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贵凡

    前苏联对中共党史的研究，始于２０年代中期，到４０年代初，因进行卫国战争曾一度中断，及至４０年代末才得以恢复，迄今已有６０多年的历史。由于中苏两党两国有过长时期的亲密友好关系，前苏联和俄罗斯学者研究中共党史，具有得天独厚的条件：一是他们可以直接利用保存在莫斯科的共产国际档案以及苏共中央政治局档案和苏联外交部档案；二是他们在中国革命年代和中苏友好时期，可以从中国收集到中共各种文件，包括绝密文件，以及其他重要历史文献；三是他们可以通过访问在中国工作过的共产国际和联共（布）的代表、顾问和苏联外交官，了解到中共的内部情况和最高领导层的决策过程。因此，总的来看，他们对中共党史的研究，不仅起步较早，而且对一些课题的研究已具有相当的深度和力度，取得了颇为可观的研究成果。下面从三个方面作一评介。

    研究阶段与成果
        前苏联和俄罗斯中共党史研究的起步与发展，与中国国内革命形势的发展和中苏两党两国关系的演变有着直接的关系。从这个角度来看，大体上可分为四个阶段。
        一、起步阶段，即卫国战争前的苏联中共党史研究（２０年代中期至４０年代初）
        中共成立头两年还处于秘密状态，同国民党实行合作后，开始在社会上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间，中共在共产国际的直接指导下，积极发动和领导了中国第一次大革命运动。从这时起，苏联有一些史学工作者开始根据革命斗争实际的需要，探讨中国革命理论问题，以及中共在统一战线和工农运动中的政策问题。大革命失败后，联共（布）党内围绕中国问题的派别斗争日趋激烈，这又促使苏联史学界积极开展了对中国第一次大革命失败原因、中共应吸取的经验教训和中国以后的革命策略的研究。１９２８年，以莫斯科中山大学中国学教研室为基础，成立了中国问题研究所，为苏联深入开展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研究奠定了组织基础。
        苏联学者从一开始就很重视史料的收集、整理和出版工作，在起步阶段，他们编辑出版许多中共、联共（布）和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问题的重要文件汇编，如《共产国际和联共（布）关于中国革命问题的主要决议》（１９２７）、《远东各国共产党的纲领性文件》（１９３４）、《共产国际在民族殖民地革命中的战略与策略（以中国为例）》（１９３４）、《中国苏维埃（文献资料汇编）》（１９３５）等。此外，在当时的《中国问题资料》、《中国问题》、《中国学研究所通讯》等刊物上还发表大量与中共党史有关的史料性文章。这就为研究工作的深入创造了有利条件。
        这个阶段的研究工作主要围绕党的建设和党内斗争、工人阶级和工人运动、中共与中国土地革命、苏维埃运动、中国革命中的统一战线政策等课题展开，发表的论著很多，较有影响的是：Ｃ·Ｈ·纳乌莫夫（卡拉切夫）的《中共简史》（１９２６），这是作者在黄埔军校任政治顾问期间，受鲍罗廷委托在张太雷协助下于１９２６年秋天撰写的一本小册子。书中主要记述了中共前四次代表大会的情况及中共在中国民族解放运动中取得的巨大成就。因其中含有许多珍贵史料，至今仍具有重要参考价值。∏·Ａ·米夫的《紧急时期的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８）和《英勇斗争的十五年》（１９３６），这是作者在任莫斯科中山大学副校长、校长职务期间发表的研究成果。前者对中共１９２７年上半年的统一战线策略作出批判性的分析，提出一些可资参考的观点。书中特别详细地评述了陈独秀在中共五大上所作的报告，很值得一读。后者是为纪念中共成立十五周年而作，记述了中共从成立到１９３５年的简要历史。此书写出了中共形成时期的主要特点和中共的强弱方面，是苏联国内广为流传的第一部中共简史。
        这个阶段的著作，因离现实较近，并且有不少出自党的干部和驻华顾问之手，难免对一些问题的分析有某种局限性和缺乏应有的深度。

   二、发展阶段，即卫国战争后中苏友好时期的苏联中共党史研究（４０年代末至６０年代中期）
        卫国战争以及３０年代末的肃反扩大化，给苏联中国学界造成了巨大损失，战后研究人员所乘无几，不得不重新培养新生力量，到４０年代末才渐渐恢复对中国问题的研究。此外，中国革命的胜利和新中国的成立，以及两国之间的友好、互助与合作，也为苏联中国学的发展提供了巨大推动力，使苏联中国学队伍得以迅速扩大，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揭开了新的一页。
