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坚持不懈地进行了国防和战备建设，筑起了一座国防的坚固长城，从而赢得了国家生存和发展的基本条件，一个不断发展壮大的中国在这个基础上开始走向世界。2012年1月，美国对华军事战略进行调整，使中国国防安全面临新的压力。面对新情况，重新梳理新中国战备的历程，厘清新形势下战备思路，对于现阶段我军军事斗争准备有着重要的启迪意义。
    关 键 词：新中国 战备 国防
    作者简介：赤桦，南京政治学院上海校区副教授，博士。

    战备是指为应付可能发生的战争或军事突发事件而在平时进行的准备和戒备①。积极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以应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威胁，是新中国领导人的一贯思想。以1985年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决定国防和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为标志，新中国成立以来的国防和战备建设大体可以分为两个大的阶段：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前，由于始终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这一时期的国防和战备建设在某种程度上就是一部以战备为中心，为巩固新生政权、维护国家生存利益而进行的战备史。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由于中国综合国力的显著提升以及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开展全方位的、积极的和平外交，中国的安全环境得到持续改善，国防和战备建设随之完全转入了和平时期的建设轨道上来。但也应当看到，当前危及中国主权、威胁中国生存与发展的因素依然存在。面对外部的军事威胁和破坏中国国家安全与发展利益的种种因素，在国防建设中夯实军事斗争准备，切实提高我军的威慑能力和实战能力，是有备无患的需要，也是对和平努力的重要补充。新世纪的战备工作，不仅需要前瞻国际形势和军事斗争的发展趋势，也需要从历史中汲取智慧。而新中国成立以来进行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国防和战备建设，特别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的战备活动所积累的丰富经验，是筹划新世纪国防和军事斗争准备的宝贵财富。为此，有必要对这一阶段的战备工作进行重新审视。
    一、历史回顾
    国际形势的发展变化、周边安全环境的改变、对战争与和平判断的调整以及中国国内政局的影响，共同构成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之前新中国战备特殊而复杂的历史背景。这一时期的战备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即：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战备、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为防敌突袭而进行的战备以及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中国大战备。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为巩固新生政权而进行的战备(1949-1956)
    新中国成立之初，面对国际上美苏对峙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两大阵营存在的现实，根据当时国内情况以及对国家安全环境和敌情的判断，为了巩固新生的政权，出于国家利益和意识形态一致的考虑，新中国领导人果断做出了“一边倒”的外交决略以及与苏结盟的重大战略决策。这一时期，新中国充分利用与苏结盟提供的有利条件，恢复经济，部署国防力量，开始新中国的国防和战备建设，迅速巩固了新生政权。
    1、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国际形势和国家安全形势的认识与判断
    (1)新的世界大战是可以避免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冷战在全球蔓延，人们担心美苏战争不可避免，第三次世界大战即将来临。对此，以毛泽东为核心的中国共产党人提出了不同的论点，指出：世界反动力量确在准备第三次世界大战，战争危险是存在着的。但是，世界人民的民主力量超过世界反动力量，并且正在向前发展，必须和必能克服战争危险。因此，美、英、法同苏联的关系，不是或者妥协或者破裂的问题，而是或者较早妥协或者较迟妥协的问题②。这一论断很快便为随之发生的美苏在柏林问题上的妥协所证实。柏林危机的烟消云散，说明美、苏双方都没有做好不惜一战的物质和心理准备。新中国成立后，新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坚定了关于世界战争可以避免的判断，指出，只要全世界共产党能够继续团结一切可能的和平民主力量，并使之获得更大的发展，新的世界战争是能够制止的③。这一观点，对新中国成立初期国防任务的确定产生了直接的影响。
    (2)美国是新中国国家安全的主要威胁。新中国成立后，以冷战观点看待中国的美国政府最终选择了敌视中国的态度，加紧推行遏制和孤立中国的政策：在政治上孤立中国，不仅拒不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合法地位，还阻挠其他国家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承认和建立正常的外交关系。在经济上对中国实行封锁和禁运，阻挠其他西方国家和中国做生意，企图把中国困死、饿死。更为严重的是，美国在军事上对中国进行封锁包围，通过支持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南越保大集团、法国殖民主义者和国民党残余势力，从朝鲜半岛、台湾、印度支那三个方向威胁中国安全，企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与美国相反，苏联率先对新中国给予外交上的承认，在苏联的带动下，社会主义国家相继承认了新中国。苏联和社会主义国家的行为又推动了一些亚洲国家和西方国家陆续与新中国建立了不同级别的外交关系，美国孤立中国的“共同阵线”的图谋没能实现。这也使新中国领导人切实感到，“我们在国际上是属于以苏联为首的反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的，真正的友谊的援助只能向这一方面去找，而不能向帝国主义战线一方面去找。”④上述种种，使新中国不能不把美国看成最主要的敌人和对中国国家安全的最大威胁。
    2、新中国国防部署及调整
    基于以上对国家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国内百废待兴、国力薄弱的严峻形势，争取苏联援助，改善自身斗争条件，就成为新中国在自身防卫能力不足的情况下，不得已而又自然的选择。以《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为标志，中苏同盟关系正式形成。该条约着眼于“制止日本或其他直接间接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相勾结的任何国家的侵略”，矛头直指美国，带有明显的军事结盟的性质。通过中苏结盟，新中国背靠苏联的态势得以形成，大大缓解了新中国巩固国防的压力，并据此制定了“东大西小”、“南重北轻”的军力部署态势。这一态势直到抗美援朝战争爆发才做出调整，将“南重北轻”转变为“北固南守”，而“东大西小”的军力部署直到60年代中苏关系紧张前都没有改变。
    正当新中国准备集中精力医治长期战争创伤，展开恢复国家建设的各项工作的时候，朝鲜战争爆发。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即将其与新中国为攻台而进行的夺取沿海岛屿的作战和印度支那人民的民族解放战争，一起视为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向“自由世界”的挑战。正如杜鲁门后来在回忆录中说道：“我们当时的心情是：我们向大家宣告，我们认为朝鲜局势关系很大，因为从这种局势中可以看出西方的力量和决心。”⑤为此，在朝鲜战争爆发的第二天，美国便武装入侵朝鲜，干涉朝鲜内政。与此同时，利用朝鲜内战的时机把侵略行动的范围扩大到中国的台湾及整个远东地区。在朝鲜战争爆发后不到一个星期的时间里，美国将其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前哨前推了几百公里进至亚洲大陆，在远东形成了遏制苏联、包围中国的新的军事部署。面对美国从南北两个方向对新中国安全构成的直接威胁，新中国国防部署随之做出新的调整。首先，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鉴于美国第七舰队开进台湾海挟，阻断了毛泽东统一中国的最后一步军事行动，而当时新中国还没有与美国在台湾海峡进行海上较量的海空军力量，如强行攻台，势必造成损失惨重、无功而返的结局，新中国领导人毅然决定“推迟解放台湾的时间”⑥。从1950年7月起，中央军委即解除中国人民解放军准备解放台湾的任务，而将军事斗争重点转到抗美援朝战争的准备。其次，组建东北边防军，增强东北地区的国防力量。随着朝鲜战火开始向周边地区蔓延，特别是美军的直接参战，直接对新中国东北地区国防安全产生了严重威胁。为此，中央军委先后组建了东北边防军及其二、三线部队。东北边防军及其二、三线部队的组建，不仅巩固了东北边防，而且使新中国在战略上处于主动地位，避免了临急应战，也为后来进行的抗美援朝战争奠定了基础。此外，为了防止美国派遣部队与台湾蒋介石军队对中国大陆实施联合登陆进攻，在东南沿海也进行了相应的部署：在相关省、地区设立海防处(局)；在重点岛屿增配兵力；在敌人可能登陆的地区加强军力配置和备战措施，等等。经过这些调整和部署，新中国逐步完成了由“南重北轻”到“北固南守”的国防部署新格局的转换，巩固了国防。
    3、主要的战备举措
    (1)开始重点地区国防工程建设。确定了“重点设防”、“重点守备”的国防工程建设方针，并首先在沿海重点地区开始进行国防工程建设。1952年总参谋部制定的《5年(1953-1957)军事计划纲要》提出，必须加强中国主要防御方向的工事。8月25日，中央军委做出《关于建设国防工事的决定》，决定在东北区、华北区、华东区、中南区的部分重要地区进行重点设防。10月27日，毛泽东签发设防命令，明确指出，在沿海的战略要点和主要作战方向，有计划、有步骤地建筑永久性的国防工事，已成为国防建设的重要任务。根据上述指示，1953年1月10日至19日，军事建筑部在北京召开了第一次国防工程会议，确立了国防工程建设应按照先重点，后次要；先前沿，后纵深；先修典型示范工事，找出经验，后全面推广等原则组织实施。经过一年多的充分准备，从1954年开始，国防工程建设开始有重点地在沿海设防地区展开。绝大多数工兵部队及驻沿海地区步兵军、师所属的工兵营和一些步兵部队投入了国防工程建设。为新中国后来的国防工程建设积累了重要的经验。
