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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忧郁苦涩、感伤哀怨情绪的抒发。 甲午战争毕竟是以清朝屡遭败绩、割地赔款、付出空前惨重代价而结束，饱受欺凌、屡遭不幸的中国又一次被推向了灾难的深渊，面临生死存亡的考验。甲午战争的失败和《马关条约》的签订，比以往任何一次对外交涉中的损失都更加惨重。国难当头、民族危亡，许多诗人将内心的悲伤苦闷、精神的折磨忧怨歌咏而出，创作出许多饱含悲苦情调、感伤愁绪的诗篇，于是形成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另外一种格调。 此类诗篇在艺术表现和情感表达上更加细致入微、深婉低回，也更具有感人至深、引人共鸣的艺术力量。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云：“国恩养士重山河，赢得衣冠间谍多。……十载楚材零落尽，九重南望泪滂沱。”(75)忧怨感伤中饱含愤恨，表达众多爱国忧时者的心声。王树楠《书愤》云：“老嫠独陨宗周涕，一傅何堪众楚咻。举国已成孤注势，伤心一发可能收？”(76)将国家危急局势与个人感慨心伤、兴亡教训与眼前现实相结合，以低沉忧郁的格调吟咏对时局作深沉忧患和深刻思考。又其《呈黎观察》云：“东海归来久，轩然忽大波。丘沙战士骨，冠剑小儿歌。每痛秦无策，翻忧汉许和。听公孤愤语，惟有涕倾河。”(77)以感伤悲凉的诗句倾诉内心的孤独迷茫，传达的仍然是国家民族危亡、毫无出路的苦痛，催人泪下。张锡銮《甲午中秋前日左冠廷军门战殁平壤诗以吊之》云：“屹屹孤城独守难，祖邦西望客军单。大同江上中秋月，长照英雄白骨寒。”(78)对抗敌牺牲的左宝贵的凭吊，出之以中秋圆月长照英雄白骨的画面，令人触目伤怀。成本璞《刘公岛为甲午海战覆军处》云：“微风动瀛海，冉冉縠纹生。天入大荒尽，山从海外横。危岸孤石耸，落日暮潮平。见说东征日，楼船苦战争。”(79)描绘北洋水师灰飞烟灭的惨状，传达忧郁难堪而又无可奈何的伤感。吴重熙《感事》云：“龙蟠虎踞帝王州，举目山河落日愁。黯淡棠梨新鬼哭，凄凉禾黍故宫秋。纸鸢未解城中急，风鹤翻多意外忧。独有秦淮好明月，夜深犹照水边楼。”(80)连续使用多个肃杀萧条、衰败孤寂、国破家亡的意象，表达凄凉愁苦、孤寂无助的忧伤，触发兴亡之感、激起沧桑之怀。张秉铨《台湾二首》云：“无端劫海起波澜，绝好金瓯竟不完。阴雨谁为桑土计，忧天徒作杞人看。皮如已失毛焉附，唇若先亡齿必寒。我是贾生真痛哭，三更附枕泪阑干。”(81)对台湾被迫割让表示痛心感慨，寄托强烈的爱国情思。 这些忧郁苦涩、低回悲戚的诗作，代表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另一种风格特征，表达对国家民族状况的忧虑，同时也是悲伤无助、愁苦孤独、报国无门、回天无力的中国人民对于被侵略、受屈辱、遭奴役的痛苦经历的歌哭。这种更加细腻深切地指向内心深处、指向情感细部的诗歌风格，非常充分地表现出那个悲剧时代的悲伤与苍凉，使甲午战争诗歌更具有超越时空、催人泪下的动人力量，也反映了近代诗歌在情感表达方式、表现强度方面的变化，丰富了近代诗歌的风格内涵和美感特征。 (四)多种艺术手法、表现方式的汇聚与运用。 