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志敏/沈传亮

    【英文标题】Summarizing Hot Issues in Research on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 in the Past Twenty YearsZHU Zhi-min,SHEN Chuan-liang(Institute of Law and Politics,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作者简介】朱志敏(1953-)男，吉林梅河口人，北京师范大学教授，法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中共党史与中国文化、毛泽东思想研究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北京100875；沈传亮(1976-)，男，山东莘县人，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硕士研究生。北京师范大学法律与政治研究所，北京100875
    【关 键 词】中共党史/热点问题/研究述评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hot issues in research
    本文通过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及其失败原因、1949-1956年中国社会的性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一边倒”外交方针、陈独秀与张闻天研究、毛泽东与民粹主义7个热点问题研究状况的简要介绍，展示了20年来中共党史研究的发展趋势、重要成果，并提出深入研究的建议。
    This article offers a brief summary of seven hot issues in researches on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 Party.The research tendency and research findings are examined,and suggestions for further research are proposed.The seven issues are as follows.1.Introduction and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2.Leadership of national revolution and causes for its failure;3.Appraisal of the Chinese society in the years between 1949 and 1956;4.Evaluation of the general line issued for the transitional period;5.The biased foreign affairs policy;6.Studies of Chen Duxiu and Zhang Wentian;7.Mao Zedong and the populism.

    中共党史研究自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逐步解放思想，克服“左”、右倾错误思想的干扰，在考订史实、建立学科体系、更新研究方法等方面取得显著成果的同时，就诸多问题展开过比较热烈的讨论，形成不少研究热点。本文就一些重要的热点问题讨论情况作些简要介绍。
        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1966年以前学者对此问题的注意力集中于五四时期以李大钊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对传播马克思主义所作的贡献。80年代，人们发现早在1899年由英美基督教传教士在中国办的《万国公报》上就出现了被誉为“百工领袖著名者”的马克思的名字；1902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再次提到马克思；随后，留日中国学生创办的《国民日日报》、《浙江潮》、《政艺通报》等都谈到马克思和社会主义；资产阶级革命派人物朱执信则以《德意志社会革命家小传》为题，概述了马克思、恩格斯的生平和《共产党宣言》、《资本论》的一些要点。又有人提出更早在1898年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委托华人胡贻谷翻译的《泰西民法志》（即克卡普著《社会主义史》）中就“比较全面地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生平及其学说”。但此说被认为证据不足。（唐宝林：《马克思主义在中国100年》，第54-55页，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7。）新的发现似乎表明，在中国传播马克思主义不应以李大钊为第一人。对此，刘桂生和钱逊考察了列宁确定马克思主义在俄国的传播自普列汉诺夫起始，而不以在普列汉诺夫以前几十年间就有人零星译介马列著作为起始的理由，提出：按照列宁的标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仍应以“北李南陈”为代表的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开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辨析》，载《人民日报》，1983-05-25。）