    (2)调整兵工企业，开创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加紧改善武器装备。新中国成立之初，人民解放军的武器装备品种繁杂，性能落后。这种状况与新中国国面临的严峻安全环境很不相适应。为适应新中国成立后国防和战备的需要，1951年6月20日，中央军委兵工委员会做出《关于兵工建设问题的决定》，要求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经验与加强国防的需要进行生产与逐步地改造生产，使之尽量满足战争的要求与适应作战的要求⑦。根据这一指示，全国兵工企业迅速转入了支援抗美援朝战争的生产之中。在抗美援朝战争期间，兵器工业共生产各种枪械60余万支(挺)、枪弹15亿余发、各种火炮9万余门、火箭筒7000余具、炮弹1400余万发、手榴弹2300余万枚、炸药6000吨以及大量的地雷、航空炸弹等，并抢修了大量的武器装备和弹药，为赢得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做出了应有的贡献。在调整兵工企业和根据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组织兵工生产的同时，为加快新中国国防工业初创时期的建设进程，保证国防建设和战备武器装备的急需，中国向苏联购买了60个步兵师的武器装备(这些武器装备在1951年8月至1954年10月期间进口完毕并装备部队)和军事物资，同时与苏联签订了技术援助的协定。根据协定，“一五”期间，苏联为大量国防工程建设项目提供成套设备和全面的技术援助，帮助中国原有的几十个军工企业进行改建、扩建和技术改造。从1953年开始，国防工业即按计划进入大规模建设时期，并开始仿制生产制式武器，当年即仿制成功9种制式轻武器及弹药，新中国国防工业的现代化基础初步建立。
    (3)军队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队转变。新中国成立之初，军队的构成以步兵为主，只有少量的技术兵种部队，现代化和正规化程度都很低，难以适应现代战争的需要。在中央军委“为建设正规化、现代化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下，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了由低级阶段向高级阶段、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转变。首先，建立和充实军委总部机关。成立最高统率机关，即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简称“中央军委”。下设总参谋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和总干部部。此外，根据新中国成立初期国家的行政区划，在全国设置了一级军区、二级军区、三级军区和军分区四级军区体制。军委总部机构的建立和充实，对加强全军的统一领导和完成作战与建设任务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其次，建设新的军兵种。到1953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经发展成为一支军兵种比较齐全的合成军队，除了陆军，还建立了空军、海军；陆军不仅有步兵，还有炮兵、工兵、装甲兵、通信兵、铁道兵、防空部队等技术兵种。除此之外，属中国人民解放军序列的公安部队也组建和发展起来。这些军兵种的建立，标志着中国人民解放军已由单一军种向诸军兵种合成军队的目标迈进。
    (4)开展军事技术训练和组织军事演习。随着新军兵种的建立和新武器装备逐步装备部队，中国人民解放军各军兵种结合各自技术装备特点，在上世纪50年代初期开展了以掌握现代兵器及其他军事技术为主的军事训练。由于抗美援朝战争的需要，许多军兵种，特别是空军、炮兵、装甲兵等都是在战场上边打边训，逐渐发展成熟。各军兵种在技术训练的基础上，还不同程度地进行了战术训练。经过这些训练，人民解放军的技战术水平都有了不同程度的提高，作战能力有了加强。中国人民解放军开始正规军事训练后，还举行过多次不同规模、不同方式、不同战役战术背景的军事演习。其中，最能体现这一时期军事训练和战备特点的是1955年11月间的辽东半岛抗登陆战役演习。这次演习由总参谋部组织领导，陆、海、空三军共6.8万人参演，参演飞机262架、舰艇65艘、坦克和自行火炮1000余辆(门)。这次演习是人民解放军实施大规模诸军兵种实兵合成演习的第一次现代战役作战指导原则的初步尝试。通过演习，丰富了部队在现代条件下抗登陆战役的理论知识，提高了高级指挥员和领率机关的抗登陆战役组织与指挥能力，并积累了组织大规模军事演习的经验。特别是，通过演习检查了部队战备工作中的军事训练情况。
    (5)开始建立统一的后勤体系。抗美援朝战争使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在现代战争中，后勤组织的健全与否及后勤工作的好坏，对于争取战争的胜利有着特殊的意义。因此，必须建立统一的后勤体系。首先，建立全军后勤组织机构，形成总后勤部领导下的陆、海、空三军供应体制。这种上统下分的体制和军事指挥体制相一致，并照顾到当时军兵种的一些特点，促进了后勤建设的发展。其次，制定供给标准和规章制度，使各级后勤单位实施后勤供应有依据。第三，完成后勤供应由分散向集中统一的转变。1950年3月，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发布《关于统一国家财政经济工作的决定》，其中规定军队开支统由中央财政部负责拨付。从此，军队的经费供应形成了由国家统一供应军队、并由军队财务系统归口统一管理的体制。第四，加强后勤保障力量。从1950年起，为保障军队建设和作战的需要，总后勤部对原由各大军区管理的及从国民党军队接管的仓库、医院、工厂等保障机构进行了统一整编和调整、充实。同时建立和健全了勤务部(分)队。统一的后勤体系的建立使军队后勤保障能力有了很大的提高。
    这一时期，新中国国防和战备建设拉开了序幕，取得了初步成效：重点地区的国防工程开始建设；新中国的国防工业开始创建，武器装备水平得到初步改善；中国人民解放军加紧了由单一军种向合成军种转变的进程；军队统一的后勤体系开始建立，等等。与此同时，加紧巩边固防，成立了新疆军区生产建设兵团和西藏军区。在东南沿海开展有针对性的军事斗争，发起了一江山岛联合登陆作战以及进行了以辽东半岛演习为代表的一系列军事演习。进行了抗美援朝战争，极大地打击了美国的嚣张气焰，保障了国家领土安全。这一系列举措使得新中国很快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民主政权。从20世纪50年代中期起，中国的周边环境出现了相对安宁的局面。但也应该看到，抗美援朝战争虽然大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却也使中国站在了亚洲冷战的最前沿。中国必须对未来可能发生的侵略战争保持高度警惕。
    (二)20世纪50年代中期至60年代初期，为防敌突袭而进行的战备(1956-1964)
    相对于新中国成立之初与美蒋直接进行的军事较量和60年代中期开始的临战状态，这一时期相对稳定和平。这一时期，中国充分抓住国际国内的有利条件，明确了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方针。在此方针指导下，国防建设转入了以军队正规化、现代化建设为核心的轨道上。与之相适应，战备行动也从防备敌人大规模入侵转向重点方向防止敌人的突然袭击。由于有了明确的军事战略方针，就使这一时期的国防建设和战备工作摆脱了许多盲目性，取得了巨大的进步，国防和战备思想得到丰富，国防能力有了巨大提升，有效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
    1、对战争与和平的判断
    (1)强调战争与和平两种可能性并存，帝国主义仍然是战争的源头。朝鲜战争后，鉴于世界和平民主力量的发展，新中国领导人进一步坚定了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科学判断，对世界和平前景更加乐观，并为此做出了积极的努力。但是事物的发展总是具有两种趋势，并不总是向着人们希望的方向发展。为此，在争取和平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始终提醒人们“要估计到有两种可能性。除了好的可能性，还有一种坏的可能性，就是帝国主义要发疯。”⑧在对战争根源的认识上，坚持了列宁关于“现时的战争产生于帝国主义”⑨的科学判断，因为“在帝国主义国家里，依靠侵略发财的集团是永远不会自愿地停止侵略的”⑩。新中国领导人还进一步指出，两次世界大战使绝大多数帝国主义国家遭到沉重打击，只有美国垄断资本集团发了横财。这也使得美国在成为战后最大的资本主义国家的同时，也成为战后最积极的战争鼓吹者，在全球推行其侵略扩张政策。这就意味着，美国已经成为当代战争新的策源地了。
    (2)中国的现实威胁主要来自美国。抗美援朝战争结束后，美国出于强烈的仇华心理，继续将自己置于与新中国为敌的位置上，并采取了一系列进一步恶化中美关系的政策与措施。首先，在军事上加紧遏制中国。在朝鲜战争结束后仅一年多的时间里，美国先后与韩国、日本和台湾签订共同防御条约，构建了针对中国的内层遏制线。为了彻底封死中国，孤立中国，美国还一手操纵成立“东南亚条约组织”，从而在针对中国的内层遏制线背后，从中国边境的最西端(巴基斯坦)经过中南半岛直到中国东北方向，又构筑起涉及远东地区的外层遏制线。其次，在经济和政治上继续变本加厉地打击中国。朝鲜战争后，美国政府明确规定，可以适当放松对苏联、东欧国家的贸易控制，但对中国严格的贸易禁运政策则维持不变。美国要求其所有盟国也采取同样的立场(11)。美国还继续阻挠中国加入联合国。美国政府上述种种敌视中国的举动，使新中国领导人得出这样的结论：给中国造成最大、最现实的安全威胁的，“过去是日本人的问题，现在是美国人的问题”(12)。基于上述认识，这一阶段，美国仍是中国进行战争准备的主要对象。
    (3)对未来战争规模和样式的新判断。新中国领导人认识到，虽然美国等帝国主义国家暂时还没有能力发动世界战争，但由帝国主义的侵略和好战本性所决定，即使没有新的世界大战，地区性的局部冲突和局部战争也是不可避免的。对帝国主义有可能对中国发动战争的样式，毛泽东作了判断，认为“今后帝国主义如果发动战争，很可能像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期那样，进行突然的袭击”(13)。
    2、积极做好反侵略战争的准备