        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通过各种渠道从中国收集了大量有关中共各个历史时期和各种专题的文献资料，包括中国重新出版的整套中国早期刊物。同时，５０年代初《毛泽东选集》的出版，也为他们提供了重要的史料。这个阶段，莫斯科东方学研究所、中国学研究所，以及莫斯科大学和列宁格勒大学的许多学者，开展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的专题研究，写出一批专题学位论文和专著，如Ｍ·Ｈ·科瓦廖夫的《中共在１９３７至１９４５年时期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１９５０）、Ｂ·∏·伊柳舍奇金的《中共在１９３１至１９４０年间争取人民民主革命胜利的斗争》（１９５２）、Ｋ·Ｂ·库库什金的《抗日战争前夕中国民族解放运动的高涨》（１９５４）、Ｂ·И·格卢宁的《中共在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争取人民民主胜利的斗争》（１９５４）等，探讨了中国统一战线的基本发展阶段；Б·Г·萨波日尼科夫的《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１９２４—１９２７）》（１９５４）、Ａ·Ａ·马尔丁诺夫的《光荣的中国人民解放军》（１９５７）、Ｍ·Х·尤里耶夫的《中国红军》（１９５８）等，专门论述了中共的武装斗争问题；Г·Ｈ·阿卡托娃的《省港罢工》（１９５４）、Ａ·И·卡尔图诺娃的《１９２５年至１９２７年４月间的上海工人运动》（１９６０）等，记述了中国工人运动部分时期的历史。此外，还有一些著作探讨了中共土地政策的演变。有些学者还在占有大量史料基础上，并利用战前研究成果，编写一些概论性著作，Г·Ｂ·叶菲莫夫的《中国近代史概论》（１９５４）、Г·Б·爱伦堡、Ｍ·Х·尤里耶夫和Ｂ·Ｈ·尼基福罗夫合著的《中国的人民革命》（１９５３）、中国学研究所学者集体编写的《中国现代史概论》（１９５９）等。
        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选择的研究课题多半时间跨度都很大，他们的著作写出了中国革命的全貌，但没有写出中国实际革命进程的特点，因此有的苏联学者认为，这是苏联研究中国现代史和中国革命史的“概论”阶段。

   三、加强阶段，即中苏对立时期的苏联中共党史研究（６０年代中期至９０年代初）
        进入６０年代，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从意见分歧走向破裂，到６０年代中期，处于对立状态。这种状况严重影响了苏联中共党史研究的性质。为迎合苏共领导反华的需要，苏联史学界抛弃了以前的立场和观点，转而对中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采取了批判的态度。１９６６年９月，为加强对中国问题的研究，苏联科学院成立了远东研究所，其主要任务是研究中国在内外政策、经济、历史、思想、文化等方面的现实问题。在中共党史研究领域，以所谓中国史学界“篡改中共历史”为借口，对中共历史上的重大事件和中共领导人的作用重新作出评价，并试图从强调共产国际和苏共对中共的援助作用的角度改写中共的历史。
        实际上这个阶段苏联学者分成了两大部分：一部分学者变成了“御用文人”，运用自己掌握的知识，秉承上级旨意，对中共自６０年代以来的内外政策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方位的批判。他们发表的“著作”，均属政治宣传品，没有什么学术价值。另一部分学者不愿意参加同中国的论战，转向研究与现实联系不大的中共早期历史。虽然他们的立场和观点也受到中苏两党之间意识形态斗争的影响，但是他们发表的著作学术性比较强，对于一些问题的研究比较深入。
        这个阶段苏联学者逐步开展了对中共党史的断代研究，比较系统地探讨了中共创建时期的历史，其他时期的历史也有程度不同的研究，但与创建时期相比较，要弱一些。同时不难看出，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关系问题是贯穿这个阶段苏联中共党史研究的中心课题。
        这个阶段发表的著作十分可观，大体上可分为以下三类：
        （１）文献资料性著作：如《中国１９１９年的五四运动（文献资料集）》（１９６８）、《１９４５至１９４９年的中国工人运动（文献资料）》（１９６９）、《中共党史文献集（１９２０—１９３７）》共９册（１９７７—１９８１）、《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汇编）》（１９８６）等。这类文献资料集的出版，无疑为中共党史研究的深入开展创造了条件。但遗憾的是，有些历史文献在发表时因政治原因作了删节，大大降低了使用价值。除此之外，这个时期远东研究所、东方学研究所、国际工人运动研究所、莫斯科大学、列宁格勒大学等学术机构出版的学术通报和学报，以及《远东问题》、《近现代史》、《亚非人民》等杂志也经常披露许多重要历史文献。
        （２）回忆录：作为史料的一个重要方面，６０年代中期以来，苏联史学界还组织许多参加过中国革命斗争的苏联顾问和志愿人员撰写了大量回忆录，如Ａ·Ｈ·切列潘诺夫的《中国国民革命军的北伐——一个驻华军事顾问的札记》（１９６８）、Ｃ·Ａ·达林的《中国回忆录（１９２１—１９２７）》（１９７５）、Ａ·Ｂ·勃拉格达托夫的《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纪事》（１９７５）、Ю·Ｂ·丘多杰耶夫等人的《在中国土地上——苏联志愿人员回忆录（１９２５—１９４５）》（１９７７）等。这些著作具体地记述和再现了中国当年的革命斗争场面，反映了苏联顾问和志愿人员在中国革命斗争中所起的作用。出版这类著作的目的，虽然在于强调苏联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帮助，但对于研究中共党史和中国革命史不无参考作用。
