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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是当今外交领域中的新现象和新趋势，它并没有背离传统外交，只是作为一种新的手段和工具，以一种崭新形态为国家外交服务。虽然如今国际重大外交事务依然是以传统外交手段和形式为主，如访问、谈判、交涉、缔结条约、发出外交文件、参加国际会议和国际组织等，但随着数字技术和网络科技的发展，国际间竞争环境的变化使得数字外交不再处于国际政治的边陲地带，而成为影响国际政治运作的重要力量。这就需要我们从理论和实践上做出更深层次的探讨和总结。 在正式讨论这两个问题之前，我们有必要首先界定“数字外交”这一概念。所谓数字外交（digital diplomacy），简单地说，就是国际行为体（包括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和次国家行为体）将数字技术（digital technology）运用于外交事务，以和平方式实现对外政策目标的行为。狭义的数字外交仅指通过网络信息平台，对特定对象开展的外交活动，比如脸谱、推特、微博、微视等。在这一意义上，它与网络外交（Cyber diplomacy& E-diplomacy）、数字媒体外交（digital media diplomacy）、新媒体外交（New Media diplomacy）是一致的，主要用于公共外交领域。广义的数字外交是指在外交活动的各个环节，包括外交决策、外交政策实施、外交政策评估等，使用数字技术手段。本文是在广义上使用“数字外交”这一概念。 数字外交的历史考察 作为当代外交的重要形式之一，数字外交是人类进入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的产物。由于其发展历史并不长，很多特征还没有充分展现，因此对它的历史经验的总结只能是初步。 卷入外交事务的非国家行为体有较大幅度增加。以往，外交事务基本局限于官方层面，参与外交事务的行为体数量相对有限，形式也比较简单。但随着经济全球化、社会信息化的快速发展，特别是数字技术在外交领域的广泛使用，卷入外交过程的行为体数量日益增多，形式呈现多元特征，特别是各种次国家行为体在外交领域已经获得不小的参与权。以美国为例，不少数字技术企业和技术精英或主动或被动地卷入该国外交事务，在不同层次、从不同角度为实现该国总体外交目标服务。美国高级外交官员也十分重视加强与上述企业和个人的关系。2010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邀请包括谷歌、推特在内的多位IT界巨头与美国国务院的其他高级官员共进私人晚餐，这是该国数字外交领域一个轰动一时、影响深远的事件。 外交活动的技术性特征日益凸显。外交活动具有政治性和技术性两种基本特征。在以往的外交实践中，技术性特征更多体现为外交决策者和外交官运用智力的技巧以及数字技术的早期形态，如电话、电报、电缆、无线电等，虽然对外交的绩效有一定影响，但并非起决定性的作用。而在当下，外交的技术性特征更多地体现在物质层面，即先进的数字技术在外交领域得到越来越广泛的应用，其所体现出来的及时、便捷、开放和交互性等特点，已对外交活动产生多方面的深刻影响。换言之，物质层面的技术因素在外交活动中的重要性日益凸显。从某种意义上讲，谁占据了数字技术的制高点，谁就将在外交活动中获得更多主动权。仍以美国为例，该国在数字技术领域占有绝对优势，它所拥有的巨型服务器数量位居世界第一，谷歌是全球最强大的搜索引擎，推特、脸谱是世界上使用人数最多的社交媒体。因此，美国在数字外交领域再次拔得头筹。 欧美发达国家已经形成较为成熟的数字外交理论构想和操作思路。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既与技术水平有关，也是观念创新所致。再以美国为例，1996年，美国公众外交咨询委员会（U.S. Advisory Commission on Public Diplomacy）发布的题为《信息时代的新外交》（New Diplomacy for the Information Age）报告，就已经将“信息革命和海外公众不断增长的权力”视为“新外交的基础”。2009年，时任美国国务卿的希拉里·克林顿将数字外交视为“21世纪治国之道”。目前，美国国务院注册的推特账户已近200个，在脸谱上拥有200多个主页，很多驻外大使馆设立了数字外交顾问的职务。美国外交官通过数字外交方式实施美国对外政策的案例数量可观。有研究者认为，“数字外交已经成为美国与国际社会沟通的重要方式”。与此同时，美国的数字外交研究也走在世界前列，理论构想较为成熟。 新兴经济体国家的数字外交日趋活跃。新兴经济体国家虽然在数字技术领域总体落后于发达国家，但它们中间一些富有远见的领导人已经看到了数字外交的巨大价值，并程度不等地加以使用。以印度为例，该国现任总理莫迪十分热衷于通过社交媒体与国外公众互动。2015年5月，莫迪在访华前夕开设新浪微博账户，并通过该账户将他此次访华期间的重要活动在第一时间向中国公众发送。之后，莫迪频频通过该账户向中国领导人和普通公众示好，比如，向习近平主席、李克强总理祝贺生日，对长江客船倾覆事件和天津“8·12”大爆炸的受害者表示慰问，甚至分享瑜伽姿势。