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志军

【英文标题】1979: A Good Start Towards an Academic Approach to the CPC History Research
    【作者简介】吴志军，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二研究部助理研究员北京100080
    【关 键 词】1979年/中共党史研究/学术化/起步/学术史

在1979年全面拨乱反正的促动下，党史研究者通过表达打破“文化武革命”时期思想解放禁区的文化诉求和对极左党史编纂学的批判，重塑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和秩序；学科体系与关键学术环节的建设，彰显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方向；继承传统治学思维的“重评”史学则代表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趋势。1979年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之年。
    动态与综述
    Driven by setting things right in all spheres in 1979, Party history research workers remolded the new ideas and order for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through their cultural pursuit for breaking into the forbidden zone of the Party history and their criticism of ultra-Left thinking in the compilation of Party history; the germination of independent disciplinary consciousness and the development of key academic links highlighted the academic orientation of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and the reevaluation-oriented historiography inheriting the traditional scholarship represented another dimension of academic approach to the Party history research. The year of 1979 marked a good start of the process of development of Party history research in the direction of academic approach.

        随着1978年底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召开和工作重心向经济建设的转变，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以来启动的拨乱反正步伐逐渐加速，中国在1979年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段。在这一年里，中国的政治和文化环境获得极大改变，以往被林彪、“四人帮”歪曲和篡改的党史也逐步得到修正，成为拨乱反正的重要组成部分。被极左思潮扭曲和压制的中共党史研究初步摆脱了庸俗政治化的困局，1979年由此成为党史研究学术化进程的起步之年。
        一、一九七九年的三大政治思想史事件
        1979年以拨乱反正的全面推进为显著特征，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也正是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孕育与发展的，学术思想史与政治社会史呈现出共融互通的局面，“在制约任何史学研究领域之演变的各种因素中，最根本的是史家生活于其中的政治、思想与文化的环境，其他一切都是次要的”①。从学术史的视角观之，至少有三大政治思想史事件对党史研究的形态转变发挥着决定性影响。