        同时，苏联史学界还组织接近中共高层领导的驻华代表、外交官、共产国际工作人员等撰写一些揭示中共领导层内部情况和中苏两国领导人交往情况的回忆录，如∏·∏·弗拉基米罗夫的《中国特区（１９４２—１９４５）》（中译名《延安日记》）（１９７４）、奥托·布劳恩（李德）的《中国纪事（１９３２—１９３９）》（１９７４）、Ｈ·Ｈ·崔可夫的《赴华使命》（１９８３）、Ｈ·Ｔ·费多连科（费德林）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莫斯科的会谈》，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１期、Ｈ·Ｈ·列多夫斯基的《苏联与中国——一位苏联外交官的回忆（１９３７—１９４９）》等。这些著作披露许多重要史实，对研究中共党史有重要参考价值，但不能不指出，有些回忆带有很大的倾向性，甚至歪曲事实。
        （３）研究性著作：〔１〕综论方面：这个阶段苏联史学界加强了对中共党史和中国现代史的宏观研究，组织集体力量编写多种通史著作，如远东研究所集体编著的《中共党史概论》（１９７２）、《古今中国史》（１９７４）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史概论》（１９８３）、苏联汉学家集体编著的《中国现代史（１９１７—１９２７）》（１９３３）和《中国现代史（１９２８—１９４９）》（１９８４）等。这些著作的基本内容都是中共党史，对历史记述得很详细，但从理论上作分析和概括不够。８０年代以前的著作对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持否定态度，以后的著作采取了客观记实的写法。
        〔２〕创立时期：苏联学者主要探讨了十月革命对中国的影响、２０年代初中国社会的思想斗争、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问题，比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Ｈ·Ｈ·格卢宁的《共产国际与中国共产主义运动的形成（１９２０—１９２７）》，载《共产国际与东方》（１９６９）、Л·∏·杰留辛的《关于社会主义的争论》（１９７０）、Ａ·И·卡尔图诺娃、Ｅ·Х·利瓦廖夫合著的《关于科学社会主义同中国工人运动的结合问题（１９１７—１９２１）》，载《苏共历史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８期、Ｋ·Ｂ·舍维廖夫的《中共成立史略》（１９７６）、Ａ·И·卡尔图诺娃的《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前夕中共在工人问题上的政策》（１９８３）等。
        这些著作引用大量史料比较深入地论证了中共成立的思想基础、阶级基础和组织基础。有的著作对中共创建作出了系统的叙述，对中共前几次代表大会的功绩和不足作出了分析和评价。但是不难看出，苏联学者过份强调共产国际和俄共（布）对中共的创建和其纲领的制定的帮助作用，忽视了中共成立的国内条件和中国共产党人结合中国革命实际，根据列宁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对中国革命基本问题进行的探索。
        〔３〕大革命时期：苏联学者主要探讨了大革命的性质、失败原因、历史地位、经验教训和对大革命结局的评价等问题。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Ｍ·Х·尤里耶夫的《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１９６８）、Л·∏·杰留辛的《中共政策中的农民土地问题（１９２４——１９２８）》（１９７２）、Ｈ·Ｈ·格卢宁的《国民革命前夕和革命时期的中国共产党（１９２１—１９２７）》（两册，１９７５）、Ｈ·Ｈ·格卢宁、Ｍ·Х·尤里耶夫合著的《关于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问题》，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５年第２期、Ｈ·Ｈ·格卢宁的《中共五大与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教训》，载《远东问题》１９７７年第２期、Л·Ａ·别列兹内的《关于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性质问题》，载《列宁格勒大学学报（东方学版）》１９８１年第１期、Ａ·Ｂ·梅利克谢托夫的《论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历史地位》，载《中国的社会与国家（论文集）》（１９８１）、Ｍ·Х·尤里耶夫、Ａ·Ｃ·科斯佳耶娃合著的《中国１９２５至１９２７年革命：问题和评价》（１９８５）等。
