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答《紫光阁》杂志社记者问
    朱佳木
    

    作者简介：朱佳木，中共党员，研究员，江苏南通人。1946年出生。1970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系。1975年在国务院政治研究室理论组工作。1977年任胡乔木秘书。1980年在中共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简报组工作。1981年任陈云秘书(1982年2月起担任陈云办公室负责人)。1985年任天津港务局副局长。1987年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党委书记、副院长。1990年调入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先后任综合组组长、室务委员兼秘书长、室务委员兼第四编研部主任。1999年任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副主任兼中共党史出版社社长。2000年12月起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党组成员、副院长兼当代中国研究所党组书记、所长。现兼任中国地方志指导小组常务副组长，全国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常务副会长，中国地方志协会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常务副会长(之一)，中俄友好协会副会长，全国台湾研究会副会长，中国中共党史人物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史学理论分会会长。被聘为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同行评议专家、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和中国人民大学的博士生导师。是中共十四大、十五大代表，全国政协第十届、十一届委员会委员。主要著作有《陈云年谱》(主编)、《我所知道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专著)、《中国工业化与中国当代史》(论文集)、《地方志工作文稿》等。
    

    陈云同志是我们党和国家久经考验的卓越领导人，是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中央领导集体和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第二代中央领导集体的重要成员。10年前，江泽民同志在纪念陈云同志诞辰 90周年座谈会上指出：“陈云同志的业绩和著作，他的思想、品德和风格，属于我们伟大的党，属于我们伟大的国家和民族，他永远是我们学习的楷模。”今年6月13日，胡锦涛总书记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又发表重要讲话，指出：“陈云同志在70多年的革命生涯中充分表现出的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气魄、胆略和高超政治智慧，形成的崇高思想、品德和风格，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为此，本刊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陈云同志的秘书、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副院长的朱佳木同志，请他谈谈陈云同志做人、做事的风格，以期更加深入地了解陈云同志的思想、品德，更好地继承和发扬陈云同志的作风。
    记者：陈云同志1925 年入党并长期处在中央领导岗位上，请您谈一谈，在他漫长的政治生涯中都经历了哪些曲折，他又是如何面对的？