与上述讨论并行的是对于李大钊、陈独秀等何时或是否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马克思主义者转变的问题出现不同看法。李大钊是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者不成问题。在其转变时间或标志上大体有三种观点：其一，以1918年7月到1919年初《法俄革命之比较观》等三篇文章为标志；其二，以1919年9月到11月《我的马克思主义观》发表为标志；其三，以前三篇文章的发表为开始转变标志，以1919年末到1920年初李大钊开始运用马克思主义观点观察社会问题发表《物质变动与道德变动》等文章为完成转变的标志。对于陈独秀是否转变成为马克思主义者最初争议较大。有人说他从来就没有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依然是一个资产阶级激进民主派或改良主义者。（沙健孙：《五四后期的陈独秀是不是马克思主义者？》，载《北京大学学报》，1979(3)。）有人认为他虽没有完成由民主主义者向共产主义者的转变，但不能否认他是一个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或马克思主义的宣传家。（张静如：《论五四时期具有初步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载《北京师范大学学报》，1978(4)。）有人认为他经历了转变，但是个不完全或不成熟的马克思主义者。有人则认为陈独秀的转变虽然比李大钊晚些，转变后仍有不正确的认识，但他毕竟成为了马克思主义者，并在宣传马克思主义方面做出重大贡献。后一种观点近年来得到多数人的认同。
        80年代中期以后，有人提出在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早期，李大钊、陈独秀、毛泽东等人并没有读过许多原著，因此重要的问题是他们在异常丰富的马克思主义中“到底注意了、理解了、选择了些什么？他们是如何选择、如何运用的？这种选择和运用是如何可能的？”答案是由于当时救国现实的迫切需要及中国文化传统中实用理性和空想社会主义的影响，李、陈等主要选择了唯物史观，特别是其中的阶级斗争学说。（李泽厚：《中国现代思想史论》，第145页，北京，东方出版社，1987。）这种观点伴随“救亡与启蒙”关系的讨论，引发了选择错误还是正确的争论。进入90年代，更多的人认同选择马克思主义有着深刻的国际国内背景，是社会思潮发展的规律使然，是历史的选择或正确的选择这一观点。
        目前有关马克思主义在中国传播和发展史的研究还在继续，期望新的成果能够就早期传播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关系进行更为细致的考察，并对其中涉及的诸如选择的意义、局限、影响等问题做出更深入的分析。
        二、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及其失败原因
        关于领导权，50年代的提法是：革命开始后到1927年前，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后来由于陈独秀投降主义的错误，使无产阶级失去了领导权。这种看法显然忽视了孙中山为领袖的国民党人在革命中的重要地位和作用。80年代以来出现了争论。有人提出：国民革命是在中国革命领导权处于新旧交替转换的历史条件下进行的。资产阶级虽然在五四运动以后已经历史地失去了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但担负革命领导责任的共产党处于幼年时期，政治能力和组织能力尚不成熟。资产阶级及主要代表这个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在各个方面拥有相当的力量和影响；而革命又是在国共两党实行党内合作的特殊条件下进行的。因而，共产党在统一战线中并没有完全掌握，而只是部分地掌握了革命领导权。有人提出国民革命的领导权有一个转移过程，因为领导权掌握在谁手里不是一成不变的，其中有一个“谁战胜谁”的实力较量过程。共产党在争取领导权的过程中有胜算也有失算，最大的战略失误是没有把军事斗争领导权放在应有的位置上，最终在实力较量中败北。还有人提出在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中，起主要领导作用的是国民党人，共产党在大革命时期的状况表明她无法取得革命的领导权，两党党内合作形式，决定了中共不可能成为领导者，历史也证明了中共没有成为革命的领导者。也有人仍坚持共产党人自始至终领导革命的观点，理由是：判断革命领导权的主要标准是政治领导；“不能单看人数比例”；党在当时的幼稚不妨碍她领导革命，即使在危急关头和“转为劣势”的情况下，共产党也“没有放弃领导责任”。
