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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民族之林中，中华民族的历史感可以说是比较强的，历来有后朝人为前朝人修史的传统，积累了丰富的文化典籍。在学术思想史方面，前人为我们留下大量的精品佳作。庄子著《天下篇》，荀子著《非十二子》，韩非子著《显学》，司马谈著《论六家之指要》，朱熹著《伊洛渊源录》，朱熹、吕祖谦著《近思录》，黄宗羲、黄百家、全祖望著《宋元学案》，黄宗羲著《明儒学案》，江藩著《国朝宋学渊源记》，章太炎著《訄书》，梁启超著《清代学术概论》和《中国近三百年学术史》，皆为学界称道。这些学术思想史名著为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提供了必要的前提，但不能把它与中国哲学史等同起来，因为后者出现较晚。只有哲学在中国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以后，才具备了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条件。1919年以后，中国哲学史方从中国学术思想史中脱胎出来，有了学科建设的发展史。 “中国哲学史”的称谓出现于20世纪初叶。1912年，京师大学堂设立中国哲学门，便以“中国哲学史”为主干课程。初期讲授“中国哲学史”的学者，有陈黻宸、陈汉章、马叙伦等人。他们讲授的课程，名为“中国哲学史”，实际上讲的还是学术思想史。他们没有树立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也不掌握哲学史研究方法，没有真正进入中国哲学史领域。陈黻宸说：“儒学者，乃哲学之轨也。”［2］北京大学哲学系的第二届学生冯友兰在《三松堂自序》中这样描述陈黻宸讲授中国哲学史的情形：“给我们讲中国哲学史的那位教授，从三皇五帝讲起，讲了半年，才讲到周公。我们问他：照这样的速度讲下去，什么时候可以讲完。他说：‘无所谓讲完讲不完。若说讲完，一句话可以讲完。若说讲不完，那就永远讲不完。’”［3］按照冯友兰的描述，陈黻宸所讲的内容，显然不能算是中国哲学史。 谢无量是第一位编写题为《中国哲学史》著作的学者。不过，他写此书的时候，也没有认清哲学的学科性质。他的看法与陈黻宸相近。他说：“儒即哲学，伎即科学。官学失散，乃谓之儒学，谓之道学，谓之理学，佛氏谓之义学，西方谓之哲学，其实一也。”［4］谢著《中国哲学史》，中华书局1916年出版，此书虽名为中国哲学史，实则为中国学术史。作者没有树立哲学学科意识、问题意识与方法意识，仍沿用以往的学案体例，对每个思想家的言论做了一些梳理，并没有从哲学角度做理论分析和评判。诚如胡适所批评的那样，此书不够“哲学”，算不得名副其实的中国哲学史著作。 此时“中国哲学史”学科，只有其名，尚无其实。陈黻宸、谢无量等人可以称得上建立中国哲学史学科的先驱，但他们毕竟没有真正迈入中国哲学史研究领域。近年来有人反对“胡话胡说”，主张“中话中说”，主张回归陈黻宸、谢无量的讲法，重现所谓“原汁原味的中国哲学史”。笔者认为，这种主张不切实际，对于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没有任何益处。哲学是不断发展的学科，与此相应，哲学史也是不断发展的学科；因而哲学史的研究方法，亦需要不断地探讨和创新。若想“回到陈黻宸或谢无量”，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3在西方，哲学学科意识是在近代明朗起来的。在中国，对于哲学学科意识的自觉，则是在现代逐步明朗起来的。在西方17世纪，哲学便成为独立学科；而在中国，20世纪初哲学才成为独立学科，中国哲学家的哲学学科意识，是借鉴了西方哲学的理论思维成果而形成的，走了一条捷径。最初意识到哲学并非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关于世界观和人生观的学问的学者，就是蔡元培。他是第一个在国外获得哲学博士学位的中国人。1912年，他在留学德国期间，撰写了《世界观与人生观》一文，发表于在巴黎出版的《民德杂志》创刊号上，1913年4月《东方杂志》第9卷第10号全文转载。