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蓥伯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明确地提出了关于建设学习型政党的要求。这极为重要，非常及时。这个要求提出以来，各地在学习和讨论过程中，发表的意见很多，众说纷纭，歧义屡见。这里，笔者想谈谈自己对建设学习型政党的一些浅见，就正于大家。
           

        把握主导与广泛涉猎
           

        建设学习型政党，首先遇到的是学什么的问题。《决定》指出：“在全党营造崇尚学习的浓厚氛围，积极向书本学习、向实践学习、向群众学习，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又说：“组织党员、干部重点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学习党的历史，同时广泛学习现代化建设所需要的经济、政治、文化、科技、社会和国际等方面知识”。这里，“书本”、“实践”、“群众”既涉及学习的内容，更主要是说学习的途径；“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既涉及学习的内容，更主要是说学习的目的；“重点学习”和“广泛学习”则专指学习的内容。从学习的内容，即学什么来说，确实有一个“重点”和“广泛”的问题，也就是把握主导和广泛涉猎的问题。窃以为，《决定》讲的“广泛学习”的方面，对于生活在21世纪的中国，正在不同的方面服务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来说，确实是“优化知识结构，提高综合素质，增强创新能力”所必需的。当然，由于从事的工作不同，学习的知识和技能各有侧重，但“学有所长”是必须做到的，否则就不能成为合格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劳动者。至于《决定》讲的“重点学习”的方面，对于共产党来说，尤有其不容忽视的重要性和毋庸置疑的紧迫性。因为共产党不是一般的科学技术和学术研究组织，不是一般的建设者和劳动者组织，而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这就要求党员和党的干部，必须逐步掌握科学的世界观和方法论，不断深化对共产党执政规律、社会主义建设规律、人类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否则就不成其为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充当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也名不副实。
            处理好学习中重点和广泛的关系，对于一个执政党来说极其重要。而在《决定》所说的“重点学习”的诸多内容中，窃以为尤应注重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这是因为，马克思主义是工人阶级的世界观和方法论，却不能从工人阶级中自发地产生。它是马克思主义的创始人站在工人阶级的立场上，深刻总结工人运动的经验，深入研究丰富的人类历史遗产，从而得出的符合客观实际的思想观点，然后又回到客观实际中去加以检验，并被实践证明是正确的科学理论。人们对于这个科学理论，当然不可能生而知之，无师自通，掌握它的有效办法是认真攻读，锲而不舍，此外别无他途。
            应特别重视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这也是从这些年我们党内的学习情况出发的。我曾接触某省级干部，发现他在卡拉OK厅里游刃有余，几十首歌曲无一不能熟练地歌之咏之，如果从休闲娱乐的角度视之，这当然无可厚非，但我总怀疑他究竟有多少时间用来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应该承认，这些年来，在我们党内，学习马克思主义之风相当淡薄，拿列宁称之为对于马克思主义学说“作了完整的、系统的、至今仍然是最好的阐述”，是“每个觉悟工人必读的书籍”(《列宁选集》第2卷第305、416页)的《共产党宣言》来说，我们的党员和党的干部真正读过的人实在寥寥。前些时候中央编译局编辑出版了《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有的单位给党员发了购书费，意在让党员买来研读，但据我所知，不少人却把这笔钱挪作他用了。凡此种种，决非一个执政的工人阶级政党的吉兆佳音!应当引起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党的干部的严重关切!《决定》指出：“全党必须牢记，党的先进性和党的执政的地位都不是一劳永逸、一成不变的，过去先进不等于现在先进，现在先进不等于永远先进；过去拥有不等于现在拥有，现在拥有不等于永远拥有。”这是给我们每一个共产党员特别是党的干部又一次敲响了警钟。
             我们之所以强调在学习中要把握主导，并以攻读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作为重中之重，也是从现在干部队伍的实际情况出发的。回顾建国初期，由于面临着对新解放区的广大人民群众尤其是知识分子开展马克思主义启蒙教育的历史使命，当时下部和群众的思想理论学习是比较受到重视的，这突出地表现在建国初掀起的学习历史唯物论——社会发展史的热潮中。后来多次开展的学术讨论和批判则不同程度地存在“左”的偏颇，一般干部和群众虽然有机会接触一些马克思主义原著，但极为有限。到了“文化大革命”，黑白颠倒，是非混淆，尽管毛泽东也提出过要学习马克思主义原著(如在九届二中全会闭幕会上)，甚至还开出一些书目，但在个人崇拜盛行、极左思潮泛滥的情势下，实际收效甚微，根本不足以抵御“左”的危害。进入新时期以来，我们党的思想政治路线重新回到了正确的轨道，但繁重的拨乱反正任务和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摆在我们的面前，需要学习的东西很多，加之主观上重视的程度不够，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研读还没有放到应有的位置。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决定编辑出版《马克思恩格斯文集》十卷和《列宁专题文集》五卷，这应当视为一个重要的战略部署的具体体现。我们要跟上这个部署，自觉地掀起刻苦攻读马克思主义原著的热潮，务必真正地学到一点东西，力求学得更多一些，更好一些。
           