    朱佳木：陈云同志进入党的中央委员会是1930年，从那时起直到1987年由于年龄原因退出，历经7届中央委员会，时间长达57年；他自1931年开始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1932年担任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1934年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和常委，直到1992年在中顾委主任岗位上离职休养，中间除十年“文化大革命”和两年徘徊外，处于中央高层领导的时间近50年，这在党的历史上是极其少见的。但另一方面，陈云同志由于坚持原则而屡遭冷遇，甚至被长时间排除在中央决策层之外，这在党的历史上也是十分少见的。
    早在延安时期，陈云同志兼任中央组织部部长，由于坚决贯彻毛泽东同志的意图，从国统区、敌占区大批招收知识分子，在1942年底开始的审干工作中受到负责中央反内奸斗争专门委员会的康生的责难。康生认为中组部的干部工作右了，放进来了大量坏人，并由此搞起了一个所谓“抢救失足者运动”。从那时起，陈云同志先是养病，一年后调任西北局委员、西北财经办事处副主任兼政治部主任，实际上离开了中组部部长的职务。
    全国解放前夕，陈云同志由东北解放区回到中央主持全国财经工作。1951年，他成为以毛泽东同志为首的五人中央书记处的正式成员，1956 年党的八大时当选党中央政治局常委、副主席。但自1958年初反“反冒进”开始，他被批评为“距离右派只有50米远”，实际上被免去了经济工作的决策权。1962年“七千人大会”之后，鉴于“大跃进”加上自然灾害造成的严重后果，在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同志的努力和毛泽东同志的同意下，中央决定恢复财经领导小组，请陈云同志出任组长。但当他为了较快地恢复农业生产力而提出“分田到户”的建议后，再次受到毛泽东同志的严厉批评，从此“靠边站”。并在“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被当成“右倾机会主义”的代表人物，除保留中央委员的名义外，不再有任何职务。
    1972年林彪事件之后，陈云同志由“战备疏散地”江西回到北京，被安排在国务院业务组，协助周总理考虑经济特别是外贸方面的方针政策问题。但在1974年，他又被安排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连工作都没有了。直到1978年底，他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上重新当选中央政治局委员、常委、副主席，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
    从以上过程不难看出，陈云同志在政治生涯中不仅有起落，而且是几起几落。但无论身处顺境还是逆境，他从无怨言，也从不消沉，每当遭受不公正对待后被重新起用，都像过去的事情没有发生过那样，愉快地接受新的任务，一如既往地为党和国家努力工作。我认为他之所以能做到这一点，最根本的原因在于他有着为共产主义崇高理想而奋斗的坚定信念以及一切服从党和人民需要的无产阶级的坚强党性。他在晚年书写的一个条幅是：“个人名利淡如水，党的事业重如山。”这可以说是他面对逆境时的心境的真实写照。
    记者：建国后陈云同志长期主持全国财经工作，请您介绍一下陈云同志对我国经济的发展有过哪些独到的见解？
    朱佳木：陈云同志的一个显著风格是，凡事要么不做，要做就把它搞清楚，做到底。他说话从来是有根有据、扎实可靠，没把握的话、应景的话、迎合的话、违心的话他不讲。他做决定也一向是建立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之上，而且是反复考虑，慎之又慎，不靠想当然，“拍脑袋”。正因为如此，毛泽东同志曾对陈云同志领导经济工作有过很高的评价。例如，他1959年觉察到“大跃进”出现问题后，对一位省委负责同志说：“国乱思良将，家贫思贤妻。陈云同志对经济工作是比较有研究的，让陈云同志来主管计划工作、财经工作比较好。”他还说过：在“1959年粮、棉、钢、煤的数字问题上，正确的就是陈云一个人。”1962年，他在“七千人大会”上讲到他自己对社会主义建设还有许多问题不懂得之后又说：“别人比我懂，少奇同志比我懂，恩来同志比我懂，小平同志比我懂。陈云同志，特别是他，懂得较多。”历史事实反复证明，毛泽东同志对陈云同志的这些评价是很中肯的。
