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侯外庐（1903—1987）是我国著名马克思主义史学家，他治学的最大特色是鲜明地体现了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中、西、马融合会通精神。在这种文化观视域下，我们才能准确理解他的学术理路和研究范式。 打下学术研究的牢固基础 1919年五四运动后，侯外庐受到李大钊《庶民的胜利》《Bolshevism的胜利》《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著作的影响，并在李大钊指导下研读布哈林《唯物史观》英译本等书籍，参加学生爱国运动。在理论研究和社会实践中，侯外庐的思想发生根本转变，开始接受和信仰马克思主义。李大钊鼓励他“搞理论应从马克思、恩格斯的原著入手，从原著中汲取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真谛”，这成为他立志翻译《资本论》的最初动力。他后来强调从原著出发准确理解“生产方式”、“亚细亚生产方式”等基本范畴，这种治学风格也正是肇始于此。1928—1938年，侯先生以十年之功译读《资本论》，获得“思维能力、思维方式和研究方式的宝贵训练”，牢固确立了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对历史发展必然规律的信念。他以“致力于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解释中国的社会史和思想史”、“把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古代史料结合起来，作统一的研究”为终生职志，既认为史学研究必须从马克思主义经典原著中掌握观察问题的理论和方法，又强调对待马克思主义的正确态度是“引申和发展”而非墨守成规，倡导创造性地实现马克思主义与足以信征的中国史料紧密结合，也就是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史学。 在中国传统思想文化方面，侯外庐幼年时期即在祖母的言传身教中，受到仁爱、刚毅、勤勉、俭朴等中华传统美德的熏陶，九年私塾生涯则使他初步打下了研究先秦思想史的基础。20世纪30年代以后，他批判地继承清代朴学特别是王国维考辨史料的方法，认为“对待历史材料应谨守科学的法则，善于汲取前人的考据成果，同时应有自己的鉴别，勇于创新”，强调在文献学基础上准确理解“古人用语的实在所指”。侯外庐认为，治学要“以中国人的立场分析中国的问题”，他既反对“以古人名词术语附会于现代科学为能事”，“以思想形式之接近而比拟西欧学说，从而夸张中国文化”，也反对“以社会发展的社会成分，轻易为古人描画脸谱”，主张凸显学术研究的民族主体性，“批判地接受中国文化古代的优良传统”。 在西方文化方面，他在大学时期攻读法律、历史和哲学。20世纪20年代末，他在法国留学期间，广泛涉猎西方数学和机械学等新知识，莎士比亚的戏剧、歌德的诗等文学作品，亚当·斯密、萨伊、西斯蒙蒂、李嘉图等的政治经济学，以及黑格尔、费尔巴哈、康德等德国古典哲学。他对西方文化的广泛涉猎和认真消化，为他提供了研究中国史的镜鉴，也是他从事中西文化比较研究的深厚基础。侯外庐既注重汲取西方自由、民主、科学等积极成果，又强调中国的前途只能走十月革命的道路，明确反对走西方资产阶级国家的道路。 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 侯外庐会通中、西、马的知识结构和学术精神，生动地体现在他的学术成果中。比如，他主张从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统一中，揭示中国思想文化的经济根源性、社会阶级性、意识形态性和继承改造性，指出中国文化“在一般的合规律的运动中，具有特殊的合规律的运动路径，在思想领域里更有它的生成和变革的传习，有它自己创造的特别语言文字，以及有它的处理人生与变革现实的特殊方式，不能和西方路径一概而论的”，既要准确界定中国思想在世界文化发展中的地位，更要“具体地指出中国思想发展的特别传统与其运行的特别路向”，揭示中国文化的本真面目以作为“批判地接受与发扬之明鉴”。 他主张从世界史出发来看中国史，强调“纵通”与“横通”相统一，指出中国古代文明走的是一条“人惟求旧，器惟求新”的改良路径，不同于希腊“古典的古代”革命路径。他认为，孔子思想体现了春秋时代的文化自觉，把孔子思想与马丁·路德的宗教解释路线、歌德的战斗精神相比较；他把战国诸子与希腊文化相媲美，将古希腊探究宇宙本源的“智者气象”与中国文化偏重伦理道德的“贤人作风”进行对照，认为明清之际启蒙思潮的人民性与社会性之光辉，“并不逊色于欧西文艺复兴与宗教改革以来的成果”。 在比较研究的基础上，侯外庐主张“一方面是继承过去时代的遗产，他方面是把这个遗产赋予了新的时代精神”，“使过去历史的有价溪流都倾注汇合于伟大的社会主义文化之洪流巨潮里面”。这就是以马克思主义为主导而继承中华民族的优良传统，实现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学术民族化的高度统一。这些研究都深化和拓展了唯物史观的基本原理，极大地推动了新文化运动以来的中西文化比较，是中国现代史学和文化学的重要创获。 “理一”与“分殊”相统一 侯外庐不仅在治学上体现融合会通精神，而且在其学术共同体中自觉践行，是中国现代学术史上最具有学派自觉的思想家之一。这既表现在他着重考察中国传统思想史上社会思潮的发展与社会历史的演进、“学派同化与学派批判相反相成”的复杂关系，强调政治民主、学术民主对文化发展的重要影响，更表现在他对创立中国化马克思主义新史学派的高度自信。 以他为核心的“侯外庐学派”具有鲜明特色：第一，形成了中西马相会通、唯物史观与中国史料相统一、社会史与思想史相结合，以及亚细亚生产方式、中国专制主义的土地私有制基础、历史分期的法典标准等理论硬核；第二，形成了以相互选择、彼此切磋、信任友谊等为重要特色，以信仰基础、道德基础、学术基础、情感基础为保障的优良传统；第三，倡导自由研究、善于决疑、勇于创新、“不苟异亦不苟同”、“求实而不尚空谈”的治学风格；第四，肯定“古为今用”而反对实用性和功利性的“影射史学”，主张创造“有个性的马克思主义史学著作”。这些因素使侯外庐能够以坚强的理论自信，走出一条中西马融合会通的学术道路，也是侯外庐学派在史学、哲学和文化学等领域不断取得重大创获的根本保证。 张岂之强调，以侯外庐为代表的“中国思想通史”学派之所以取得巨大的学术成就，关键就在于侯外庐“既继承中国思想学术史的优良传统，又创造性地运用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论作为研究的指导”。这种研究路径与张申府、张岱年等倡导的“三流合一、综合创新”文化观是高度一致的。例如，张岱年主张在扬弃中国传统文化和资本主义文化的基础上，“综合中西文化之长而创造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 从广义上而言，毛泽东与侯外庐、张申府、张岱年、冯契等都属于20世纪中国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的重要代表人物，他们在基本理论高度统一的前提下表现了丰富多彩的多样性。这种“理一”与“分殊”相统一的显著特色是马克思主义综合创新学派得以葆有青春活力的重要原因，使中国化马克思主义在与全盘西化派、文化保守主义的对立互动中最终成为主导思潮。这一学派坚持以中国化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汲取、兼容、转化中国传统文化和西方文化之优长，把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优秀文化融为一体，由此奠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文化的理论基础。方克立指出，这条“以辩证唯物论为基础和主导的中、西、马‘三流合一’、综合创新之路，仍然是新世纪中国哲学发展的正确方向和现实道路”，这既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重要内容，也是继续推进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必由之路。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张申府文献整理及思想研究”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河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河北师范大学张申府张岱年研究中心）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