        当十一届三中全会开始推动国家战略转移之际，在长期“左”的思潮影响下累积的历史问题成为最大的掣肘之一。事实上，平反冤假错案在三中全会前业已启动，但全国范围的大规模平反冤假错案则是从1979年开始的。在这一年里，否定“文化大革命”的社会思潮持续升温，全国上下迸发出强烈的平反呼声，社会上出现了“要求把建国以来历次政治运动中的问题统统翻腾一遍”② 的状况。这一形势促使中共中央相继为一批“文化大革命”大案及其牵连到的重要人物平反，而且直面“文化大革命”前的历史积案，进一步推动右派改正工作，并为在“反右倾”斗争中被错误批判的人一律平反。由于需要平反的冤假错案大都涉及到党的历史，因此拨乱反正也体现出对党史的一种新的认识。叶剑英在国庆3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初步总结与反思1949年后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承认反右派斗争“犯了扩大化的错误”；1958年“犯了‘瞎指挥’、‘浮夸风’和‘共产风’的错误”；1959年在党内不适当地开展“反右倾”。这些“左”的错误使国民经济遭受严重挫折。“文化大革命”则是“我国各民族人民遭受的一场骇人听闻的浩劫”等。这个讲话虽然对党史重大问题的清理还是初步的，但毕竟已能正视严重的“左”倾错误，成为检视党史上“左”与右关系的重要节点。
        从某种意义上说，对“左”与“右”关系的正确认识，是拨正党史的枢纽所在，而关键又在于对林彪、“四人帮”这两大政治集团的性质定位。“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政界和理论界或将它们的性质确认为“极右”或“假左真右”，或将“极左”作为其“极右实质”的表现形式。这一状况在1979年发生了根本转变。学界一致认为，应当用实践标准判别路线是非及其归属，“左”倾才是林彪、“四人帮”两大政治集团的基本特征；如果继续将之作为“极右路线”来批，继续反右，势必越批越“左”，重蹈历史覆辙；之所以仍将其性质认定为“极右”或“假左真右”，最根本的原因在于“恐右病”，总觉得提反右比较稳妥，长期回避反“左”，“现在是澄清这个问题的时候了。我们已经吃够了指‘左’为右的苦头……中国要大踏步前进，必须认真地清算‘左’倾机会主义路线，彻底肃清其流毒。”③ 胡华在回顾党史上历次“左”的错误后指出：“一部党史告诉我们，‘左’的危害，是最主要、最严重、最惨烈的危害，这是无可置辩的铁一样的事实”，“我们必须加强对党史的研究。”④ 可见，对两大集团极左性质的认识，提供了重审党史的契机，而对党史的新认识又为理解其极左性质提供了历史支撑，批判极左与拨正党史得以结合。另外，一些学者的历史认识超越了当时的政治语境，深刻地勾勒出极左思想与封建思想之间的内在联系。黎澍就较早地洞悉到“四人帮”代表了中国历史上极端保守、落后、反动的封建专制势力，这一势力及其背后的思潮与中国革命未彻底消除封建主义影响有根本联系⑤。1979年，他再次撰文强调了这一点⑥。对两大政治集团极左性质的确认与批判，从历史脉络上触及到极端革命意识形态的核心层面，使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迅速上升为主流话语，引起了全国上下对于反“左”重要性的理论关注，反“左”成为拨乱反正时期最重要的政治与文化氛围。这一氛围又在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活动中得到强化。
        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是1979年最重要的学术活动，也是当代中国学术史上具有转折意义的活动。综观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的学术文本，在一部分知识分子和历史学者的努力下，加之形势变化，对五四运动史的重新审视与研究成为影响思想文化氛围的重要元素。学者高度评价五四新文化运动猛烈打击封建主义的意义，再次高举民主与科学两面旗帜，凸显出五四的思想启蒙特质。研究者强调新文化运动中“旧式资产阶级民主革命”与马克思主义和中国革命之间的关系，亦即前者对封建思想文化的冲击为后者的传播与发展开辟了道路。学界重新解释毛泽东关于“五四运动是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运动”这一经典话语，指出“彻底的”只是就这个时期的文化革命精神而言的，并“不会导致我国长期存在的封建文化已经由五四时期的文化斗士们一举把它彻底肃清、从此可以安然无事的推论”，“五四时期的反封建文化运动，还只是一个开端”⑦。黎澍则明确指出，五四后的中国革命也并未完成彻底反封建的任务，因此“必须采取恰当而有效的方式，彻底地清除一切封建思想残余及其影响，把六十年前就已经开始了的反封建思想革命进行到底”⑧。五四运动史研究者高度评价五四时期的百家争鸣现象，以此表达对封建专制思想摧残个性、压制自由的反抗，以及对学术自由、学术民主的精神与文化渴求，显现出强烈的人文主义情怀，为重铸人文社科研究提供了丰盈的历史资源与学理支持。