    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是一个完整的体系，是由一系列观点有机组成的。这些观点虽然大部分形成于计划经济时期，但由于他尊重实际，尊重客观规律，尊重群众和专家，因此，他的经济思想更多地体现于对我国基本国情的深刻把握，体现于对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全面理解，体现于对宏观经济运行规律的科学认识。其中最核心的内容，我以为是综合平衡和按比例发展的观点，以及计划与市场相结合的观点。如果用通俗的语言来表达，可以概括为八个字，“量力而行，活而不乱”。
    我国是在经济十分落后的条件下搞社会主义建设的，因此，无论是党的中央领导层，还是党的各级干部，乃至广大群众，要求改变落后面貌的心情都很迫切。1956年的冒进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1958年的“大跃进”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粉碎“四人帮”后的“洋跃进”也是在这种背景下发生的。尤其是粉碎“四人帮”后，大家都想大干快上，把被“文化大革命”耽误的时间抢回来。在这种情况下，人们很容易犯急性病，很容易片面强调速度、产量、产值，而忽略客观可能性，忽略经济规律，忽略全面、协调、可持续的发展。面对这种情况，陈云同志总是强调“按比例发展是最快的速度。”“要有计划按比例地稳步前进，这样做，才是最快的速度。否则，造成种种紧张和失控，难免出现反复，结果反而会慢，‘欲速则不达’。”早在资本主义工商业改造之后，他就提出过在国家、集体经营和计划生产为主体的前提下要有个体经营、自由生产、自由市场为补充的思想；在粉碎“四人帮”后，又率先提出在计划经济为主体的前提下要有市场经济为补充的思想。但是，当大家接受了这个思想，社会上出现了任凭价值规律起作用的倾向后，他又及时提醒大家要看到按价值规律生产的盲目性一面，强调要加强对经济的宏观控制，以及进行必要的国家干预。我认为，这些都是他对我国经济发展的独到见解。
    记者：有人说，陈云同志对待工作、学习是高标准，而对待个人名利问题却很低调，您作为他的秘书，是怎样看待这一点的？
    朱佳木：的确是这样。陈云同志历来反对宣传他，更不允许在宣传上突出他。凡是宣传他的文章，只要报到他那里，毫无例外地都要被他“枪毙”。有人说，这是陈云同志谦虚。他说这不是谦虚，是实事求是。1982年初，为了配合当时党的思想作风的整顿，中央决定发表陈云同志在党的七大上的那篇发言，并冠以《要讲真话，不要讲面子》的标题。文章发表后，报纸上登了几篇学习体会。他一看到便对我说：“搞这个东西干什么？发表文章就行了嘛，为什么还要登学习体会! 这样搞不好，告诉他们，不要再登这些东西了，明天就刹车。这种事我要说话，自己不说话，别人不好说。”他在审阅党的十二大报告时，看到其中有一处提到他在党的八大上早就提出过关于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正确主张，可惜后来没有照着去做，便让我转告起草组同志，要把他的名字删掉。后来，起草组遵照他的意见，在报告中删去了这段话。
    有一年，中央新闻电影制片厂利用陈云同志在杭州休息期间，想为他拍些镜头，留作资料。但制片厂只拍了一次他在公园和游人交谈的镜头，他就不让拍了。他对我说，他历来不主张搞这些宣传个人的东西，没有电影镜头没关系，他今后死了，有一张照片就行了。遵义会议纪念馆为了恢复当年中央领导同志住过的旧址，来信问他是否在遵义会议会址住过，还说打算把当年他担任政委、刘伯承同志担任司令员的警备司令部旧址内现在的单位迁出，辟为纪念室。他要我回信，让他们不要恢复司令部旧址，只要在遵义会议会址的说明词中写上他参加过会议、住在哪里就行了。
    在我的印象里，还有一件事，很能说明陈云同志不图虚名的精神。那是在党的十二大前夕，有关部门的领导通过我向陈云同志请示，说现在许多代表都将简历中文化程度一栏按照现有文化水平作了相应修改，因此，他们考虑把陈云同志原来填写的高小毕业也改为相当大专，问他是否同意。陈云同志让我告诉他们：不要改，简历中的文化程度是指接受正规教育的程度，不是指实际水平，他只上过小学，只能写高小毕业。至于说实际水平，大家都清楚嘛。后来，在一次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有人反映现在一些领导干部改自己的学历也是一股不正之风。 陈云同志看到简报后，批示说工作成就与学历是两回事。
