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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世纪以来的地理大发现以及科学技术进步极大地拓展了国家间竞争的舞台。原先国家间的竞争演变为世界范围内的大国地位和主导权之争。在几百年时间里，西班牙、荷兰和英国都曾先后竞争海上主导权。英国更是借此成为世界帝国。二战后，美国取代英国成为新的超级大国。海权是地缘政治的核心议题，而地缘政治又与大国兴衰密切相关。战后国际关系虽以和平发展为主流，但各国对海权的争夺并未停止，近几年的克里米亚危机、南海问题、索马里海盗等一系列国际争端都与其密切相关。重读肯尼迪的《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有助于我们从国家战略的宏观层次审视海权在当代国际关系中的表现和意义。 本书作者保罗·肯尼迪（Paul Kennedy），是近二三十年来极负盛名的国际关系史和战略史学家，著有《大国兴衰》等一系列重要著作。《英国海上主导权的兴衰》成书于1976年，比《大国兴衰》早约十年。与后者宏大的叙事视角不同，本书以英国为主线，分“崛起”、“鼎盛”和“衰落”三部分讨论了英国海权自17世纪初一直到二战后盛极而衰的过程和机制。 全书以马汉《海权对历史的影响》一书所确立的海权观出发，提出了三个核心观点。其一，海权与经济之间具有极密切的联系；其二，海权对大国地位的重要影响以16世纪初到19世纪末这段时间最为明显；其三，海权不是全部。英国依靠海权和陆权之有机结合才成就大国地位。 与马汉不同，本书强调海权的价值不仅存在于军事领域。在作者的宏大视野下，海权不仅被看作是国家实力上升的结果，而且成为“大国崛起”因果链上的一环：国家经济力量上升促使海权加强，海权加强带来包括军事胜利、殖民地扩张、国际规则制定权等一系列回报，并由此带来经济、贸易和制造业的繁荣。这种繁荣又促进海权的加强。因此，本书对海权问题的研究实际上超越了战略学的范畴，并将其作为国家崛起机制中的重要一环加以分析。 英国海权与国家实力互动链条的运转得益于两个关键条件：第一，英国的经济力量在17世纪得到迅速提升，并扭转了早期斯图亚特王朝时期海军贫弱的局面。第二，英国迅速积累的财富被用以发展海军，而非其他领域。在作者看来，这两个条件的达成，主要取决于三方面条件。一是现代财税制度的建立使政府可以迅速通过公债和税收等方式弥补战争消耗；二是重商主义和自由主义形成“以商养军，以军护商”的互利格局；三是一个成熟的和主要由资产阶级掌控的议会。议会在17世纪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将海军从君主所有转变为国家所有，为海军的发展拓宽了渠道。 应该说，这三个解释与近几十年来政治发展和现代化理论的相关观点（如现代财税体系的重要性）是相呼应的。这其中特别值得一提的是，作者较为系统地回答了战争和经济发展之间的关系问题。比较现代化研究学者，特别是历史制度主义视角的研究者，通常习惯将战争或冲突看作一个“关键时点”，并以案例为支撑，论证战争促进发展说。例如，何文凯（Wenkai He）在《通往现代财税国》（Paths toward the Modern Fiscal State）一书中对比了英国、太平天国时期的清朝和日本明治维新三个案例。面对三个案例在现代化道路上迥异的结局，作者使用“需要适度战争”这种较为模糊的语句加以解释。在此问题上，肯尼迪给出的答案则较为清晰：其一，战争必须能够促进政治经济体系的变革。英国在17、18世纪的战争行动促进了国家财税体系的完善，刺激了工业体系的发展。反之，第一次世界大战并没有改变英国自由主义经济体系之下私人资本各自为政的局面。这种经济过度自由的状态导致资本不愿意进入它认为无利可图的领域。一些新兴工业往往瞄准国内市场而不是国际贸易，造成英国错失新兴工业革命的契机，并导致工业主体逐渐而缓慢的衰败。其二，战争的消耗不能导致国家财税和贸易体系的崩溃，即“只有很快取得战果，或者付出的战争努力在经济上与国家资源是相称的，胜利才有可能”。其三，当代战争愈发不能促进经济发展。在空中打击等现代战争形态下，战争会使国家经济及工业设施遭受毁灭性破坏，“促进现代化”便无从谈起。 本书的后两个核心观点主要解释了英国海权衰落的原因。作者提出，单纯掌握海权并通过海上封锁的办法拖垮敌方往往是办不到的。该战略在面对拥有大纵深且较少依赖海外资源的国家时尤其无力。同时，如果没有陆军的配合，海上主导权也不能单独发挥作用。得益于岛国的特殊地理条件，英国可以将资源优先用于发展海军，它成为英国建立海上主导权的条件。而在一战和二战中，英国需要在陆军和空军建设上进行额外的投入。此举加快了其海权衰落的步伐。此外，作者敏锐地指出，铁路运输的发展已经在一定程度上带来了陆权重要性的回归。因此，“成功的大国将是那些拥有最强大工业基地的国家。它们处在大陆的中心还是位于一个岛上都不再重要；那些拥有工业实力、创新及科学力量的国家将能够击败所有其他国家”。 如果说工业实力、创新和科学力量已经成为国家崛起的重要前提，那么海权的地位是否已经下降？回答这一问题，首先需要指出，海权的价值来源于军事战略和经济贸易两方面。考察当今海权的重要性，也应从这两方面入手。 从军事方面来说，海权的传统军事价值（战时海上封锁以及通过炮舰制定国际规则）已经基本消失。同时，洲际弹道导弹等一系列革命性军事科技进步将威慑力量引向了空中甚至太空。然而，就地缘政治来说，海权争夺仍然是地缘政治竞争的重要表现。 而从贸易方面来说，海权的传统作用在于扩张和保卫殖民地，由此获得劳动力、市场和资源，并维持低成本的海上贸易。二战后的殖民地独立浪潮和更公平贸易体系的建立使海权逐渐失去对于传统贸易的价值。然而，海权对于当今贸易的重要性并没有下降。海权仍是当今制造业、矿业、能源及粮食安全等方面的重要保障。 正因为海权仍然具有这种潜在价值，中国在现代化建设过程中仍需高度重视海权问题。中国的陆上环境比较恶劣（多邻国，多主权争端，与邻国陆路交通较不便利），通过海洋实现“走出去”战略就显得更为迫切。在军事方面，中国正持续加大对海军的投入。2015《中国的军事战略》白皮书提出“近海防御与远海护卫型结合”的新要求。亚丁湾护航等任务及航母的研发建设等标志着中国海军走向远海将成为常态。 如作者所言，通过坚船利炮确立海权的时代已经过去。中国在加紧海军建设的同时，更应通过互利合作共赢的理念和方式扩大影响。近几年来，我国积极实施海上丝绸之路建设，力图以重点港口为节点，共同建设通畅安全高效的运输大通道，并以此为依托促进投资、贸易和新兴产业方面的合作。在南海问题上，中国坚持航行和飞越自由，并倡导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些举措扩大了中国的全球影响力，促进了中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经济发展。同时，它也提供了一种超越传统霸权海权论的新战略模式，并探索和实践了一条和平崛起、互利共赢的新路。 （作者单位：华东政法大学政治学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