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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五四新文化的两重性 1919年的五四新文化运动，代表了中国现代文化的一个重大转折时期，其主要特征是，五四的学者在接受西方科学文明的基础上，希图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提出一个新的解释，以改造文化、革新传统为手段，追求中华民族国家的富强。在中外文明的交流史上，这一新文化运动显示了中国人在吸收、消化外界文化方面的高度热忱，是晚清以来所未曾所见。当时这一热忱的对象，基本上完全投注于西方文化。甲午战后年轻中国人对日本迅速崛起所激起的浓厚兴趣，由于日本在一次大战以后对中国领土的侵占野心，可以说已经全面消退。五四运动的当天，学生们高喊"还我青岛"、"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并焚烧了亲日派曹汝霖的房子，是一例证。有趣的是，日本之所以能在凡尔塞会议上对中国提出接收德国在山东权益的要求，无疑是得到西方强权首肯的结果。而日本的帝国主义作法，也显然是效法的西方强国。但是，这些似乎都没有影响当时中国年轻人对西方文化、科学的热情向往。  五四青年对西方文化的憧憬，可以说是兼容并蓄，从古典资本主义、自由主义到无政府主义、共产主义，都表示出很大的兴趣。于是，五四运动成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开端，在中国大陆得到推崇。而1949年后退居台湾的国民党政府，则对如何纪念五四运动，常常显得举棋不定、欲言又止。不仅在台湾，那时离开中国大陆的知识分子中间，对五四运动持怀疑、甚至否定态度的人，还相当不少。比如"新儒家"张君迈、唐君毅、徐复观、牟宗三1958年在香港发表的"中国文化与世界"的宣言，就代表了这一立场。他们基于复兴中国儒家文化的立场，呼吁对五四以来中外文化、特别是中西文化交流的过程，作一深刻反省。这一反省，自然也包括了对五四时期热心"西化"的批评。大陆开放以来，学界逐渐对"新儒家"表现出强烈的兴趣，对他们所持的复兴中国文化的立场，也开始表现出同情的立场。大陆学界、出版界对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批评者吴宓及其学衡派所表示的兴趣，就是一例。这些变化，对我们重新考虑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内容及其影响，提供了一个新的观察角度。 本文的写作，想用文化研究的方法，对五四新文化运动期间中外文化之间的交流及其内涵，做一探讨。笔者并无意否认五四新文化运动在提倡中国文化对外开放方面的贡献和影响。相反，本文试图在肯定这一前提底下，对五四时期中外、中西文化交融的状况，从史学革新的角度，做一个比较细致的观察，以求获得一些新的认识，从而对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中"新"与"旧"之间的联系，重新加以考虑，希望能引起读者对新文化运动之"新"的程度及其含义，产生一种不同的认识。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