    (1)确立“积极防御，防敌突袭”的军事战略方针。虽然新中国关于积极防御的国防战略是始终明确的，但作为国家的军事战略方针，还需要依据新形势、新任务加以明确的阐述，这样才有利于全面的战备工作的切实开展。为此，在1956年3月6日召开的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彭德怀代表军委作了《关于保卫祖国的战略方针和国防建设问题》的报告，对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作了完整系统的阐释。报告指出：为了有效地防止帝国主义的突然袭击，保卫人民革命和国家建设的成果，保卫国家的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在未来的反侵略战争中，应该采取积极防御的战略方针。报告对如何有效地防止战争和一旦战争爆发如何赢得反侵略战争的胜利，从平时国防和战备建设到战时如何用兵均提出了明确的要求。这些原则对此后中国国防和战备建设有重大的指导意义。“积极防御，防敌突袭”军事战略方针的确立，适应了这一时期中国国防和战备的需要，是做好反侵略战争准备的重要举措。
    (2)全面开展军队现代化建设，加强武装力量准备。随着“积极防御，防敌突袭”军事战略方针的明确，这一时期的国防和战备工作摆脱了许多盲目性，军队现代化建设全面展开：一是精简整编，军力建设突出重点。按照裁剪数量、提高质量的原则，军队在1955年和1958年两次大规模裁减员额，使军队总员额由1953年的400余万缩减到240万左右，是新中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人数最少的时期。在减少军队总员额的同时，依据“积极防御，防敌突袭”军事战略方针的要求，加强了重点部队的建设。步兵相对减少，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铁道兵、通信兵和防化兵等均得到相应的发展，特别是加强了空军、海军的建设。到1958年，空军占全军总人数的12.2%，海军占5.8%，炮兵占4.8%，装甲兵占2.3%(14)，军兵种比例趋于合理，军队整体战斗力有明显提高。进入60年代，中央军委提出了“整军备战”和“备战整军”的方针，旨在通过备战促进整军，按战备的要求加强军队建设，以解决国防和军队建设的关系问题。此后，全军按南、北方步兵师和大、中、小师的重新编制。同时，海空军和技术兵种建设进一步加强。工程兵、铁道兵也相应进行了扩编。
    二是加快常规武器的国产化进程。新中国领导人十分清楚，依靠购买来改善军队的武器装备，只能是囿于客观制约的权宜之计。建设强大的国防，必须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基于这种认识，经过引进购买——仿制改进——试研试制，中国走出了一条符合国情的武器装备发展之路。到50年代末，从各种轻型武器到常规火炮、装甲战车、作战飞机、小型水面舰艇，中国都能自行生产了。到1962年，军队所需常规武器装备已基本上可由国内生产。在一些项目上，如喷气式歼击机、水陆坦克、自行火箭炮等，已达到或接近当时世界先进水平。
    三是立足自卫，研发威慑武器。新中国自成立之日起，就处在美国严重的核讹诈和核威慑的阴影之下。为打破敌人的核讹诈和核垄断，1955年3月，毛泽东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和研制原子弹的决定。中国希望在研制核武器方面得到苏联的帮助，也得到苏联的承诺。但早期研制工作刚刚开始，中苏关系开始恶化。1959年6月，苏联政府单方面撕毁双边协定，同年10月即全面停止对正在援建项目的技术设备的供应，次年8月，苏联政府又撤走所有在华专家，并将重要图纸带回国内。面对国内经济困难、国外美、苏两方面压力的严峻形势，出于国家安全考虑，中国政府决定依靠自己的力量，继续研制原子弹。对此，毛泽东明确指出：“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15)遵照这一指示，在中国科技工作者和所有参与研制、生产、试验人员的共同努力下，中国核武器的研发攻克了一个又一个难关，始终在艰难中前进着。
    四是探索后备力量建设。针对未来反侵略战争基本上是把敌人放进来进行陆上歼敌的作战样式，建立强大的国防后备力量，充分发挥人民战争的威力，就显得十分必要和迫切。为解决“平时少养兵，战事用兵多”的矛盾，中共中央和中央军委进行了认真探索，确立了“把民兵和预备役结合起来”(16)这一适合中国国情的积蓄后备兵员的制度。1958年8月，中共中央根据军事斗争的需要指出：“必须在全国范围内把能拿武器的男女公民武装起来，以民兵组织的形式，实行全民皆兵”(17)。同年9月，毛泽东指示：“我们不但要有强大的正规军，我们还要大办民兵师。这样，在帝国主义侵略我国的时候，就会使他寸步难行。”(18)按照上述指示，全国迅速掀起了大办民兵师的热潮。到1958年底，全国共组建民兵师5175个，民兵人数达2.2亿，占全国人口总数的35%。全民皆兵与大办民兵师，作为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一项战备措施无可非议，但是，由于受当时的“大跃进”和“左”的急躁冒进情绪影响，也产生了不少问题。所以，到1962年，毛泽东提出“民兵工作要做到组织落实、政治落实、军事落实”的要求，促使民兵组织得到整顿，从而推动民兵工作出现稳步发展的新趋势。
    这一时期的战备取得了巨大的成绩：人民解放军基本实现了从以陆军为主体向建设现代化的陆、海、空军以及诸兵种合成军队转变，初步具备了在现代条件下诸军兵种合同作战的能力。武器装备的改善也经历了从仿制苏式武器到基本实现常规武器自主生产的过程，我军的武器装备水平与世界先进水平的距离大跨度地缩小。同时，军队建立起许多现代化正规化的制度。这一切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防能力。这一时期，中国对侵犯中国主权和蚕食中国领土的行为，进行了坚决的军事和政治斗争，主要包括：平息西藏武装叛乱的斗争和围绕着美国的“协防台湾”、“划峡而治”，阻挠中国统一、侵犯中国主权而展开的同国民党军队的军事斗争，以及同外国侵略者进行较大规模的正规战争，即在中印边境展开的对印自卫反击战，有效保证了我国国家主权和领土安全。
    (三)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应付全面战争而进行的中国大战备(1964-1985)
    从20世纪60年代初开始，中国进入了多事之秋。国内经历了三年严重自然灾害，虽经努力调整，到1963年，经济形势略有好转，但并未根本改观。与此同时，中国周边相对安宁的局面不复存在，中国安全环境日趋恶化，特别是进入20世纪60年代中期，呈现出多面临敌的态势。除了东南方向蒋介石在美国的怂恿和支持下不断在沿海进行窜扰活动；西南方向印度不甘心失败，依然与我处于对峙状态；南部方向美国不断扩大对越战争，威胁我国领土安全外，更增加了新的战争因素，这就是苏联对我国北部地区军事威胁的加剧。面对这一内忧外患的严重局面，新中国领导人开始日益强调发生大规模武装入侵的危险性，突出战备在军事工作中的战略地位。到20世纪60年代中期，提出了立足于“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并在中共九大正式确立为全党全国的工作指针。在这一思想指导下，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中国在紧张的战备氛围中度过了近15年，其影响甚至一直持续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这一时期的战备，在新中国战备史上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既留下了许多宝贵的经验，也有许多教训可以总结。
    1、大国关系的转换对中国安全环境判断的影响
    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国际关系中，美苏关系无疑起主导作用，牵动着国际关系全局。这一时期美苏开始探索消除核战争危险、缓解紧张局势和推动两国关系发展的途径，致使美苏关系呈现出对抗中的缓和。这其中，苏联起了主要作用。而作为中国的盟国，苏联对美政策的变化，不能不严重影响到中国对安全形势的判断和对国防战略的运筹。自1953年艾森豪威尔担任总统后，美国便开始调整对苏政策，其中一个最重要的变化就是，不再单纯采取强硬的军事对抗的方式，而是采取两手策略，一方面继续同苏联抗争，另一方面也表面上对苏缓和。与此同时，斯大林去世后，赫鲁晓夫企图在与美缓和与合作中使美国承认其大国地位，从而在“美苏合作主宰世界”的国际关系框架下捞到更多的好处，遂提出了著名的“和平共处”、“和平竞赛”、“和平过渡”的“三和”路线，并在贯彻“三和”路线时强调，两个体系(社会主义阵营体系和资本主义阵营体系)的和平共处不是权宜之计，而是苏联外交政策的基本原则。遵循这一原则，苏共二十大以后，苏联采取了一系列试图缓和两大阵营紧张关系的措施。苏美缓和的一个负面效应，就是把锋芒共同指向中国：一方面，美国一直没有放弃敌视中国的态度，将中国看作比苏联更为“好战”，更具“军事冒险性”、“更不负责任”、“更顽固敌对”(19)的国家，继续加强了“遏制”中国的政策，妄图进一步孤立和削弱中国。另一方面，这一时期，中苏关系的恶化已经不仅仅局限于意识形态领域的分歧，而是反映到整个两国关系中。中苏不断发生的边界冲突成为中苏两国友好关系破裂、敌对关系升级的直接表现和双方斗争的手段，特别是成为苏联向中国施加政治和军事压力的特殊手段。这时的中苏同盟关系已经名存实亡。这一结果，对于面临美国严重威胁的中国国家安全状况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进而促使中国领导人猜测：为了实现“与美国共同主宰世界”的企图，苏联可能采取新的方针——同西方主要是美国站在一起反对中国的方针(20)。美苏共同利用印度打压中国进一步证实了中国的猜测。中印之间边界问题的分歧和矛盾表面化，给了美苏进一步介入中印关系的机会。为了利用印度打压中国，美苏分别对印度采取拉拢的态度，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都加大了对印度的支持和援助。这样，印度从不结盟走向实质上的双重结盟，中印关系严重恶化，并最终演变为边界冲突。此时，中国面对的是美苏印实质意义上的联合反华力量。上述种种严重情况，使新中国领导人不能不认真思考如何应对这样一个四面受敌的严重态势，特别是如何应对美苏这两个超级大国的威胁。
    2、对战争与和平判断的改变
    (1)在依然把美帝国看作中国安全的最大现实威胁的同时，开始把苏联作为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予以关注。中国依然把美国作为首要威胁有着充分的理由。“美国在国外有一百五十万军队，二百五十个军事基地”(21)，其中相当一部分部署在中国周围；美国不仅积极支持台湾当局利用大陆经济困难，对大陆沿海进行武装袭扰和破坏活动，而且每年部署其第七舰队以及驻日、菲等国和台湾地区的美军，在太平洋进行以中国为假想敌人的联合军事演习；美国政府扶持南越傀儡政权企图扩张美国势力范围；暗地里支持印度当局，使之继续对中国西部和西南部边疆构成战争威胁；与苏缔结针对中国的“禁试”条约，等等。所有这一切表明，美国依然是中国的首要敌人。特别是美国对印度支那武装干涉的升级，对中国安全也已经构成了直接威胁，更证明了这一点。除了对美国保持高度警惕，这一时期，引起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对国家安全问题高度警觉和忧虑的，还有苏联因素。在毛泽东心目中，苏联的威胁，不仅是有形的，而且是无形的；不仅是外部压力和武装入侵问题，而且是修正主义思潮向中国共产党党内渗透并寻找“代理人”的问题。后者在某种程度上甚至比前者更具有危险性。因为，最危险的敌人往往是内部的敌人(22)。正是苏联这种对中国安全的双重影响，使中苏之间在意识形态和国家关系上的矛盾与不同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国家之间的矛盾相比，显得更加尖锐和深刻。苏联业已构成对中国国家安全的威胁因素，因而需要在政治、经济和军事上采取措施，以备不虞。针对苏联在意识形态方面对中国的威胁，从1963年开始，中国同时在对内对外两方面进行了城乡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和中苏大规模论战。针对苏联对中国军事安全的威胁，1964年，毛泽东在十三陵召开的会议上提出了战备和进行三线建设的要求。
