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光耀

【作者简介】陈光耀北京师范大学法政所

    改革开放以来，中共党史研究也完成了拨乱反正，走上了正确发展的轨道，逐渐呈现出繁荣的局面。但是，一门学科要获得真正的成熟，必须有其研究所依据的理论和方法。从80年代中期起，研究者逐渐重视对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探讨，并取得一定的成果。本文拟就20年来党史研究引入的新方法作一番回顾，并对今后的发展作一些前瞻，以促进党史研究理论和方法以及整个党史研究的发展。

    一、取得的成就
        我们知道，创新是一门学科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生命力，中共党史学也不例外。而长期以来，由于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教条化理解，党史学科的生命力被窒息了。与其他学科相比，中共党史研究明显滞后，特别是在研究方法方面，显得过于单一，方式陈旧，严重束缚了党史研究的发展。党史学科要获得长足发展，就必须坚持不懈地进行创新，而研究方法的创新则是实现党史研究创新的一条根本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广大党史工作者在坚持唯物史观基本研究方法的同时，大胆进行了研究方法上的创新，引入了大量的新方法，初步改变了党史研究方法过于单一的局面，有力地推动了党史研究的进展。这些新方法大致可以分为以下几类：
        第一类：中国传统治史的方法，如目录学、考据学、谱牒学、校勘学、编纂学等。中国传统治史方法存在着许多明显的缺点，如厚古薄今等，但其中也包含着许多有规律可循的优秀成果，可以应用到党史研究中。近几年，党史工作者已逐渐采用这些传统的方法，编辑出版了大量包括已故和健在的领导人的文集、选集、墨迹、书信、日记、党的文献和专题资料，影印出版了大量的历史报刊，为进一步深化党史研究提供了十分良好的素材。此外．中国传统史学提倡的治学严谨、规范的方法论传统，有利于党史学科的健康发展。
        第二类：其他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方法，如心理学研究方法、政治学研究方法、社会学研究方法、文化学研究方法等。在这些方法中，社会学研究方法应用得较为普遍，与党史研究的传统方法结合较好，取得的成果也最丰富。其他如心理学研究方法近几年也逐步引起学者的兴趣，有人用心理学原理研究了毛泽东的个性或人格，取得了较好的成果；再如有人发现毛泽东个人的数字倾向是十分之一，即喜欢用十分之一的比例来划分好人和坏人，1957年全国大约有500万左右知识分子，因此，“右派”的人数就划为55万。（注：谢泳：《逝去的年代——中国自出知识分子的命运》，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年版，第194页。）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如果借助于心理学的研究方法，有助于深化认识。
        第三类：自然科学的研究方法，主要有以“三论”即系统论、控制论、信息论为代表的系统方法、计量学研究方法、模糊方法等。系统方法是一种从自然科学中总结出来的分析事物的思维方法，讲求从多侧面、多时空的网络交叉结构中认识事物，注重系统的整体性特征以及系统内部各因素的相互作用。80年代初，系统方法被引入我国史学领域，在党史领域也进行了一些尝试。如：关于大革命失败的原因问题，以前大多数研究者从狭隘的眼界出发，认为失败的主要原因是陈独秀犯了右倾机会主义错误。近年来，一些党史工作者把这一事件放在更广阔的时空条件下加以考察，对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进行了深入研究，发现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的失败承担更多的责任，而不能把主要责任仅仅归结为陈独秀个人。正如著名党史、现代史研究专家杨奎松所指出的：“1927年共产党的失败几乎是不可避免的，它无疑是由一系列复杂原因造成的，并非是陈独秀某种错误的直接结果。”（注：杨奎松：《陈独秀与共产国际——兼谈陈独秀的“右倾”问题》，《近代史研究》1999年第二期。）
        第四类：其他研究方法，包括跨学科的综合分析方法、比较研究方法、历史逆向考察法、口述史学研究方法等。例如，应用比较研究方法对同类或不同类的历史问题进行比较，然后进行鉴别和推理，可以加深人们对历史人物、历史事件本质和发展规律的认识，得出历史的经验和教训。近年来，有人比较了李大钊、陈独秀接受马克思主义过程中的异同点，进一步加深了对他们各自的历史地位和思想轨迹发展的认识；对党的三代领导核心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的思想的比较研究更一直是近年研究的热点问题，并且继续有蓬勃发展之势。他们的现代化建设思想、治国思想、民主法制思想、精神文明建设思想、教育科技思想等领域都有人进行了深入研究，取得了较丰硕成果。