    陈云同志十分注意摆正自己和其他领导同志的关系。他对我说过，建国后，干部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有关部门鉴于他是当时中央书记处五个书记之一，把他的级别和毛泽东、刘少奇、周恩来、朱德同志一起定为一级。他知道后，给中央组织部的领导打电话，说毛刘周朱是第一排的，他不能和他们放在一起，要求把他自己定为二级。上世纪60年代初，青年出版社编辑《红旗飘飘》丛书，组织撰写了当时中央政治局七位常委青少年时期的革命斗争故事。他收到关于他自己的那篇稿子，坚决不同意发，说他和毛刘周朱不能是一个规格。1983年，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陈云文选》，在第一卷发行前，他听说宣传的规格和《邓小平文选》发行时一样，便让我转告中央宣传部领导，说他的书在宣传规格上要比小平同志的书略低一些，小平同志应当比他高一些。
    记者：陈云同志一生对革命同志尤其是革命烈士怀有深厚的感情，对蒙冤受屈、遭到迫害的同志，更是敢于仗义执言，您能否详细地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方面的情况？
    朱佳木：陈云同志在很多人的印象里，似乎一向很冷静，不大流露感情。但我通过和他接触，发现他是一个十分重感情的人。这种感情，首先表现在他对老百姓日常生活困难的细微体察上，表现在他对革命烈士的深切怀念上，表现在他对同志，包括他的下属和身边工作人员的无微不至的关怀上。我在担任他秘书期间，亲眼看到他曾关心过诸如北京市民冬储大白菜、大龄未婚青年找对象、师范院校招生难、少年儿童看戏难等许多在一些人看来不值得中央领导人过问的“小事”，以至香港一家杂志送给了他一个绰号，叫“不管部长”。他经常提到烈士，1985年整党期间，我拿着他的党员登记表送给他签字。他指着入党介绍人一栏中的“恽羽棠”说：恽是被敌人杀害的。为了中国革命的胜利，前前后后牺牲了几千万人，绝不能让国家断送在我们手里。这些话，我在全国解放后经常讲。
    陈云同志对同志的政治生命特别关心。他在担任中央组织部长时，曾提出要把组织部办成党员之家、干部之家。他说：“做父母的爱护他们的子女是非常周到的，但是共产党爱护党员也并不下于父母爱护子女。”粉碎“四人帮”后，他自己头上“一贯右倾”的帽子还没摘掉，便开始为那些在“文化大革命”中、甚至“文化大革命”前遭受错误打击的同志伸张正义。他曾冒着风险，顶着压力，力主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让小平同志重新出来工作；向中央建议把所谓“彭黄张周反党集团”的二号人物黄克诚由山西接回北京治病；提出所谓薄一波等61人叛徒案，陶铸、王鹤寿叛徒案，以及一大批抗战开始后从国民党监狱中履行自首手续出狱的同志被定为叛徒的案件，都是冤假错案；指出彭德怀对党贡献很大，既然没有开除出党，他的骨灰应该放到八宝山革命公墓。
    有一件事很能反映陈云同志对蒙冤受屈同志的深情厚义，那就是他竭力促成中央对潘汉年一案的复查和平反。陈云同志对此案一直有怀疑，认为如果潘真的叛变投敌，他所知道的地下党组织都会被破坏，而实际上没有一个组织遭到破坏。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陈云同志兼任中纪委第一书记，主持冤假错案的平反工作。1979年，他被检查出患有结肠癌。手术前，时任中央副秘书长兼中央办公厅主任的姚依林问他有什么交待，他没有说别的事，只就潘汉年案要重新审查一事给时任中央秘书长、中纪委第三书记的胡耀邦写了封短信。手术后，他又指示公安部整理了一份关于潘案处理过程的材料，然后给几位中央常委写信，说公安部的“这些材料，并无潘投敌的确证。现在，所有与潘案有关的人都已平反。因此，提议中央对潘汉年一案正式予以复查。”中央接受了陈云同志的建议，对潘案进行了正式复查，并于1982年发出了《关于为潘汉年同志平反昭雪、恢复名誉的通知》。
    记者：陈云同志过去曾被戴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后来，又有人说他“左”了。请您介绍一下，为什么在一些人眼里，陈云同志的思想会有这个变化呢？
    朱佳木：陈云同志反复讲过，他在延安时，毛泽东同志多次提出让他学哲学。他利用养病时间，仔细研究过毛泽东同志起草的文件、电报，感到里面贯穿着一个基本的指导思想，就是实事求是。那么，怎样才能做到实事求是呢？他经过反复思考，得出了十五个字的体会，即“不唯上，不唯书，只唯实，交换、比较、反复”。很多同志说，陈云同志一生“没犯过大错，小错也很少”。我认为，这与他不仅发现了实事求是这个毛泽东思想的精髓，而且找到了做到实事求是的方法有很大关系。