    (2)改变了前一时期战争打不起来的看法，开始强调“战争不可避免，要准备打仗”的观点。20世纪60年代前，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认为世界大战得以延迟甚至有可能避免。这主要有三个方面的因素：一是中苏两国紧密团结和社会主义阵营的不断强大；二是反帝统一战线的形成增强了阻止世界战争的力量；三是帝国主义阵营的困难处境，“敌人一天天烂下去，我们一天天好起来”(23)。但到了60年代初，随着中苏友好关系走向破裂，社会主义阵营随之瓦解，过去认为世界大战可以避免的重要支柱力量岌岌可危，加之此时中国四面临敌的严峻安全形势，使得新中国领导人危机感陡然增加，进而改变了在战争与和平问题上原来的看法，不再说大战可以避免之类的话，更多的是强调要准备打仗。1966年，总政治部在一项指示中明确提出，要从最坏处着想，要准备美帝国主义可能早打、大打、打各种战争，要准备美帝国主义、现代修正主义和反动派勾结起来一起打我们。一定要从思想上、物质上、政治上，加紧做好战备，把我们全部工作的立脚点都放在“打”字上(24)。至此，新中国领导人对世界战争能否避免的看法发生了根本性变化，逐渐由世界大战可以避免转向大战不可避免，并认为战争策源地已由美国一家发展为美苏两家。一旦中国领导人改变了对和平与战争已有的基本判断，加强战备就成为中国维护国家安全的必然和首要选择。
    3、“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备指导思想的提出和确立
    中国周边安全环境日趋严峻，面临“四面临敌的”状态，构成了中国“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备指导思想出台的基本背景。但这一战备指导思想为全党所接受，并在中共九大正式被确认为全党全国的工作指针，是有一个逐步显性化的过程的。
    警惕和准备对付来自“四面八方”的突然袭击，是中国领导人提出战备指导思想的重要动因。1963年2月19日，毛泽东在听取中印边界自卫反击作战汇报时，对未来可能发生的战争曾做过这样的估计：与中国打仗，我看英国人不会来，法国人不会来，德国人不会来，无非是一个日本人还可能来，一个美国人可能来，一个蒋介石可能来，一个印度人可能来，就是这几个(25)。准备“对付四面八方”的战备思想初露端倪。此后不久，这种乐观开始为一种对腹背受敌的忧虑所取代。在中苏关系加速走向决裂的进程中，毛泽东开始提出苏联入侵的问题。他强调，不能只注意东边，不注意北边，只注意帝国主义，不注意修正主义，提出要准备帝国主义和修正主义联合打我们这一手。为此，毛泽东提出了北方要设防的问题，并改变了此前“北顶南放”的战略方针(26)。
    坚定毛泽东提出“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备指导思想的直接因素是美国扩大在越南的战争。美国力欲在越南打胜，目标不仅对着印度支那半岛，也对着中国。因此，当美国将战火引向中国边境，就使中国再度面临朝鲜战争那样直接的战争威胁。这无疑坚定了中国领导人的判断，并作出积极的反应。1964年10月22日，即在我国爆炸第一颗原子弹后一周，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指出：必须立足于战争，从准备大打、早打出发，积极备战，立足于早打、大打、打原子战争。我们不仅要在战略部署、后方设施、作战准备和国防工业建设等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同时，也要在国民经济建设方面充分注意这个问题(27)。毛泽东提出的这一思想迅速为全党所接受。与此相一致，刚刚制定的以“吃穿用计划”为主的“三五”计划让位给以国防建设为中心的战备计划。此时，中国战备指导思想的主要之点已经清晰，并且在国家建设各方面关系中有上升和趋于支配地位的趋势，这也意味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已经初步形成。
    此后，中国的安全形势进一步恶化，特别是苏联军事威胁的加剧，在客观上成为中国战备指导思想最终确立的主要推动力量。随着中苏关系一步步走向破裂，苏联对中国采取了更加敌视态度和恶化两国关系的举动。苏联不仅在中苏、中蒙边境地区大量增兵，而且多次在边界上挑起事端。据统计，从1964年10月到1969年2月，苏联边防军在中苏边境地区挑起的各种边界冲突就达4180件(28)。有鉴于此，中央军委重新规划了中国的战略战役方向，“三北”地区第一次与东南沿海地区一起，成为主要的战略防御方向(29)。此时战备指导思想的具体内容也根据战略形势的新变化进行了适度调整，由重点防美调整为既防美也防苏，以美为主。珍宝岛事件后，苏联对中国的军事威胁呈现急剧强化之势。苏军大量增加了具有突袭能力的地面部队。1969至1975年间，苏军总数净增27.5万人，而陆军又净增32万人，摩托化步兵师从90个增至110个，净增20个。这些新增的部队都用于抵御所谓来自中国的“威胁”(30)。苏联还叫嚣要对中国的核设施实施“外科手术”式的打击(31)。苏联在中国安全环境中所表现出这些新态势，使中国领导人自然得出这样的结论：美国的军事威胁虽不能排除，但现实的军事威胁主要来自北方(32)。这一新的判断，又为战备思想的再次调整提供了基本依据。因此，当越南的抗美战争进入高潮时，中国军事防御战略的重点实际上却开始了由南向北的转移。于是，处于严峻战争威胁和“文革”高潮中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就被赋予了对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迅速进行精神动员，全面落实战备计划，做好临战前的一切准备的使命。九大政治报告明确指出：“决不可以忽视美帝、苏修发动大规模侵略战争的危险性。我们要做好充分准备，准备他们大打，准备他们早打。准备他们打常规战争，也准备他们打核大战。总而言之，我们要有准备。”(33)以中共九大政治报告为标志，“早打、大打、打核战争”的战备指导思想第一次公开提出，从而经过长期酝酿、充实的历史过程之后，在中国领导人核心层得到确立。此后，全国进入以对付苏联入侵为主的临战状态，战备规模更加扩大。直到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随着党的指导思想开始发生历史性转变，全国性的战备也走向收尾阶段。
    4、20世纪六七十年代全国性大战备的重要举措
    (1)进行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建立战略大后方。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从战备需要出发，对国防工业和国家经济建设布局进行的战略性调整和划分。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变化，根据战备的需要，三线建设的范围先后经过了几次调整。1964年中共中央将全国划为一、二、三线。一线主要指东北和沿海各省；三线是指云贵川三省为主的大西南和陕甘宁青为主的大西北地区。位于一线、三线之间的广大地区为第二线。70年代三线的范围有所扩大，全国大三线是在长城以南、京广线以西的广大地区。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部地区为二线。这与最初的三线地区划分相比，一个明显的差别是，由于中苏两国发生武装冲突，中国面临着对美国、苏联两条战线作战的局面，其中抵御苏联的军事威胁又成为重点，三线地区实际上缩小了，一线地区扩大了，除原来的沿海一线地区外，出现了针对苏联的“三北地区”(东北、华北、西北地区)一线概念。
    从1964年开始，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全国展开。三线建设开始阶段成果显著。据不完全统计，1964年下半年到1965年，在西南、西北三线部署的新建、扩建和续建的大中型项目达300余项(34)。这一时期三线建设的重点放在西南地区。至1966年，西南三线战略后方基地初具规模，基本形成了一个以攀枝花钢铁基地为中心，成昆铁路为连接，东北有重庆常规兵器工业基地，东部有贵州六盘水煤炭基地的初步规划。然而，正当三线建设全面铺开之时，“文化大革命”开始了，三线建设受到严重冲击，实际在整体上处于停顿半停顿状态。针对苏联的军事威胁，被“文化大革命”打断的三线建设在1969年得以重新启动。此后，准备打仗成为各项工作的指导方针，三线建设进程急剧加速，中国的战备超出了常备的轨道进入突击阶段。在这种情况下，1969至1972年大小三线建设齐头并进，全面铺开。三线建设的骨干工程大都在这一时期投入或建成。这期间，国家还将三线建设的重点逐渐向“三西”(湘西、豫西、鄂西)地区转移，在鄂西、鄂西北地区重点安排了电力、铁路、汽车制造、石油化工等一大批大中型项目。1975年12月，国家计委在《发展国民经济十年规划纲要(草案)》中，提出要充实和加强三线战略后方基地，进一步发挥一、二线作用(35)。这意味着，随着三线建设规划的基本完成和国内外形势的变化，以三线建设为中心的经济建设指导思想将得到全面调整和结束。经过大规模的三线建设，在中国的战略后方建成了一大批机械、能源、原材料等重点企业和基地；建成了一批重要铁路、公路；建成了比较完整配套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电子工业基地、战略核武器科研生产基地、航空工业基地，形成了雄厚的战略后方生产基础。国防工业支持大规模反侵略的能力大大提高。这些物资储备，在应付局部战争和自然灾害以及保障人民的生活、生产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2)全面加强国防工程和预设战场建设，完善国家防御体系。随着中苏关系的恶化，从20世纪60年代中期开始，在继续加强东南沿海设防的同时，中国又展开了以“三北”地区为重点的全国性国防工程和预设战场建设。
    这一时期国防工程建设主要包括“三北”防御工程建设、改建指挥防护工程、特种工程建设和全国性人防工程建设。到70年代前期，“三北”地区防御工程已经初具规模。在“三北”地区的重要的交通枢纽部，有战术、战役价值的要点，构筑起了坑道、人造山等野战和永备工事。许多险峻的山岭和许多边远山沟，通进了战备公路，筑起了工事、坑道。指挥防护工程的改建也抓紧进行。特种工程和人防工程建设也取得了巨大成绩，初步形成了中国内地从东向西的地地导弹试验带，能进行多个射向和多种射程的地地导弹飞行试验。同时，在各重点城市和地区构筑了大量打防结合、平战结合的人民防空工程，许多城市的防空工事已经连片成网。这些国防工程建设还依据现代战争的特点，力求达到具有防原子、防化学、防细菌，可抗拒一定当量的核武器袭击，并能在密闭隔绝较长时间里保障不间断地实施作战的能力，基本达到了能打、能防、能机动、能生活的要求。指挥防护工程的内部安装和防化设施改建任务在20世纪80年代中期也基本完成。
