广东考察工作及参加高州市领导干部“三讲”教育会议时发表重要讲话，他说：“要把中国的事情办好，关键取决于我们党，取决于党的思想、作风、组织、纪律状况和战斗力、领导水平。只要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我们党就能永远立于不败之地，永远得到全国各族人民的衷心拥护，并带领人民不断前进。”在此，“三个代表”将生产力、先进文化和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作为中国共产党奋斗的根本目标。在中国共产党成立八十周年讲话中，江泽民进一步指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我们党与一切剥削阶级政党的根本区别。任何时候我们都必须坚持尊重社会发展规律与尊重人民历史主体地位的一致性，坚持为崇高理想奋斗与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的一致性，坚持完成党的各项工作与实现人民利益的一致性。”[5]可以说，这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思想的最早提法，也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为民”思想的确立期。 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的发展期。从新中国发展的历史看，江泽民具有桥梁作用，他不仅将毛泽东和邓小平的思想理论进行了传承与过渡，也是“执政为民”概念的首倡者。但是，由于各种条件的限制，江泽民的“执政为民”思想并未展开。对此，中共十六大以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有了新的丰富和发展，具体而言有以下几个方面的突破：一是在理论上更加自觉。江泽民的“立党为公，执政为民”是在一种特殊语境下提出的概念，并未给予充分的说明，而胡锦涛则赋予其理性自觉，他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的本质是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学习贯彻‘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必须牢牢把握这一点，以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这是衡量有没有真正学懂、是不是真心实践‘三个代表’重要思想最重要的标志。”[6]二是提出“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这是“执政为民”思想的一个重大突破。胡锦涛在中共十六届三中全会上指出：“坚持以人为本，树立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观，促进经济社会和人的全面发展。”[7]在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又进一步指出：“坚持以科学发展观统领经济社会发展全局。”“坚持以人为本，转变发展观念，创新发展模式，提高发展质量，落实五个统筹，把经济社会发展切实转入全面协调可持续发展的轨道。”[8]“以人为本”的科学发展观为“执政为民”思想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三是高度重视民生和社会的公平正义问题。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将工作重点转向“民生”，特别强调要关注社会弱势群体，维护社会的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开放的成果，实现社会的和谐发展。中共十七大报告设专章着力探讨“改善民生”问题，指出：“社会建设与人民幸福安康息息相关。必须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更加注重社会建设，着力保障和改善民生，推进社会体制改革，扩大公共服务，完善社会管理，促进社会公平正义，努力使全体人民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推动建设和谐社会。”“和谐社会要靠全社会共同建设。我们要紧紧依靠人民，调动一切积极因素，努力形成社会和谐人人有责、和谐社会人人共享的生动局面。”[9](P37、41)在此，“全体人民”的范围比以往又有所扩大，其明确的定位和概括是清晰、理性和富于创新的。温家宝也强调：“必须坚持发展经济与改善民生、维护社会公平正义的内在统一，围绕改善民生谋发展，把改善民生作为经济发展的出发点、落脚点和持久动力，着眼维护公平正义，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成果，促进社会和谐稳定。”[10]他进一步将社会的公平正义提到“成为社会主义制度的首要价值”的高度[11]。四是真正确立了人民本位的执政观和道德观。自毛泽东以来，中国共产党一直强调与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到胡锦涛又有了新的发展，“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以服务人民为荣，以背离人民为耻”[12]，等等，这些观点情真意切，都是真正站在人民的本位来思考问题的。 应该说，在“执政为民”方面，自毛泽东到胡锦涛有一个明显的变化，那就是“人民”的范围不断扩大，越来越贴近人民群众，越来越人性化、科学化和细致化，反映了中国共产党的逐渐成熟与快速发展。 二、一脉相承与忠诚奉献 “执政为民”思想的确立很难也不可能由某人在某一时段完成，它需要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经过拨乱反正和改革开放，邓小平与毛泽东时代已大为不同，在“执政为民”思想上也有所突破。但二者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邓小平强调要由人民是否拥护、赞成、高兴和答应，作为“执政为民”思想的基础，而毛泽东也说过：“力量的来源是人民群众。不反映人民群众的要求，哪一个人也不行。”[13](P149)“我们所有的党组织，从上到下都必须遵守我们的一项至关重要的原则，这就是不脱离群众，同群众的需要和愿望息息相通。”[14](P188)因为在他们看来，执政党不是以自己的好恶，而是要将人民的愿望和要求作为工作的出发点。另一方面，邓小平“执政为民”思想的一个关键点是发展生产力，“我们要想一想，我们给人民究竟做了多少事情呢？我们一定要根据现在的有利条件加速发展生产力，使人民的物质生活好一些，使人民的文化生活、精神面貌好一些”[4](P128)。而毛泽东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就强调：“我们的根本任务已经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15](P771—772)“必须给人民以看得见的物质福利。”