        平反冤假错案的全面推行、对“文化大革命”两大政治集团极左性质的定位与批判以及纪念五四运动60周年，形成为1979年最重要的政治文化氛围。这三大政治思想史事件均与党史有着内在的密切关联，其核心价值理念即是直面与反思党的历史中“左”的理论、路线、政策、实践与后果，由此重塑的政治文化环境，有利于突破极左思想的束缚与禁锢，也为党史研究者打破各种思想解放禁区提供了重要平台。
        二、打破思想解放禁区的强烈诉求与党史研究理念的初步转换
        由于党内经年累积的“以阶级斗争为纲”的“左”的思维方式尤其是“文化大革命”极左思潮的影响，人文社科研究领域内存在着一大批为当时主流政治社会所不允讨论和研究的所谓“禁区”，这成为制约拨乱反正、文化发展和社会进步的重要因素。早在1978年邓小平等领导人就旗帜鲜明地表示必须打破禁区的禁锢。在1979年初的理论工作务虚会上，胡耀邦鼓励知识分子打碎一切精神枷锁，在理论上彻底肃清极左势力的专制主义作风。部分与会者大力批判“文化大革命”及其理论基础，批判极左路线并批评毛泽东晚年的错误思想，提出了许多新观点。这些思想理论问题基本上都属于宏观范畴的党史或与党史直接相关，因而理论工作务虚会有效地促进了党史的拨乱反正与学术研究，而下半年展开的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也推动了这一进程。所有这一切都为文化解禁提供了良好的政治环境，学界冲破禁区的声音终于在1979年发展为一种全方位、多层次的普遍性诉求。
        在这样的文化氛围下，4月，《读书》创刊号发出了“读书无禁区”的声音，代表了知识分子群体的呼声，成为拨乱反正时期重要的文化事件之一⑨。它的思想史意义在于，“读书无禁区”本身便鲜明地表现出知识分子冲破束缚、建构新文化空间的强烈诉求，由其所引发的社会效应是使得打破各式各样的禁区成为普遍性的文化心态。这一诉求同样影响各种禁区最多也最为复杂的党史研究领域，“谁要是对党史上的事件和人物作出历史的科学的评价，便会招致种种莫须有的罪名”⑩，“中共党史这门课就是林彪、‘四人帮’设置的禁区中的禁区”(11)。
        1979年1月，《历史研究》第1期发表文章，指出了党史研究迫切需要冲破的主要禁区，并在对极左党史编纂学的反思中力图重建党史研究的基本框架。在此基础上，研究者开始了进一步探讨。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初步启动了党史研究向学术化方向的历史转换。
        在打破党史研究与宣传的禁区方面，有学者指出，在林彪和“四人帮”划定的禁区中，只许他们讲假话，不许别人讲真话，只有唯心主义横行和形而上学猖獗的自由。极左势力颠倒党内路线斗争和阶级斗争的关系，将党史简化为党内路线斗争史；对党史人物的评价则采取了全盘否定、打倒一切的态度；打着“突出毛主席”的旗号严重混淆群众、政党和领袖之间的关系，使领袖孤立于党组织和群众。因此，打破禁区是研究党史的起码条件。此外，编写地方革命史在“文化大革命”时期遭受极左势力的百般压制，成为谁也不敢触及的禁区，造成有党无史、有地无志，必须打破不能写地方史的禁区。(12) 还有学者指出，1956年后的党史问题存在着很多争议，中央也尚未作出正式结论，这些没有作结论的问题，正需要研究者以实践为标准去判断是非。(13) 应该说，冲破这些禁区是提升党史研究学术化水平的关键。
        党史研究要坚决地恢复贯彻实事求是精神和“双百”方针原则，既反对任意歪曲、篡改、割裂和伪造历史，也反对教条地硬套史实来解释和论证现行政策，这是党史研究理念转换的标志与成果。有学者指出，极左势力歪曲党史是对党史科学的最大破坏，党史研究要追求历史真实，“这应当是搞党史的起码原则。”也有学者则提出了长年困扰党史研究并在技术层面制约其学术水平的一个问题，即对党史文件的无端删改，这“无论在态度和方法上都是令人费解的”；美其名曰“技术性整理”，其手法无出“一删二加三篡改”，本质上是一种反历史、反科学的态度和方法，是对党史的戏弄和嘲讽(14)。《历史研究》亦刊载评论员文章强调，党史资料是客观存在的党史的反映，研究党史首先必须实事求是地对待史料，还史料以本来面目，这“是我们搞好党史研究的先决条件”(15)。就历史研究的程序或技术而言，这个问题带有根本性，历史研究所依赖的核心依据——历史文件被篡改或修改，就很难保证史学研究的真实性与科学性。此外，有学者注意到，以往歪曲与篡改党史的根本原因还在于不承认历史发展的过程性，这“不单纯是学术方法问题，而是严肃的政治问题。不承认党的任何发展过程，不承认党的历史人物的任何发展过程而编写的历史，就不是实事求是的党史。我们不需要这样的党史。”(16) 是年12月，中共党史人物传讨论会明确要求今后在编写人物传记和人物研究中必须坚持实事求是和历史唯物主义。这是党史研究确立实事求是原则的重要方面，也是这一原则走向深化的表现。所有这些思想认识将有助于唤醒党史学科的历史学属性，更加突出党史研究的史实基础，强化历史学注重历史再现和史实描述的本能意义。
