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旗》发表谭震林重要文章的前前后后
    

雷声宏
    

    一九七八年十一月，邓小平同志对谭震林同志的重要文章《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与毛泽东思想的发展》作了重要批示：
    “我看这篇文章好，至少没有错误。我改了一下，如《红旗》不愿登，可以送《人民日报》登。为什么《红旗》不卷入?应该卷入。可以发表不同观点的文章。看来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1]
    邓小平的批示，拨正了《红旗》的根本方向，推动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大讨论，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和深远的历史意义。下面，我作为组稿人之一和责任编辑，对谭震林的文章发表前后的曲折过程及邓小平对谭震林文章的批示的作用和影响，作一个历史的回顾。
    (一)
    一九七八年五月十日，中共中央党校《理论动态》刊登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十一日，《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名义发表了这篇文章。当天，新华社向全国转发。十二日，《人民日报》及全国各大报刊予以转载。一场关于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在全国轰轰烈烈地展开。
    面对这种情况，有的中央领导同志采取了“不介入”的态度。五月十八日，分管宣传工作的党中央副主席，在人民大会堂找熊复同志谈话，传达中央决定，让熊复接替王殊同志出任《红旗》杂志总编辑，同时指示熊复：《红旗》杂志不要介入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并强调把要把它作为宣传工作的一条纪律来遵守。
    熊复就任《红旗》杂志总编辑之后，严格按照这位副主席的指示办事，所发文章一律不涉及真理标准的讨论。但是，作为党中央理论刊物的《红旗》杂志，对思想理论战线上如此重大的讨论竟然不表态，引起了社内外群众的议论和不满。当时一位湖南的同志对我讲：对真理标准的讨论，全国各省市都表了态，只有台湾省和湖南省没有表态；全国各报刊都表了态，唯独《红旗》没有表态。可见，《红旗》杂志的处境多么孤立和被动。
    正在这时，即八月十七日，《红旗》杂志编辑部负责人陆德生找到我和张炯、陈素琰[2]，我们三人都是编辑部文化组的成员，他布置我们约请谭震林[3]同志写一篇关于井冈山斗争的回忆录，打算在《红旗》杂志九月号上发表，用以纪念毛泽东同志逝世两周年。
    我们接受任务之后，查阅了一些有关井冈山斗争的历史资料，按照事先约好的时间，于十九日上午来到谭震林同志家。谭震林热情地接待了我们。当我们说明了来意之后，他笑着对我们说：“《红旗》约我写文章，那很好呀!不过，我不能光写回忆录，我要通过回忆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来阐明毛泽东思想的形成和发展，并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
    紧接着，谭震林详细地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情景：一九二七年九月秋收起义之后，毛主席亲自率领工农革命军开辟了以井冈山为中心的湘赣边界根据地，到一九二九年一月红四军离开井冈山地区，挺进赣南、闽西为止，经历了一年零三个月的艰难曲折的斗争。正是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形成了毛泽东思想的一系列重要原理。毛主席开创了农村包围城市，依靠农村积蓄和发展革命力量，最后夺取城市的道路；他把武装斗争、土地革命和革命根据地的建设密切结合起来，并且确立了人民军队的建军原则和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制定了土地革命的纲领和根据地建设的各项政策。毛主席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中形成的正确思想，对无产阶级建党、建军、建政学说都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而这些正确思想正是来源于实践、经过实践检验是科学的真理。
    谭震林在井冈山斗争时期担任过湘赣边界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主席，后来又接替毛泽东任湘赣边界第二任特委书记，对井冈山斗争历史如数家珍，历历在目。他一提到这段历史，心情非常激动，滔滔不绝地回忆了井冈山斗争的若干具体事例，大约谈了近三个小时，我们作了详细纪录。最后他说：由于他工作太忙，要让我们按照他谈话的观点和材料代他起草初稿，我们当然不好推托。他还向我们提出要求：“你们起草这篇文章时，也要遵循认识来源于实践、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这个原理，亲自到井冈山去走一趟，深入实地进行调查研究，增加感性认识，这样才能把文章写好写活。”我们也可以借机游览革命圣地井冈山，自然是十分乐意的。
    根据谭震林的谈话精神和要求，我们作了多次研究，拟定了调查提纲和写作提纲。由于写作内容发生了变化，原定在《红旗》杂志九月号上版的计划只好后延了。后来，文章改为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
    (二)
    