甲午战争波及范围广泛，牵涉人物事件众多，给中国人民造成的精神伤害空前深重。许多诗人用诗歌反映其史实和细节、表达内心情感与思想困惑，采用多种艺术手法和表现方式传达那个艰难时代的诗风创变与文学精神，从更多方面展现甲午战争给近代诗歌带来的时代质素和深刻变化。 咏史构思方式和以古鉴今表现方法的着意运用。一些诗作大量运用以史鉴今、借古讽时的题材选择与艺术表现手法，或赋予历史人物和事件新的时代含义与色彩，或有意模糊历史和现实的界限，将史事与时事密切联系起来，产生更加直接、强烈的艺术效果。于齐庆《咏史》云：“佞臣竟请斩安昌，折槛哓哓不算狂。乳臭小儿真败事，纸糊阁老有封章。试思环海波澄碧，那用漫天雾塞黄？纵使反形今未具，尸居余气太颓唐！”(82)借古人古事讽甲午战争中人物事实，笔力刚健。胡念修《咏史》质问：“六州合错金谁铸？万里投荒玉已焚。沧海桑田浑莫辨，诸君何以扫妖氛？”又追问：“无端征戍忆辽阳，谁使顽夷扰汉疆？”(83)有意模糊古代人物故事与当代时事的界限，以实现更加深刻犀利的批判效果。丁传靖《读史八首》云：“圣主只期安属国，将军都未习戎行。玉关日见残旗返，从此王师气不扬。”又云：“衅端一发遽难收，帷幄当时孰运筹？未见天戈驰绝塞，频闻虏骑陷神州。”又云：“城下要盟事可知，棋输一局竟难支。……卧薪尝胆从今始，惟愿毋忘在莒时。”(84)都是运用史事与时事的相关点和相似处讽刺针砭清政府和军队抗敌不利、苟且偷安，传达甲午战争诗歌的怨刺精神。 此外，王闿运《湘绮楼游仙诗五首》对传统游仙诗的内容和体式均进行了重要改变，内容既非道教游仙，形式亦非五言古诗，而采用咏史纪实的方式对时人时事进行针砭，与同时出现的大量咏史诗非常接近。而诗中多处出现自注，这种几乎无一字一句无来历的作风，也反映了诗人纪实存史意识的加强。近代诗歌叙事性与纪实性加强、诗人之诗与学人之诗二者合一的创作风气也得到了充分反映。 拟古代名家名作之法的再度兴起与有意运用。拟作是中国古典诗歌创作中一种常见且重要的方式，诗骚以降的历代诗人创作了难以计数的拟作。拟古人同类题材或体式的创作习惯在甲午战争诗歌中又一次得到广泛运用。由于甲午战争的强烈刺激，诗人的创作观念进一步明晰，主体意识进一步加强，自觉从古代诗歌中选择内容、格调、体式等方面具有典范性且足以反映近代社会政治状况、表达诗人思想感情的名家名作，从而使拟作之法达到相当高的艺术水平。杜甫七律《诸将五首》就是当时诗人拟作的重点。郭家声《效诸将》、潘宗傅《诸将五首》、赵铭《拟诸将五首》、诸可宝《拟少陵体诸将诗五首》(85)，都是同类诗作。这些拟作在内容和风格上均与杜甫同题原诗有着深刻的相似性，而且颇能反映甲午战争中的重要情况和诗人的主观感受，同样具有时代诗史和诗人心史的双重价值。 李商隐《重有感》是当时诗人模拟的另一主要对象。最有代表性者当推陈玉树《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十首》和《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十八首》，从中可见诗人具有明确的创作用意，而且于此一往情深。《甲午冬拟李义山重有感》之六云：“居然元老总帅干，大纛高才上将坛。帝德如天容忍易，臣心似水古今难。英年毛发同褒鄂，末路功名愧范韩。青徼丹冥沦故界，尽销金甲铸铜山。”(86)《乙未夏拟李义山重有感》之十二云：“桃虫大鸟翻飞易，苍狗浮云变态多。