        历史地看，党史禁区的形成、实事求是的缺失，其根源又在于没有或不能正确处理党史研究与现实政治的关系。在1979年，研究者重新思考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有学者指出，无论在何种情势下，也不能篡改党史；无产阶级的党性和科学性是完全一致的，“要谈到为无产阶级的现实斗争服务，或者为政治服务，首先就要尊重历史事实”。在党史研究中存在着的根据当前是非标准改铸历史，按照主观愿望随意对党史资料滥施刀斧的倾向，与这样一种指导思想相联系，就是认为我们的党是光荣、伟大、正确的，一切错误、负面、消极的内容都必须排除在党史之外，这样才不致损害党的光辉和威信。抱有这样思想的研究者认为，这就是党史研究中高于一切的党性原则。为了坚持这个原则，即使违反了科学性，背离了实事求是的精神，也在所不惜。这种态度，与极左势力大肆鼓吹的“立足现实，追溯历史”、“七真三假”、“合理想象”之类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方法不谋而合，“其结果只能是把党史改铸得远离其本来面目，而且矛盾百出，根本无法反映我们党的光荣、伟大、正确的实际状况”。因此，把科学性和党性对立起来，不仅无助于增强党性，反而会完全丧失党性；无产阶级党性建筑于科学性基础之上，要坚持无产阶级党性原则，就必须采取实事求是的科学态度。(17) 可见，在正确处理党史研究的党性与科学性的关系方面，学界已经获得了相当程度的共识，为党史研究的拨乱反正提供了根本保障。
        三、党史学科体系的建设与学术化趋势的出现
        1979年的党史研究者通过表达打破思想解放禁区的文化诉求，重塑以实事求是为核心价值的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并直面、重审和平衡学术与政治之间的复杂而微妙的关系，重建党史研究的学术秩序。在此基础上，党史研究的学术化趋势进一步凸显。
        学界重新讨论与界定党史学科的研究内容，力主突破以往党史研究偏重于少数领袖人物的局面，而研究“整个”党的历史。学者们认为，党史研究的基本任务是研究革命群众在党的领导下进行新民主主义革命、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的历史本身，绝不能将领袖人物的活动作为唯一的研究内容，要对党史进行“全面的综合研究”(18)。党的历史是党领导人民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胜利的历史，也是马列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实践日益结合的历史。这不可分割的两个方面，构成党的活动的主体，也是党史研究的首要对象。(19) 此外，深入地研究党在各地的历史活动，更有助于开展和完善党史研究。(20) 由此，党本身的历史研究、毛泽东思想史研究和地方党史研究，成为党史研究的主体和内容，这也为1981年《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以下简称《历史决议》）的起草提供了借鉴。
        从1979年开始，学界对党史学科体系开始初步的思考规划与设置。3月，在中国历史科学规划会议上，中共党史学科的重要奠基者之一胡华整合全国党史研究者的意愿，建议应迅速成立全国性的中共党史编写机构，聘请老一辈革命家为顾问，帮助他们写回忆录；各地高等院校、研究所、纪念馆、博物馆的党史教研人员，要大力开展党史专题和人物研究，编写资料、专著、年谱和传记；同时希望中央和国家开放档案，编印党史档案资料，解除图书馆对旧书报刊的封锁，继续影印珍贵的书报杂志，大力出版公开和内部的党史研究刊物、党史资料与党史丛书，多进口国外有关中共党史研究的书籍和报刊；鼓励对党史问题的理论与学术探讨，鼓励解放思想和学术自由，开展学术交流等。从此后党史研究呈现的趋势和格局来看，胡华的这些建议都不同程度地得以实现、丰富和深化，对于推动党史学科的整体建设、提升党史学科在整个历史学科中的地位以及加强党史研究的地位和社会影响等方面发挥了提纲挈领的作用。
        以唯物史观为指导的党史研究者，长期倾力于党史通史的编纂，但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的话语和叙述框架的语境下，通史写作受到党的政策和党内斗争的强大影响，“时然亦然，时非亦非”的情况异常严重，“文化大革命”中的党史编纂更因其篡改、伪造历史而流毒历史学界，已形成事实上的党史通史真空。“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叶剑英、胡耀邦等人就多次表达要尽快组织撰写党史正本以正本清源。1979年5月中旬，教育部根据胡耀邦的指示，组织编写中共党史等课程的教学大纲，着重探讨党史重大问题、党史分期和基本论点，实质上是通史的雏形。