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建平 【英文标题】On the Compiling of the Documents of the History of Party under the Visual Field of History and Politics 【作者简介】刘建平,中国传媒大学国际传播学院。 【内容摘要】2008年2月, 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开始分册出版.在"文稿"系列中, 此前已有2005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1952年部分)和至1998年出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 【关键词】 历史 政治学视野 党史 文稿 中央档案馆 文献研究 出版 周恩来 毛泽东 刘少奇 编辑 2008年2月,由中央文献研究室和中央档案馆编辑的《建国以来周恩来文稿》开始分册出版。在“文稿”系列中,此前已有2005年出版的《建国以来刘少奇文稿》(1949—1952年部分)和至1998年出齐的《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比较起来,从“刘文稿”起,选稿量和注释量大增,以注释扩展公布档案甚至补正已公开发表文献的探索意识明显,到“周文稿”则蔚为大观。因此,这种把历史对象化的学术取向并致力于研究型文献编纂的努力,受到了好评。20世纪90年代以来,对于著述量膨胀但新知匮乏、喜高谈阔论却思想贫困的低水平重复,有识之士诟病不断;然而,“垃圾学术”、“泡沫学者”之所以流行,除了“学术”从业者的名利实用主义追求外,作为知识生产原料的档案供给短缺不也是一个重要原因吗?从这个意义上说,“周文稿”、“刘文稿”所作的文献编纂探索,将在为学术研究提供资料支持的同时鼓舞着士气。 一、早期的党史文献编纂与党内路线斗争 古代中国政治由武功而占天命,无须动员民众,也无须神权以外的政治合法性说明。但近代以后的救亡革命是民主主义的民族国家重建,它需要人民战争动员,革命的精神前提和思想动力来自“秀才”(知识分子)以世俗理性的意识形态(富强国家与民主政治)为革命和民族国家的合法性提供说明。同样的政治学原理也存在于新民主主义革命,即革命的发生、发展需要革命知识分子论证新意识形态的思想正统性与实践合理性。因此,为革命提供合法性说明的中国历史研究和为新政治合法性提供说明的革命历史研究成为建设民族国家政治进程中的关键环节,革命学术的历史研究和革命历史的学术研究决定着新共同体的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之形成,历史研究获得了政治地位而成为历史政治学。 早期的中共党史文献编纂运动正是在这种历史政治学自觉中展开的,并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新政治服务的。中国共产党在共产国际的指挥下领导革命,导致国共合作大革命的失败和以左倾冒险政策“武装反抗国民党”的挫折,经过长征到达陕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主张和苏维埃根据地向“中华民国特区政府”之民主共和“更名改制”,使中共获得了合法存在的地位。①(122页) 但国民党并没有真正放弃反共,而共产国际、斯大林又派来曾经以执行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给中国革命造成灭顶之灾的王明来“帮助”中共落实“一切服从”国民党的抗日统一战线政策。因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为了掌握自身奋斗的命运,开始尝试在思想和组织两方面重建党内政治。 王明于1937年11月底抵达延安,在中央政治局“十二月会议”上传达共产国际指示,要求拥护和服从国民党的“统一指挥”。由于王明的“钦差大臣”角色,一些人作了自我批评,毛泽东也没有正面抵制。为了准备召开党的七大,会议决定成立以毛泽东为主席、王明为书记的筹备委员会。 但王明所持的共产国际指示与毛泽东等领导人的独立自主主张是对立的,而且已经不仅是关于抗日统一战线的独立自主原则的政治路线对立,更是对共产国际是否应当坚持独立自主的思想路线对立。