[1](P467)可见，毛泽东的“执政为民”思想虽然更重视政治，但在强调发展生产力和为人民谋取物质福利等方面，与邓小平思想不仅有内在联系，而且前者对后者有很大的影响。 江泽民的“执政为民”思想受毛泽东的影响更为明显，他谈到的“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与毛泽东思想一脉相通，甚至在使用“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最广大的人民利益”等用语上也继承了毛泽东的说法。江泽民说过：“因为我们党是代表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根本利益的，所以全党同志的一切工作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都是为了实现好、发展好和维护好人民的利益，任何脱离群众，任何违反群众意愿和危害群众利益的行为，都是不允许的。”[16](P156)这一表述正如毛泽东在《论联合政府》中所说的：“应该使每个同志明了，共产党人的一切言论行动，必须以合乎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最大利益，为最广大人民群众所拥护为最高标准。”[1](P467)直接影响江泽民思想的当然还是邓小平的“执政为民”观。江泽民曾指出，邓小平“尊重群众，热爱人民，总是时刻关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和愿望，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17](P296)。可见，江泽民的“执政为民”思想与邓小平有着内在的关联性。 胡锦涛的“执政为民”思想更是充分吸收了毛泽东、邓小平和江泽民的思想精华。并在此基础上进行了创造性发展。胡锦涛指出：“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在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创立毛泽东思想，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建立新中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伟大成就以及艰辛探索社会主义建设规律取得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进行的。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社会主义基本制度的建立，为当代中国一切发展进步奠定了根本政治前提和制度基础。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开创的。……我们要永远铭记，改革开放伟大事业，是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中央领导集体带领全党全国各族人民继承、发展并成功推向二十一世纪的。”[9](P6)他还指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坚持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党必须植根于人民的政治立场，注重从人民群众的实践中吸取养分，为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群众观点、不断实现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提出了新的理论要求。”[6]胡锦涛对“执政为民”思想的强调，与江泽民“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思想一脉相承，反映了中国共产党人开放和宽阔的胸襟。 中国共产党几代领导集体能够形成一脉相承的继承关系，有以下几个方面的因素在起作用。一是将马克思主义作为指导思想。毛泽东说过：“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18](P1471)“如把马克思主义当作工具看待，没有什么神秘，因为它合用，别的工具不合用。资产阶级的唯物主义不合用，只有马克思的唯物主义，就是辩证唯物主义，运用到社会问题上成为历史唯物主义，才合用。”[19](P263—264)江泽民明确指出：“在当代中国，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是一脉相承的统一的科学体系。坚持邓小平理论，就是真正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高举邓小平理论的旗帜，就是真正高举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旗帜。”[20](P13－14)胡锦涛也指出：“全党同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起来，坚持以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和‘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落实科学发展观，不负人民重托，不辱历史使命，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不断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而继续奋斗！”[21]显然，马克思主义已经成为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建设的指导思想。二是忠诚奉献的精神与品质。中国共产党历届领导集体“执政为民”思想都是建立在为国为民基础上的，其表现方式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周恩来说过：“假如是对人民，我们要像孺子牛一样诚诚恳恳、老老实实为人民服务。“我们国家的干部是人民的公仆，应该和群众同甘苦，共命运。”[22]他用实际行动履行了自己的誓言。胡锦涛这样评价他：“周恩来同志始终信仰坚定、理想崇高，集中表现为他对党和人民无限忠诚的精神。”“他身上集中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高风亮节，在中国人民心中矗立起一座不朽的丰碑。”“始终热爱人民、勤政为民，集中表现为他甘当人民公仆的精神。”“……一生心底无私，严于律己，廉洁奉公，是共产党人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典范。”[23]可以说，忠诚奉献是中国共产党人“执政为民”思想的火炬，是其代代相传的可靠保证。 三、丰富的内涵与鲜明的特征 经过中国共产党几代人的努力，“执政为民”思想得以建立和发展起来，这其中经历了几多风雨，也浓缩了无数的人生智慧，从而形成了丰富多彩而又特色鲜明的科学思想体系。概括起来有以下主要特点。 