从这一年开始，高校对通史的关注与编写成为党史教学与研究的主要内容，不少党史讲义和教材相继出版发行，为党史正本的编纂积累了初期的学术队伍和编写经验。最重要的是，叶剑英国庆30周年讲话初步反思与总结党的历史及其经验教训，在国内外产生了良好的影响，促使邓小平改变了对党史“不匆忙做总结”的思想，转而主张在国庆讲话的基础上即刻起草《历史决议》，《历史决议》的基本内容和指导思想将构成“党史正本”的思想和理论资源。为促进“党史正本”的撰写，在胡耀邦、李维汉等党内高层人士的推动下，自1949年以来新一轮的党史资料征集工作开始展开。需要指出的是，就当时党史研究所承担的拨乱反正使命以及无法冷静地开展细腻的学术研究等现实情况的制约下，事先开展通史体系的编纂，以形成党史研究体系的“元叙事”或“元知识”，也不啻为一种学术选择。
        在新的党史通史编写之际，作为史学研究另外一种主要形态的考证也开始重新兴起，志在恢复与厘清党史上那些“辩驳不倒而必须老老实实加以接受的”(21)“硬性”知识，具有代表性的是王年一对南昌起义基本史实的梳理、考证与核实。(22) 该文发表后，一批学者开展自我批评，反思了以政治化思维刻意拔高、剪裁或回避客观史实的态度(23)，并继续对南昌起义的若干史实进行了深入考析(24)。这一事例代表了当时条件下党史研究在史实考证方向上的学术水准，充分体现了党史研究者端正学风的自觉意识。就学术史的视野而言，史实考证这一治学形式的重新兴起与发展，可谓“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整个历史学界“回到乾嘉去”的史学思潮在党史研究中的回声，说明党史研究向历史学科的主动靠拢与回归。它将对在“以阶级斗争为纲”理念主导下业已高度僵化的党史研究，在最基本的史实层次上予以冲击。同时“以论带史”为党史研究的学术化奠定了重要基石，并“成功地引导历史研究走向更远大的目标”(25)。
        史实考证崇尚材料对于认识和理解历史的关键意义和价值，注重具体史实的细密考订；通史编纂则致力于在一定的思想与理论指导下对以政治史为中心的宏观历史的构建与评述。现代史学既应有对史料的考证，也应有观念或理论的充斥。这两大治学方向的重新建设标志着党史学科体系的初步完善，也是党史研究学术化趋势和走向的基本标志。
        在冲破思想解放禁区和党史学科建设的推动下，以往被极左党史编纂学有意舍弃的地方党史得到重视，历史的空间意识在两类层面上日渐生成。第一类是地方党史资源的开掘。如在纪念五四60周年的学术著述中，五四运动史已突破以往仅发生在北京与上海的政治文化运动的固有观念，通过“影响说”和“响应说”的历史认识论以及“五四运动在××”的话语表达，其他地方的五四运动史也开始被研究，“在时空差异中将周边与中心联结上，局部也获得了全局的意义，‘五四’的整体性观念被建立了起来。”(26) 第二类是摒弃狭隘的极左史学理念，而突出地方史在整个党史格局中的意义。如针对在“突出毛主席”的政治观念下，将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农民运动概括为“以湖南为中心”的历史局限，有学者撰文加以扩展，广东才是当时农民运动的中心。(27) 又如针对以往党史著述无视、贬低甚至歪曲海外的早期共产主义组织，有学者客观地评价了中共旅欧总支部在中共创建史中的作用和地位。(28) 地方党史研究丰富了以往单一化的党史叙事，但地方党史叙事主要服务于整体史，缺乏彰显地方党史的特色。这一起点决定了此后数十年地方党史研究的基本特性。
        党史研究专门刊物的创办也提上日程。1979年2月，胡耀邦在一个批示中，首次明确责成中央党校负责出版一个党史研究刊物(29)。4月，由中国革命博物馆党史研究室编辑出版的《党史研究资料》创刊，这是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创办的第一个研究中共党史的学术刊物。该刊创刊伊始，即大量刊载党史考证等方面文章，突出党史基础知识的考证与廓清；注重刊登党史回忆录，重视新资料的积累；积极参与党史的拨乱反正，在国内学术界较早地就刘少奇“和平民主新阶段”、陈独秀的“汉奸论”等问题提出异议。该刊集中呈现出党史研究的学术性和时代性，成为重要的学术刊物之一。10月，由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主办的《近代史研究》创刊，以其高质量的刊文水准成为民主革命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园地。同时，各地党史学术团体也开始创办学术或资料刊物，为地方党史研究的繁荣创造了条件，并因其亦关注宏观党史的研究进展而推动了党史研究的全面发展。