    全国大战备期间，各军兵种的预设战场建设也都有很大的改善，重点加强了海军、空军、第二炮兵部队的战场建设。到20世纪70年代末，海军扩建了数座大型驱逐舰码头，新建了核潜艇基地和一批导弹艇、潜艇和飞机洞库，还建立了一些综合性指挥工程。空军在全国范围内初步形成了以洞库机场为骨干的机场网络，新建、改建了一批地下指挥工程和仓库、油库，新建和改善了许多高炮、地空导弹、雷达技术阵地。与此同时，为了增强预设战场的防护能力，还进行了战备通信、战备交通和战备后方基地的建设。通信方面，重点加强了地下电缆通信网的建设。交通方面，加快修筑北部地区的国防公路和铁路。至20世纪70年代末，全国地下电缆通信网基本形成。三线地区的铁路网初步形成，而三北地区主要战役方向的公路干线也已基本成网。这些交通线路对连接各后方基地、建立战时畅通的兵站运输网，具有重要作用。此外，后方基地建设也有了很大发展。1965年全军已初步建立起东北、华北、西北、西南和中南5个战略后方基地和一批战役后方基地。1969年后，主要加强了仓库工程建设。到1975年，全军建成的后防基地仓库面积(容积)比1965年增加约4.7倍，其中洞库约占一半。战备物资储备量达到历史最高水平(36)。这样，全军基本形成了以国家后方为依托，以军队战略、战役后方基地为骨干，由纵横交错的交通运输线连接起来的比较完整的后勤保障体系。
    (3)加速研制国防尖端武器，提高国家战略威慑能力。这一时期，在加强战备的背景下，国防尖端武器的研制取得了新的突破。一是实现“两弹”结合，并装备部队。1966年10月27日，中国成功进行了两弹结合的第一次导弹核武器试验。1967年9月，中国防空部队又用国产的地空导弹击落了一架美国的U-2高空侦察机。两弹结合的成功，大大提高了中国核武器的实战效能。二是氢弹武器化取得重要进展。为了进一步打破超级大国的核垄断，中国抓紧氢弹技术的突破，1967年6月17日，中国成功爆炸了第一颗氢弹，为实现氢弹武器化奠定了基础。从70年代初期至80年代初，与中程、中远程、洲际、潜地导弹等配套的热核弹头，先后定型生产并装备部队。三是研制成功鱼雷核潜艇。在抓紧陆基核武器研制部署的同时，新中国领导人还积极考虑建立海上打击平台。60年代中期，针对日益紧张的国家安全形势，一度因经济困难而暂停的核潜艇研制工作重新上马。1970年12月26日，中国自行设计制造的第一艘核动力潜艇建成下水，并于1974年正式编入海军战斗序列。核潜艇的研制成功被认为是“60年代后期中国海军最重要的技术成就”(37)。中国海上防御能力进一步加强。四是成功发射第一颗人造卫星。在中国突破原子弹、氢弹技术的时候，随着高科技的迅猛发展，世界大国激烈较量和竞争已由陆地扩大到太空。在毛泽东发出的“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下，中国科学院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组长的“581”任务领导小组，主持开展有关空间技术的研究设计工作。1970年4月24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由“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发射成功。这样，在战备的推动下，新中国在短时间内就在建立核反击能力上迈出了几大步，实现核力量的武器化和多样化，初步形成了比较完整的体系，在其他相关高技术领域也取得了重大突破，极大提高了中国的战略威慑能力。
    (4)加强军队的战备工作，增强军队战斗力。这一时期，军队在编制体制、军事训练、武器装备、战备动员和后备力量的建设等方面都进行了重大调整，使之适应战备的要求。尽管“文化大革命”对军队正常建设和战备工作都产生了严重的影响，但在严峻的周边形势压迫下，这期间军队战备工作依然在艰难中持续进行着，在某些方面仍然取得了重大进步。
    首先，调整编制体制，充实作战力量。随着“早打、大打、打核战争”战备指导思想的提出，军队工作的重点也随之转移到临战准备状态。全军实施了以精简机关、充实基层为重点的整编工作。一方面，对总部、军种、军区机关进行了大幅度的精简，精简人员超过半数。另一方面，为了做好对付全面战争的准备，从1966年开始，军队又采取了一系列扩军备战的举动：撤销中国人民解放军公安部队，统一整编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制；全军增建4个军，29个师；增建了25个警备区和7个军分区。此外，还组建了中国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基本建设工程兵以及电子对抗部队等新兵种。这些举措导致作战部队人数大幅度增加，至1969年底，全军在编员额已增长至631万余人。
    第二，开展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训练。20世纪60年代末，苏联成为人民解放军的主要假想敌。根据苏军的作战特点，各部队普遍开展以打坦克为主的“三打”、“三防”训练。依据远近结合、以近为主、近战歼敌的原则和运用打、炸、阻相结合的方法，一方面改造地形(改造梯田、设置反坦克壕、设置路障等)，限制敌坦克活动，创造打击敌坦克的机会；另一方面，结合各军兵种部队的实际情况，发动群众，制造各种打坦克器材。各军区还调集坦克部队和航空兵部队配合训练，一些军区还建立了专门的反坦克训练点，把部队拉到训练点进行打坦克训练。此外，部队还结合作战任务和预设战场，组织各种打坦克的实验性演习。“三防”训练也得到了加强。这一时期，“三打”、“三防”训练取得了很大的成绩，各军种通过参加训练，根据自身经验，学会了许多“三打”、“三防”的技能，摸索出许多克敌的方法，增强了用现有装备打坦克的信心。各级干部和司令部，结合作战任务，学会了打坦克训练的组织指挥。
    第三，加快改善军队常规武器装备。对陆军武器装备重点在枪械、火炮、坦克等方面进行了研制。从1963年起，一批中国自行研制的步枪、火炮、坦克、装甲车等陆军武器装备相继定型，并陆续装备部队。步兵师以上炮兵全部实现了摩托化。步兵营以下枪械全部实现自动(半自动)。在反坦克武器装备方面，从连到师初步形成了火箭筒、反坦克火炮和反坦克导弹相结合的反坦克武器装备系列。在防空武器方面，初步形成了包括地空导弹在内的，能对付低空、中空和中高空目标的地面防空武器系统。空军采取多种途径加速军用飞机的国产化进程。至1969年，包括歼-7、轰-5、歼教-5、强-5型、轰-6等在内的一系列飞机先后生产定型并相继装备部队。与此同时，一系列空空导弹开始装备部队，这些大大增强了人民解放军空军的作战能力。此外，航空炸弹、通信导航设备以及其他地面辅助设备的发展，有效地保证了航空兵在各种复杂条件下遂行战斗任务。海军装备建设以潜艇、快艇为重点，坚持走自力更生的道路。到20世纪60年代末，人民解放军海军形成了适合近海作战、有一定攻防能力、以第一代轻型战斗舰艇为主的舰艇系列，其整体战术技术性能基本接近20世纪60年代初的世界水平。特别是核潜艇装备部队，标志着中国海军的综合作战能力有了质的飞跃。
    (5)强化军队后备力量建设。面对可能发生的全面战争，毛泽东多次强调要靠人民战争，靠民兵，加强民兵的军事训练。为贯彻毛泽东的指示精神，中央军委决定在全国普遍建立民兵独立营、团(1973年改为民兵武装基干营、团)。到1970年的第一季度，除新疆、内蒙古外，绝大部分县、市都按要求组建起了民兵组织，其中“三北”地区进展最快。经过训练，基干民兵特别是边境地区民兵，基本上能够做到招之即来，来之能战。在东北、华北、西北的边境重点地区，涌现出大量以民兵为主体、以自然村为基地的“战斗村”，建成了反侵略的一线堡垒。此外，国家还加强了民兵的武器装备建设，民兵的武器装备得到了很大的改善。到1976年，全国武装基干民兵的人数达到1800多万，约占全国民兵总数的7.1%，成为防范侵略战争的重要武装力量。
    (6)广泛进行国防动员和全民教育，提高全民的国防观念。在全国战备期间，中国对社会力量的动员力度是前所未有的。全国城市、农村广泛利用多种形式，对群众进行战备教育和宣传。特别是1969年后，许多地方进行了深入的国防动员和战备教育。进行国防教育的同时，还加强了对人民群众进行军事宣传。这些形式多样的宣传动员，使广大群众增加了对敌情的了解，提高了对战备工作的认识，增强了参与战备的积极性。
    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大战备是在复杂的国际国内背景下进行的一场规模空前的特殊战备，对新中国的国防产生了深远和巨大的影响。一方面，通过这一时期的战备，新中国建立起了国防战略大后方，战略物资储备初具规模；完善了国防工程体系；初步建成了比较完善的国防交通体系、全国通信网络和后勤保障体系；初步形成了核常并举的武器装备体系；提高了全民的国防观念，极大地增强了中国国防实力。充分的战备使中国有效地防止和抵御了外部侵略。这一时期的战备顶住了美苏的军事威胁，遏制了敌人大规模的入侵，有力地保证了对不断袭扰东南沿海的台湾武装特务的打击作战、珍宝岛自卫反击作战、西沙群岛自卫反击作战、对越自卫还击作战的胜利以及援越抗美、援老抗美等对外军事援助任务的圆满完成。实现了国防的稳定，极大改善了中国的国家安全战略环境，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另一方面，在战备的实施过程中，由于对战争形势估计过于严峻和“文化大革命”的干扰，也存在一些失误和偏差。如过分倚重军事手段维护国家安全，在某种程度上反而加剧了国家安全形势的紧张局面；对战备的投入过大，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协调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军队长期处于临战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也影响了军队现代化建设的正常进行等。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邓小平等党和国家的第二代领导人基于国际形势变化，逐步改变了世界大战不可避免的判断，认为，尽管霸权主义依然是威胁世界和平的主要因素，但随着国际格局向多极化发展，制约世界大战的因素也在增多，如果世界和平力量发展起来，第三世界国家发展起来，是可以避免世界大战的。这一新判断进一步发展和完善了毛泽东时期的战备思想。1985年军队建设指导思想实行战略性转变，以此为标志，中国的战备行动由立足于“早大、大打、打核战争”临战准备状态完全转变到为打赢未来的反侵略战争，有计划、有步骤地做好长期军事斗争准备的和平时期建设轨道上来。
    二、启示与思考
    虽然上世纪新中国的战备活动已逐渐远去，但它带给我们的启示却是深刻和长久的。围绕如何看待战备的地位和作用、如何判断战略环境、如何确立战略方针、如何把战备纳入制度轨道、如何协调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等重要问题，深入探讨战备工作的指导规律和原则要求，不仅使我们对过去的战备有了全面的认识，而且有益于我们进一步厘清新形势下战备工作的思路。