第一，结合中国的国情，对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和胡锦涛等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强调将马克思主义进行创造性的发展。毛泽东继承了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本位”立场，但更注重农民，尤其能够与中国的国情相结合而做到活学活用，他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二十年，就是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日益结合的二十年。”[2](P795)“把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理论和中国革命的实践密切地联系起来，这是我们党的一贯的思想原则。”[24](P203)邓小平也指出：“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同我国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走自己的道路，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这就是我们总结长期历史经验得出的基本结论。”[3](P3)江泽民指出：“我深深感到，当今世界和我们所处的时代，同过去相比发生了很多深刻变化。无论从国际还是从国内看，我们都面临着许多新情况新问题，必须从理论上、实践上作出回答并加以解决，否则我们就不能更好地前进。我们必须与时俱进，继续丰富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如果因循守旧、停滞不前，我们就会落伍，我们党就有丧失先进性和领导资格的危险。”[25](P335)胡锦涛更加明确地指出：“深入学习贯彻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着力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成果武装全党。”[9](P50)毋庸讳言，对于中国共产党而言，坚持马克思主义固然重要，但发展马克思主义，尤其是结合中国国情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主义更为重要，而从毛泽东的重视“农民”到胡锦涛的重视“民生”，是“执政为民”思想最突出的表现。 第二，亲民、爱民、惠民是“执政为民”思想的内核。中国古代不少帝王有浓郁的“民本”思想，但他们往往高高在上，很难真正与民众亲近；但中国共产党人则不同，他们在理论上倡导亲民、爱民、惠民，在实际上与人民同甘共苦、水乳交融。毛泽东生活俭朴，爱民如子，“不拿群众一针一线”即是他“执政为民”思想的形象概括。以胡锦涛、温家宝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新一代领导集体，时刻关心人民群众的甘苦，而近年来提出的惠民政策、解决民生问题的有效举措，都是其“执政为民”思想的最好体现。温家宝指出：“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要让人民生活得更加幸福、更有尊严，让社会更加公正、更加和谐。”[10] 第三，把为人民谋利益作为“执政”之目的和最后归宿。中国历史上的历代统治者都将民众当作维护其统治的工具，很少站在民众的立场为其谋利益。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几代集体领导的“人民本位”思想深入人心，真正将人民群众的富裕、快乐、幸福当成执政目标。毛泽东说过：“我们的共产党员在中国人口中当然只占很少的一部分，只有当这一小部分人反映大多数人的意见，并为他们的利益而工作时，党和人民之间的关系才是健康的。”[2](P187)他一生不谋私利、不搞特权，一心为人民谋幸福。他多次拒绝为自己的亲属谋职，更不搞“特殊待遇”他有七位亲人为革命献出宝贵生命，他为此感到自豪，因为自己的亲人只是“数百万牺牲者之一”[26](P330)。这种思想意识体现了一代伟人博大的胸襟和无私的奉献精神。周恩来堪称廉洁奉公、无私奉献的杰出典范，他时刻“以人民的疾苦为忧，以世界的前途为念”[27](P427)。邓小平始终把“人民拥护不拥护”、“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人民答应不答应”作为制定各项方针政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人民”成为他心中的一个标杆和一把尺子。江泽民也指出：“必须始终把体现人民群众的意志和利益作为我们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归宿，始终把依靠人民群众的智慧和力量作为我们推进事业的根本工作路线。”[28](P496)胡锦涛告诫全党特别是领导干部，“要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的宗旨，始终不渝地为最广大人民谋利益。……只有坚持艰苦奋斗，心中装着人民群众，始终同人民群众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才能保持我们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才能增强抵御腐朽思想侵蚀的能力，才能不断与时俱进、开拓创新。……各级领导干部要坚持深入基层、深入群众，倾听群众的呼声，关心群众疾苦，做到权为民所用、情为民所系、利为民所谋。尤其要关心那些生产和生活遇到困难的群众，深入到贫困地区、困难企业中去，深入到下岗职工、农村贫困人口、城市贫困居民等困难群众中去，千方百计地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要通过扎实有效的工作，实实在在地为群众谋利益，带领群众创造自己的幸福生活。”[29]当人民群众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执政为民”思想也就落到了实处，才能得到更大的发展。 然而，“执政为民”思想的建构并不完善，主要表现在：执政党中官员腐败现象仍较为严重，党内还缺乏更加配套、完备与细化的制度措施；人民群众的物质、文化生活还有待于进一步提高等。值得注意的是，中共十六大以来，中共中央、国务院在这方面已经迈出了坚实的步伐，不仅有了强烈地自觉意识，而且开始在全国范围内坚定不移地全面实施“执政为民”的大政方针。 ［收稿日期］2010－04－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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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河北学刊》(石家庄)2010年4期第168～172页 责任编辑：刘悦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