        此外，1979年还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各地各级党史研究机构与学术团体成立最多的一年。湖北、内蒙古、陕西、江西、安徽、福建、吉林、重庆、天津等省市成立了中共党史学会（研究会）或专题史研究机构。地方党史学术团体的建设有利于地方党史研究的发展。尤其值得关注的是，作为编研党史人物传的群众学术团体，是年筹建的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汇聚了何长工等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以及胡华、李新等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领军人物，有效地完成了全国党史研究力量的初步联合，成为此后很长一段时期里党史研究领域最重要的学术团体。
        综上所述，党史学科独立意识的萌生与关键学术环节的建设，构成了党史学科学术化的主要内容，铸塑出党史研究的新特性，集中展现出1979年党史研究的基本格局和治学路径，为党史研究的繁荣奠定了坚实的思想与学术根基。当然，此时党史研究的学术化主要作为一种方向和趋势而存在，它还不断地受到传统治学思维的左右，“重评”史学即代表了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另一趋势。
        四、“重评”史学对党史研究的影响
        由于受到打破思想解放禁区思潮的刺激，自“文化大革命”结束伊始即泛起的“重评”史学在1979年呈现出快速发展势头，成为党史研究的主体形态，旨在冲破极左思潮以及在此影响下的党史研究禁区。在1979年拨乱反正的政治和社会环境中，党史研究者普遍摈弃了极左思潮的全盘否定手法，以极大的责任意识和学术热情，重新评价诸如五四时期的陈独秀和李大钊、瞿秋白及其《多余的话》、富田事变、百团大战、中共八大等一系列党史人物与事件。“重评”史学的兴起，使得党史研究在著述数量上远胜于“文化大革命”结束后两年，且以较高的学术水平扩大了党史研究的视野，在客观上促进了党史研究的学术化。
        “重评”史学着力于恢复和廓清被极左思潮扭曲与篡改的基本史实，成为1979年乃至整个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的主要工作。但是研究者在抛弃极左思想后，往往在需要重评的党史人物和事件中又产生了二元乃至多重的分歧甚至对立，陷入了难以达致共识的困境，从而吸引和耗费了研究者的大部分精力。“重评”更意味着以“平反”为主要目的。所有这些都使得研究者既没有足够的时间，也没有足够的自觉去思考与批判极左党史编纂学背后的原因，去观察和反思“重评”史学所蕴涵的政治化倾向与本质，从而稳定并坚守党史研究的学术化方向。换言之，“重评”史学偏执地追求部分浅显的历史知识的恢复，却轻视、削弱乃至取消了学术发展所必需的自我批判与反思能力。
        “重评”史学呈现出“回归前十七年”的基本动态和重要特征，即以“文化大革命”前十七年党史学的成果或结论来清算极左思潮。学界关于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再认定典型地体现了这一点。这一问题是重评陈独秀的关键，也是长期以来争议不休的问题。即便在“文化大革命”结束后的两年多时间里，学界依然否认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而1979年的研究者普遍否决了陈独秀“根本不懂马列主义”、“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列宁主义者”等极左论点，指出承认陈独秀是“党的发起者”、“党的创建人之一”、“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负责人”、“中国共产党的总书记”，却又不承认他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岂不是自己否定自己的党的历史及其马克思主义的性质吗？”(30) 由此，学界主流思想趋向于集体回归胡乔木于1951年代表中共中央撰写的《中国共产党的三十年》中关于“陈独秀并不是好的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
