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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邓小平生平活动 20世纪90年代，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作了较多考察，认为，邓小平生平活动主要有：早年留法和留苏从事共产主义活动；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建国前后参加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文革”遭受迫害；复出后倡导改革开放；晚年发表南方谈话等。 新世纪以来，美国学术界对邓小平生平活动研究得更全面细致。惠妮·斯图尔特将1904—1919年邓小平的活动称为“进入龙年”活动；将1920—1925年留学法国尤其是在法国成为共产主义者称为“政治觉醒”；将1926年1月赴苏留学到1945年抗战结束期间称为“政治指挥官”时期；将1945年8月抗战结束到“文革”前夕称为“从军营到政治职位”时期；将1973年前受迫害称为“文革”受害；将1973年后恢复工作但1976年四五运动后被撤销职务，到1977年复出并倡导改革开放称为“政治死亡和再生”；将1989年称为“动乱气候”。还重点探讨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及其作用，指出：“邓小平1992年视察南方是国家的胜利”，国家所有方面都支持邓小平加快发展中国经济等思想。该书最后认为，邓小平一生有功，但非完人。（WhitneyStewart，DengXiaoping：LeaderinaChangingChina，p.115，p.117.）傅高义则指出：1904—1969年，邓小平是“革命者、建设者、改革者”；1969—1977年，邓小平走了“曲折的登顶之路”；1977—1978年，邓小平“复出”；1978—1980年，“开创邓小平时代”，活动包括“三个转折点”、“为自由设限”、应对“苏联越南威胁”、“向日本开放”、“向美国开放”和“重组领导班子”；1980—1989年，属于“邓小平时代”，活动包括：“广东和福建试验”，“经济调整和农村改革”，“1982—1989年加快经济发展和开放步伐”，努力解决台港问题，为军事现代化做准备；1989—1992年，是邓小平迎接挑战时期，活动有“稳住阵脚”和“南方之行”。（EzraF.Vogel，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pp.11—12.） 值得一提的是，近年美国学者尤其注意探讨邓小平南方谈话背景和意义。米歇尔·莫利纳指出：1992年邓小平视察深圳等经济特区较“成功”，所以此后决定扩大开放。（MichaelMolina，“DengXiaoping（1904—1997）”，inXiaobingLi，ed.，ChinaatWar：anEncyclopedia，SantaBarbara，California：ABC—CLIO，2012，pp.104—105.）基辛格亦指出：邓小平南方谈话成为“中国后来20年政治和经济政策之蓝本”。（HenryKissinger，OnChina，p.441.） 三、研究方法和局限 以上表明，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不仅在邓小平研究方面陆续提出一系列大体上符合实际的观点，而且研究领域逐渐开阔，分析深度有所增加。可以说，学术性不断增强，政治偏见日益减少，研究成果愈加丰富。这说明30余年美国邓小平研究颇有成效。 1978年以来，美国学者在邓小平研究上采用了多样的研究方法。主要包括：文献分析法，即较广泛搜集并整理有关邓小平的各种文献，从中分析邓小平思想与活动、领导艺术和政治风格。个案分析法，即选择适当案例分析邓小平的有关政策与思想。比较分析法，即将邓小平与毛泽东、江泽民、胡锦涛进行对比，寻找异同，从而揭示他们之间的继承和发展关系。访谈法，即走访当事人，通过与他们交谈直接获取有关邓小平的资料，从而对邓小平进行研究。数量分析法，即收集并分析有关数据以阐明邓小平思想和活动规律。现代化理论分析法，即以现代化理论解释邓小平思想。也有学者采取马克思主义概念分析法，即从马克思主义研究角度分析邓小平思想。莫里斯·迈斯纳在《毛泽东的中国和毛泽东以后的中国》一书前言里明确说道：此书以下各章将“按照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关于马克思主义目标和标准的观点研讨人民共和国史”（MauriceJ.Meisner，Mao'sChinaandAfter：AHistoryofthePeople'sRepublic，NewYork：TheFreePress，1986，p.xx.），其中包括研讨邓小平思想。他指出：邓小平等毛泽东的后继者恢复了正统的马克思主义关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发展关系的观点，此为“一种新版的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MauriceMeisner，Marxism，MaoismandUtopianism：EightEssays，p.217.）。总的来看，这些美国学者是以他们自己理解的马克思主义评价邓小平思想。 自然，1978年以来，美国学术界研究邓小平也有不足之处。总体看，美国学者掌握的资料有限，如傅高义《邓小平与中国的变革》这样有份量与深度之专著寥寥。因多种原因，美国学术界有些说法、观点或评价亦不大准确甚至错误。即使傅高义这样的学者，受西方派系研究模式影响，认为改革初期邓小平同事可分成“改革派”和“保守派”（或“正统派”），而邓小平站在“改革派”一边，但对“保守派”有所安抚。（EzraF.Vogel，DengXiaopingandtheTransformationofChina，pp.241—242，p.349.）其实，傅高义这种说法并不准确。邓小平1987年3月3日在《中国只能走社会主义道路》一文中就明确说道：“中国不存在完全反对改革的一派”；“有些人对改革的某些方面、某些方法不赞成，但不是完全不赞成”。尽管美国学术界研究邓小平存在不足，但毕竟进行了许多可贵探讨，并形成了丰富的研究成果。这不仅有助于邓小平研究的深入，而且对中国今后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扩大开放，坚持和平发展道路，特别是与美国构建新型大国关系，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具有积极意义。 ﹝作者陶季邑，暨南大学社会科学部教授，广东广州510632﹞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