    从上个世纪的50年代中期开始，直到70年代末，陈云同志在一个很长的时间里，曾被认为是“右倾保守”的代表人物，甚至是“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对此，他不以为然，一笑了之。记得我去他那里工作，见他的第一面时，他就指着自己的鼻子说：“我是一个老机会主义者。”可是，到了80年代中期，一些人又议论他“左”了，“保守”了，“僵化”了，境外敌对势力的舆论更把他骂成“左王”。这个话传到陈云同志耳朵里，他笑着说：好哇，能把我“一贯右倾”、“老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摘掉，我很高兴呀！有一次，在说到这件事时，陈云同志以开玩笑的口吻问我，他到底是右了还是“左”了。我对他说：“你没有右，也没有‘左’，你还是站在原处，没有变地方。变地方的是那些说你右和‘左’的人。当他们站在你的‘左’边时，觉得你右了；当他们站在你的右边时，又觉得你‘左’了。”
    过去，当一些人指责陈云同志的思想“右”时，右的其实并不是陈云同志，而是由于党的指导思想上出现了“左”的偏差，在经济建设上追求高速度、高指标，在生产关系上急于向共产主义过渡，因此显得他“右”了。而当一些人议论他“左”了时，“左”的其实也不是他，倒是议论他“左”的人自己的思想右了。比如，过去批判他主张走单干的道路，就此，他在1982年一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这样讲过：“说分田单干，我还没有发展到那个程度。我只是根据家乡调查的结果，觉得个人搞积极性高一点。”再比如，当社会上盛传党内分为“改革派”和“保守派”，并把他划入“保守派”时，他对此不屑一顾，照样讲他认为该讲的话。但在私下里，他对我说：“要说改革，我是大改革派。搞加工订货、对资本家采取‘定息’办法，这不是改革？”实际上，不仅在上世纪五十年代私营工商业改造中，陈云同志提出了许多不同于苏联的做法，即使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八十年代初进行的改革开放，一开始在很大程度上所依据的也正是他在1956年党的八大上所提出不同于苏联高度集中的计划经济模式的“三为主三为辅”的构想。
    现在，陈云同志的思想不被有些人所理解，似乎不是“右倾保守”就是“‘左’倾保守”，我感到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在于，他通过自己总结的“十五字”方针，真正做到了实事求是。因此，当人们注意一种主要倾向时，他能注意到被掩盖着的另一种倾向；而当人们逐渐认识到这种倾向时，他又开始注意新的倾向性问题了。可见，实际情况不是他的思想“保守”了，而是他的思想总要比别人更超前一些，具有很强的前瞻性、预见性。这是他求真务实的表现，也是他求真务实的结果。
    1959年4月，毛泽东同志就陈云同志向他当面表示当年钢铁生产指标难于完成一事，在党的八届七中全会的讲话中讲道：“那个时候有人说陈云是右倾机会主义，并非马克思主义，而自己认为是十足的马克思主义。其实陈云的话是很正确的。”接着，他说：陈云同志“这个人是很勇敢的，犯错误勇敢，坚持真理也勇敢”。这里说陈云同志坚持“错误勇敢”，显然是指他在反冒进中的所谓错误。事实已经证明，那时错误的并不是他。但毛泽东同志说陈云“坚持真理也勇敢”，则是确实的。在我即将离开陈云同志秘书岗位之前，他同我谈了一次话，说他一生一方面小心谨慎，一方面又很硬。他说：“一九六二年七千人大会时，毛主席要我讲话，我不肯讲，在陕西组的会上讲了‘交换、比较、反复’。一九七八年底的中央工作会议上，我也是顶的，讲了彭德怀的问题，超出了当时华国锋关于平反冤假错案不得超出‘文化大革命’时期的界限。以后，审判‘四人帮’，政治局开会讨论，许多同志主张给江青判死刑。我说不能杀，同‘四人帮’的斗争终究是一次党内斗争。有人说，党内斗争也可以杀。我说党内斗争不能开杀戒，否则后代不好办。”
    记者：在选拔中青年干部问题上，陈云同志有何真知灼见？