        强调自觉与制度安排
           

        学习，特别是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的学习，主要依靠党员和党的干部本身的自觉。如果缺乏这种自觉，“赶鸭子上架”，是不会有什么实际效果的，因为硬塞进去的东西，不可能真学真懂，更不可能真信真用。回想延安精神蔚然成风的延安时期，最为感人的是人们自觉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的那种热情、那种如饥似渴的积极性。虽然那时的学习条件很差，只有窑洞、油灯，原著不多，印刷质量更不用说，但大家的学习劲头却空前高涨。延安整风中，人们白天学习意犹未尽，夜幕降临，延水河边，三三两两仍在进行着热烈的探讨。如果没有追求真理的执著精神和改造主观世界和客观世界的迫切要求，这是很难想象的。与此同时，党组织也为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学习制定了必要的规章制度。1940年初《中共中央关于干部学习的指示》规定，建立在职干部平均每日学习两小时的制度，并保持其持久性与经常性。(《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12册，第228页)显然，这对于党员和党的干部认真学习马克思主义起了不容忽视的促进作用和保证作用。
            如今，我们的学习条件比起延安时期来，不可同日而语。但党员和党的干部的学习状况却不容乐观。据前些时候《北京日报》公布的一项调查，在一万名受访干部中，每周读书时间为0—3小时的占33．4％，每周读书时间为3—6小时的占27．6％，也就是说，有六成多的干部每周阅读时间在6小时以下，有的甚至更少。在“您喜欢哪类书籍”的调查中，选择“古今中外优秀传统文化经典”的达29．2％，列第一位；选择“与业务相关的书籍”的达16．9％，列第二位；列第三、四、五位的依次为“各种经营类书籍”、“当前流行的畅销书”、“名人传记”，选择“马克思主义理论著作”的仅为8．3％，列第六位。我们不否定读健康有益的其他各类书籍，但整个阅读时间如此之少，而读马克思主义著作的比例又如此之少，这难道还不值得我们怵然而惊，憬然而思吗?这里有自觉性欠缺的问题，也有规章制度欠缺的问题，但归根到底是缺乏自觉性。例如，安排到党校和学习班学习，这从制度安排来说，应该说是创造了很好的条件，但是我们不是也看到有些学员把进党校仅仅看作是“养养神，串串门，认认人”的机会吗?不是也看到有的学习班请来作报告的人专讲马克思、恩格斯等人的私生活，并捏造和编排出若干桃色新闻，而听者不仅不提出批评，而且觉得津津有味，当场即邀请授课人到本单位去讲吗?讲者如此，听者如此，令人不寒而栗!说一千，道一万，强调自觉与制度安排同时并举，此其时矣!
          

        正面树立与反面破除
                

        真善美总是与假恶丑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我们从正面树立正确的东西，就要从反面同时破除错误的东西，任何学习都是这样。学习马克思主义也离不开识别和批判反马克思主义的错误思潮。不破不立，不塞不流，不止不行。《决定》强调“自觉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社会主义公有制为主体、多种所有制经济共同发展的基本经济制度同私有化和单一公有制的界限，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民主同西方资本主义民主的界限，社会主义思想文化同封建主义、资本主义腐朽思想文化的界限。”在这四个界限中，划清马克思主义同反马克思主义的界限是最根本的，它为划清其他几个界限提供了思想指导和理论依据。应当看到，如今在意识形态领域，错误思潮颇为猖獗。诸如在经济上主张私有化、在政治上主张多党制、在思想文化上主张多元化的新自由主义思潮，否定革命、否定中共党史和中共执政史的历史虚无主义思潮，否定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的民主社会主义思潮，崇洋媚外的殖民主义思潮，反对祖国统一的民族分裂主义思潮，乃至拜金主义、享乐主义、极端个人主义思潮等，在人们的精神生活中并不鲜见。更加值得注意的是，它们并不总是得到应有的回击和反驳，相反却不乏呼应和附和。例如，前些时候有人在刊物上发表文章，把斯大林和希特勒混为一谈，把苏联帮助解放东欧和纳粹德国肆意侵略东欧混为一谈，对苏联的蜕变和解体不是归咎于赫鲁晓夫-戈尔巴乔夫，而是降罪于斯大林，乃至宣传社会财富是资本家创造的，社会主义纯属空想，等等。接着便有一位据称曾是毛泽东的秘书而如今却成了散布错误思潮的急先锋的“老干部”出来大加捧场，一唱一和，极为相得。对于此类现象，一切正直的共产党员和人民群众难道能够熟视无睹，置若罔闻吗?难道不应当奋起声辩、据理抗争吗?
           现在有些论调颇有市场，有人说，批评错误的东西是把它“炒热”，替它散布了影响，扩大了市场。这个问题很有必要辨别清楚。我们说，错误的东西是客观存在，你装聋作哑，实行鸵鸟政策，挂出免战牌，并不能缩小它的影响，相反，只会任由它在群众中扩大影响。这是软弱无能、被动挨打的懦夫行为，为一切正直的共产党人所不取。只有开展摆事实、讲道理，有分析，有说服力的批评，才能使真理掌握群众，从根本上消除错误思潮的影响。那么，有没有“炒热”的现象呢?有。那些庸俗的捧场、廉价的广告乃至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帮派习气，才是真正把错误的东西“炒热”的手段。又有人说，开展批评会伤害人，妨碍“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贯彻。这也是一种极其错误的论调。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的创始人马文瑞对此曾经有过精辟的论述。他语重心长地指出：“‘双百’方针是在比较和斗争中发展马克思主义，发展科学和文化的方针，而不是自由化的方针。如果只许你放不许我放，只要鸣放不要批评，那就不是齐放而是独放，不是争鸣而是自鸣。这样，就不能发展香花，锄掉毒草和杂草，就不能推陈出新，甚至会搞得邪说横行，天下大乱。”他反复告诫我们，“决不能把批评与自我批评同坚持‘三不主义’(不扣帽子，不抓辫子，不打棍子——引者注)对立起来”，“绝不要谈‘批’色变，因噎废食。”他指出有那么一些人，“一听到批评就抵制，就反对。这些人，自己可以乱写文章，乱作诗，乱画画，乱发议论，乱加指责，……可是一旦批评到他们头上，就哇哇叫，什么‘又要收’了呀，‘又打棍子’了呀，‘缺乏安全感’呀等等。这种思想是危险的，是有害的，是远离马克思主义，违反四项基本原则的。”马文瑞的这些意见是多么切中时弊，多么振聋发聩啊!其正确性已经为这些年来的客观实践所充分证明。
           

