程中原

    张闻天（1900-1976）是从遵义会议到抗战初期的中共中央总书记。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巨大贡献，铸就了他崇高的历史地位。但是，由于种种原因，他毕生为党和人民建立的功绩，他的理论创造，远未被广大党员干部特别是青年所了解。在纪念中国共产党成立九十周年之际，这种状况理应有所改变。本文从十个方面评述这位无产阶级革命家一生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重大贡献和理论创造，以便比较全面地认识他在中共党史上发挥的重要作用，评价他在中共党史上应有的重要地位。
    一、在五四运动中，张闻天是青年学生中自觉积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第一人，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
    
    在五四运动中，张闻天是南京河海工程专门学校最活跃的学生之一。1919年8月19日至21日，他在《南京学生联合会日刊》第50号至52号上发表《社会问题》一文，明确提出要用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来“进窥”即观察中国社会的变迁，研究中国的社会问题及解决这些社会问题的途径。他还用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关于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四个时代（亚细亚的、古代的、封建的和现代资产阶级的）的学说来分析中国现代社会的“四大变动”，指出辛亥革命取得的进步被袁世凯和北洋军阀废弃了，中国依旧退回到了封建专制时代。他明确提出解决中国社会问题的办法是“革命”。“革命的目的自然是去士大夫阶级”，革命的方式“大约是同欧洲旧式的革命差不多”，“不过起革命的要是劳农界人（就是工人和农人）。”不仅如此，张闻天还明确论述了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分两步走的思想，说“劳农界人去士大夫阶级的革命”取得胜利，“实行普选的民主政治”，“这是吾们第一步的办法”；在民主革命成功之后，“再讲第二步”，即社会主义革命，并简明扼要地阐述了科学社会主义的涵义。在这之后，此文还摘录了《共产党宣言》第二章中的十条纲领，突出地宣传了共产主义理想。
    我们知道，载有李大钊《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的《新青年》“马克思研究号”因印刷延误是在1919年9月问世的。在张闻天公开摘录“十大纲领”之前，只有成舍我于同年4月在《每周评论》上摘译、谭平山于同年５月在《新潮》上择要介绍过，张闻天的全文摘录是中国早期介绍《共产党宣言》的重要文献之一。在全国先进青年中，在当时各地青年的报刊上，居于最前列。
    在五四时期，张闻天在文学创作、翻译、理论方面均有突出建树，是现代文学史上第一代革命文学家之一。
    张闻天首先以翻译家现身文坛。他先后在当时中国最有影响的报刊《小说月报》、《民国日报·觉悟》、《东方杂志》上发表了译述《托尔斯泰的艺术观》、《泰戈尔对于印度和世界的使命》、《勃兰兑斯的拜伦论》、《波特来耳研究》、《文化与幸福》、《苏维埃俄罗斯政策之发展》；长篇论文《王尔德介绍》、《哥德的<浮士德>》等。当时中国最著名的出版社商务印书馆和中华书局出版了他的译著西班牙《倍那文德戏曲集》（与沈雁冰合译）、俄罗斯安特列夫的《狗的跳舞》、科罗连柯的《盲音乐家》、法国柏格森的《笑之研究》、《柏格森之变易哲学》、意大利唐南遮的《琪俄康陶》，还有《但底与哥德》（与胡愈之、黄幼雄译著合编），总共有七种之多。他创作的长篇小说《旅途》在《小说月报》连载一年并由商务印书馆出版；三幕话剧在《少年中国》杂志上刊登并由中华书局出版。他在《小说月报》、《东方杂志》上发表的短篇小说《逃亡者》、《飘零的黄叶》等也很有影响。他还发表长篇论文，支持倡导和创作革命文学的主张。在当时，张闻天就是有名的“少年文学家”。他从美国留学回来以后，又同萧楚女、杨闇公等共产党人一起，在重庆传播新文化，开展反帝反封建的斗争。邓小平在张闻天追悼大会致悼词，赞扬张闻天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热情战士”。这是很恰切的评价。
    二、张闻天积极参加三十年代初中国社会性质论战，是这场论战中马克思主义者取得胜利的奠基人。
    