莫迪的数字外交得到了不菲的回报，目前，他在新浪微博的粉丝已经接近18万。俄罗斯对数字外交同样寄予厚望。2013年2月，由普京总统签署的俄罗斯外交政策新修订版本提出，“为创造世界对俄罗斯的客观看法”以及“发展对国外公众舆论独特有效的信息影响手段”，将广泛使用新的信息和通信技术。目前，俄外交部拥有近70个推特账户，并从2013年2月起在脸谱上发布拉夫罗夫外长的言论。中国虽然是数字外交的后来者，但发展速度很快。2003年12月，时任外交部部长李肇星通过外交部网站“中国外交论坛”和新华网“发展论坛”与公众在线交流，2万多名公众参与。这是中国外长第一次在线与公众互动，反响强烈，效果良好。目前，中国外交部已经开通了“外交小灵通”（包括微博、微信、微视、脸谱四种形式），及时发布中国外交信息，宣示中国外交的基本理念、战略和政策；几十个中国驻外使领馆陆续开通了官方微信，对重大事件及时发声，并向海外中国公民提供优质、便捷的服务。对此，各方反应良好。 数字外交既可以行善，也可以作恶。从实际效果看，数字外交在维护和提升国际行为体的形象、传播价值理念、收集外交决策信息、影响对象国的公众舆论以及危机处理等多个方面均发挥了重要作用。只要数字外交实施者的行为符合国际法、国际规范，数字外交就是行善的。但国际关系的复杂性、国际关系行为体的理念与诉求的差异性，导致数字外交在某些情况下是作恶的，即成为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新手段，成为粗暴干预他国内部事务的一种工具。其中最有代表性的两个案例，就是2009年美国对伊朗和摩尔多瓦两国总统选举的介入。实际上，在前文提到的2010年那次著名的晚宴上，希拉里·克林顿就曾表示：如果美国的外交政策要鼓励“民间运动”、“反抗暴力与压迫”，推特、谷歌和YouTube将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 数字外交的未来趋势 数字外交的未来可能会有如下几大发展趋势。 数字外交将会有更大发展。首先，数字外交的表现形式将更加多样。这与数字技术的持续发展以及在外交领域更为广泛的应用有关。其次，数字外交的对象将继续增加。这是移动终端的发展所致。从技术角度看，移动终端的功能将越来越强大；从市场角度看，移动终端的价格总体上将越来越低廉，使用者的数量随之将进一步扩大。上述两方面情况进一步增强了主权国家开展数字外交的动力，数字外交的功能将进一步得到发挥。再次，数字外交的内容将更为丰富。当人们对数字外交形式的新鲜感逐步降低之后，内容就变得越发重要。仅就公共外交领域而言，在技术水平大体相当的情况下，哪个国家价值理念的普适性越高，文化传统越丰厚，就越容易在数字外交中取得主动、占得先机、获得时效。 发达国家在未来一段时间内仍将在数字外交领域占据优势地位。这种状况与“数字鸿沟”难以在短时间内弥合有着直接的关系。“数字鸿沟”表面上看是由国家间的技术差距造成的，实际上是由不同国家综合实力差距所致。从目前情况看，发展中国家虽然在群体性崛起，但崛起基础并不稳固，未来存在诸多不确定性。可以确认，它们缩小与发达国家之间的综合实力差距绝非一朝一夕的事情。因此，发展中国家在数字外交领域总体上处于下风的局面短期内难以改变。 外交决策的难度将进一步加大。前面已经提到，数字技术的进一步发展，全球化水平的进一步提高，将使更大数量、更多类型的行为体卷入外交事务，而这将使外交决策所面临的挑战更为艰巨。首先是信息过载问题。卷入外交事务行为体数量和类型的大幅增加，使外交信息源极度扩大，而信息收集的便捷性，将导致外交决策者不得不面对大量低效甚至无效的信息，信息冗余问题将十分突出。其次是信息安全问题。外交决策过程需要一定程度的保密。但在数字化飞速发展的时代，做到这一点非常困难。再次是如何有效控制公众舆论的问题。任何外交政策的实施都需要适当的内外环境，其中公众舆论的支持度是一个关键因素。但在数字化时代，公众舆论的碎片化现象十分明显，未来还有进一步加剧之势，因此凝聚公众意见将更为困难，决策者控制公众舆论的能力将面临严峻挑战。 对外交官的信息素养提出了更高要求。信息素养（Information Literacy）这一概念是由美国学者保罗·泽考斯基（Paul Zurkowski）提出的，它涵盖文化底蕴、信息意识和信息技能三大方面，具体包括信息认知、信息获取、信息分析、信息加工、信息创造和信息协作等六个方面的能力。在信息化快速发展的大背景下，外交官的信息素养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重要。外交官的信息素养低，在数字外交方面举措失当，往往会引发外交纠纷甚至产生国际危机。比如，美国驻俄罗斯大使迈克尔·麦克福尔由于在推特上发表了有关俄罗斯反对派的言论，导致他与普京总统办公室之间关系紧张。美国驻叙利亚大使罗伯特·福特（Robert Ford）由于在推特上发布有关叙利亚民众起义的信息，被叙利亚政府驱逐出境。基于这类情况，未来，各国势必会加大对外交官信息素养的培训和提升工作，以更好适应数字外交的需要。 （本文得到“公众参与对中国外交的影响及应对措施研究”资助） （作者单位：同济大学中国战略研究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