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提要：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种转变，即态度从相对忽视到逐渐重视、内容从宏观讨论到具体研究的转变。改革开放后，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步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从而使得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在研究领域与研究视野两方面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明代商业经济史仍有一些不足，主要体现在：第一，在研究视野上，未具充分的世界史视野；第二，在研究取向上，未具广阔的全面史观；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未能充分关注小商小贩；第四，在研究时段上，勾连、切割均有不足；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不足。
    关 键 词：明代商业经济史 研究领域 研究视野
    作者简介：林枫，女，福建连江人，厦门大学历史系教授、博士生导师。孙杰，男，山东潍坊人，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研究生。

商业经济史研究对象，狭义而言，不外商路的开辟、市场的网络、商人的活动、商品的流通以及相关的枝枝节节。商业经济史虽是一个相对狭隘的领域，但中国古代商人及商业资本问题，历来为史学界所关注。在20世纪，它就已经成为中国历史研究的一个重点领域。然而，在当前热热闹闹的商业经济史研究之中，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却相对“冷清”。本文试就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状况与存在问题谈一点想法，以就正于方家。
    一、20世纪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
    
    20世纪初，在西方近代社会科学理论传入和国内社会剧烈变革的综合影响下，现代意义上的中国经济史学开始萌芽。①作为经济史的重要领域，商业经济史研究开始起步。在翻译日本学者相关论著的同时，[1]国内部分学者也进行了尝试性、模仿性的研究。②
    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中国学界曾发生过著名的“中国社会史大论战”。在这次大论战中，部分学者的讨论牵涉到了中国古代商业资本问题，如陶希圣。陶希圣曾将战国以后的中国社会界定为“前资本主义社会”、“变质的封建社会”甚至“商业资本主义”社会，而“商业资本主义”的提法，是以货币经济、金融资本、商业资本等在中国古代历史中的重要作用为基础的。
    另外，伴随着大论战的展开，唯物史观逐渐在中国学术界得到广泛传播。由于唯物史观对于经济基础作用的强调，经济史研究获得极大的发展。然而，商业经济史作为经济史的重要领域，却并未受到应有的重视。一方面，这时期的经济史研究主要是“社会运动的参加者通过直接具体的政治行动或通过政治身份意识带动下的自觉导向所作出的反应”，[2]所争论的问题“多半是些理论问题，很少真正涉及中国历史的实质”。[3]另一方面，此时有关商业经济史的论著大多属于宏观概论，对明代商业经济虽多有涉及，但论说既不系统也欠深入。③
    抗日战争与解放战争时期，国内外社会环境急剧恶化，影响了学术界的发展。而对明代商业经济史而言，却意味着重大转折的开始。傅衣凌先生对明清商人及商业资本的研究，④梁方仲先生基于明清商业发展、社会变动之大背景对一条鞭法等赋役问题的考察，[4]以及中央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主编《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集刊》等刊物陆续登载的相关论文，[5]使得明代商业经济史不再仅仅是中国传统经济史、古代商业经济史的“组成部分”，而逐渐成为专门之学。