    (一)战备是国家安全的必要保障，必须从国家战略的高度来统筹规划
    国家战略是在平时或战时使用武装力量的同时，发展和使用国家的政治、经济和心理力量以实现国家目标的艺术和科学(38)。其着眼点在于谋求国家利益。安全与发展是国家的核心利益，保障安全和促进发展是国家战略的要旨。战备作为保障国家安全的必要手段，一直都是国家战略的重要内容，国家战略需求的变化赋予战备不同的内涵。战备是作为战争的伴随物而产生的。早在国家形成之前，原始氏族部落为防范暴力冲突，在村寨外围设置深沟木栏，可以看作战备的萌芽状态。奴隶社会的奴隶主及其利益集团为保护其私有财产，应对相互间的杀伐掠夺，开始修筑城邑和组建早期军队，战备成为满足安全需求的重要社会实践。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是与武力扩张相伴的，战备是列强崛起和发展战略的强力支撑。在现代社会，超级大国把保持庞大军事力量的军备，作为推行全球战略的依托；发达国家通过整军备战，维护世界争雄的实力地位；弱小国家面临存亡之危，须臾不敢忽略战备；永久中立国也在加强战备，追求安全的可靠性和永续性。具体到中国而言，在20世纪中后期的大多数时间中，由于始终面临严峻的国家安全环境和大战迫近的危险，保障国家的独立与生存就成为新中国国家战略关注的首要问题，因而战备具有突击性和长期性等特征。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随着国家安全形势的缓和，发展成为首要的国家利益，战备工作随之转入和平时期正常发展的轨道。特别是进入新世纪新阶段，胡锦涛主席提出军队“三个提供、一个发挥”的历史使命，使得战备又承载了新的历史重任。
    坚持从国家战略的全局统筹战备，就要求从维护国家利益的立场出发，协调国家安全与发展、国家当前安全与永续安全、战备工作与其他工作的关系谋划和指导战备工作。新中国成立以来，特别是20世纪六七十年代大战备的实践经验表明，从国家战略的全局指导战备工作，关键在于把握好“常备”、“全备”和“慎备”的关系。“常备”是指战备必须常备不懈。战争在人类生活中的长期存在决定了战备的长期性。长期的战备也是打赢战争的基本前提和遏制战争的重要手段。用毛泽东的话来说，世界上的事情总是这样，你不准备人家就欺负你。你准备好了它就可能不来，打来了也不怕，有办法(39)。事实也正是这样，新中国成立后正是进行了长期不懈的积极战备，才使得中国在面临严重外部威胁的情况下，遏制了敌人企图发动的侵略战争，并在数次边境自卫反击作战中取得胜利，改善了中国的安全环境。当然，在强调常备不懈的同时，还要因时、因势、因国随时调整“常备”的力度和重点。“全备”是指按照战备的全要素进行系统的建设和准备。战备工作是个特殊而庞杂的系统工程，涉及政治、军事、外交、经济、科技、文化、教育诸多领域的具体准备工作，需要建立完善的战备体制、运行机制和法规保障，还要增进全民战备意识和战备素质，提高组织者指导和协调战备的能力。只有从国家战略全局的层次，加强统一领导，实行统筹规划，严密组织协调，才能全面做好战备工作。当然，“全备”不是眉毛胡子一把抓，必须根据不同时期的特点而有所侧重。“慎备”是指做好应对最困难、最坏的情况的准备，目的是争取主动，争取好的结果。“慎备”的要旨在于把握准备的“度”。“过”与“不及”都是不可取的。在中外历史上，既有因对困难估计不足，疏于战备而导致战略被动的教训；也有因盲目扩大武备，导致综合国力下降反而削弱战备能力的教训。要做到“慎备”，关键在于正确判断国家安全面临的威胁，把握国家战略需求的重心，适时调整战备的目标和强度。
    (二)外部安全环境是战备决策的基本前提，必须对国家安全形势做出科学的战略判断
    国家安全形势是指国家在一定时期内所面临的影响国家安全的国际国内形势及客观条件。判断国家安全形势，就是要对涉及国家安全和战争全局的重大情况进行科学分析、判断和预测，并得出结论。总的来说，影响国家安全形势的因素主要分为外部和内部两大方面。而外部因素的影响却起着关键性作用。这是因为，“在国际的政治中，国家追求安全总是相对他国或国际体系而言，会涉及双边关系或多边关系。因此，不可避免地会与他国、国际组织乃至整个国际社会构成一定的安全关系。这种关系的互动性与国际性，决定任何主权国家在谋求安全时都不能离开国际大背景”(40)。这意味着，外部因素的影响是国家进行有关安全决策的根本依据。由此，国际形势、周边环境以及相关国家对华战略的演变，就成为中国进行战备决策所必须考虑的主要因素。
    国际战略格局是一个客观存在，但各国所处的战略地位和利益不同，对其作出的反应也不尽相同。中国的安全形势从来都与国际大背景息息相关。回顾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世界格局的演变过程，从美苏冷战的两极格局，到这种格局与美、苏、中战略大三角关系及美、苏、中、西欧、日的五级格局同时并存，再到苏联解体后冷战时代的结束和世界多极化趋势的加速发展，世界格局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些国际格局的重大变动无不对中国的安全形势产生巨大影响。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前，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和以苏联为首的社会主义阵营已经形成，这是当时的世界大格局。新中国成立后，首先要解决的是在两大阵营对抗的世界大格局中站在哪一边的问题。鉴于中国革命的性质和中国所处的地缘战略地位，中国只能“一边倒”，即倒向苏联，倒向社会主义阵营。而美国为了将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积极拼凑反华包围圈，使中国的沿海安全形势始终十分紧张。20世纪60年代后半期，美苏关系呈现对抗中的缓和，中苏同盟破裂，这使中国面临两面夹击的更为严峻的战争威胁。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美苏争霸呈现苏攻美守之势，美国欲借重中国抗衡苏联，中美关系开始走向正常化，中国东部的安全形势大大缓解，但北部的安全威胁依然存在。这期间，毛泽东为争取和平做了不懈的努力。根据国际力量格局的变化，先后提出了“中间地带”理论、“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关于三个世界划分的理论，这些理论都深刻地反映了第二次世界大战后50年代到70年代世界格局发生的巨大变化，为中国找到了一个与国力和国家利益相符合的战略地位。其最直接的收获就是中美关系的正常化、中国国际战略地位的提高和中国外交新格局的出现。
    周边环境变化直接影响着中国国家安全形势。拿破仑曾经说过，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一国的对外政策。同样，一个国家的地理位置决定一国的安全环境。中国是陆海兼备的国家，周边有4万多公里的边界线，其中海防线1.8万多公里，陆地边界线2.2万多公里。苏联解体后，中国陆地邻国大大小小多达15个，还隔海与日本、菲律宾、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等国相望。这些重要而又特殊的地理位置，使中国在国际舞台上很容易成为众多矛盾的焦点，容易卷入这样那样的争端之中。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就是中国卷入周边事态的典型例证。加之，中国是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国，与周边国家的民族纠纷、领土争端“剪不断、理还乱”，这又使中国极易与邻国发生边境冲突。正如美国历史学家安德鲁·内森和罗伯特·罗斯所描述的：“在本世纪，中国跟美国、俄国、日本、印度、越南、韩国和台湾发生过军事冲突。它们现在仍然是潜在的军事对手。还可以想象中国也可能跟朝鲜动武。上述国家和地区的军队均名列世界25支最大军队之中。美国与自己的近邻加拿大和墨西哥两国军队在兵力上为六比一，它们之间的军事冲突是根本不可设想的。而中国则不一样，尽管它的军队是世界上最大的一支，但即使撇开较远的美国不算，7个主要邻邦和地区的兵力加在一起，竟比中国兵力多一倍”(41)。处在如此安全环境中的中国，要维护自身的安全，必须拥有足够强大的军事实力。
    中国安全形势的变化还始终与相关国家、特别是与相关大国对华战略的演变有着密切的关联。相关国家，特别是相关大国对华战略的变化必然引起中国对自身安全形势的重新评估，进而调整自身的防御态势。苏联解体后，美国作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对中国安全形势的影响最为深刻。美国在中国周边安全环境中的影响又无时不在，而且与其他国家相比，一个明显的特征就是其影响的多方向性和多层次性。美国在其全球战略、亚太地区战略和对华政策这三个层次都不同程度地对中国安全环境产生影响。在新中国成立后的不同历史时期里，中国安全环境中始终存在美国这个十分重要的因素，甚至一度是决定性因素。鉴于美国因素在中国安全形势中所起的重大作用，历史地、系统地研究美国的全球战略特别是对华战略，对维护中国的国家安全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总之，只有通过对外部和内部因素，特别是外部因素的正确认识和分析，揭示出威胁战争与和平的消长关系、国家安全的性质和程度；判明可能的战争威胁、战略对手的战略企图和战备状况；推断战争爆发的时间和地域、战争的性质和规模、作战形式和方法、战争的进程和结局等可能情况，才能制定出相应的战备决策。越是在战略上处于防御地位、武器装备不如对手，越要对国家安全形势作出正确的判断，避免出现较大的失误。特别是对国家安全威胁程度的判断，既不能失之过轻，也不能失之过重。苏联卫国战争前夕，德国对苏联发动进攻的意图已十分明显，但苏联领导人却盲目认为“没有人敢于把猪鼻子拱进苏联的菜园子里”，以致战争初期遭受重大损失。而中国上世纪六七十年代的大战备，虽然正确看到了美苏两国争夺加剧，矛盾不可调和的一面，但对于矛盾冲突达到一定的均势后相互牵制，爱好和平制止战争的力量增长一面估计不足，导致对战争的威胁估计过于严重。长期紧张的战备以及战备过程中存在的某些偏差和失误，使国家和军队建设都受到了不利影响。这些是我们应该深刻反思的。
    (三)战备指导思想是开展战备工作的基本依据，必须制定符合客观实际的战备指导方针
    战备指导思想是指导战备的总原则、总纲领，是战备决策的核心内容和关键环节。战备指导方针是对战备指导思想的具体化、标准化，是指导战备工作的基本准则。在一定时期内，战备指导思想具有相对稳定性，而战备指导方针则要依据客观情况适时进行调整。战备指导方针的正确与否，直接关乎军事斗争全局的成败。