    经编辑部领导批准，作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我们三人于九月十六日离开北京，踏上了调研之旅。第一站到达长沙，湖南省委宣传部接待了我们。在长沙市，我们瞻仰毛主席在长沙从事革命活动的纪念地，查阅了有关的党史资料并邀请有关同志进行座谈，随后又到毛主席故居韶山参观访问，并沿着毛主席当年开辟井冈山根据地的战斗道路前进，直奔井冈山。每到一站，停住几天，在当地党组织的配合和支持下，瞻仰革命遗址，实地调查访问，查阅资料，进行座谈，直到十月三日，才调查完毕，途经南昌飞回北京。历时半个多月。沿途所获材料甚丰。这次调研，加深了我们对井冈山斗争的历史和毛主席伟大革命实践的理解和认识。
    十月初我们回京之后，根据谭震林谈话的内容和我们从湖南、江西搜集来的材料，经过多次研究，以张炯为主，起草了文章的初稿，对初稿又几经讨论、修改和补充，才送本社印刷厂排印。
    十月下旬，我们将初稿送交谭震林。十一月上旬，谭震林看完初稿，作了一些修改和补充，将改稿送还给我们，并附信称：
    文章写得很好，我完全同意，只在后面作了一点小的修改，主要是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这一点原文是有的，只是不够突出，不够明确，我把它加强了。如果你们认为还有什么修改，请想好后，到我家当面商量。
    根据谭震林的亲笔修改稿退改后打印了送审稿，我们于十一月中旬送交副总编辑方克，经方克转交总编辑熊复。熊复看完稿子之后，作了批示，主要内容如下：
    根据中央指示，《红旗》不介入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讨论；请向谭震林同志说明此意，并建议谭震林同志将文章中关于真理标准的内容删去；如果谭震林同志不同意删改，报中央审批。
    考虑到这是带有根本性的重要改动，事关重大，我们便要求方克亲自出面同谭震林商量，由我们陪同。
    十一月十四日下午，方克和我们三人同去谭震林家里商谈改稿事宜。当方克将熊复批示的内容作了转达之后，谭震林沉思了片刻，斩钉截铁地说：“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观点，一点也不能动!”这时他虽然面带笑容，但明显感到他非常激动，甚至有点动火的样子。他接着说：“如果是材料的取舍，可以商量；如果改观点，绝对不能动!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问题，我已经想了两个多月，才想出两句话：凡是实践证明是正确的，就要敢于坚持；凡是实践检验是错误的，就要敢于纠正。我就是拿这两个‘凡是’和他们的那两个‘凡是’相对抗。”他加重了语气接着说：“当前正在展开的真理标准的讨论，是关系到全党的大事，要旗帜鲜明，决不能含含糊糊。”又说：“现在群众中流传‘人民’上天，‘红旗’落地，就是因为《人民日报》积极投入了这场讨论，而《红旗》则一直按兵不动，采取不介入的态度，已经陷入非常孤立和被动的地步!你们回去以后告诉熊复：发表我的这篇文章，丢不了党籍，住不了‘牛棚’，如果有谁来辩论，就找我谭震林好了!”告别时，谭震林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回去以后，给熊复捎个信：这是我给他台阶下，就看他敢不敢下，肯不肯下。”
    后来，谭震林在电话中对《红旗》杂志负责人又重申了这种坚定的态度。
    (三)
    
    谭震林的这次谈话内容，很快就被社内外许多人知道了，人们都普遍关心这篇文章的处理结果，纷纷向我们打听。许多人对《红旗》杂志领导的这种态度更加不满。
    在这种情况下，《红旗》杂志编辑部于十一月十六日给中央打报告，送上谭震林的文章，请中央审批。报告如下：
    汪副主席并华主席：
    我们请谭震林同志写了篇纪念毛主席诞辰八十五周年的文章，准备在十二期发表。谭震林同志强调要把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作为这篇文章的指导思想，这就使《红旗》卷入这场讨论。我们建议他修改，他表示不同意，就要请中央主席审查。现送上这篇文章，请审定。
    报告和文章送到汪东兴副主席那里，汪在报告上批了一行字：“请华主席、叶、李、邓副主席审批。”是否同意发表，汪未表态。
    报告和文章首先送到华国锋那里，华只在“华”字上画了一个圈，未作文字批示，对文章是否同意发表，也未明确表态。再送叶剑英处，叶已出差到南方；再送李先念，李作了比较简短而委婉的批示：“文章确长，没有时间看，(群众)反映对《红旗》意见不小。”最后送邓小平，邓看了报告，对文章进行了认真阅读和思考，作了修改，并作了批示，这就是本文一开头引用的那段重要批示。邓小平同志作了批示之后，李先念又补看了文章，并补了一段批示：“我看了这篇文章，谭震林同志讲的是历史事实。应当登。不登《红旗》太被动了，《红旗》已经被动了。”
    十一月二十三日，《红旗》杂志编辑部收到了邓小平和其他中央领导同志的批示以及经过邓小平修改的谭震林文章。二十四日，方克通知我到他办公室看了批示原件，随后他对我说：谭震林的文章，根据中央批示，编委会已决定在《红旗》杂志第十二期上发表。他把经过邓小平修改的潭震林的文章交给我，指定我担任责任编辑，要我立即着手编发。二十五日，我给谭震林的秘书去电话，通知她编委会已决定潭震林的文章在十二月号上发表，并征询谭震林同志对稿子是否还有修改意见。在电话中，谭震林要求了解邓小平批示的内容，由于批件不在我手头，便转请方克如实告之。
    根据邓小平的批示和群众的强烈要求，这篇历时数月、几经周折的文章终于在《红旗》杂志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号刊出，一场打到中央最高层的笔墨官司终于尘埃落定。
    (四)
    