    正当中国共产党人在大革命失败的血泊中站起来，高举土地革命的旗帜，组织工农红军，创建农村根据地的时候，取消派却提出《中国共产党左派反对派纲领》，污蔑土地革命运动“只是冒险和高调”，指责在农村组织红军、创立根据地是“官僚的冒险主义政策”。他们还著书撰文论证中国社会性质是处在资本主义发展时期，作为其政治纲领的理论基础。张闻天连续著文批驳取消派的谬论。他的《是取消派取消中国革命，还是中国革命取消取消派？》一文，从政治上、策略上批驳了“左派反对派”；他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则从理论上进行分析，通过学术论辩驳倒取消派政治策略所赖以建立的理论基础。指出：“在目前的情势之下，中国资本主义的独立发展的前途是没有的。”中国当时的社会性质还是“半殖民地半封建”。因此，“目前中国的革命还是民主资产阶级性的”，“土地革命的主要内容，是在打倒帝国主义与消灭封建剥削。”针对取消土地革命的主张，张闻天特别强调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的不可超越性，指出：“在以社会主义革命为目的之中国无产阶级，绝对不能跳过这一民主资产阶级革命的阶段。谁想跳过这一阶段，谁就会使中国目前的革命，遭到严重的失败，谁也就不能取得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张闻天的论文是关于中国社会性质论战的最完整而且较深刻的著作。张闻天是中国社会性质论战胜利的奠基人。
    三、张闻天是“左”倾错误领导集团中起来反对“左”倾错误的第一人。
    
    在1932年10月27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张闻天在“目前形势”报告中首先提出：“党内‘左’倾情绪的增长，自北方会议之后，的确是值得我们注意的。”并说：“在革命危机在全国增长中‘左’倾是容易发生的。”会后三四天，他即写出《文艺战线上的关门主义》，在党中央机关报《斗争》上发表。此文批评文艺战线上“左”倾错误的两种主要表现：策略上的宗派主义和理论上的机械论。指明“使左翼文艺运动始终停留在狭窄的秘密范围内的最大的障碍物，却是‘左’的关门主义。”接着，他又发表了《论我们的宣传鼓动工作》，尖锐批评脱离群众、脱离实际的“左”倾教条主义的毛病，并用“党八股”一语加以概括。这两篇文章说明张闻天开始了从犯“左”倾错误到反对“左”倾错误的自觉的转变。从政治上看，是临时中央内以张闻天为代表，在文艺、宣传等局部开始对“左”倾错误有所认识、并开始承认中间力量的存在及其进步作用，开始在某些局部否定共产国际、斯大林及临时中央将中间力量视为“最危险的敌人”因而实行“打击中间力量”的策略。这是一个极其了不起的转变的开端。
    四、张闻天对遵义会议的召开和第一次历史转折的实现，作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在危急关头，同毛泽东、王稼祥等一起，挽救了党，挽救了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张闻天在遵义会议上被推选为中共中央总书记，是历史的选择。
    在中央苏区，张闻天在经济、政治、文化教育的方针政策方面，在关于统一战线、关于粉碎第五次“围剿”的战略、策略和对于福建事变和十九路军的方针等方面，同“左”倾中央主要领导发生了尖锐的分歧和争论，并逐步同毛泽东走到一起。中央红军长征出发前，张闻天在《红色中华》报上发表署名社论《一切为了保卫苏维埃》。这篇社论实际上否定了“左”倾军事路线进攻中的冒险主义、防御中的保守主义、退却中的逃跑主义，提出并阐明了灵活运用各种斗争方式，尤其是退却、缩短战线、转移地区的方式，保存有生力量争取胜利的观点。这篇社论被称为宣告进行长征的“战略社论”。
    在长征出发时，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走在一起，组成反对李德、博古错误领导的“中央队三人团”，“给遵义会议的伟大胜利放下了物质基础”。（张闻天：《从福建事变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文献》，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78页。）

        在长征途中，张闻天同毛泽东、王稼祥一起同李德、博古的错误军事指挥进行了争论。过了老山界，张闻天他们在政治局内部公开批评中央军事指挥的错误。指出：第五次反“围剿”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的错误造成的。此次撤出苏区的突围又成为惊惶失措的逃跑。在红军战略行动方针问题上，李德、博古坚持原议，认为只有到达湘西同红二、六军团会合，才能放下行李打仗消灭敌人，也是错误的。中央红军到达湘西通道地区时，张闻天了解战局变化后，即与毛泽东商量，提出转向贵州进军、建立川黔边根据地的建议。到达黎平以后，张闻天与毛泽东在政治局会议上就战略方针问题同李德、博古进行了激烈争论。实现了通道会议提出的“转兵”任务，并决定到遵义地区后开会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事指挥上的经验教训。在黄平橘林同王稼祥谈话，张闻天又提议由毛泽东担任军事指挥。十天后召开的猴场会议，决定强渡乌江。会后行军途中，又停止了李德的军事指挥权。所有这一切，为遵义会议的召开，做好了思想上、组织上的准备。