        关于失败原因。以往的观点多依据毛泽东的论述将失败主要归咎于中共党内的右倾机会主义错误。80年代初期开始相继出现“国民党内反人民集团的叛变和共产党内的机会主义错误”说；（王桧林主编：《中国现代史》，上册，第219页，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83。）客观上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联合力量远远大于革命阵营力量及国民党“背信弃义”，主观上陈独秀为代表的中共中央“犯了右倾投降主义错误”说；（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7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一是帝国主义势力与军阀、买办勾结而力量强大，二是蒋、汪背叛，三是共产党处在幼年，陈独秀右倾投降错误在中央占了统治地位说等。（杨先材主编：《中国革命史》，第231页，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9。）80年代中期到90年代又出现若干新观点：一是共产国际责任说，认为共产国际低估共产党，高估国民党，在军事上支持壮大国民党力量，在工农运动方面限制共产党。有人指出共产国际的错误从政治上看是妥协退让，而与之相联系的理论体系则是“左”倾教条主义。（杨熙曼：《共产国际指导中国大革命的理论与政策关系新探》，载《中共党史研究》，1997(5)。）二是两党合作必然破裂说，认为国共两党领导的革命分属新旧两种不同性质，不可能长期共同运行于一个政治轨道，或认为党内合作形式有诸多局限，决定了合作的短暂性和破裂的必然性。三是“左”倾说，认为中共的“左”倾思想带来的农民运动过火举动，导致合作迅速破裂。四是孙中山三大政策局限说，认为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从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利益出发，目的是为了建立资产阶级专政的国家。孙中山逝世后，国民党右派利用并夸大三大政策中的消极因素，背叛和篡改了其中的积极因素，最终造成国共分裂。（谢晓鹏：《第一次国共合作分裂原因新探》，载《长白学刊》，1997(5)。）五是综合分析说，认为发动革命的孙中山、中共和共产国际三方指导思想各异，孙中山思想中存在认同社会主义但反对科学社会主义、同情工农民众但重视才智“先觉”、赞成现代民主制度却主张利用传统思想和家族宗族制度等矛盾，中共缺乏具有开创性和预见性的思想、有实效性的策略和丰富的政治斗争经验，共产国际指导方针失误。三者“在革命过程中间与错综复杂的多种矛盾因素的相互作用下”产生的某种“惰性力量”，导致革命的失败。（朱志敏：《试论1924-1927年国民革命失败的思想原因》，载《北京党史研究》，1992(1)。）
        国民革命的领导权和失败原因是相关联的十分复杂的问题，20年来的研究已较为深入，但仍有余地。如果能从社会条件、指导思想、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与斗争、革命进程中若干偶然事件的影响、帝国主义者从支持北洋政府转而支持革命阵营中反共力量的原因等诸多方面综合考察，或可给出更令人信服的解释。
        三、1949-1956年中国社会的性质
        1949年9月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通过的《共同纲领》规定，新中国的社会性质是新民主主义，当时人们对此没有疑问。但大约自50年代中期开始，“新民主主义社会”概念逐渐被人们遗忘。80年代初，《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发表，引发了学界关于过渡时期社会性质的讨论，大体上出现“社会主义”、“新民主主义”、“过渡”三种说法。
        “社会主义”说的理由是：(1)马克思提出的“大过渡”时期是指整个社会主义阶段，应当包括新中国成立到社会主义改造完成时期的“小过渡”。(2)事物的性质是由主要矛盾的主导方面决定的。我国社会主义革命开始时，无产阶级已经掌握了全国政权成为主要矛盾的主导方面了。(3)人民民主政权在全国的建立和社会主义国家经济占主导地位“是社会主义的基本标志”。（王元年：《试论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载《党史研究》，1981(3)。）相同观点的其他理由是：当时国民经济的主要部分已经实现公有制；很大范围内实现了按劳分配原则；人民当家作主的制度已建立并在不断完善，这三点是社会主义的基本特征。（李贵仁：《关于中国民主革命转变理论的探讨》，载《山西大学学报》，1984(4)。）
        “新民主主义”说的理由有：《共同纲领》和1954年通过的《宪法》都确认当时是新民主主义社会，党的许多正式文件、党和国家众多领导人也一再论述新民主主义社会阶段的存在；（匡萃坚：《试论建国初期社会的新民主主义性质》，载《党史研究》，1981(5)。）从中国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的全过程看，“建国头七年”其经济基础特点是“经济成分的多样性”和“逐步转变……的过渡性”，其国家政权职责是继续完成民主革命的尚存任务，尤其重要的是要实现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保证我国有步骤地、顺利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到社会主义社会的转变等等。（乔梁：《为什么说我国建国后的头七年是新民主主义社会》，载《教学与研究》，1982(4)。）