    1949年以后，马克思主义史学逐步确立了在中国史学界的绝对主导地位。在“文革”结束前较长一段时间里，史学界忙于对唯物史观统治地位的确立，以及一些相关重大理论问题的讨论。由于对社会主义的片面理解，工商业者成为被批判的对象，与商业、市场相关的研究多被视为资产阶级的学术讨论，令学者望而却步。不过，这一时期对“五朵金花”命题的集中讨论(尤其是“资本主义萌芽”问题)，却在客观上极大地推动了明代中期以后商业经济史的研究。[6]商人阶层的形成、发展及其社会、政治背景，商人的经营活动、经营模式及由此带动的商品市场与商品营销、资本运作等问题，因为关系“资本主义萌芽”而得到重大关注。
    改革开放后，经济建设成为全社会的工作中心，商业经济史理所当然成为史学研究的重点之一，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得以全面展开。
    首先，在宏观理论方面，商业经济在传统经济中的地位与影响被重新讨论。早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学术界在讨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问题时，已经涉及商业经济问题，但商业经济始终只是商品经济之于传统经济附庸中的附庸，传统经济的自给自足性被过分强调，商品交换往往被界定为一种“补充”。80年代中后期，学界不再满足于以往以欧洲社会发展模式作为标尺，从而以封建经济为自然经济、商品经济与自然经济绝对对立的定论，开始重新考量其中的关系。[7]在此背景下，90年代，中国经济史论坛专门组织了“中国传统市场与市场经济”的讨论。2000年以后，该论坛又举办了以“中国历史上的商品经济”为中心的系列学术研讨会。⑤类似的讨论，提高了学界对包括明代在内的中国古代商业经济史的认识水平。
    其次，在具体研究方面，各领域得以全面展开。《平准学刊》、《货殖》先后由中国商业史学会创办，而研究领域也扩大到商业资本、行业与市场、货币与金融等各方面。[8]尤其是在进入90年代以后，伴随着中国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各地商业的发展、商人的活跃，商人商帮史研究成为学术界一大热点。⑥
    总体而言，20世纪中国史学界对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大致经历了两种转变，即态度从相对忽视到逐渐重视、内容从宏观讨论到具体研究的转变。尤其是在改革开放以后，经济史研究范围逐步涵盖了社会再生产中的生产、流通、分配、消费诸环节，从而使得明代商业经济史在研究领域与研究视野两方面均呈现不断扩大的趋势。⑦
    研究视野方面有以下若干动向值得注意：
    第一，从以往研究严格区分国内、国际市场的惯势逐步转向国内、国际市场的一并思考。事实上，早在20世纪前半期，一些商业史研究者就已经注意到对外贸易问题，甚至产生过若干重要的学术成果，然而，这种“注意”尚未具备相应的学术自觉性。⑧此外，长期以来中国古代社会中自然经济占统治地位的定论，蒙蔽了学者关注海外贸易的目光。1949年以后，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海外贸易史的研究迅速展开，⑨虽则与国内商品流通研究相比，略显不足。但明代中期而后海外贸易的跌宕起伏，使得海外贸易史研究成为明代商业经济史的重要领域，将国内外贸易、国内外市场密切联系成为研究的重要路数。2008年，成艳萍从国际经济一体化的角度，分析了明清时期晋商驼帮、船帮、票号三种经营形式之间的内在联系，认为晋商发展轨迹中所体现的商品贸易与票号金融一体化的经营形式，是一条与欧洲并行的经济一体化路径，反映出中国早期现代化的内生性发展。[9]2009年，张丽等从国际贸易和全球经济发展的变化入手，从欧洲因海外扩张和殖民地财富获得而对中国产品需求骤增的角度，观察海外市场需求、中国长途贸易扩展和明清商帮兴起之间的关系；从中国商人在海外和国内贸易中的利益丧失和中国产品在国际市场上的地位下降，探究中国经济衰落与中国商帮衰落之间的关系。文章明确指出，无论是闽、粤、浙等沿海商帮，还是晋、徽、江右等内陆商帮，明清商帮的兴衰不仅是国内经济发展和商帮自身经营的产物，与全球经济的发展变化之间也存在着十分紧密的联系。[10]
    第二，从单纯的商业经济史研究到与社会史、文化史的结合。20世纪80年代以降，多元化逐渐成为中国经济史学的重要特点之一，[11]经济问题越来越不被孤立地看待，商业经济史研究亦不例外。近年来，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逐步摆脱了就事论事的做法，不少论著闪现出整体史的学术取向。同时，研究者又喜欢将具体的商业经济研究与文化史研究相结合，利用一些崭新的视角，形成新颖的成果。⑩仅就2009年发表的明代商业经济史相关论文来看，既有对商人及商业资本的宏观反思，[12]也有对区域市场网络、[13]市场交易模式、[14]商业市镇、[15]商人商帮、[16]粮食等特定商品运销、[17]会馆[18]等问题的中微观讨论，更有不少研究从多角度、多领域进行尝试，如魏文静将明清时期赛会之风屡禁不止的现象与16世纪以来的商业化变革相联系，并由此以探讨社会变迁与社会控制之间的关系；[19]余晓宏等提出商品经济发展促进社会价值观念变革的观点；[20]赵晴通过对明清晋商兴衰的全面考察，揭示古代商人阶层与传统法律思想文化之间的互动关系。[21]