从此文可以看出，他对哲学学科性质有了新的认识。他不再把哲学理解为“综合之学”，而是理解为各门具体学科分化出去之后的独立学科。 1915年，他应商务印书馆的邀请，在国外撰写《哲学大纲》一书。他参考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观点，树立了这样一种哲学观：“哲学为学问中最高之一境，于物理界及心理界之知识，必不容有所偏废，而既有条贯万有之理论，则必演绎而为按切实际之世界观及人生观，亦吾人意识中必然之趋势也。”［5］123在后来出版的《简易哲学纲要》一书中，他对哲学学科性质做了这样的解释：“哲学是人类思想的产物，思想起于怀疑，因怀疑而求解答，所以有种种假定的学说。……一经哲学家考察，觉得普通人所认为业已解决的，其中还大有疑点；于是提出种种问题来，再求解答。……初以为解答愈多，问题愈少。那知道问题反而随解答而增加。几千年来，这样的递推下来，所以有今日哲学界的状况。”［5］395 我们从这段话可以看出，蔡元培已经自觉地意识到哲学的学科性质。他已经认识到，在各门学科独立发展起来以后，哲学作为一门学科，不再是包罗万象的学问，而是不断深化的理性思考方式。他对哲学的看法，突出问题意识和怀疑精神，透出一种理性主义的眼光，折射出“五四时期”的时代精神。他强调，哲学处在发展的过程中，不是僵化的教条，任何停止的论点都站不住脚，谁也不能以为自己达到了顶峰。至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他清楚地意识到二者之间的区别，但不同意把二者对立起来。他认为：“科学与哲学，不是对待的，而是演进的。”［5］311科学为哲学提供前提，但人类自有一种超乎实证科学的世界观和人生观的要求。科学出现后，哲学依然有独立的发展空间。蔡元培把哲学研究的问题概括为三个：一是认识问题，涉及认识的起源、认识的适当、认识的对象等内容；二是偏于世界观方面的原理问题，涉及实在论、生成论等内容，由此形成“理论的哲学”；三是偏于人生观方面的价值问题，涉及价值、伦理、美感等内容，由此形成“实际的哲学”。他还指出，以科学为前提的现代哲学，同古代哲学的区别在于：不再受到宗教的限制，甚至具有取代宗教的功能。他大力主张“以美育代宗教”。概括起来，蔡元培对哲学学科的看法有三个要点：第一，哲学是关于认识论的学问，应当诉诸理性，讲究逻辑证明，不能建立在“圣言量”上面，不能以引证代替论证。第二，哲学是关于世界观的学问，提出一种关于世界总体的理论。第三，哲学是关于人生观的学问，帮助人们树立一种指导人生实践的价值理念。基于对哲学学科的新认识，蔡元培在任北京大学校长期间，创办了中国大学中的第一个哲学系。他的哲学观为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奠立了理论基础。 4在现代中国，最初迈入中国哲学史领域的学者，是蔡元培、胡适、冯友兰等一批在西方接受过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在他们之后，有些在本土完成哲学理论思维训练的学者，如张岱年等人，也加入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者的队伍。这些学者同陈黻宸、谢无量等人的区别在于，都有自觉的哲学学科意识，不再沿用学术思想史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都努力探索哲学史的研究方法和表述方式，真正开启了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之路。 蔡元培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中国哲学史的编写，但正是由于他倡导自觉哲学学科意识，才使中国哲学史学科建设成为可能。他是中国哲学学科建设的强有力的推动者。正是他，对中国哲学史课程加以改革，大胆起用刚刚从美国回来专治哲学的胡适担任主讲教师。胡适以哲学学科意识为指导，更新教学内容，把中国哲学史同中国学术思想史区别开来。他撰写的《中国哲学史大纲》（卷上），1919年由商务印书馆出版，是在中国哲学史学科初建阶段取得的第一项成果。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