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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正面评价的原因 近十年美国部分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这并非偶然，综合来看，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邓小平外交思想顺应世界形势发展，体现国内现代化建设客观要求，继承和发展毛泽东外交思想，并对中国和世界有益。邓小平明确提出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两大主题，在1982年9月中共十二大开幕词中把“反对霸权主义，维护世界和平，推进人类进步事业”作为新时期中国对外工作根本目标。（《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4页）他强调处理国家关系时，中国不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人，也决不允许别人把自己的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强加于中国，更鲜明突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从中国和世界人民根本利益出发，根据事情是非曲直，独立自主对国际事务作出判断；提出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建立国际新秩序、“一国两制”构想、对外开放基本国策；苏东剧变之际，提出“冷静观察、沉着应付、稳住阵脚、韬光养晦、有所作为”战略方针。因此，美国前总统布什在邓小平逝世后发表书面声明，赞扬“杰出领导人”邓小平对外开放和重视中美关系发展等外交思想，认为“邓小平无疑对建立亚太地区持久和平与繁荣做出重大贡献”。这是近十年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正面评价的基础。 其次，就美国此类学者而言，他们基本属于正直和严肃的学者。刘国力说：如今“美国学术界”存在“严肃敬业的学者”，这些学者“从来没有停止过对中美关系的理性思考”。正因为他们坚持从实际出发的态度，敢于正视邓小平外交思想符合时代和形势发展要求并对中外有益等客观事实，此外近十年还掌握更多研究资料，所以就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许多正面评价。 第三，邓小平许多外交思想亦对美国有利。如，进入80年代，邓小平主张改善同苏联关系，但不重返苏联“大家庭”。事实上，在1989年上半年中苏关系实现正常化前，中国倾向于增强同美国及其西方盟国关系。1989年政治风波后，中美关系急剧倒退。邓小平仍关心中美关系改善和发展，“欢迎美国商人继续进行对华商业活动”。（《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32—333页）再如，他认为，“考虑国与国之间的关系”，既“着眼于自身长远的战略利益”，“同时也尊重对方的利益”，彼此平等相待，不计较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差异。（同上，第330页）此外，为化解中国与周边国家历史积怨与地缘利益矛盾冲突，提出“把主权问题搁置起来，共同开发”。（同上，第87页）邓小平这些思想亦对美国包括其亚洲盟国有利。因此，邓小平逝世后，美国总统克林顿发表声明，称邓小平为“中国资深政治家”、“世界舞台上杰出人物”，认为邓小平思想包括其外交思想有助于中国“在世界事务中发挥重要作用”和作为大国“继续崛起”，不仅“政治上保持稳定”，而且“经济上对外开放”，“并成为建立安全国际秩序的全面伙伴”，这些“完全符合美国利益”。显然，邓小平许多外交思想亦对美国有利。这更有助于近十年美国学者对邓小平外交思想作出正面评价。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