    二、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存在的问题及发展方向
    陈寅恪先生说过：“一时代之学术，必有其新材料与新问题。取用此新材料，以研求问题，则为此时代学术之新潮流。治学之士，得预于此潮流者，谓之预流(借用佛教初果之名)。其未得预者，谓之未入流。此古今学术史之通义，非彼闭门造车之徒，所能同喻者也。”[22]
    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虽则取得一些成就，但仍有若干不足，应作为今后努力的方向：
    第一，在研究视野上，明代商业经济史未具充分的世界史视野。中国与外部世界的接触，早已有之，即便我们不能完全认同7世纪以来中国已经加入世界经济全球化进程的观点，但中国国内贸易始终是世界贸易重要一环却是不可否认的历史事实。15世纪末、16世纪初，“地理大发现”，新航路开辟，整个世界相对隔绝的状态被打破，日益成为一个相互联系的整体，中西之间交通形势大变，双方经济文化的交流与碰撞开始由间接而变为直接。明中期以降，随着中国东南海商在东亚、东南亚商圈的活跃以及中国—马尼拉—美洲三角贸易等商路的形成，中国国内市场也愈益成为世界市场的组成部分。着眼于海洋贸易，着眼于世界经济，对明代商业经济史发展脉络进行重新审视，实现研究视角的转换，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也正因为如此，进行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研究，必须具有世界史的眼光，需要紧握中国与世界的互动这条线索展开论述，以避免陷入一叶障目的窘境。世界史的视野，还意味着中国史与世界史的比较研究，即如将明代中国海商与英国海盗进行对比。推动英国走上世界贸易舞台的，除了王权支撑的贸易公司外，还有一支由形形色色的个体组成的海盗力量。(11)通过这样的对比，政府决策与海洋势力之间的关系，将得到更为清晰的揭示。
    第二，在研究取向上，明代商业经济史未具广阔的全面史观。具言之，前贤对明代商业经济发展的研究，往往以商品生产水平提高及商品种类增多的生产层面、商品流通的加快及市场网络的形成的流通层面等等，作为研究的中心，非但不能充分把握商业经济与经济史其他领域的关系，而且将商业经济与社会生活截然切开。历史上的经济问题，必须从其与社会、文化等方面的互动关系去认识，这已经是学界在其他领域屡试不爽的重要研究方法，如此才能有助于明代商业经济史在认识层面上的深化。研究明代商业经济，不仅要思考商业本身，还要注意商业与地方社会、国家甚至世界大背景的关联。以对外贸易为例，出口产品的变化，以及市场的开拓，银钱来源、供应量的影响，航线的开辟、造船航海技术的进步，各方的通商政策包括竞争对手的状况，世界及区域大势等等，都是必须考量的因素，而最为重要的是，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的宏大背景应是明代商业经济史始终如一关注的主旨。
    深入开展具体问题的研究和区域性的研究，固然有助于推动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细部考察，进而以小见大，剖析中国经济史的方方面面。但是如果学者都把主要精力用于细部的考察，终究无法掌握中国经济史的整体概貌。明代商业经济史乃至中国经济史的构建，将缺乏其应有的完整性。而对中国历史宏大图像的关注，应当是每个具体研究领域的最终归宿。
    第三，在研究对象上，明代商业经济史未能充分关注小商小贩。挥斥方遒、乘坚策肥的大商巨贾，成为诸多文本的讨论主题，他们驰骤于国内外，贡献于乡邦桑梓，代表着中国传统经济时代的新生力量。然而与此同时，我们或许还应该看到数量更多的小商小贩，他们隐没在大商巨贾的背后，艰难生存。亦农亦商、农闲经商的情况，在明代大量存在，对于很多人来说，经商只是谋生的一种手段，而他们在传统经济中扮演的重要角色不容忽略，其生存状况、地位升降、经营之道，值得探究。
    与上述研究倾向相一致，商人的道德伦理备受推崇，商人天然的逐利性格羞于齿及。商人商帮史研究受到区域文化研究的深重影响，研究者往往带有浓重的地方情结，强调区域文化的优秀，只说好的，不讲不好的，偏于一隅，强调特色，因此无论是何处商帮，无不是儒商，无不诚信经营，都是道德楷模，无不耻于言利。