        “过渡”说的理由是：当时的中国社会比起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阐述的和民主革命时期解放区内出现的新民主主义社会有重大发展，即“政治上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民主专政”，“经济上是社会主义的国营经济居于领导地位”，“对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采取利用、限制、改造政策，对个体农业、手工业采取逐步引向集体化的社会主义改造政策”等。但在三大改造完成以前，还是五种经济成分并存，它还不是社会主义社会。（李葵元：《谈谈我国过渡时期的社会性质》，载《党史研究》，1981(3)。）与此说相应，人们还就“过渡”的内涵发表了不同意见。龚育之赞同过渡时期是从新民主主义社会向社会主义社会过渡的说法，认为强调这一点有利于人们清楚地认识当时不是在资本主义充分发展的基础上建设社会主义，有助于防止过分强调资本主义同社会主义的对立而忽视同封建影响和小生产习惯势力的斗争。（《新民主主义、过渡时期、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载《中共党史研究》，1988(1)。）另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是指由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经过新民主主义社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
        以上争论对澄清以往在新中国头七年社会性质表述问题上存在的混乱有所帮助。随着80年代中后期党的“初级阶段”理论和“毛泽东新民主主义社会思想”概念的提出，“新民主主义社会”说为更多的人所接受。但是，把这一时期作为一种社会形态来看，它所持续的时间，即便加上1949年以前革命根据地存在的时间，也显得过于短暂，的确更像是一个过渡阶段。我们认为，对这么短时间历史的探索与其注重它到底是个什么性质，不如将主要注意力集中到对这个社会的结构、矛盾，其适应生产力发展的程度和作为社会领导者的中国共产党的方针政策在多大程度上适应了这个社会的发展要求，以及当初仅仅把它看作过渡形态并尽快完成过渡这样一种思路及其实践产生的社会与历史影响等问题的探讨上。
        四、对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
        随着“初级阶段”理论的提出，尤其是80年代末以来，数以百计的论文和不少著作涉及这个问题。一种观点认为总路线提早了，带来许多消极后果。如著名经济学家薛暮桥指出：“在经济十分落后的中国，应当有一个较长的新民主主义时期，不宜匆匆忙忙消灭个体经济和私营经济。”（《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载《求是》，1989(1)。）相同的看法是：“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最大失误不在某项工作中的失策，而是犯了‘超越阶段论’的错误”，“超越了一个不该超越的阶段——新民主主义社会”，它和党“二十年间在指导思想上所犯的‘左’倾错误有内在联系”。（陆水明：《评过渡时期总路线》，载《毛泽东思想研究》，1989(2)。）也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本应是一个相当长的时期，‘比十五年更长’也不算很长”；“过早过快地完成社会主义改造，遗留下来许多不利于生产力发展，不利于国计民生的问题”。（燕凌：《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载《中国社会科学》，1990(2)。）
        另一些人反对这种看法，赞同薄一波的意见：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续篇只能是社会主义，或者必然以社会主义为其发展前途。全国财经的统一，土地改革的基本完成，国民经济恢复时期的结束，为有计划地进行经济建设创造了条件。这个时候，如果不适时地把社会主义改造任务提到议事日程上来，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盲目生产和盲目经营就会阻碍国家经济建设有计划、按比例发展；资产阶级唯利是图的本性，会加剧工人阶级与资产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阻碍社会主义经济成分的顺利扩大。因此，在编制“一五”计划过程中，提出过渡时期总路线是一件顺理成章的事情。（参见《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卷，第227页，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91。）有人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反映了当时全部政治、经济条件，国内和国际条件所决定的历史必然性，是正确选择；这个决策符合当时的客观实际，而实施决策中发生的问题，是对如何认识社会主义、如何建设社会主义认识不清楚造成的，并非决策的必然结果。