毛泽东严肃反省苏维埃时期在共产国际“武装保卫苏联”的指示下盲目暴动、冒险进攻而失败的教训,明察共产国际、苏联对中国抗日战争的关心有着苏联的利益立场。他指出:丢失自己的利益去帮助别人,不是真正的帮助;中国共产党首先要研究解决中国的问题,思考中国革命的实践。“王明问题的关键、症结之所在,就是他对自己的事(指中国革命问题)考虑得太少了!对别人的事却操心得太多了!”②(234页) 因此,与王明的路线斗争是不可回避的。而1938年7月底,驻共产国际代表王稼祥带着共产国际总书记季米特洛夫支持毛泽东为中共领导人的意见回到延安,并在9月政治局会议上传达。③(190—196页) 接着在长达一个多月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上,毛泽东批评了王明“一切经过统一战线”的主张和脱离中国革命实际的教条式马克思主义,倡导独立自主的政治原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思想原则和全党“注重战争,学习军事”的实际能力原则。④(534、540、545页) 王明受到批评,但并没有改变立场。1940年3月他重印了写于1931年共产国际左倾政策统治党中央时期的《为中共更加布尔塞维克化而斗争》,而这是他当年为表明自己是真正“国际路线”代表和纯正“布尔塞维克”的著作,又名《两条路线的斗争——拥护共产国际的正确的列宁主义的路线,反对以李立三为领导的反共产国际的路线》。“这样一来,王明究竟是个什么人,他搞的一套究竟是对还是错,就成了一个问题了。这就要算历史账,才能搞清楚。这样才开始编《六大以来》。”①(45页) 于是,中共党史上第一次大规模的文献编纂运动开始了。 编辑《六大以来》的前期工作本来是为七大准备党史文献材料,由任弼时负责,进展很不顺利。后改由毛泽东负责,中央秘书处承担,成效显著。30年代毛泽东在苏区,对于上海中共中央的活动不很了解;通过审核六大以来党的历史文献,他发现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对中央的严重危害,这种危害通过一系列指示流毒全党,形成了一条几乎断送了中国革命的左倾错误路线。如果王明仍然保持着路线斗争的意识,不清算过去的错误路线,党的七大就不可能成功。为此,毛泽东认为有必要首先在党的高级干部中开展学习和研究党史的活动,以提高路线觉悟,统一认识。他建议中央把他正在审核的党史文献汇编成册,作为学习和研究的材料;经中央同意后,《六大以来》于1941年底正式印制,在中央各大机关和高级干部中发行。 《六大以来》收入1928年至1941年间五百余件党的文献。这部被誉为“党书”的资料集迅速引起强烈反响。据杨尚昆回忆:以前在苏联也读过不少马列的书和革命史,但不了解中国革命。所以大革命失败后一味责备那些缺乏“理论”的老干部,“王明还大肆吹嘘中国革命非我们这些‘新知识分子’不成”。然而,系统地读了“党书”,就有一个鲜明的比较:“开始认识到什么是正确路线,什么是错误路线;什么是创造性的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教条主义。”“党书”是延安整风“犀利的思想武器”;而没有整风,“全党思想统一不了”。⑤(208—209页) 在编辑《六大以来》的过程中, 《六大以来》在党内激发起研究党史的浓厚兴趣,产生了要求编辑《六大以前》以使党史文献系统化的呼声。1942年初,毛泽东又着手编辑《六大以前》,当年出版。1943年,毛泽东在这两本文献集的基础上选编了党的路线学习材料《两条路线》,在党内高级干部中发行。同时,毛泽东还号召以“全面的历史的方法”研究党史,强调“把问题当做一定历史条件下的历史过程去研究”④(400页)。在研究和学习党史的基础上,毛泽东领导整风运动,起草《关于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并于七大之前通过。这样,中国共产党在代表正确路线的毛泽东领导下“终于达到了思想上政治上的一致”;这种共同体团结“像一个和睦的家庭一样,像一块坚固的钢铁一样”①(76、317页)。而王明的“国际路线”及其试图取得领导权的努力彻底失败了。 二、建国后党史文献编纂的个人崇拜偏向 关于党史文献编纂的历史政治学意义,毛泽东的秘书胡乔木在晚年有过很好的说明:“编辑《六大以来》就是为了解决政治路线问题。”通过研究文件,毛主席发现30年代以王明为代表的中央存在着左倾路线,“把这些文件编出来,说那时中央一些领导人存在主观主义、教条主义就有了可靠的根据。