    在遵义会议上，在博古作报告、周恩来作副报告后，张闻天首先站出来作反报告——反对中央领导单纯军事防御路线的报告。他预先按照中央队三人团讨论的意见、主要是毛泽东的观点起草了一份“提纲”。张闻天的反报告旗帜鲜明而又全面系统地批评了第五次反“围剿”和西征途中的错误军事领导，为遵义会议彻底否定单纯防御军事路线定下了基调。在张闻天作反报告以后，毛泽东作了一个多小时的重要发言，深刻地分析了错误军事路线的症结所在。紧接着王稼祥发言，支持张闻天的反报告和毛泽东的发言，并提出由毛泽东来指挥红军。
    1935年1月17日遵义会议结束时，决定推选毛泽东为常委，指定张闻天起草决议。1935年2月5日晚，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鸡鸣三省地域云南省威信县水田寨附近的小村庄花房子，中央常委讨论分工，决定由张闻天取代博古，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在党内负总的责任。
    张闻天临危受命，担任总书记后，立即担负起完成历史转折的重任。在毛泽东等的支持下，团结中央政治局和中央军委，在前往扎西途中，一路行军，一路开会，及时贯彻遵义会议精神，作出一系列重要决定，完成遵义会议预定的任务。2月5日晚，张闻天即致电中央苏区领导同志，依据遵义会议精神对中央苏区的战略方针问题作出明确答复，并对中央苏区领导机构的调整作了明确指示；2月7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按照变化了的情况，对中央红军的战略方向作出新的改变，决定放弃渡河计划，回兵黔北，“以川滇黔边境为发展地区”；2月8日，张闻天起草的《遵义会议决议》经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2月9日，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了红二、六军团的战略方针和组织问题，作出决定，及时电告；同一天，张闻天在扎西镇江西会馆主持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出红军部队实行缩编的决定，要求通过缩编充实各连队的战斗力；2月10日，张闻天在中央军委纵队干部会上作遵义会议精神的传达报告，并即发长电将遵义会议决议大意及时向中央苏区、红二、六军团、红四方面军传达。就这样，张闻天在担任总书记后的几天里，就非常及时地传达了《遵义会议决议》，并建立起新的中央领导同各主要苏区和各红军部队之间的关系，为对全党全军实行集中统一领导确立了基本的组织保证。2月16日，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发布了《告全体红军指战员书》，更广泛地传达、宣传“转兵”、“缩编”重大决策，阐述《遵义会议决议》中关于运动战的原则。这一切为二渡赤水，重占遵义，取得长征以来第一次大胜利——娄山关大捷，奠定了精神的和物质的基础。
    二占遵义以后，张闻天提议毛泽东担任前敌总指挥。以后，张闻天又采纳毛泽东的意见，组成周、毛、王新“三人团”（又称“三人军事领导小组”）指挥军事，使毛泽东成为实际上的中央红军军事统帅。中央红军在毛泽东指挥下，经过三渡、四渡赤水，抢渡金沙江等战斗的胜利，跳出了敌人的包围圈。5月上旬，张闻天又主持会理会议，肯定毛泽东的运动战方针，赞扬新三人团指挥有方，克服离心倾向，使毛泽东的军事领导地位进一步得到巩固，毛泽东的运动战思想为大家接受。
    五、张闻天和毛泽东紧密合作，战胜张国焘的逃跑主义和分裂主义，领导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取得二万五千里长征的伟大胜利。