        “重评”史学所依赖的思想与理论的单一性非常突出，这是由于党史研究长期疏于严谨的学科建设和开放的理论引进，而当时急切的拨乱反正任务又需要研究者迅即投入对极左思潮的批判运动，因而只得借助于现成而又最为熟悉的思想理论武器——毛泽东的话语与思想。学界重评陈独秀的重要特征就是从攻击性否定话语回归毛泽东对陈独秀的评价话语系统。众所周知，毛泽东在五四时期曾非常尊崇陈独秀，虽然此后党内对陈独秀的评价较低，但毛泽东仍多次肯定陈独秀在党史上的贡献和地位；在批判陈独秀的错误时，也常常具有限制性，并未全盘否定。研究者在重评陈独秀的著述中，即频频援引毛泽东的评价话语，作为基本的历史论据。是年，部分学者重新思考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的价值及其背后的中国社会政治变迁史，明确地将新民主主义社会定位为新中国的一个独立社会形态，尤其指出了放弃新民主主义社会建设与此后封建思想泛滥的因果关系。(31) 这一观点引起了学术界的思想交锋，但这一讨论所凭借的理论来源主要是毛泽东关于新民主主义社会的理论，而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社会理论本身具有一定的矛盾性，因而新民主主义社会存在与否的学术探讨均可在毛泽东的话语框架下获致论据，极大地降低了这一重大课题的学术水准。可见，思想理论的严重匮乏标示着此时党史研究的浅薄性以及思维模式的政治化色彩，这几乎构成拨乱反正时期党史研究的一大特性。如何以客观的历史发展和经验教训求得新思想理论的学理支持，可能是打破思想解放禁区并促进党史研究学术化的关键一步。
        由于受到历史惯性的限制，“重评”史学仍然承袭了一部分“左”的传统与作风。在学界主流已基本承认陈独秀的马克思主义者身份的情势下，仍有部分学者只摘引并放大陈独秀思想中的非无产阶级元素，以论证陈独秀从来就不是一个马克思主义者。这种全盘否定的思维方法和政治取向，导致陈独秀晚期的政治活动，仍被学界冠以“右倾机会主义”、“右倾投降主义路线”、“托陈取消派”、“反党反革命”、“叛徒”等种种名分。这一情况在肯定陈独秀前期政治活动的语境对照下，显得格外突出。陈独秀的历史形象呈现出前后的二元断裂，表明党史研究者仍然仅注重从政治角度而忽略从人格、心理与文化视角上理解陈独秀，始终持一种道德审查的眼光，总力图将复杂的历史与思想世界简化为为善为恶、非此即彼的道德内涵。又如有学者无视学界在富田事变研究中新发现的档案文献与口述史料，仍然坚持当时苏区中央局在事变发生后做出的一系列政治决议的有效性，并引以为学术依据，无视决议产生的历史、背景以及当时在处理事变中各种政治力量博弈的复杂性，坚持认为富田事变的性质是反革命暴动。(32) 这实际上体现了在党史研究中抱守“本本主义”的某种倾向。
        整体而言，“重评”史学大大地推动了党史的拨乱反正，有效地冲击了极左思潮对党史研究的扭曲。但是，“重评”史学的本质仍然是传统的政治化治学思维在新的时代语境下的传袭，由此决定，此时的党史研究缺乏思想和文化的广阔视角，研究思路和治学风格狭窄，没有及时吸取其他学科的研究思路和治学方法。这种情况在1979年表现得异常突出。
        拨乱反正是伴着一段沉重的历史起步的，它的每一步行进都取决于对历史的重新审视。党的历史更因其特殊的政治地位，将直接决定着拨乱反正的深度与广度。在1979年全面拨乱反正及其带来的民主政治社会环境的促动下，党史研究以其鲜明的“问题”意识（主要体现在推动拨乱反正和打破党史禁区的社会责任意识）与实在具体的问题研究，运用新的党史研究理念，创造了向学术化方向转型，党史研究成为拨乱反正时期学术界的一个重要领域。通过这一年喧闹却不乏踏实的学术锻炼，加之“文化大革命”结束后最初两年的学术积累，党史研究的新的科学性标准得以形成，一个有志于从事党史研究的学术群体初现端倪，通常意义上的“党史学界”初步形成。尽管此时的党史研究直接服务于拨乱反正的历史使命和执政党重塑政治意识形态的努力，但科学尤其是与人文价值和人文科学是“如此之紧密相联系的‘历史科学’，是必须从实践着它的那种社会的与政治的整体结构之中加以考察的。一部史学史而仅只考察到历史学规范内部的因素乃是不可能的……不可能把一部史学史和各种体制以及进行学术工作的社会的思想的环境分隔开来。”(33) 在这里，学术史的蓝图再次展现出学术思想史与政治社会史的双边互动。
        注释：
        ① ［美］柯文著，林同奇译：《在中国发现历史——中国中心观在美国的兴起》，中华书局，2002年，第48页。
        ② 《宋任穷回忆录续集》，解放军出版社，1996年，第89页。
        ③ 《人民日报》1979年2月28日。
        ④ 胡华：《研究党史，肃清极左路线的流毒》，《文汇报》1979年10月8日。
        ⑤ 黎澍：《评“四人帮”的封建专制主义》，《历史研究》1977年第6期。
        ⑥ 黎澍：《消灭封建残余影响是中国现代化的重要条件》，《历史研究》1979年第1期。
        ⑦ 孙思白、韩凌轩：《“五四”以来反封建文化之史的考察》，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第524～528页。
        ⑧ 黎澍：《关于五四运动的几个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纪念五四运动六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选》（一），第277页。