        也有部分学者认为过渡时期总路线有适应历史发展要求的一面，也有失误的地方。如鲁振祥指出：它反映了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客观发展趋势，体现了“党的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过渡思想的新发展”。它的“缺陷”一是在“目标上追求单一的社会主义公有制”；“二是在工业化与社会主义改造的关系上，虽然字面上把工业化放在首位，并有‘主体’和‘两翼’之说，但实际上是重点放在所有制的改造上；三是对社会主义过渡的艰巨性认识不足，把过渡的时间估计过短”。他认为既要考虑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失误与总路线本身有联系，又应把二者区别开来，后来的缺点和偏差，如改造形式的单一，无疑同总路线追求所有制的单一性密切相关，但急、粗、快则与总路线关于15年的时间规定和“逐步实现”的原则相违背。（《关于过渡时期总路线的评价问题》，载《教学与研究》，1997(5)。）另有人指出过渡时期总路线的提出反映了我国历史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党制定这一决策时对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复杂性和艰巨性缺乏足够认识，轻率地提出15年实现工业化的任务。这说明党在当时未能全面、准确、系统地理解列宁关于过渡时期的理论，而是囿于前人提出的带有空想色彩的理论，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对立起来，造成生产力长期发展缓慢的后果。（彭振辉、黄象品：《对党在过渡时期总路线的再认识》，载《党史研究资料》，1989(1)。）
        此外，还有学者就社会主义改造的成功与否提出不同看法。一种意见是：改造中虽然出现过部分群众一时生产积极性不高的问题，但没有破坏生产力，而是保证和促进了生产力的发展；粮食产量逐年有所增加，农田水利建设和农业技术改造逐年有所发展，原有私营企业在接受改造过程中生产增长和效益提高也十分显著。这说明党对社会主义改造的领导是成功的。（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第334-335页，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第二种意见是：三大改造对工业化有积极和消极两种作用，积极作用在于维持了资金与物资的基本平衡和市场的基本稳定，帮助私营企业克服了生产和原材料不足的困难；消极作用是使私营企业难以搞独立核算，影响了生产品种的增加、质量的提高和固定资产的更新，另一方面是使农业增长的速度放慢，从而也影响了工业化的速度。（董志凯：《三大改造对我国工业化初创阶段的两重作用》，载《中共党史研究》，1989(1)。）第三种意见认为：对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是对马列主义的机械理解和套用苏联模式，忽视生产力的发展，企图用变革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方法达到发展生产力的目的。其结果不但没有促进生产力和商品经济的迅速发展，而是起了相反作用；对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没有使农村经济健康发展，其所谋求的目标是不完整的，所建立的模式存在严重弊端。
        对过渡时期总路线制定与实施效果的评价涉及历史和逻辑两个层次的问题。从前者看，如果说这条总路线提出过早，或根本就不该提出，或至少不应三大改造一股脑儿提出来，是否意味着否认历史发展必然性的非历史态度？从后者看，我们已经提出初级阶段理论，这是基于三大改造后我国已经进入社会主义社会，如果对三大改造提出质疑，相关的问题是过渡阶段是否可以被视为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亦或新民主主义社会未经社会主义改造就缺少了上升到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间环节？此外的具体问题还有毛泽东急于过渡的思想与同时期刘少奇等人的不同意见究竟哪一方更符合国情和社会生产力发展的要求？在毛泽东提出提前过渡之前党的领导者的15-20年的过渡时间估计，以我们今天的认识即使达到世界中等国家发展水平，从50年代算起也要100年的观念来衡量似乎也显得过于短暂，因而是否也蕴含急躁、盲目或空想？如果不采取一股脑儿的改造，运用国家政权的调控是否也可以使当时的社会健康并快速发展？对于上述问题的研究都可能为评价过渡时期总路线提供新的视角。
        五、对“一边倒”外交方针的评价
        1990年翻译出版的《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以“一边倒：毛泽东与斯大林”作为新中国成立初期对外关系章的一节，其中谈到毛泽东1949年上半年即在公开阐明“一边倒”方针的前几个月，中共曾经谋求与美国和解，分析了毛泽东与斯大林之间的微妙矛盾及中共做出“一边倒”决策的原因，并说这一政策并未使中国从苏联得到期望中的大量援助。此后不久国内开始探讨这个问题，迄今发表的有关文章已达数十篇。
        与国外学者观点不同，国内学者大多肯定“一边倒”方针是美国扶蒋反共政策、东西方冷战格局、新中国对国际承认和援助的期待诸种历史条件下不可避免的产物。如有文章指出：当时“美国出于在欧亚两大洲实行冷战政策的需要，还不可能放弃对国民党政权的支持，苏联在南斯拉夫事件之后也决不会允许再出一个‘南斯拉夫’。新中国的领导人如果尝试走‘中间道路’，将冒极大的政治风险，而结果很可能是两头落空”。（章百家：《从“一边倒”到“全方位”——对五十年来中国外交格局演进的思考》，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1)。）国内学者还多认为，“一边倒”政策是正确的和成功的，至少就短期而言，它“有利于新生政权的巩固”；由于建立和巩固了与以苏联为核心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关系，为新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赢得了相对有利的国际环境，使中国获得了苏联等人民民主国家的支持及大力援助。