    1935年6月中旬红一、四方面军在懋功地区会师之后，北上和南下两种战略方针存在严重分歧。张闻天和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坚持北上的正确方针，反对张国焘的南下的逃跑主义方针。张闻天主持了6月26日的两河口会议，通过了他起草的《关于一、四方面军会合后的战略方针的决定》。要求集中力量向北进攻，在运动战中大量消灭敌人，创造川陕甘苏区根据地。两河口会议后，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朱德等率领中共中央和军委翻越大雪山，耐心等待，团结争取张国焘共同北上。以后，又经过7月芦花会议、8月沙窝会议、毛儿盖会议，对张国焘采取了特殊的、十分忍让的方针，同时又很有策略也十分有力地抵制和批评了他的西进、南下的错误方针。张国焘玩弄两面派手法，拒不执行东出、北上计划，竟在9月9日发密电命令右路军“南下，彻底开展党内斗争”（密电内容据1937年3月中共中央会议记录中毛泽东的发言，转引自《周恩来年谱（1989-1949）》，人民出版社、中央文献出版社1989年版，第291页。）面对张国焘的分裂阴谋，张闻天与毛泽东等断然决定撤离险境，立即北上。9月10日，发布《共产党中央为执行北上方针告同志书》。9月12日，张闻天主持俄界会议，作出《关于张国焘同志错误的决定》。张闻天与毛泽东一起带领党中央机关和红一方面军于1935年10月19日进驻吴起镇，结束了一年来无后方流动作战的状况，胜利完成了长征。此后，张闻天领导中共中央又同公开打出分裂旗号，另立中央的张国焘反党分裂活动进行坚决的同时又是富有策略的斗争，经过一年多艰苦复杂的斗争，终于迫使张国焘取消另立的“中央”，于1936年10月实现了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至此，以张闻天为总书记、毛泽东为红军最高统帅的第一代中央领导核心在全党全军的领导地位完全确立。
    六、日本军国主义侵入华北，“中华民族到了最危险的时候”。在此民族危亡的时刻，张闻天和毛泽东等一起，领导党和红军，实行从土地革命战争到抗日民族战争的战略转变，确立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促成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实现了国共第二次合作，从而为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武装力量与根据地的发展壮大，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中央红军进入陕北以后，在吴起镇中央政治局会议（1935年10月22日）上，张闻天就指出，现在面临的新的任务是“把反帝与土地革命直接联系起来”，将土地革命战争“变为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率中央机关到达瓦窑堡后，张闻天又召开中央会议，进一步指出：要巩固和扩大陕北苏区成为领导民族革命战争的中心。并发表宣言，作出决定，指出：“目前陕甘苏区党前面最迫切的任务”，是“扩大与巩固陕甘苏区，准备同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是由反蒋战争进到反日战争”。还撰文指出：“放在中国共产党面前的中心问题，就是经过怎样的一些转变的环子，怎样灵活的运用广泛的统一战线的策略，推动广大群众的不满到抗日反蒋的实际行动，并引导这些行动走上直接的民族革命战争的道路。”
    此后，张闻天主持政治局扩大会议专门讨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侵略的策略问题”，主持发布了《抗日救国宣言》，提出共同组织抗日联军与国防政府，提出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强调建立“反对最主要敌人”的最广泛的统一战线的指导思想。紧接着，又作出改变对富农策略等一系列纠正过去“左”倾政策的实际步骤。拉开了从内战到抗战的伟大转变的序幕。
    1935年12月17日至19日，张闻天主持召开了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起草并通过了瓦窑堡会议决议，确定并系统地阐明了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路线。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系统阐述了瓦窑堡会议的精神。张闻天同毛泽东配合合作，采取转变白区工作方针、联合地方实力派（首先是东北军）等一系列具体步骤，组织各条战线实行政策策略的转变，加强统一战线的工作。随着形势的发展变化，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又很快地进行了政策调整，适时地把“反蒋抗日”改变为“逼蒋抗日”以至“联蒋抗日”的方针，把“人民共和国”的口号改变为统一战线的“民主共和国”的口号，并开始了同国民党再次合作的接触和谈判。