        ⑨ 2009年，《读书》杂志举办创刊30周年聚谈会。与会学者认为，“读书无禁区”的口号“打破了限制、束缚人们打开眼界、思考问题的禁锢，思考破闸而出，形成滚滚洪流”，“不仅表达了改革开放之初人们冲破思想的藩篱、渴望读书的时代心声，也开辟了一条追求知识、追求进步、追求真理的光荣道路。”详见《茶语茗香话〈读书〉——记〈读书〉创刊三十周年聚谈会》《读书》2009年第6期。
        ⑩ 谢庆绵：《马克思主义无禁区》，《江西师院学报》1979年第1期。
        (11) 邓奎金：《把真理标准问题的学习和讨论落实到教学工作中去》，《四川师院学报》1979年第4期。
        (12) 廖广智：《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积极开展党史研究工作》，《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13) 岳平：《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
        (14) 黄少群：《不要在历史文件上滥施刀斧》，《人民日报》1979年3月13日。
        (15) 《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16) 刘立云：《尊重历史事实承认发展过程》，《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2期。
        (17) 《历史研究》评论员文章：《只有忠实于事实才能忠实于真理》，《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18) 杨燕杰：《研究党史必须忠于史实》，《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19) 岳平：《当前党史教学中的几个问题》，《人民日报》1979年9月10日。
        (20) 廖广智：《解放思想打破禁区积极开展党史研究工作》，《人文杂志》1979年第2期。
        (21) ［英］沃尔什著，何兆武、张文杰译：《历史哲学——导论》，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1年，第91页。
        (22) 王年一：《关于“八一”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考证》，《历史研究》1979年第7期。
        (23) 李元勋、凌家传、刘长年、高明启：《关于南昌起义若干史实的补充校正》，《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3期。
        (24) 张侠：《关于南昌起义决定问题的考证》，《近代史研究》1979年第2辑。
        (25) ［法］布洛赫著，张和声、程郁译：《为历史学辩护》，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6年，第77页。
        (26) 郭若平：《多重阐释：改革开放三十年来“五四”观念演进之“路线图”》，《中共党史研究》2009年第5期。
        (27) 陈登贵：《试论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广东农民运动的历史地位》，《学术研究》1979年第6期。
        (28) 吴时起：《中国共产党旅欧总支部及其在我党创建中的地位》，《求是学刊》1979年第2期。
        (29) 盛平主编《胡耀邦思想年谱》上卷，香港泰德时代出版有限公司，2007年，第318页。由中共中央党校主办的《党史研究》于1980年创刊，1988年起与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和中共中央党史资料征集委员会编辑出版的《党史通讯》合刊为《中共党史研究》，转由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主办。
        (30) 高潮、朱扬桂：《五四时期的陈独秀》，《新疆大学学报》1979年第1～2期。
        (31) 坚松：《新民主主义社会应该是一个历史阶段》，《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1期。
        (32) 阎中恒：《富田事变是反革命暴动》，《江西大学学报》1979年第4期。
        (33)(34) ［美］伊格尔斯著，何兆武译：《二十世纪的历史学——从科学的客观性到后现代的挑战》，辽宁教育出版社，2003年，第21～22页。

    转自《中共党史研究》2010年4期第94～102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