    第四，在研究时段上，明代商业经济史勾连、切割均有不足。具言之，一方面，与元代之前贯通不足，另一方面，与清代之后区别不够。对经济史来说，“提倡长时段研究也是经济史自身的特点所要求的。因为经济史的重点不是适于短时段研究的事件史，而是适于中长时段的研究的形态史、结构史。经济史若局限于一个断代，往往看不清来龙去脉和长期趋势”。[23]具体到商业经济史，明中叶以后固然表现尤为突出，但这种繁荣景象并非此时突然出现的。追溯宋元乃至先秦以来商业经济的发展状况，适当挖掘明以前的相关状态，体现对历史传承性的关注，是当前比较欠缺的，也是十分必要的。
    与此相反，明代商业经济史与清代商业经济史之间往往“明清不分”，牵扯不清。治明、清史者往往明清史兼治，因此在研究时段和研究对象上容易出现明清并论的倾向。在我们经眼的2008年明代商业经济史相关论文中，专论明代的远远少于明清兼论的，聊举数例：市镇，专论明代的仅有1篇，[24]明清兼论的5篇；[25]商人商帮，明代仅有讨论程虚宇兄弟分家的2篇，且其中一篇仍以“明清”为题，[26]其余明清兼论的则有14篇；[27]消费，明代1篇，[28]明清兼论的3篇；[29]会馆，5篇全是明清兼论；[30]牙行，明代1篇，[31]“明清”为题的2篇。[32]实际上，这种时段划分取向，既是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相对“冷清”的重要原因，又容易让人忽略历史发展过程中的差异性与变革性。在商业经济史研究上，“明中期而后”成为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一个似乎没有变异的一以贯之的完整时期，明中后期与清中前期在商业水平上的差异常常被忽视。明代确实是中国传统社会商业发展的重要阶段，尤其是嘉万时期，商品增多，市场扩大，商人活跃，商业十分繁荣。然而，我们应该充分认识到明中后期与清前期之间蕴涵的多种显著差异。
    第五，在研究方法上，定性研究与定量研究结合不足。伍丹戈先生在《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一书“译者的话”中写道：“在农业史研究上，过去几十年来历史学界常常只侧重于生产关系或土地制度方面，却忽视或放弃生产力方面的研究，有时甚至忽视到了忘记生产力的发展对于生产关系所起决定性的作用的程度。”[33]伍先生这段话是针对当时农业史的研究状况有感而发的，然而，时至今日，它对整个经济史研究的启发意义仍是强烈的，包括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定性研究不应当成为明代商业经济史研究的全部，尤其不能以欧洲经验作为参照标本而对明代商业经济下所谓的“科学论断”。这种“科学论断”，不仅无助于我们认识明代商业经济史的真实状况，而且违背了中国古代经济史发展的基本逻辑。借由经济学、统计学等学科的方法进行定量研究，尽管存在种种缺陷，仍有其受到重视的必要性与合理性。
    历史学的发展，不仅可以通过新材料的发现而实现，还需要研究者历史观的进步与问题意识的转换。这种转变，在很大程度上，有赖于时代潮流带来的灵感，也许明代商业经济史可以从此步入更加辉煌的前程。
    注释：
    
    ①李根蟠、虞和平、赵德馨等学者进行过相关的讨论，参见杨祖义：《中国经济史学萌芽的分析与探讨》，《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5期。
    ②如1908年陈家锟著成《中国商业史》，该书后多次再版(如1913年上海“中国图书公司”的再版)，并被作为中等学校的教科书。
    ③如郑行巽：《中国商业史》，上海：世界书局，1932年；王孝通：《中国商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另有一些相关著作是作为中等学校、商业职业学校的教材出现的，如陈璨编著、王孝通增订：《中国商业史》，上海：商务印书馆，1938年，等等。
    ④傅先生1949年前曾发表多篇涉及徽州、福建、陕西、江苏等地商人与商业的论文，如《明代徽商考》(《福建省研究院研究汇报》2期，1947年)、《明代江苏洞庭商人考》(福建《社会科学》4卷2期，1948年)、《明代陕西商人考略》(福建《社会科学》4卷4期，1948年)等。这些论文后来多被收入《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之中。
    ⑤讨论的具体情况可以参见《中国经济史研究》1994年第4期，1995年第1-2期，2000年第3-4期，2001年第1-2期等。