同时，国内学者也承认这一方针有其局限性：就长期发展而言，它虽然起过一定积极作用，但并不符合中国长远利益的需要，造成了外交战略上的不平衡，不利于中国开展同世界各国的普遍交往；对中国的自主性产生某种制约，导致高度集中统一的苏联型体制的建立，在一定程度上拉长了独立开创适合中国国情现代化道路的探索时间；使中国受到来自苏联的控制和压力，使中国人民受到感情上的伤害；恶化了中美关系，美国的孤立中国政策影响了中国与西方国家的建交，并使中国解放台湾的大业受阻，等等。但是也有人认为：“一边倒”不单单由于意识形态，还基于中华民族最高利益的需要，中国在制定这一政策时“并未完全排除与美国建立某种关系的打算”，不是“一边倒”造成中美对抗，“而是美国敌视新中国导致了中苏结盟和中共的‘一边倒’”；中国在实行“一边倒”方针过程并没有向西方关上建交的大门。总之，“一边倒”是以独立自主原则为“立足点和核心”，是与独立自主原则相统一的。（薛钰：《论“一边倒”政策与独立自主原则之统一》，载《中共党史研究》，1994(5)。）此外，一些学者还提出“一边倒”方针不仅是一个外交方针，它首先是建国“政治方针”，“其本质不是指倒向苏联，而是讲在中国要实行社会主义制度”，它的外交意义“是为了打破帝国主义对我封锁的一种策略”，它没有导致中国在世界上的孤立，而是为打破封锁进行的积极有效的努力。（蒋建农：《关于新中国外交方针的几个问题》，载《当代中国史研究》，1996(2)。）
        就历史而言，任何事件的发生总有相联系的多种原因，但决策是人或集团的主观行为，有其历史必然性也有其偶然即选择性。从总结历史经验的角度谈“一边倒”，评价其得失显然更有意义。评价的标准自然主要是看这个政策所带来的结果究竟在多大程度上有利于中国。在这一点上，既要如有人已经做的那样，不仅作短时期的观察也作长时期的观察，不只从对外交往而且把它与外交、政治、经济、文化的发展联系起来观察；还可以考虑更为灵活的方针和主动的努力可否赢得一种更为有利的局面？至于“一边倒”到底是一种外交方针，还是一种策略，或者是一种政治方针？它的结束标志是50年代中期“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提出，还是50年代末期中苏关系破裂等问题还有待更为明确有力的论证。
        六、对张闻天、陈独秀的评价
        近二十年来，中共党史人物研究取得丰硕成果，除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等先驱者外，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张闻天、彭德怀、邓小平等当代已故的党和国家重要领导人也纷纷成为研究热点。这里仅谈谈有关陈独秀和张闻天的研究。
        关于陈独秀，80年代以来相继出版了唐宝林、林茂生编《陈独秀年谱》，任建树、唐宝林著《陈独秀传》、任建树著《陈独秀大传》、魏知信著《陈独秀思想研究》、王学勤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郭成棠著《陈独秀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等有影响的专著和资料集十余种，发表的专题论文仅90年代以来就有300余篇。这些论著愈来愈明显地表现出以尊重历史的态度实事求是、公正客观地评价陈独秀的倾向。从廖盖隆指出陈独秀一生“历史功绩是主要的”，“错误是第二位的”，“应当……确认他是中国革命历史上的杰出人物”。（廖盖隆：《陈独秀的评价问题》，载王学勤《陈独秀与中国共产党》，第27页，东南大学出版社，1991。）到陈铁健认为“陈独秀是开一代风气的文化宗师”，“在引导中国走出中世纪，进入近代社会”方面有着巨大功绩，以及任建树所说以陈独秀为首发动的新文化运动与创立中国共产党这两件事的伟大历史意义“无论怎么估计都不会过分”，反映了这一倾向。与此倾向相适应，涉及陈独秀诸多问题的研究和评价也愈来愈平实。如“二次革命论”思想，针对最初多从批判角度立论的情况，近年出现了三种新观点：一是认为陈独秀强调民主革命完成后还有一个很长的发展多种经济特别是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时期，后来中国历史走过的弯路证明了他的说法“是有预见性的”；二是认为陈独秀的“二次革命论”与马克思恩格斯的“不断革命论”是一致的，与毛泽东“两步走”理论也“说不出有什么原则性的分歧”；三是认为通常所说成为陈独秀“二次革命论”标志的两篇文章，即《资产阶级的革命与革命的资产阶级》和《中国国民革命与社会各阶级》，前者实际上是写给国民党人的，目的在于帮助孙中山说服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人，后者是写给共产党人的，其分析合乎事实，没有错，所以陈独秀并不存在“二次革命论”的观点。（姚金果：《“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学术讨论会综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2)。）此外，学者还就陈独秀在中共建党时期的作用、与托派的关系、晚年的政治民主思想、教育思想、军事思想、历史观、宗教观、文化观，以及个性品质等方面，提出若干新的看法。这些新观点有的还可以继续研究，如到底怎样看陈独秀在国民革命后期右倾错误的性质、起因、造成影响的程度？怎样看待他离开共产党以后的政治思想倾向等等。有些问题可以展开讨论，如怎样估计陈独秀对20世纪中国社会政治、思想、文化乃至学术和社会发展的影响等等。可以确认，现有的趋势将推动研究工作迅速发展。