有的人哑口无言了。毛主席怎么同‘左’倾路线斗争,两种领导前后一对比,就清楚看到毛主席确实代表了正确路线,从而更加确定了他在党内的领导地位。从《六大以来》,引起整风运动对党的历史的学习、对党的历史决议的起草,《六大以来》成了党整风的基本武器”①(48页)。可见,历史政治学意义的党内两条路线斗争之毛泽东的胜利是现代中国政治的自然规律,而且也是党内政治能力增强的表现,是中国革命取得胜利的保证。 不过,这种胜利在党内造成了历史决定论、天才领袖决定论的个人崇拜认识论,即把党这一政治共同体斗争的胜利归因于具有超凡能力的领袖。比如,从重庆返回延安参加整风的周恩来在 对此,胡乔木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起草《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过程中有过严肃的批评,他说:“1945年决议的作用是把一切归功于毛主席,那里分析的历史太简单。”“历史变成就是路线斗争史,可以说是从那个历史决议开端。党的历史退到幕后去了,台上只有路线斗争史,这是个很大的缺点。”⑨(137、86页) 但这种认识在当时是没有的。自然地,新中国成立后的党史文献编纂、党史研究便沿着“简单”的“路线斗争史”和强化领袖崇拜的方向发展,主要工作简单化为《毛泽东选集》的编辑出版和毛泽东思想的宣传学习了。 最早的《毛泽东选集》就是在整风运动热潮中“为了系统地宣传毛泽东思想”而编辑出版的。到建国前,《毛泽东选集》已有多个地方版本,但均未经毛泽东审校,更有体例杂乱、文字错讹之弊。⑩(54页) 1949年2月下旬,中共中央宣传部出版委员会成立,任务之一“是要赶快做到统一出版”毛泽东著作。 除了《人民日报》的宣传, 《毛泽东选集》的出版给图书业带来一个特别的现象和新鲜的表达——“有组织读者”。1951年9月,新华书店总店的发行计划提出:《毛泽东选集》的发行“是一项最光荣的政治任务”。为了保证做好发行,“必须有计划地满足有组织的读者(机关、部队、学校、团体、企业、图书室、读书会等)的需要”,供给70%,由新华书店事先登记并尽可能直接办理“对有组织读者的供应”;对于门市零售的30%,售给第一卷时发给购书证,以后即凭此证续购。计划还详细规定了“特价配售办法”,根据中央各部、军委、各大行政区军政委员会填报、出版总署核定,特价配售给全国供给制(县团级以上)干部111395部。(17)(330—341页) 《毛泽东选集》出版发行,《人民日报》详细报道人们在书店排队购书的喜人场景:如本来到医院看病的装甲兵赵家驹说,看到《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消息,“就觉得似乎病立时轻了许多,马上跑到书店排队,拿我仅剩的一万五千元买了一本”。此后,《人民日报》连续报道对《毛泽东选集》出版的欢呼和学习盛况:“我学习《毛泽东选集》,就觉得毛主席站在我的面前向我指出着前进的方向”;“我要学习《毛泽东选集》,我要做一个毛泽东的好学生”。(18) 作为出版策划,70%的有组织读者和11万的特价配售可以保证《毛泽东选集》的发行对象、学习动员和政治鼓舞的基本面,当然是成功的。但与《六大以来》、时期的历史政治学原则根本不同,《毛泽东选集》编辑过程中对历史文献所作的思想性修改、发行的公开市场化而且是有组织的市场化和热烈的“学习”宣传导向,使党史文献编纂工作的内容、目的,从文献编辑转向毛泽东思想整理、从研究历史转向学习毛泽东著作、从巩固党的共同体政治转向树立毛泽东的伟大领袖地位了。 与这种个人崇拜偏向的党史文献编纂和学习毛泽东著作热潮相对应,随着社会主义改造和建设的纵深展开,毛泽东从50年代不断与刘少奇、周恩来、彭德怀等领导人发生重大政策见解分歧,他开始强调个人崇拜,而且后来得到林彪等人异乎寻常的响应。1955年12月,毛泽东在推动农业合作化高潮过程中,为《中国农村的社会主义高潮》作序,鼓励加快经济发展速度,批判“右倾保守思想”。这篇序言全国报刊转载,在批判“右倾保守”、“提前实现工业化”的口号下,各部门纷纷落实计划、任务。但不切实际的冒进很快带来经济混乱,周恩来、刘少奇和几位主管经济工作的副总理不得不采取“反冒进”措施,《人民日报》还在 对于这段貌似狂热但实际是祸国殃民悲剧的历史,薄一波这样总结道:南宁会议前后,“毛泽东有些高居政治局之上”,“党内生活开始不正常了”。