戚舞刑天犹善战，药名国老止能和。沉珂谁效申徒狄？负戴频劳子服何。从此鲲人阛阓满，举朝宜奋鲁阳戈。”(87)通过反映甲午战争中的政治局势、军事状况和人物事件，表达作者对可悲现实的严厉批判和对国家民族命运的深切忧患，颇得李商隐原作之风神。拟作虽然是一种常见的非自出机杼的创作方式，但仍然可以产生优秀作品，采用拟作方式创作的大量诗篇同样丰富了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创作，推动了近代诗歌的创新发展。 集句手法的有意运用和集句诗的大量涌现。集古代名家名句以为新诗，也是古典诗歌创作中的一种常见方式，既具有高雅的趣味性、显示才学的娱乐性，又可以表现深挚的思想内涵和精致的艺术技巧。甲午战争诗歌中出现了比较突出的集杜诗现象。张罗澄是甲午战争时期一位相当重要的诗人，其集杜之作将杜诗与当时政治军事局势、重要人物事件和诗人的内心感受融会于一，代表了当时集杜诗的特点和水平。其《乙未二月倭逼大沽傅相行成定议因集子美句志感》云：“九重春色醉仙桃，河陇降王款圣朝。已喜皇威清海岱，不堪人事日萧条。细推物理须行乐，懒惰无心作解嘲。独使至尊忧社稷，冥冥愤祲未全销。”(88)又其《新秋沪上有怀吾师南皮尚书集子美句》云：“天时人事日相催，故国霜前白雁来。沧海未全归禹贡(谓台湾)，片云何意傍琴台(吾蜀地名)。不贪夜识金银气，潦倒新停浊酒杯。跨马出郊时极目，安危须仗出群材。”(89)张罗澄还有《集杜拾遗句柬刘渊亭军门二首》、《集杜诗送友人沈阳从军》等诗作。此外，夏锡畴《张罗明远孝廉从军集杜拾遗句赠之》云：“空山独夜旅魂惊，月傍关山几处明。画省香炉违伏枕，投壶散帙有余清。更为后会知何地，拟绝天骄拔汉旌。此别应须各努力，武陵一曲想南征。”(90)王焕宗《沪江感事集杜工部句》云：“太息人间万事非，水晶宫殿转霏微。谢安不倦登临赏，刘向传经心事违。彩笔昔成干气象，乌皮几在还思归。诸公衮衮登台省，老大徒伤未拂衣。”(91)均以杜诗的重新组合表达对时局时事的看法，寄托诗人的主观感受。集杜诗在这一时期集中出现，固与杜甫诗歌具有的深厚精湛的思想艺术魅力、产生的深远历史影响有关，更与甲午战争时期国家局势和诗人精神感受密切相关。正是历史事变的相似性以及杜甫诗篇与当时诗人感受的相通性，使近代诗人从杜诗中获得了创作灵感和情感共鸣，而集杜之作的大量出现也使杜诗在全新的时代背景和诗坛风气下获得了新生命，反映了甲午战争诗歌的创变。 甲午战争时期的诗歌在多方面继承中国古典诗歌的表现方法和艺术传统，直接传承鸦片战争以来逐渐形成的近代诗歌风尚，并在新的时代环境和诗坛风气中被赋予了新的价值和意义，反映了近代诗歌发展的连续性特征。另一方面，由于诗歌史、文学史内部与外部多种因素的复杂作用和交互影响，甲午战争诗歌也体现出既有别于古代诗歌、又有别于近代其他阶段诗歌的独特性，反映了甲午战争这一空前深重的民族危机给近代诗人思想、心态、情感造成的巨大冲击，以及由此引发的诗歌内容、风格等方面的突变性与特殊性，更加充分地反映了近代诗歌适时而生、创造发展、变革传统的总体特征，从精神史和文学史意义上诠释了国家不幸对于诗歌创作产生的深刻影响和以入世精神为主导人格特征的近代诗人对于那个苦难时代的诗性记述与有力回应。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