    科学选择战备的基点是制定正确的战备指导方针的出发点。这涉及两个方面的内容：一是立足于最坏的情况，还是立足于最有可能发生的最坏情况；二是战备的规模和程度，是进行长期准备还是短期准备、全面准备还是重点准备、准备早打还是晚打、小打还是大打等等。应该说，从战备指导思想来看，把准备应付最困难的局面作为一切准备的出发点，对于指导战备工作是必要的也是正确的。任何一项工作，不把情况预想得复杂一些、充分一些，一旦发生的情况超出预想而缺乏准备，就会陷于被动。特别是对于战备，如果不从最坏的可能去抓落实，战备可能就是一句空话，就会在战争中吃大亏。因而，从最坏的估计出发而进行的20世纪六七十年代中国战备，是有其现实必要性的。但仅从战备指导方针制定的角度来看，一味强调从最坏、最困难、最复杂的情况出发，并不十分科学。对于战备立足于最坏的情况这一指导思想必须作具体的分析。在战争时期或面临严重战争威胁情况下，国家安全在国家战略中无疑是第一位的，因此战备必须立足于可能的最坏的情况。而在和平时期，如果依然如此，就会给国家经济背上沉重的包袱。毕竟和平时期，国家的中心任务是发展经济，提高国家的综合国力，相对于国家经济建设来说，国防建设以及军事斗争准备在国家战略中的地位，是第二位的。正如党的第二代、第三代领导集体所一贯坚持的，只要不发生大规模的战争，就必须牢牢抓住国家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从这一角度出发，战备的基点应摆在从最有可能发生的情况出发。既不能一味把情况看得一片漆黑，过于严峻，也不能掉以轻心，麻痹大意。
    战备指导方针的核心思想是动态的，必须随着安全形势的变化而不断调整完善。这一点在新中国战备过程中得到了较好的体现和反映。在20世纪60年代中期以前，美国是中国的首要威胁，战备指导方针的制定着眼于以防范美国的侵略为主进行战备建设。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60年代末，面对美苏两方的军事压力，战备指导方针调整为既防美又防苏，以美为主进行战备。20世纪60年代末70年代初，面对北重于南的军事威胁，中国又适时调整了军事战略方针，加强了以防御苏联为主的三北地区的战备建设，并通过与美国关系的改善，大大缓解了中国国家安全形势。当然，如果当时对于战争准备的规模和程度做一些必要的调整，也许对经济建设的负面影响会更小。在和平与发展为主题的今天，我们将军事斗争准备的基点放在打赢信息化条件下的局部战争上，正是对上述两个方面作了较好的把握。
    (四)战备决策具有其特殊性，必须把战备决策纳入制度保障的轨道
    战备决策是关乎国家安全和战争全局的战略决策。与其他领域的宏观决策不同，战备决策既是一种认识活动，也是一种实践活动。这是由战争所固有的本质特征所决定的。一方面，战备的目的是为了应对可能到来的战争，从这个角度说，战备的效果如何，只有通过具体的战争实践才能检验出来，而这种战争实践又是一次性的，不允许犯错误；另一方面，战备越是做得好，战争越可能被阻止。在这种情况下，战备决策的实践效果和影响往往难以直接和明显地表现出来，越是发挥了巨大作用的战备决策，往往由于阻止了可能发生的严重情况反而容易被人们忽视其产生的巨大作用。战备决策的这种特点就要求我们作战备决策的时候，除了要严格遵循决策活动的一般规律外，还必须按照更高的标准和特有的机制与程序进行科学决策，将其纳入制度保障的轨道，最大限度减少决策失误的可能性。
    首先，必须充分利用现代科学技术的发展成果，进行缜密论证。凡是正确的决策，都是主观认识符合客观实际的产物。战备决策作为一种思维认识活动，是对面临的国家安全形势的反应。虽然安全环境和战争威胁本身是客观的，但对它们的认识和判断则是人们对发展和生存条件求取趋向的能动反映，而人们对客观事物的认识和判断又受到主观认识角度和能力的极大影响。当认识问题的角度不同或认识能力所不及时，对国家安全环境的判断就会得出不同的、或与客观实际存在较大偏差的、甚至是完全相反的结论。以这种判结论作为依据，进行决策，制定战备指导方针，就可能与实际不符，并对国家发展带来严重影响。“正确的判断来源于周到的和必要的侦察，和对于各种侦察材料的连贯起来的思索”(42)，只有在广泛运用现代科学技术的理论、方法和手段，对各种信息、情报和资料进行全面、准确、及时地收集、处理，去伪存真、去粗取精，进行反复思索和深入分析后，才能作出恰当的决断。其次，要坚持集体决策，把集体负责和主要决策者的临机决断有机结合起来，形成制度保障。战备涉及因素之复杂、变量之多，信息之大，往往难以由一人或几人作出正确的战略决策。这就要求，在进行战备决策的时候，既要充分发挥领导集体甚至更大范围人员的智慧，也要求主要决策者不仅多谋，而且善断，善于集中各方面的智慧，协调各方面、各系统的关系，最后作出决断。因此，必须将集体决策和个人的临机决断有机地结合起来，形成一套行之有效的决策机制，并以法律的形式使之制度化和规范化。
    (五)安全与发展是国家利益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必须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
    国家利益是一个国家赖以生存和发展的客观物质需求与精神需求的总和。国家安全利益是国家的基本利益需求，在国家的生存和安全得到基本保障后，国家的发展就成为国家最高利益。从长远来看，国家的安全也取决于国家的发展。安全与发展这两大问题的真正解决，离开国防都是不可能的。要实现国家利益的最大化，就必须处理好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的关系。处理好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关系的核心就是“协调”。也就是说，在战争中“优先”发展国防；在经济严重落后时“优先”发展经济；而在既无严重外部威胁，又无严重经济落后的常态下，“协调”则是必然的选择。
    新中国成立后，几代国家领导人都对这个问题进行了不断地探索，并逐渐找到了正确答案。新中国成立后的前10年，尽管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的矛盾非常突出，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准确地把握了不同阶段的主要矛盾，当朝鲜战争形势严峻，国家安全利益受到严重威胁时，集中全力，加强国防建设，保证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朝鲜战争一结束，则立即转入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使这一时期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都得到了加强。进入20世纪60年代后，由于国家安全环境的日益严峻，国家进行了全面战备，加强了国防建设，有效地维护了国家安全，在一定程度上改善了国家经济布局。但到了战备后期，在国家安全形势有所缓和的情况下，没有及时调整国防建设与经济建设的关系，结果既影响了经济建设的速度，又影响了国防建设质量的提高。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贯彻以经济发展为中心的思想，国家经济建设得到了迅猛发展，但国防建设的速度却未能取得与经济建设同步发展的水平。到了20世纪90年代，以江泽民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根据我国安全形势的变化，把加强国防建设摆到了突出的战略位置，在经济增长的同时相应增大国防经费的投入，这一时期，国防建设和经济建设呈现了协调发展的良好势头。进入新世纪，这一良好的势头得以保持和发展。总之，历史实践反复证明，只要不面临大规模的战争威胁，国家就必须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国防建设和军事斗争准备都必须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与此同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必须努力加强国防建设。因为国富并不等于国强，只有建立强大的国防，才能为经济发展保驾护航。要真正实现国家的安全与发展必须使两者相互促进，协调发展。在与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上，国防建设必须坚持走“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道路。这样，既能使国防工业中的设备、资金、科技力量和生产能力等得到充分利用，加速民用工业的发展，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基础设施建设中兼顾到战备的因素，也能扩大经济动员基础，增加动员量和提高动员速度。在这一点上，美国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美国90%以上军工企业都是双重产品结构，有军品订货就生产军品，没有军品订货就生产民品。事实证明，贯彻“寓军于民、平战结合”的方针对于经济发展和国防建设两方面都有重要作用，更有助于充分发挥国家在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上的整体效益。
    (六)军队是战备的主体，必须以军队质量建设为核心，提高战斗力
    当前尽管和平与发展已经成为时代的主题，国家安全的内涵也从单纯的军事方面不断扩大，在维护国家安全过程中，政治、经济、外交等非军事手段的作用不断提升，但近几场局部战争表明，军事力量在实现国家安全利益的过程中依然起着无可替代的核心作用。军队作为军事力量的主要载体，依然是战备的主体。要做好军队的战备工作，质量建设是核心。军队的质量建设对战争的胜负有着越来越深刻的影响。军队的质量不高，必然影响战斗力的生成，难以赢得战争的胜利。特别是在信息技术战争条件下，质量取胜、质量决定战斗力强弱和对抗结局，已成为不可逆转的趋势。加强军队质量建设，走精兵之路，已经成为当今世界各国军队的共同选择。正因为如此，中国也把当前军事斗争的基点确定为，准备打一场信息技术条件下的局部战争。这充分说明了军队质量建设在军事斗争准备中极其重要的地位。军队质量建设不仅仅体现在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更主要的是体现在军人素质和人与武器的结合方面。一方面，武器装备的现代化是衡量整个军队建设质量的一个重要标志，是军队质量建设的主要物质基础。虽然军政素质过硬和正确的战略战术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弥补武器装备方面的不足，但也不能替代其作用。武器装备的重大作用在信息技术迅速发展的今天，显得更加明显和突出。另一方面，尽管加强和改善武器装备对军队质量建设具有重大意义，但军人自身素质高低对军队质量建设更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人在战斗力诸因素中是最根本、最活跃的因素，离开了高素质的人，再先进的武器充其量只是一堆经过加工的钢铁。要提高战斗力，第一位的还是人才。因此，只有建设一支熟悉掌握现有武器装备、了解现代战争特点规律的高素质人才群体，才能实现人和武器的完美结合。