        关于张闻天，20年来出版有关著作、资料多种，论文千余篇。在总体评价方面，人们一致确认：张闻天是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思想家，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一生在诸多领域做出过突出贡献或提出过独到见解。有人将其贡献和见解总结为十个方面：最早对中国的社会经济性质进行了全面科学的论证，对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战术理论进行了最初归纳，率先提出从国内战争转向抗日战争和建立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思想，率先阐发抗日战争持久战思想，在根据地经济建设问题上很早提出利用资本主义的思想，预先勾画出新中国的经济成分结构，1959年在庐山会议上全面总结“大跃进”的失误，60年代初为被否定的党的八大关于国内主要矛盾的提法拨乱反正，提出“生产关系两重性”的经济科学命题，否定“文化大革命”中流行一时的“政治决定论”。（叶晖南：《二十年来张闻天著作的编辑、研究概况简述》，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3)。）关于张闻天在民主革命时期的表现，学者指出：他在遵义会议上为确立和维护毛泽东对党和军队的领导地位发挥了巨大作用；他最早写文章系统阐述中央北上战略，批评张国焘右倾逃跑主义；他在西安事变的惊涛骇浪中头脑冷静，对促成事变和平解决起到重要作用。关于新文化思想，有学者认为，张闻天运用唯物主义观点阐明了中国发生新文化运动的物质动因，论证了新文化与社会主义文化之间的关系，提出了建立中华民族新文化的具体任务，他将“民主性”与“民族”、“大众”、“科学”并提作为新文化的特征有重大意义。关于经济思想，有人认为张闻天不仅在中共党内最早提出要正确对待、利用资本主义，而且对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的区别与共性及其在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中的表现进行分析，提出社会主义建设既能在生产力方面，也可以在生产关系方面继承资本主义的文明成果等具有重大价值的观点。在社会主义建设观方面，学者们指出张闻天1963年所作的《关于生产关系的两重性问题》一文是批判过去“左”的错误理论的武器，也是当今我们对社会主义再认识的一把钥匙，同正在进行中的改革开放与现代化建设、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存在着深层次的逻辑关系。（张艳华、章慕荣：《近五年来张闻天研究综述》，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2)。）
        可以看出，与陈独秀研究不同，对张闻天的研究大多属于陈述评价范畴，有争议的问题还不多见。我们认为，从研究对象的特点考虑，如能对张闻天一生思想演变过程及在此过程中他的知识摄取，所受东西方文化的影响，其对马克思主义的接受、理解加以深入探讨，利用比较方法探寻他与同期毛泽东等中共其他领导者的相同相异和相联系之处，以社会发展和现代化的价值尺度对其进行更为恰如其分的评价，将会使研究走向深入。
        七、毛泽东晚年思想中是否具有民粹主义色彩
        1967年美国学者莫里斯·迈斯纳以李大钊为例提出民粹主义思想对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问题，80年代他进一步分析了毛泽东思想中的“民粹主义”表现。他的观点传到国内后引起不同反响，党史学界多数著名学者表示反对。1998年以来胡绳发表《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的关系：世纪之交的回顾和前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分别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6)、1999(3)。）、《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认识》（载《中国社会科学》，1999(3)。）等文，其中涉及毛泽东思想与民粹主义问题。他认为，50年代毛泽东在农业生产力没有显著提高，国家工业化正在发端的时候，认为从人民公社就能进入共产主义，这种思想实质上属于民粹主义范畴，和马克思主义距离很远，说明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的认识“染上过民粹主义色彩”。这在实践中导致人为地促成社会主义改造的飞速完成和迅速人民公社化，从而丧失了充分利用资本主义成果来创造进入社会主义的经济基础的可能。应当借助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理解“初级阶段”理论，既防止“走向资本主义社会”，也要防止民粹主义偏向。胡绳的观点遭到沙健孙的反对。沙健孙提出如果认为毛泽东具有民粹主义倾向，那就意味着毛泽东至少在某种程度上成了小资产阶级革命家，他的思想在某种程度上不过是“小资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已，这“是一个至关重要的，带有全局性的问题”；胡绳的观点有悖于《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和邓小平的有关论述，在事实上站不住脚，还可能在政治思想上引起混乱。他认为，胡绳提出的“实际上是关于经济文化落后的国家在一定的条件下能不能搞社会主义革命的问题”。