        学习理论与付诸实践
           

        学是认识世界，行是改造世界。认识世界的目的归根到底是为了改造世界——改造客观世界，也改造主观世界，改造主观世界与客观世界的关系。一个马克思主义者如果不懂得从改造世界中去认识世界，又从认识世界中去改造世界，就不是一个好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要高度重视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再好的话如果仅仅停留在口头上，即使说上一千遍，一万遍，也不可能使客观的物质世界有任何改变。有了反映客观世界的规律性的正确认识，这是宝贵的，但是它不能代替物质的力量，只有通过社会实践，特别是通过党领导下人民群众的社会实践，才能使客观世界得到改造。1942年毛泽东在延安《解放日报》上发表题词“深人群众，不尚空谈”，这应当始终成为我们的座右铭。
           然而稍稍正视现实，我们便会发现在当今的现实生活里，空谈之风仍然很盛。人们经常看到的是一般号召多，具体实践少，浮在上面多，深人群众少，有些同志似乎过于迷信语言的力量，以为话说过了，事情也就完成了。“以会议落实会议，用文件落实文件，靠讲话落实讲话。”这种官僚主义、形式主义的坏作风带给我们事业的危害是不可以道里计的。我们建设学习型政党就要下力气批评和克服这种坏作风。否则，一切都流于空谈，最终将一事无成。
            这里，我想起了几件人和事。一是革命老大姐帅孟奇，她是20世纪20年代参加革命的，在国民党和日本鬼子的监狱里受尽酷刑，一只眼睛失明。后来，在“文革”中间，她又蹲了共产党的监狱，另一只眼睛也失明了。她说过一句话：“良田万顷，日食一升；广厦万间，夜眠八尺。”就是说，你即使有了千顷良田，一天能吃多少，不过一升而已；你即使有了华屋万间，能睡多少地方?夜间躺下来不过占地八尺而已。这些统统是身外之物，只有为人民、为祖国、为党多做贡献，这才是实实在在的，才不枉到这个世界上来走了一遭。帅大姐的崇高的精神境界深深地震撼了我，这是真理的力量和人格的力量的完美统一。假如我们都像帅大姐那样，党的事业重如山，个人名利淡于水，那些有悖于共产党员称号的丑恶现象就难有藏身之地了。二是清华大学学生学习马克思主义的组织“求是学会”的同学们，他们曾经提出“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的口号，这就是说，遇到已认识是正确的东西，不犹豫，不张望，立即行动，从自己做起，从现在做起；碰上明摆着是错误的事情，不左顾，不右盼，坚决抵制，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我觉得，这种精神值得我好好学习。三是我曾经瞻仰过的中共七大会址。会场的布置意味深长会场上插了24面红旗，象征建党24年，每四面红旗缀有一个表示胜利的字母“V”和一条标语：“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其含义是只要坚持真理，修正错误，就会取得胜利。这是号召全党同志从正面坚持真理，从反面修正错误，而坚持真理与修正错误都是要付诸实践的。这样努力去实践了，就必定能取得胜利。后来情势的发展完全证明了七大标语上揭示的真理。七大的召开距今已经将近65年了，明年我们将迎来党的诞辰90周年。“深人群众，不尚空谈”，“坚持真理，修正错误”这些箴言对我们仍有很强的现实指导意义。让我们在建设学习型政党中把这些好的传统和经验进一步发扬光大，使我们党始终成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成为名副其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领导核心。
    

文章来源：求是杂志社研究所编《秋实论丛》第一集，红旗出版社.，2011年6月，第42-49页。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