而庐山会议之后,弄虚作假成为流行病,敢于说真话的人受到排斥打击,也就迫使一些同志“只磕头,不说话”。“没有一定的个人崇拜”,批判“反冒进”、发动“大跃进”、打倒彭德怀等等都搞不起来,而这又导致“个人崇拜的恶性膨胀”,“文化大革命”能够发动的“根本原因也在这里”。(22)(653、881、1290、1294页) 这是见证了历史的老一辈革命家对“迷信政治学”的沉痛反思。 三、公布档案、服务研究:新时期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探索 薄一波所指出的利用个人崇拜而发动的党内斗争,可以见证于90年代中央文献研究室编辑的《毛泽东文集》第七卷和《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所公布的文献:《在成都会议上的讲话》(1958年3月)、《会见斯诺谈话纪要》( 以新的历史决议重建价值共识和政治认同,标志着迷信政治学机制的失效和历史政治学原理的再生。自然地,个人崇拜偏向的党史文献编纂也被废止。 与此同时,以服务历史研究定位的党史文献编纂起步。 如何理解新时期的党史文献编纂学转向?首先,改革开放的新政治需要党史文献编纂提供合法性说明和共同体整合,这是历史政治学逻辑的再现,更是基于学术的思想追求。胡乔木在主持起草《历史决议》的过程中反复强调研究历史、整理历史逻辑的重要性,批判导致个人崇拜的“路线斗争”分析模式,他说:“写历史不能靠抄袭,抄袭家不能成为历史学家。”要“忠于历史事实”,既反对“党的历史、党的传统的虚无主义”,也不能搞“实用主义”。因此,总结毛泽东晚年的错误和开创新局面需要“从制度上找原因,想办法”,“文革”之所以使党和国家的生活“完全陷于变态”,是因为毛泽东的“个人领导实际取代了党中央的集体领导”。⑨(42、78、113、129页) 胡乔木一方面重视资料编辑,一方面认为建国以来“主要问题是清楚的”,这是因为起草小组的胡乔木、邓立群、胡绳、吴冷西以及提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思想的邓小平等领导人本身就是历史的亲历者,其口述、思想整理就是“文献”的重要部分。所以,《历史决议》起草过程中形成的摆脱“路线斗争”分析而建立“制度改革”的思想已经不完全是历史政治学,而是基于历史学术阐发改革思想的真知灼见。自然地,服务于历史研究的党史文献编纂学应运而生,它是新时期改革政治的产物。 其次,个人崇拜偏向的党史文献编纂造成了思想理论的离奇混乱和历史研究的低级错误,只有严肃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才能纠正这种混乱和错误。建国后,党史文献编纂基本上简单化为毛泽东著作编辑,而毛泽东又根据政治需要修改历史文献。这种做法延续到毛泽东故去后编辑《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的工作中,但这一反映“文化大革命”思想和适合阶级斗争政治需要的选本与新时期党的拨乱反正、改革开放路线形成对立;不仅事实上是在宣扬毛泽东的晚年错误,并且正如一位中央文献研究室的老领导所批评的:由于“把毛泽东后来的观点整理到前面的著作中来,修改了前面的著作中的观点”,竟然造成在“没有经过毛泽东审定”的情况下“提早”毛泽东犯“错误”时间的荒唐后果。因此,毛泽东故去后的著作编辑必须以“保持原貌”来体现“忠实性和权威性”。(27)(18—19页) 另一方面,毛泽东在编辑选集过程中所作的修改,也给历史研究造成误导。如发表在 最后,秘档制度和以“正确原则”取舍文献这种甚至低级于“路线斗争”模式的编纂方法已经不能适应党史研究学者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化现实,只有探索、改革的党史文献编纂学才能应对挑战。20世纪40年代的历史政治学文献编纂之所以成功,是因为只有在党内公开研究、深入辩论党的历史,才能清算王明的错误路线,确立毛泽东的正确路线。而建国后的迷信政治学文献编纂之所以失败,则是因为个人崇拜偏向的文献编辑甚至连基本的党史研究资料都不能提供,使党和国家作为政治共同体失去了反省历史、认识现实的思考能力,只剩下了有利于“阶级斗争”但毫无建设性意义的个人迷信。而且,既然历史政治学的“路线斗争”文献编纂也要求党内公开的研究、辩论,那么革命成功建国之后的党史文献编纂则面临着更高的要求。这是因为,党的执政地位决定着国家的命运,党史研究和对党的评价吸引了党外学者甚至国际学者的兴趣。