    此外，在加强军队质量建设的同时，还必须看到，现代战争已经不是单纯的军事行为，也不仅仅是军队的单打独斗，而是国家总体力量的较量，涉及军事、政治、科技、文化、外交等诸多领域。军事已经不是影响和决定国家安全的唯一因素，经济、政治、外交、文化等都成为当今世界各国维护国家安全必不可少的手段。正如美国学者小约瑟夫·奈所指出的，虽然武力还是国际政治的重要手段，但它已经不是唯一的手段了，使用军事力量的代价和效果已经发生了变化，经济相互依存、国际制度和非国家行为体等所起的作用有时比武力还要大(43)。新中国战备期间，由于在外交上尚处于比较孤立的状态，这在客观上造成了不得不主要倚重军事方面进行战备的情况。但即使这样，新中国领导人也并没有放弃有限的可能利用的手段实现趋利避害、防患于未然的功效。在这方面，中苏两国总理1969年北京机场会见；在越南战争中，中国通过多种渠道向美国传达中国的真实意图以及“两个中间地带”理论和“三个世界”理论的提出，都有着特殊意义。随着中国周边关系的不断改善和国际地位的提升，非军事因素表现出更强的主动性和进取性，其作为战略手段的运用更加突出。这些非军事因素通过间接的、多维度的、迂回的方法和手段谋求主要的、直接的战略目标。这一谋略既适用于强国，更适用于弱国。当然，强弱也是相对而言的。有鉴于此，我们一方面要抓紧军队质量建设，提高军队战斗力，做好军事斗争准备；另一方面要采取灵活策略，综合运用多种手段，充分发挥战备的效能。通过政治、经济、军事、外交等多种手段的密切配合，“努力改善中国的战略环境，减少不安全、不稳定因素，努力遏制局部战争和武装冲突的爆发，使国家建设免遭战争的冲击。”(44)
    (七)人民是战争制胜的力量源泉，必须全面、科学地坚持与贯彻人民战争思想
    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创造性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运用于中国革命战争的实践，找到了一种符合中国革命战争规律的战争形式——人民战争。1956年，毛泽东在总结中国革命经验时指出：“力量小的，同人民联系的，强；力量大的，反人民的，弱。”(45)他认为，国防不是一种单纯的军事行为，而是一种社会行为，只有当国防成为整个社会的一种自觉行动的时候，国防才真正强大有力，国家的安全才有保障。几十年来，中国人民解放军同全国人民一道，运用人民战争战胜了国内外强大的敌人，不仅使新中国得以在世界东方诞生，而且使中国有了无比稳固的国防。历史反复证明，人民战争是我党我军克敌制胜的法宝，是我们的立军之本、立国之本，我们必须始终不渝地坚持。
    在战争年代用人民战争打赢战争，在和平年代则以人民战争制止战争，是对人民战争的最好运用和体现。当前，随着信息技术的发展和在军事领域的广泛应用，战争的手段和形态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这既对人民战争提出了严峻挑战，也给人民战争注入了前所未有的巨大活力。第一，现代高技术的发展，为积聚雄厚的人民战争潜力，提供了新的增长点。第二，现代发达的信息技术，为动员和组织人民群众进行战争，提供了新的有效手段。第三，现代高技术的军民兼容性，为人民群众参与和支持战争，提供了新的方式和途径。第四，现代高技术作战系统对整体后方的高度依赖性，为广泛开展人民战争，提供了新的思路和对策。因此，为赢得未来信息技术条件下战争的胜利，不能机械地抱着“人民战争”、“持久战”的信条，而应结合时代特点和新型战争的特点，努力做好战前作战能力的积累，着力于谋虑如何在和平时期用人民战争思想培植起强大军力，以赢得“后发制人”的制胜之策。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全面、科学地贯彻人民战争思想，自觉地将其运用于和平时期国防建设，坚定地依靠人民的力量建设强大国防，切实从精神上和物质上做好充分的战争准备。在精神准备方面，将全民国防教育作为一项经常性的工作来抓，培养忧患意识和强烈的民族自强、自卫观念，为战时迅速实现战争潜力向战争实力的转化奠定坚实的思想基础。在物质准备方面，要加强经济建设，增强实施人民战争的物质基础。在此基础上加快改善武器装备；不断完善武装力量体制；建立和完善军民结合、寓军于民的武器装备科研体系、军队人才培养体系和军队保障体系；创新作战方法和手段，等等。
    注释：
    ①《中国人民解放军军语》，军事科学出版社1997年版，第12页。
    ②④《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84页、第1475页。
    ③《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67—68页。
    ⑤李石译：《杜鲁门回忆录》第2卷，三联出版社1974年版，第403页。
    ⑥《周恩来年谱》(1646-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52页。
    ⑦《周恩来军事文选》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第196—197页。
    ⑧《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281页。
    ⑨《列宁军事文集》，战士出版社1981年版，第216页。
    ⑩《刘少奇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58、260页。
    (11)Edited by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1952—1954, Vol. 14, pp. 239—240.
    (12)《建国以来毛泽东军事文稿》中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230页。
    (13)《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1年版，第62页。
    (14)《中国人民解放军》上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4年版，第156页。
    (15)转引自《当代中国的国防科技事业》(上)，当代中国出版社1992年版，第45页。
    (16)这一办法来自于基层经验。1955年9月和1957年3月，彭德怀分别到汕头和舟山考察，同当地驻军领导讨论，都提出应该把民兵和预备役结合起来。参见《彭德怀传》，当代中国出版社1993年版，第561页。
    (17)《中共中央关于民兵问题的决定》(1958年8月29日)，《建国以来重要文选选编》(第11册)第54章，中央文献出版社1958年版。
    (18)《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7册，当代中国出版社1991年版，第430页。
    (19)参见陶文钊：《中美关系史(1949-1972)》中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4年版，第252页。
    (20)吴冷西：《十年论战——1956-1966中苏关系回忆录》(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08页。
    (21)《毛泽东外交文选》，世界知识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版，第424页。
    (22)(英)克莱尔·霍林沃斯著、高湘泽、尹赵、刘辰诞译：《毛泽东和他的分歧者》，河南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103页。
    (23)《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24)杨贵华：《论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国防战略决策的客观依据和理论指导》，《中国军事科学》2004年第4期。
    (25)转引自胡哲峰：《建国以来若干军事战略方针探析》，《当代中国史研究》2000年第4期。
    (26)1964年6月16日毛泽东在十三陵水库的讲话，福建省档案馆，全宗101，目录12，卷号120，第73—76页。
    (27)《中国人民解放军的七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97年版，第572页。
    (28)(29)《当代中国的军事工作》(上)，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9年版，第635页、第54—55页。
    (30)(美)R.麦克法夸尔、费正清：《中国革命内部的革命(1966-1982)》，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2年版，第309页。
    (31)在1969年的中苏边界冲突后，莫斯科的高级官员考虑了是否对中国进行核打击的问题。参见Gordon H. Chang, Friends and Enemies,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0, pp. 285—286.
    (32)王泰平主编：《新中国外交50年》中卷，北京出版社1999年版，第936页。
    (33)林彪：《在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日报》1969年4月28日。
    (34)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下)，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年版，第1239页。
    (35)陈东林：《三线建设——备战时期的西部开发》，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2003年版，第249页。
    (36)《中国人民解放军后勤七十年》，解放军出版社1999年版，第377页。
    (37)David G. Muller, Jr., China as a Maritime Power, Boulder: Westview Press, Colorado, 1983, p103.
    (38)李景治、罗天虹：《国际战略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第3页。
    (39)1970年7月29日，毛泽东在会见罗马尼亚武装部队部长杨·约尼查时的讲话。
    (40)李少军：《国际安全模式与国家的安全战略选择》，《世界经济与政治》1999年第6期。
    (41)(美)安德鲁·内森、罗伯特·罗斯：《长城与空城计——中国对安全的寻求》，新华出版社1997年版，第15页。
    (42)《毛泽东军事文集》第1卷，军事科学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版，第699页。
    (43)参见(美)约瑟夫·奈：《理解国际冲突：理论与历史》，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12—17页。
    (44)王普丰：《现代国防论》，重庆出版社1993年版，第312页。
    (45)《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72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