    ⑥如张海鹏等《中国十大商帮》(黄山书社1993年版)、唐力行《商人与中国近世社会》(浙江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又有分论各地商帮(如徽商、晋商、浙商、鲁商等)或不同性质商人(如官商、民商、盐商、私人海上贸易商等)的著作。
    ⑦学界逐步加强对流通环节的研究，吴承明、方行等学者甚至以流通或市场需求为经济发展的动力之一。参见李根蟠：《二十世纪的中国古代经济史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3期。
    ⑧如王孝通就自称特别注意“中国国际贸易的历史”、“中外互市商品种类的变迁”诸问题，参见王孝通：《中国商业史》，“导言”第2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36年。又如傅衣凌等对福建对外贸易史的研究，参见萨士武、傅衣凌、胡寄馨合著：《福建对外贸易史研究》，福州：福建省研究院社会科学研究所，1948年。
    ⑨主要成果有张维华的《明代海外贸易简论》(上海学习生活出版社1955年版)、林仁川的《明末清初私人海上贸易》(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87年版)、李金明的《明代海外贸易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年版)、陈柏坚、黄启臣的《广州外贸史》(广州出版社1995年版)、晁中辰的《明代海禁与海外贸易》(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以及其他一些相关的论文。
    ⑩如顾晓鸣主编的“中国传统商人丛书”(海天出版社1993年版)，侧重从心理学角度进行微观分析；又如张钧的《明清晋商与传统法律文化》(法律出版社2006年版)，从法律文化的角度研究晋商。
    (11)早就有学者指出，西欧一些国家的海外贸易活动与海盗劫掠是分不开的，参见陈玮：《英国女王伊丽莎白一世与海盗德雷克——试述英国早期殖民活动与海盗行径》，《内蒙古大学学报》(哲社版)1983年第2期。
    参考文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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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8]张邦建：《明代中后期消费的特点及消费观的变化》，《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8年第4期。
    [29]王鸿泰：《从消费的空间到空间的消费——明清城市中的茶馆》，《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3期；陈艳君：《明清徽商的消费生活述论》，《淮北煤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1期；陈艳君：《明清徽商的消费行为特征》，《安庆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
    [30]李晓琴、石涛：《对明清商人会馆产生的动因探析》，《商业文化》(学术版)2008年第3期；乔丽：《再论明清工商会馆产生的原因——以山陕会馆为例》，《科教文汇》2008年1月中旬刊；宋伦、王有红：《论明清工商会馆在降低市场交易成本中的作用》，《理论导刊》2008年第1期；宋伦、田兵权：《明清山陕商人在甘肃的活动及会馆建设》，《西安电子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4期；王云：《明清山东运河区域的商人会馆》，《聊城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8年第6期。
    [31]周中云、曹君乾：《明代牙行法律制度考评》，《晋中学院学报》2008年第1期。
    [32]林红状：《明清及近代牙行研究综述》，《历史教学》2008年第24期；黄东海：《明清商牙纠纷与商业社会控制》，《河南省政法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08年第2期。
    [33]德怀特•希尔德•珀金斯著：《中国农业的发展(1368-1968)》，宋海文等译、伍丹戈校，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4年。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