他引用邓小平、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论述对此作了肯定回答，并指出毛泽东虽然肯定社会主义制度可以在国家工业化任务实现之前建立，但从来没有认为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而是将制度革命与由手工业到现代化机器生产的革命并举的。胡绳的失误在于把发展资本主义与实现工业化两件事情无条件地等同起来，忘记了工业化也可以通过社会主义道路来实现，而在中国必须先确立社会主义制度，才能实现工业化，否认这一点便陷入庸俗生产力论。他还认为：对比民粹主义思想的特征，毛泽东“从来没有否认资本主义的历史作用，而是认为资本主义在中国的发展，既是不可避免的，又是不能不受到限制的，而归根到底是要加以改造的；他从来没有把农民看作是天然的社会主义者，而是强调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必须由最先进的无产阶级领导……从来没有认为中国的社会主义可以建立在小生产的基础之上，而是认为归根到底要以社会化大生产作为自己的物质技术基础”；相反，毛泽东多次强调要划清民粹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所以“民粹主义的帽子是根本扣不到毛泽东头上来的”。他还针对胡绳以毛泽东“一张白纸没有负担，好写最新最美的文字，好画最新最美的画图”的话印证自己的观点提出不同看法，说“一张白纸”的原意在于论证我国的工农业生产赶上资本主义大国可能不需要从前所想像的那样长的时间。这种看法也是有根据的，把它说成是民粹主义是一种误解。（《一个至关重要的全局性问题》，载《真理的追求》，1999(4)；《马克思主义，还是庸俗生产力论？——评胡绳教授对毛主席的批判》，载《中流》，1999(12)。）以上争论引起党史学界的普遍关注与参与。赞成沙健孙观点的人进一步指出，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中某些具体论断不能完全套用到50年代，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就是社会主义革命的开始；过渡时期总路线指引中国走社会主义道路，与民粹主义崇尚个体小生产，轻视社会大生产的观点风马牛不相及；（章德峰、彭建莆：《不能强化〈新民主主义论〉中的某些具体论断——与胡绳同志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3)。）“所谓民粹主义的责难，无非是说我国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社会主义改造搞早了。现在摆在我们面前的迫切任务，不是什么反对‘民粹主义’，而是反对庸俗生产力论”。（黄如桐：《社会主义革命的成就岂容否定？》，载《中流》，1999(4)。）
        支持胡绳观点的文章指出：胡绳从民粹主义认识的新视角，揭示了党内“左”、右倾错误路线产生的根源，提出了党的历史上一个带有根本性的问题，至少为党史研究的深化提供了一个新的命题。（何诚：《读〈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理论再评价〉》，载《中共党史研究》，1998(6)。）沙健孙指责胡绳的论据经不起推敲，胡绳的提法是贴切而准确的，毛泽东50年代的一些主张确有认为中国农村可以在落后的生产力基础上直接建立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可以超越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直接进入社会主义的意味。（张明军：《如何科学地评价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兼论毛泽东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载《党史研究与教学》，2000(1)。）毛泽东批评民粹主义不能证明他就不会染上民粹主义色彩，恰如他批评“左”倾冒险主义不能证明他后来不犯“左”倾错误；毛泽东主张工业化与他可能染上民粹主义可以不相矛盾；恰如孙中山有典型的民粹主义思想，同时却大力主张工业化；说大工业生产是毛泽东的主张，“而且已经是一个客观事实”不符合实际，当时毛泽东是想在小农和手工业占主导地位的条件下建立“纯粹的”社会主义，这“不能不说是一种民粹主义式的幻想”。（胡岩：《对当前民粹主义讨论中几个问题的看法》，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2)。）“庸俗生产力”论有其特定含义，与胡绳论题的主旨不搭界；沙健孙认为说毛泽东染上民粹主义色彩就等于说毛泽东是民粹主义者，就是对毛泽东的批判，就是企图全盘否定毛泽东的功绩，这推理不能成立，而且他在引用列宁观点的时候只宣传了列宁肯定革命合理性的一面，而忽略了其更重要的认为俄国社会生产力水平低革命后更重要的任务是发展生产力的内容，这不仅是误导信息，而且“把不同性质的问题搅和在一起了”。（晓晨：《究竟什么是“庸俗生产力论”？——与沙健孙教授商榷》，载《中共党史研究》，2000(3)。）
        有关毛泽东是否染上民粹主义色彩的讨论表面看是涉及对毛泽东思想纯洁性的看法和对50年代社会主义改造是搞早或搞快与否的问题，但就争论的状况来说，它已涉及了如何理解马克思、恩格斯、列宁历史唯物主义的思想体系和如何正确运用他们的观点分析中共党史的问题，以及如何看待党的历史与现实的关系问题。对于这些问题的进一步深入讨论是必要的和有意义的。

转自《教学与研究》2001年06期第33～4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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