    1936年双十二事变爆发，13日上午，张闻天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他从对西安事变矛盾性质与发展趋向的正确分析出发，提出我党处理事变的根本战略方针是“把局部的抗日统一战线，转到全国性的抗日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要转到合法的登上政治舞台”。他明确表示，在政权问题上，我们“不采取与南京对立方针。不组织与南京对立方式（实际是政权形式）”。至于对蒋的处置，张闻天明确主张“对妥协派应尽量争取，与分化、孤立”，“尽量争取南京政府正统”。在19日的会议上，张闻天赞成处理西安事变“分两手”的策略，并把这两手概括为“和平调解”和“防御战”，确定为争取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基本途径，还明确表示，不能采取苏联的立场。会后形成的两个重要文件（分别由张闻天和毛泽东起草），确定了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纲领和具体方案。21日中央书记处的电报进而确定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关键一着——“放蒋”，即在六项条件下“成立和平”、“恢复蒋介石之自由”。
    在“放蒋”、“扣张”后西北上空战云密布的复杂惊险局面中，张闻天同毛泽东、周恩来等一起，采取正确对策，一方面用各种办法策动各方调停，维护国内和平，一方面令红军出陕南，与张、杨三方面团结一致“真正地硬一下”，“使中央军不敢猛进”。不仅如此，张闻天还以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身份，亲自来到十分险恶的西安，与周恩来、博古，与彭德怀、任弼时、王稼祥、杨尚昆等共商对策。同时与在后方的毛泽东、朱德等电报往来商量。最终决定改变打起来也不参加的方针为“［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位一体，进则同进，退则同退”争取最后的和平的方针。中共中央的决策使友军深为感动。三方最高军事会议终于作出了坚决促进和谈成功的决定。
    西安事变和平解决以后，张闻天起草了《中共中央给国民党五届三中全会电》，提出“停止一切内战，集中国力，一致对外”等五项国策，表示在此前提下中共愿作出四项保证。此后，正式重开国共合作谈判。张闻天同毛泽东一起领导了持续半年、跌宕起伏的谈判。从周恩来、叶剑英在西安同国民党代表的谈判，到周恩来同蒋介石在杭州的首次会谈，在庐山的再度会谈，到七七卢沟桥事变后周恩来、博古、林伯渠到庐山与蒋介石的三度会谈，8月上旬周恩来、朱德、叶剑英飞抵南京出席国防会议并同蒋介石进行第四次会议，所有这些谈判，张闻天都自始至终参与了直接的领导。张闻天不仅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或常委会议讨论谈判的原则、条件和具体方案，而且在谈判开始前和进行中，根据形势的变化和谈判的情况，就谈判的立场、方针、内容、策略、条件（例如红军改编后的编制、人数、组织领导、指挥系统、人事安排、经费、防地、作战方针等）给前方的周恩来等及时去电作出明确具体的指示。这许多电报绝大部分系“洛毛”签发。谈判结果，不仅达成陕北红军改编为八路军、设总指挥部的协议，还达成将长江南北的红军改编为新四军，在南京出版中共机关报《新华日报》，在南京、武汉等大城市设立中共代表团和八路军办事处，释放政治犯等协议。谈判取得的成果，在红军、苏区方面，保证了共产党的绝对领导；在国共两党关系方面，共产党取得了公开合法地位又保持了独立性。这就为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武装和根据地在抗日战争中不断发展壮大，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和思想基础。张闻天为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成立，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建立所起的重要作用，是他一生对党和人民，对中华民族作出的最大的历史贡献之一。
    七、张闻天在延安整风运动中，深刻地检讨“左”倾错误，自觉地提出“还账”和“补课”的请求，亲自率领农村调查团，深入陕北、晋西北进行调查研究，不仅写出大量高水平的调查报告作为中央决策参考，而且写出《出发归来记》那样深刻的总结。他用实际行动为全党同志做出了接触实际、联系群众和自觉开展自我批评的榜样。
    八、在建国前夕，张闻天科学分析东北经济构成，提出东北经济建设基本方针，对新中国建立后的经济建设方针提供了重要的决策参考，具有普遍的指导意义。