    二、存在的问题和不足
        党史研究引入新方法的问题，虽已引起党史学界的重视，并取得了一定的成就，但仍存在诸多的不足，当然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在探讨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方面存在的问题和不足具体表现在：
        1．受党史研究的政治性功能制约。
        近年来，虽然大多数党史工作者都已经认为党史学是一门历史学科，都力图按照历史研究的唯一标准“真实”来进行研究，但在实际操作中却有许多困难。因为党史研究的是当前执政党的历史，与现实的政治状况密切相关，这就决定了这一学科有现实性、革命性和科学性三大特征。因此，研究者在研究时不得不考虑研究内容的现实影响，必须自觉不自觉地对史料和观点有所取舍，有一些领域甚至还是“禁区”，或者研究时受到种种限制。这样做虽然能很好地发挥党史研究的宣传教育功能，但也有明显的弊端，妨碍了研究者大胆采用新方法。
        2．应用新方法的力度不够。
        十多年来、介绍新方法的文章不断涌现。据不完全统计，新时期有关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的文章大约有100篇左右，还有《中共党史学概论》、《唯物史观与中共党史学》等著作问世。这些文章和著作虽介绍了大量新方法，但在实际研究中并没有太多的人采用，大多仅停留在评介上，研究者还缺少自觉地应用新方法进行研究的意识。如假说的方法，虽有所论及，但并未引起重视。有人认为执政党的历史不好用假说的方法进行研究，其实这是一种误解。假说是在一定事实基础上提出的关于事物的因果性或规律性的假定性解释，是有一定根据的。对历史作出不同可能性的假设，有助于更深刻地鉴往知来。其他诸如领导科学研究方法、人类学研究方法等，也是几乎仅有宣传而没什么人去实际应用。
        3．应用新方法存在着盲目性。
        有的学者在使用新方法时根本没有领会新方法的内涵，他们只图标新立异，盲目地照搬新方法。其实，任何一种新方法都有其适用的领域和范围，只有应用得恰如其分，才能得出合乎事实的结论。如果牵强附会地用，反而会弄巧成拙。因此，在应用新方法时，要根据自己的研究课题实事求是地用，适合的用之，不适合的就不用，而不能生搬硬套。如果打着方法论的幌子，搬弄名词，很可能会把本来很简单的事物搞得复杂化，谁也看不懂，浪费人力和物力。还有的学者用一种方法排斥另一种方法，孤立地用某些国外史学方法作分析，以至得出与实际情况完全不符或相差甚远的结论，这种情况一定要杜绝。在应用新方法的时候，必须始终坚持唯物史观的基本方法，并掌握丰富、系统的历史知识以及相关学科的知识才可能得出科学的结论。
        4、受党史工作者队伍老化的影响。
        现在的党史研究队伍虽也足够壮大，全国县级以上单位几乎都建立了党史研究室，有从事党史研究的专职工作人员。但是，年龄结构却不均衡，年轻人少，老年人多，而且、由于种种原因，很少有人系统地接受过史学理论教育，知识老化比较严重，一些长期从事党史研究的同志甚至对史学理论和方法感到陌生，有的还对史学理论和方法采取旁观的态度，固步自封，不愿意接受新方法。此外，专门从事党史学理论和方法研究的人也很少，这些都严重影响了新方法的引入。

    三、今后的展望
        从今后的发展趋势看，党史研究的方法将会更加丰富化、多样化。
        首先，从研究主体看，党史工作者知识结构的多样化将为应用新方法提供更为现实的可能性。虽然受市场经济大潮的影响，近年来，一部分党史工作者纷纷“下海”或“跳槽”，但同时，党史研究队伍也不断融入大量“新鲜血液”，他们中有许多年轻人，一般学习过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并且他们思想解放，注意更新自己的知识结构，易于接受新思想新方法，愿意抱着积极的兼收并蓄的态度去学习和尝试新的研究方法。此外，一些社会学者、政治学者、文化学者、哲学学者甚至还有一些自然科学的研究者也转入党史研究领域，他们极易带来自己以前所从事学科的研究方法，为党史研究方法的创新起到桥梁作用。对这些情况，我们应积极鼓励和帮助他们，不能简单地把他们应用的新方法视为歪门邪道加以排斥。对其他学科学生报考党史专业研究生也应热情欢迎，不能片面地强调“科班”出身而将其拒之门外。党史工作者队伍只有包容了各方面的人才，才能更好地推广应用新方法。
        其次，从研究客体看，党史研究领域范围的扩大为应用新方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空间。以前的党史研究完全是一部政治史或政治斗争史以及军事史的汇编，限制了人们的视野和应用新的研究方法。而近几年，新的研究领域不断被开拓，经济史、文化史、社会史、思想史等都取得了大量的研究成果，甚至还有人研究了更为细小的领域，如人口史、家庭史、城镇史等，这些新领域的开拓和新课题的研究，如果没有新方法的突破，是不可能取得重大成果的。此外，从目前的趋势看，学科之间的交流与对话方兴未艾，学科之间的壁垒不断被打破，跨学科的研究层出不穷，其他学科将会日益向党史学渗透，这些都为应用新方法开辟了更为广阔的空间。总之，新领域的开辟呼唤新的研究方法，新的研究方法又扩展了新的研究领域。
        再次，从研究手段看，计算机以及网络技术的发展为应用新方法提供了更方便的可操作性。以前，应用新方法很难突破的一个原因在于研究手段的限制。例如，用计量史学方法研究经济史，通常需要收集大量数据，制成表格或示意图进行数据分析，过去只能靠日积月累，自己动手或依靠专业人员制图。由于“人手”的局限性，常会出现数据疏漏或比例不当的情况，以至得出不精确甚至错误的结论。此外，巨大的工作量往往让许多研究者对新方法望而却步，宁愿去从事其他研究领域也不愿采用计量史学的研究方法。而现在依靠计算机网络，几个小时就可以得出以前需要几天甚至几个月才能得出的结论。总之，网络给研究者带来了无可比拟的好处，它扩大了查找资料的空间，缩短了广泛检索的时间，方便了信息的传递与交流，开阔了研究者的视野，为研究者应用新方法特别是涉及数量分析的方法提供了更大的方便，使这些方法真正具有了可操作性。
     
    转自《世纪桥》2001年06期第48～50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