        这些著作中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为共产国际对中国革命指导的失误作辩解，否认共产国际应对大革命的失败负有一定的责任。同时在这些著作中，出现了更多地肯定大革命结局的积极方面、主张重新评价大革命结局的倾向。
        〔４〕土地革命时期：苏联史学界对这个时期的研究，没有前两个时期那样深入和广泛，主要探讨了中共六大的意义、立三路线与共产国际的关系、苏维埃运动失败的原因等问题。较有影响的著作是：Ａ·Ｍ·格里戈里耶夫的《中共历史上的重要里程碑》，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３年第２期、《中国革命运动的战略与策略问题（１９２７—１９３１）》（１９８０）、Ａ·Ｃ·季托夫的《为建立中国民族统一战线而斗争（１９３５—１９３７）》（１９８１）、Ｂ·Ｈ·格卢宁、Ａ·Ｍ·格里戈里耶夫合著的《共产国际与中国革命》，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９年第１期、３·Ｅ·迈斯特罗娃的《中国苏区革命政权的形成（１９２７—１９３７）》（１９８９）等。
        从这些著作中可以看出，在如何评价共产国际对华政策问题上，８０年代中期以前发表的著作与８０年代后期发表的著作有很大的不同，前者持全面肯定的态度，后者持分析的态度，观点发生了很大变化。
        〔５〕抗日战争时期：苏联学者对这个时期研究的很不够，发表著作不多，主要有：Ａ·Ｍ·杜宾斯基的《日中战争时期的苏中关系（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８０）、Ю·Ｍ·奥夫钦尼科夫的《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１９８５）、苏联学者集体编著的《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１９３７—１９４５）》（１９８８）等。前者叙述了苏联对中国抗战的援助，揭示了苏军在苏德、苏日战场取得的决定性胜利对中国抗日战争结局的影响，作者错误地认为中共领导人在战争后期同美国的接触有摆脱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倾向。次者从国民党政策演变角度考察了中国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与发展，作者对毛泽东提出的独立自主游击战方针不够理解，认为这种方针使国共关系复杂化了。后者客观地记述了抗日战争中的重大方针，着重分析了国统区、解放区和敌占区三者间的相互关系。
        此外，苏联学者还撰写一些关于苏联对华具体援助情况的著作，如Б·Ａ·鲍罗廷的《苏联对中国人民抗战的援助（１９３７—１９４１）》（１９６５）、Ａ·Ｍ·杜宾斯基的《苏联在远东的解放使命》（１９６６）等。这些著作详细列数了苏联援助的项目和数量，强调了援助的意义，认为苏联提供的援助有助于抑制部分国民党人的投降主义情绪，使中国留在反法西斯联盟队伍之内。
        〔６〕解放战争时期：苏联学者对这个时期研究的也很不够，发表的著作寥寥无几。主要有：Ｏ·Б·鲍里索夫的《苏联与满洲革命根据地（１９４５—１９４９）》（１９７５）、Б·Г·萨波日尼科夫的《中国人民解放战争（１９４６—１９５０）》（１９８４）和Ａ·Ｂ·梅利克谢托夫的《中国革命的胜利（１９４５—１９４９）》（１９８９）。其中影响较大的是鲍里索夫和梅利克谢托夫的著作。前者着重阐述了我东北地区在中国解放战争时期的作用，认为苏联把东北交给中共是为中国革命力量提供了一个在军事上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地区，为后来中国革命的胜利奠定了基础。后者突破了“胜利者是不受指责的”观念的束缚，“大胆地”对这个时期中共政策的演变作出了评述，提出一些新鲜观点，但多半有失偏颇。
        〔７〕社会主义时期：在这个研究阶段，中苏两党两国关系已经破袭，苏联一些学者根据苏共中央的旨意，有组织有计划地对中共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的路线、方针和政策以及毛泽东和毛泽东思想进行了全面的批判，他们发表了大量的论著，有的著作有一定的学术性，而绝大部分为政治宣传品。８０年代中期以后，中苏关系缓和，走向正常化，苏联史学界改变了反华立场和批判口气，有些学者开始研究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和政策，撰写一些介绍邓小平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如Ｍ·雅科夫列夫的《邓小平政治肖像》载《今日亚非》１９８９年第１期、Ю·Ｍ·加连诺维奇的《邓小平的个性、命运和政策》（１９８９）、Ｂ·Х·费奥克蒂斯托夫的《邓小平的著作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的理论源泉》，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社会主义”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２册（１９９１）等。总的来看，由于政治上的原因苏联史学界对这个时期没有作出专门的研究。因此也没有象样的学术专著问世，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也只是刚刚起步。