    朱佳木：在十一届三中全会确立了思想路线和政治路线之后，我们党面临的一个很大的问题是，由于十年“文化大革命”的干扰破坏，干部青黄不接的现象十分严重。对于这个问题，陈云同志比较早地注意到了，而且比较早地作为一个大的战略问题提了出来。1979年，他在主持新成立的国务院财经委员会第一次会议时就讲，要找一些40岁到50岁的干部到财经委工作。“培养这样的人，我看很有必要。”以后，他在那一年10月的省市自治区第一书记座谈会上，又提出建立中央书记处并由年纪相对轻一些的同志组成的建议。1980年2月，中央书记处成立时，他进一步指出：“书记处和全党的一个重要任务，是要在各级选择合格的年轻干部。”他说：“从中央到县委，大部分人头发都已经白了。”“现在我们主动地来选择人才，还有时间，再等下去，将来就没有时间了。党的交班和接班的问题，在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中间，在我们中国党内，有过痛苦的教训，这一点，我不说大家也知道。”接着，他又在那一年12月中央工作会议上提出了干部“四化”的方针。一开始，他讲的是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制度化，印文件时，经有的同志建议，前面加了一个“革命化”，成为“五化”。后来，经过反复推敲，去掉了“制度化”，还是“四化”。从此，这“四化”成为了我们党在历史新时期最基本的干部工作方针。
    在考虑抓紧提拔中青年干部的同时，陈云同志考虑的另一个大问题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许多也很年轻，也有知识，有专业，而且很会看风向，可以变得很快，如果不掌握政治标准，不严格考察历史表现，在大量提拔中青年干部的情况下，很有可能让这些人混进来。因此，他从一开始就强调，闹派性的骨干分子，打砸抢分子，一个也不能提拔。有的领导同志对此不大以为然，说“文化大革命”中的那些事情要“俱往矣”, 意思是事情已经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不必再深究了。陈云同志听到后说，不是“俱往矣”，是“俱在矣”。他指出：“对于这些人，不要只看他们现在一时表现好，现在这些人大概表现是‘蛮好’，他要爬上来，现在只能表现好，因为老家伙还在。但是，到了气候适宜的时候，党内有什么风浪的时候，这些人就会变成为能量很大的兴风作浪的分子。……当时闹派性的、‘造反’的人很多，许多是随大流的，但里头的骨干分子不能提到领导岗位上来，一个也不能提拔，手不能软了。”党的十二大前夕，陈云同志向我交待，他在大会发言中别的都不讲，就讲两句话，一句是必须成千上万地提拔中青年干部，不能只提拔几十个、几百个；另一句是“文化大革命”期间的“三种人”一个也不能提拔，已经提拔的，必须从领导班子中清除出去。那篇发言稿总共21个自然段，2000多字，但当他在大会上发言时，却先后12次被掌声所打断。可见，他的意见切中要害，充分反映了全党的意志。
    记者：从您前面的介绍中我们知道，陈云同志的文化程度只有高小毕业，可是实践证明，他在处理政治、经济领域中的一系列重大问题上，总是与真理站在一起，显示出极高的理论水平和哲学素养，他究竟拥有什么“秘密武器”?
    朱佳木：陈云同志的“秘密武器”就是勤奋好学。陈云同志的身世很苦，童年时父母便己故去，是舅父舅母把他带大的。他为了不给家里增加负担，高小毕业后便放弃了继续求学的念头，只身一人到大上海找了一份商务印书馆文具柜台学徒的工作。在学徒期间，除了繁重的劳动，他每天都要利用早晚时间读书、习字、念英语，看遍了店内的章回小说和少年丛书，还利用下班时间到商务印书馆办的图书学校学习，到共产党人办的上海通讯图书馆借书。他最初接触马克思主义，就是在那个通讯图书馆里。以后，他加入中国共产党，在革命队伍里只要一有机会就读书学习，因此无论是知识水平还是思想水平都提高很快。他从1926年21岁起，便不断在报纸刊物上化名发表文章。像他假托被红军俘虏的国民党军医所写的宣传红军长征的《随军西行见闻录》，1936 年巴黎《全民月刊》上发表后，又在莫斯科出版了单行本，以后又被收入国内的《外国记者西北印象记》一书，在国民党统治区反复再版，广为流传。看了这本书的人，谁也想不到它是一个只读过小学的人写出来的。
    对于理论学习，陈云同志最看重的是对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学习。他常讲：“在党内，在干部中，在青年中，提倡学哲学，有根本的意义。”他曾说过，在延安的时候，他以为自己过去犯错误是由于经验少。毛主席对他说，不是经验少，是思想方法不对头，并要他学点哲学，还派教员来帮助他学习。那时，中央组织部成立了一个学习小组，一共六个人，有他、李富春、陶铸、王鹤寿等，还有几位“后排议员”。学习方法是，规定每周看几十页书，然后讨论一次，研究学习中遇到的问题，各种意见都可以争论。他们从1938年开始学习，坚持了五年。先学哲学，再学《共产党宣言》，然后再学哲学和政治经济学等。