如果不直面党史学者构成的多元化、国际化事实而积极竞争,反以秘档制度和“正确原则”取舍文献编纂,就不仅抑制了通过可靠的历史研究总结经验教训的自我认识、自我成长能力,还会失去学术交流、思想辩论的国家信用,甚至招致负面的国际政治影响。比如,日本学者以公开的中共领导人对中国革命的经验总结,断定新中国对外有一条“武装斗争推进路线”。(28)(7—9页) 这种说法事实上是中国狂妄论、中国威胁论、中国干涉别国内政论的一部分。再比如,《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公布了毛泽东 注释: ① 《胡乔木回忆毛泽东》,人民出版社,1994。 ② 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8。 ③ 徐则浩编著《王稼祥年谱》,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④ 《毛泽东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1。 ⑤ 《杨尚昆回忆录》,中央文献出版社,2001。 ⑥ 《毛泽东年谱(1983—1949)》中卷,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 ⑦ 《周恩来年谱(1898—194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⑧ 《刘少奇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1。 ⑨ 胡乔木 ⑩ 汪裕尧:《诞生在革命战争年代的〈毛泽东选集〉》,《党的文献》1988年3期。 (11) 《出版委员会工作报告》( (12) 逄先知:《关于党的文献的编辑工作的几个问题》(上),《党的文献》1986年3期,31页;师哲:《在历史巨人身边》410、425—428页。 (1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一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87。 (14) 《为完成今年出版任务而奋斗》,《人民日报》 (15) 《人民日报》 (16) 胡愈之在《毛泽东选集》出版庆祝会上的讲话( (17) 中国出版科学研究所、中央档案馆编《中华人民共和国出版史料》第三卷,中国书籍出版社1996。 (18) 《毛泽东选集昨在各大城市同时发行》,《人民日报》 (19) 薄一波:《若干重大政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 (20) 毛泽东在南宁会议上的讲话( (21) 林彪:《〈毛主席语录〉再版前言》,《人民日报》 (22) 薄一波:《若干重大政策与事件的回顾》下卷,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3。 (23) 《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三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8。 (24) 《胡乔木书信集》,人民出版社,2002。 (25) 方厚枢:《毛泽东著作出版纪事》,《出版史料》2002年4辑;《中央文献研究室大事记(1980—2000)》,《党的文献》2000年3期。 (26) 逄先知:《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董边等编《毛泽东和他的秘书田家英》,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 (27) 龚育之:《从〈毛泽东文集〉出齐所想到的》,《〈毛泽东文集〉与毛泽东思想》,人民出版社,2002。 (28) [日]冈部达味:《中国的对外战略》,东京大学出版会,2002。 (29) 沈志华:《中苏同盟与朝鲜战争研究》,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1999。NU26
转自《中国图书评论》(沈阳)2008年9期第17~27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