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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五四史学革新的背景 中国文明不但以历史悠久闻名于世，其史学传统的长久、丰富也同样着名。中国人对自身文明的自豪感，来自于这一历史感。而这一历史感的形成，与中国的史学传统大有关系。从其起源来看，中国史学传统的建立，与中国人的宇宙观、世界观不无联系。从历史感的诞生来看，结绳记事是一种近乎自然的心理发展。但古代中国人的记事，包括了人类与自然界的重大事件，与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有关。虽然现存的《春秋》只有一部，而其还残缺不全，但从中我们也可看出这种思维方式对历史着述的影响。在《春秋》中，自然界的变化是人类历史变化发展的框架。春夏秋冬的季节变化代表了基本的时间观念，为历史记载提供了方便。  这一时间观念以其循环往复为特征，因此也影响了古代中国人的历史观。孟子所谓"五百年必有王者兴"，就是循环史观的一个例证。如果说《春秋》中确实隐含有孔子的"三世说"--衰乱、升平与太平--那么这一"三世说"也同样以循环史观为基础。孔子的"信而好古"自然反映了他对古代的向往，但这种向往还是有一种循环论的前提，即希望美好理想的过去会在将来重新回来。从历史哲学的角度来看，这一循环论的历史观念，非但促使古代中国人不断依照时间的顺序往返记载历史，而且还给他们提供了一个全面的、长久的历史认识。这一认识同时包含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三个方面。如果以《春秋》为代表的编年体史书，是"结绳记事"的一种文字形式，那么这种"结绳记事"，远远不是仅仅出于一种对现实、现世的关心而已，而是体现了一种对整个人类历史的思维勾画。 有了对《春秋》等史书这样一种历史哲学的认识，我们就不难理解司马迁"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的由来。自然，司马迁本人有其高远的理想，但他之"究天人之际"，还是建立在前人的基础上的。他本人对孔子的推崇，就是一例。虽然这么说，司马迁在中国历史上首次明确表明他的理想追求，仍然具有重大的意义。他的《史记》中的"史"，用现代的语言来说，不仅可以被认做是复数的，也可以是一以贯之的单数，取决于我们把《史记》放在什么样的尺度来评价。但无论怎么看待，《史记》所体现的是古代中国的一种复杂的历史思维，既有时间的深度，又有空间的跨度。 自司马迁以来，中国史学不但改变了记述的形式，从编年改到纪传，而且也变得愈来愈政治化，因此史学的范围逐步狭窄，以朝代的兴亡为主题。但是，从史学观念来看，仍然保持着广阔的幅度、长远的眼光。中国史家之记述朝代的兴亡，已经自然有过去与现在的两个方面﹕他们所记录的是前代的、过去的历史，但这一记载则有现在的因素，因为是现在的人在进行这一记载的活动。更重要的是，史家记载的目的，显然是为了将来，即为了维持和延长当朝政权的统治。于是，一部朝代史，在时间上包含了过去、现在与将来，尽管它记载的只是一个朝代的历史。 这种以过去为资鉴、即"以古鉴今"的历史观念，在东汉以后的年代里，也表现在所谓有关"正统论"的讨论中。"正统论"讨论的中心，是如何确定王朝更替的正统性。这一问题在东汉灭亡以后，显得十分尖锐。但史家之所以对这一问题如此关心，还是出于一种对将来的考虑，即如何在中国的历史中，找到一个一以贯之的沿革传统。这种重塑传统、追求正统的作法，到了唐朝的韩愈，则被用来总结儒学、即所谓"道统"的沿革变化，可见其影响之深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