    “文化大革命”中，陈云同志被“战备疏散”到江西南昌附近，别的东西没带多少，却带了三箱马列和毛泽东的著作。在近三年时间里，他每天上午去工厂“蹲点”，下午和晚上在住所读书。正是那段时间大量阅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使他得以对党内民主问题、计划与市场关系问题等重大理论和实际问题进行了深入的思考。他在1972年至1974年协助周恩来总理抓外贸工作时，提出要适应尼克松访华后我国与资本主义贸易上升的情况，首先在外贸领域中把国内计划经济的规矩变一变，要敢于利用资本主义信贷，“不要被那些老框框束缚住”；还提出出口商品定价要灵活，进口时可以利用国外的商品交易所，要利用国内丰富劳动力大搞进口棉花然后加工成棉布出口，等等一系列按照市场经济规律办事的措施。粉碎“四人帮”后，他更明确地提出了计划经济与市场经济相结合的思想，以及党内生活要正常化、要有民主气氛、实现生动活泼的政治局面的思想。这些思想的提出，都与他刻苦学习马列著作是分不开的。
    记者：请您介绍一下作为中央领导，陈云同志对待个人生活是怎样的一种态度？
    朱佳木：在个人生活上，陈云同志对自己的要求是十分严格的，有时近于苛刻的程度。他去外地，从不要当地领导同志到机场、车站迎送，也不允许他们陪同，用他的话说，叫做“不迎不送，不请不到”。有一次，他在外地休养，当地一位主要负责同志要看看他，人已到了住地，我只好进去请示，可他就是不见，那位同志在我那里坐了一会儿便回去了。他从不收礼，也不允许工作人员在没经过他同意的情况下收礼。有一次，部队一位老同志从南方给他带来一箱水果，已经送到了中南海大门口，我知道，只要请示他，他肯定不同意收，只好赶到大门口去接待，经过反复解释，总算让人家把东西带了回去。他吃饭也很简单，可以称得上是名副其实的粗茶淡饭。有一年，他到外地，接待单位不知道他的饮食习惯，给他摆了一桌子菜。他一看，坚决不吃，坐在那里和我聊天，直到厨房重新做了他平时吃的一荤一素，才肯就餐。还有一年春节，我到他那里请示工作，正赶上他吃午饭。我看见桌上还是平时的两菜一汤，就说今天过节了，是不是多加几个菜。他说：“不用加，我天天过节。”我知道，他指的是现在的生活和过去比，就和过节一样。
    陈云同志对公家的东西看得很重，一点便宜都不占，也不让家属沾。他从小喜欢听评弹，建国后，为了养病，更是把听评弹录音当成了自己的主要业余爱好，并和评弹界建 立了十分密切的关系。有一年，上海评弹团进京演出，让我请示可不可以到他家里演出一次。他说：“可以见见他们，但不必听演出。我每天听录音不是很好吗？在这种事上 ( 指设专场 )，还是要严肃一些。”有一次，他要我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的同志帮助录一段评弹，说完交给我两盒没有开封的空白磁带。我一下子没反应过来，他解释说，这是让他们录音的，这我才弄明白。还有一次，中国人民银行送来三枚建国35周年的纪念币，每枚1元。他对我说，要给他们钱，否则他不要。最近，我听他的夫人于若木同志和他的孩子讲，凡是她们陪他到外地休养，他都要求她们把陪同期间的工资退给单位，说那段时间她们没有做工作，不应当拿国家的工资，工资要由他来“开”。
    陈云同志公私非常分明，但他对自己的东西，却看得很淡。那时，陈云同志发表了文章或出版了著作，凡是收到稿费，一律让负责行政工作的秘书缴党费。我知道后，劝他先存起来，将来捐赠给一些事业，可以起更大的作用。起初他不同意，认为国家已经给他发了工资，稿费是额外收入，不应当属于他。后来，经过几次做工作，他才接受了这个建议，并把钱先后捐赠过儿童福利基金会、北方曲艺学校筹建处等单位。但对于报刊或出版社支付给他的题字题词的稿费，他还是坚决不收，并原封退回。
    不久前，胡锦涛总书记在陈云同志诞辰1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陈云同志对自己的严格要求，充分体现了共产党人克己奉公、一心为民的高风亮节。”我认为，这是对陈云同志思想品德的一个十分准确的评价。我们现在正在进行新时期保持共产党员先进性的教育，陈云同志的优良作风，可以说为共产党员的先进性树立了光辉榜样，是值得我们永远学习的。
    文章来源：朱佳木《论陈云》，中央文献出版社2010年版，第101-116页。曾在《紫光阁》2005年第7、8两期上连载。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