    经过调查研究，科学分析，张闻天指出，东北经济由六种经济成分构成，这就是：国营经济、合作社经济、国家资本主义经济、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小商品经济、秋林经济（苏联在东北开办的公司称“秋林公司”。秋林经济是当时东北所有的外资经济。）东北经济建设的基本方针应是：“以发展国营经济为主体，普遍地发展并紧紧地依靠群众的合作社经济，扶助与改造小商品经济，容许和鼓励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尤其是国家资本主义经济，防止与反对商品的资本主义经济所固有的投机性和破坏性，禁止与打击一切有害于国计民生的投机操纵的经营。”（《张闻天选集》，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416页。）

          九、1959年7月21日，张闻天在庐山会议上发言，系统批评了“大跃进”、人民公社化运动的“左”倾错误，深入分析了产生错误和缺点的主观原因，探讨了中国社会主义建设的根本指导思想和重要理论问题。张闻天的庐山会议发言是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对“大跃进”以来的经验教训进行的全面、深刻、科学的理论总结，是对中国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从经济上、政治上、思想上进行的科学概括。这篇发言又是反对个人崇拜、争取党内民主的光辉篇章。这篇发言是当时中国共产党内正确思想和方针的代表，它不仅在当时有着尖锐的现实针对性，而且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都有指导和警戒的意义。这篇发言所表现出来的张闻天的科学理性精神和无私无畏的革命气概，更为所有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高级干部树立了榜样。
    十、张闻天在庐山会议受到错误打击，在“文化大革命”中遭到迫害，但仍然忠诚于共产主义理想和党的事业，坚持对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探索。他在经济研究所的调查报告和读书笔记，他在“文革”中写的肇庆文稿，是批判“左”倾错误的光辉篇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丰碑。他的理论创造，说明他是一位中国社会主义道路的伟大探索者，是呼唤社会主义新时期的一位杰出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家。
    上述十点，主要是着眼于他的丰功伟绩和理论建树来讲的。他的道德、品格，更为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所推崇。我想套用古人关于“三不朽”的标准来对张闻天在中共党史上的巨大作用和历史地位作一简要的概括：古人说“立德”、“立功”、“立言”，“虽久不废，此之谓不朽”。（《左传﹒襄公二十四年》。）这“三不朽”被视为伟大人物的标准。张闻天达到了永垂不朽的这三个标准。张闻天令人景仰，让人钦佩的，不仅是他在民族、国家和党危急存亡的时候立下的功，还在于他处于逆境中立下的德和言。在庐山会议形势逆转时，他的忠言直谏；在撤职罢官后，他的集市贸易意见书、生产关系两重性论文和政治经济学笔记；在“文化大革命”狂潮中，他为“六十一人叛徒集团案”独自承担责任；在流放生活中，他写下批判“左”倾错误、探索社会主义道路的“肇庆文稿”。在可以推诿的时候，他不推诿；在可以苟且的时候，他不苟且；在明知前途充满风险的情况下，他实事求是，坚持真理；在人身自由被剥夺的情况下，他依然不倦地进行理论创造。从庐山发言到肇庆文稿，张闻天在逆境中写下的这些著作是探索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最早的、不可多得的理论成果,代表了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认识的最高水平。现在以至多少年后，人们还可以享用张闻天奉献的宝贵精神财富。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共中央为他平反昭雪，高度评价他在中共党史上的作用，肯定他在中共党史上的地位。江泽民肯定他是“忠诚的马克思主义者和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江泽民同志致刘英同志的信》，《人民日报》1990年8月30日。）杨尚昆称赞他是“共产党人的楷模，革命知识分子的典范”。（杨尚昆：《纪念张闻天同志》，《人民日报》1990年8月30日。）
    文章来源：《北京日报》2011年2月14日。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