        〔８〕人物研究：苏联史学界在这个阶段加强了对中共历史人物的研究，对我党李大钊、陈独秀、张太雷、邓中夏、苏兆征、瞿秋白、蔡和森、彭湃、方志敏、彭德怀、林伯渠等２０几位人物的生平事绩作出了评价，发表论著近百篇（本）。如Ｂ·Ａ·克里夫佐夫、Ｂ·Ａ·克拉斯诺娃合著的《李大钊：从革命民主主义到马克思列宁主义》（１９７８）、Ｅ·Ｈ·谢米科夫的《李大钊——中国第一位马克思主义哲学家》（１９７９）、Ｍ·Ｅ·施奈德的《瞿秋白的创作道路》（１９６４）、Ｅ·Х·科瓦廖夫的《共产党人、国际主义者瞿秋白》，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４年第２期、Ｍ·Х·尤里耶夫的《炽烈的国际主义者、广州公社的领袖（纪念张太雷八十诞辰）》，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８年第３期、Ｔ·Ｈ·阿卡托娃的《邓中夏——中国工人运动的著名活动家》，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２年第３期、Ａ·Ｃ·季托夫的《苏兆征——中国工人的天才领袖》，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７９年第３期、Ａ·Ｂ·潘错夫的《为自由而奋斗的一生（纪念博古七十诞辰）》，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８２年第４期等。
        这些论著基本上都发表在６０年代中期到８０年代上半期，这个时期中苏两党处于对立状态，苏联学者撰写这些著作的目的，在于通过充分肯定这些人物在中国革命中的功绩和作用来批驳当时中共党史著作中突出毛泽东个人作用的做法。８０年代中期以后，苏联学者改变了对中国领导人的批判态度，不加评论地介绍了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等人的生平事绩，表明了中苏两党关系的和解。
       
        反思阶段，即前苏联解体后的俄罗斯中共党史研究（９０年代初至今）
        １９９１年９月苏联解体后，俄罗斯改变了国家政治制度，俄罗斯史学界摆脱了政治思想上的束缚，放弃了对共产国际和苏共对华政策的辩护立场，许多学者开始对自己以前的研究成果作出反思，对中共历史上的事件和人物重新作出评价。
        这个阶段因时间不长，还没有新的专著问世，但发表了许多披露重要史料的文章和有新见解的论文，如Ｃ·Ｈ·贡恰罗夫的《斯大林同毛泽东的对话》，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１年第６期和１９９２年第１、２、３期合刊、Ｃ·贡恰罗夫、Ｂ·乌索夫合著的《柯西金和周恩来在北京机场的会谈》，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５期和１９９３年第１期、Л·Ａ·别列兹内的《论１９２４至１９２７年革命的结局及其选择》，载《第二次全苏“中国与世界”学术讨论会报告提纲汇编》第２册（１９９１）、Ａ·Ｍ·格里戈里耶夫的《联共（布）和共产国际领导内部在中国政策问题上的斗争（１９２６—１９２７）》、载《远东问题》１９９３年第２、３期、Ｃ·Л·齐赫文斯基的《斯大林与毛泽东在１９４９年１月间的电报往来》，载《近现代史》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４、５期、Ａ·格里戈里耶夫、Ｔ·扎泽尔斯卡娅合编的《毛泽东谈共产国际和斯大林的对华政策》，载《远东问题》１９９４年第５期等。
        从这些文章中可以看出，这个阶段俄罗斯学者较重视发掘档案资料和当事人回忆录，试图依据可靠的史料纠正以往的片面性，更全面地阐明一些问题。
        另外，这个阶段，俄罗斯学者还发表不少评述中国改革开放政策和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文章，如Л·∏·杰留辛的《中国的改革与马克思主义》，载《东方》杂志１９９２年第５期、《社会主义思想与资本主义实践》，载《今日亚非》杂志１９９３年第１０期、《邓小平与社会主义现代化理论》，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５期、Ｂ·波尔加科夫的《邓小平与中国改革政策》，载《远东问题》杂志１９９４年第６期等。
        这些文章以及上面披露重要史料的文章，也说明俄罗斯史学界，对中共党史的研究的侧重点，已从民主革命时期转到社会主义时期，开始重视对邓小平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的研究，以及对邓小平理论与毛泽东思想的比较研究。
        （未完待续）
     

转自《国外中共党史研究动态》1995年04期第017-022,030页
    

责任编辑：刘悦  钟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