    邓小平的批示，如像一阵春雷，震撼了《红旗》大院，也引起了社会舆论和广大群众极大的关注。十一月二十四日，即批示下达的第二天，有两位同志在图书馆东墙贴出大字报，批评熊复的错误，并要求熊复就真理标准问题的讨论所犯错误作检讨，看大字报的人很多，轰动了《红旗》大院。后来又陆续贴出了一批类似的大字报。熊复也及时作了自我批评。有的同志批评熊复：“宁犯政治错误，不犯组织错误。”十一月二十五日下午，在群众的强烈要求下，由方克出面，向全社传达了邓小平和李先念同志的批示，在会上，群情激昂，纷纷向社领导提出质疑和批评。社会舆论也反应强烈，据称：《人民日报》得知邓小平批示之后，到处打听谭震林的文章，希望能按邓小平批示在《人民日报》发表。
    围绕着谭震林文章的斗争，是当时意识形态领域内的两种思想斗争一个缩影。这场斗争的焦点，集中地表现在究竟是坚持“两个凡是”还是坚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这个根本问题上。这个问题，在当时确实是关系到党和国家的前途命运的大事。
    粉碎“四人帮”以后的头两年中，由于指导思想上的失误，还没有摆脱“文化大革命”的错误路线的束缚，仍然延续着毛泽东同志晚年所犯的错误，党的工作处于徘徊不前的被动局面。一九七七年二月七日，各报刊发表了经过华国锋批示同意的“两报一刊”社论《学好文件抓好纲》，正式提出了“两个凡是”[4]的主张。这实际上成了当时党和国家的指导思想。但是，邓小平以政治家的胆略和战略家的眼光，高瞻远瞩，敏锐地看到了这场斗争的必要性、迫切性和不可避免性。“两报一刊”的社论发表不久，邓小平就对前来看望他的王震讲：“两个凡是”的提法不是马克思主义，不是毛泽东思想。[5]一九七七年四月十日，邓小平致信华国锋、叶剑英和党中央，针对“两个凡是”的观点，提出了“我们必须世世代代地用准确的完整的毛泽东思想来指导我们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把党和社会主义的事业，把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事业，胜利地推向前进。”[6]一九七七年五月二十四日，在与王震等同志谈话中，邓小平更明确地指出：“马克思、恩格斯没有说过‘凡是’，列宁、斯大林没有说过‘凡是’，毛泽东同志自己也没有说过‘凡是’”。[7]此后，邓小平曾在各种场合多次重申这个观点，多次批评“两个凡是”的观点不符合马克思主义和毛泽东思想，不符合毛泽东同志历来倡导的党的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一九七八年五月十一日《光明日报》发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之后，邓小平又多次表示支持，认为“这篇文章是马克思主义的，是驳不倒的，我是同意这篇文章的观点的”[8]。这篇文章所表达的观点，跟邓小平反复强调“要完整地准确地理解毛泽东思想”[9]是一脉相承的，是完全一致的，都是与“两个凡是”针锋相对的。到了十一月，邓小平看了谭震林的文章，是从一个崭新的角度，即从一位老革命家的切身经历，用井冈山斗争的实践经验，来论证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便及时地给予了坚定的支持。他在百忙中读完了这篇文章并进行了修改，作出了这一重要批示，这对正在全国范围内开展的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对恢复党的实事求是思想路线是有力的支持和推动；同时，对那些打着“不卷入”的旗号实际上坚持“两个凡是”的错误观点、抵制真理标准讨论的有关领导提出了尖锐的批评：“为什么……不卷入?应当卷入”!一针见血地指出了所谓“不卷入”的实质：“不卷入本身可能就是卷入”!邓小平的批示，结束了《红旗》杂志在长达半年之久的时间内“不介入”的状况，拨正了《红旗》的方向，使《红旗》杂志作为党中央的理论刊物，从“两个凡是”的束缚中解放出来，摆脱了“不介入”的被动局面，转而积极投入了真理标准的大讨论，并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斗争。
    一个月之后，即一九七八年十二月，党中央召开了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对真理标准问题这场大讨论做出了高度的评价：“会议高度评价了关于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问题的讨论，认为这对于促进全党同志和全国人民解放思想，端正思想路线，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10]
    参考文献：
    
    [1]《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444页。
    [2]张炯、陈素琰均系从中国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借调到《红旗》帮助工作的。
    [3]谭震林当时任中共中央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
    [4]“两个凡是”即：“凡是毛主席作出的决策，我们都坚决拥护，凡是毛主席的指示，我们都始终不渝地遵循”。
    [5]《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155页。
    [6]《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157页。
    [7]《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159页。
    [8]《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359页。
    [9]《邓小平年谱1975—1997》上册，第321页。
    [10]《三中全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上册，第11页。
    

文章来源：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131-138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