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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80年代之后，学术界又遭遇了怎样的一种学术思潮，进而使“南北宗”研究在阮璞等人的倡导下开始重视其蕴含的美学价值呢？首先，这一思潮缘起于考古学界对民国“疑古”思潮的反思和对上古史的重建愿望。1986年，李学勤发表《对古书的反思》⑨一文，提出“对古书的第二次反思”的想法，欲用新的眼光审查古籍文献。阮璞提出“南北宗”研究性质向美学阐释转向的观点，就是受到了当时“释古”思潮的影响。一方面，“释古”思潮对“疑古”时期一味地在典籍文献系统中寻求反证，进而忽视这些说法产生的深刻现实根源和存在合理价值做法，起到了纠偏的作用。这对于我们理解“南北宗”是针对于绘画创作而产生的画学主张也有所帮助；另一方面，针对考古学界对古史佐证的成功，尤其是以王国维“二重证据法”为基础，殷墟出土文物与上古史文献记载的吻合或言为巧合，无疑促成了部分考古学界学者重新提出“释古”观念，试图加强中国古史可信史的时段范围。但自民国建立考古学以来，无论顾颉刚的“古史辨”运动、王国维的“二重证据法”，以及今天一些学者的研究方式，都没有走出文献证史的范畴。而关于唐宋以后的山水画史研究，毕竟与上古史研究存在一定的区别，也远没有古史研究和考古学界在材料获取上所想象的乐观，反而随着真伪鉴定的推进，前期可信赖的很多作品通过研究都成为了问题作品，尤其是董其昌借助“以想心取之”的鉴定方式构筑的一份古画体系，为当前的鉴定设置了不小的障碍。另外各个时代的伪作、仿作和代笔等现象，都干扰了目前研究对实物作品的取证。因此，虽然山水画史研究中的美学阐释受到古史研究的“释古”思潮影响，但其研究内涵却是对作品风格类型的趣味化阐释，而非实证性的。我们还需要认真审视的一个问题是，当时阮璞等人对“南北宗”的美学阐释，借助的主要手段依然是文献性质的，这在方法论上还是没有突破民国学术体系的拘束。所以“南北宗”的美学阐释研究，也只能是学术史的一个片段而已。 综上所述，30年代“南北宗”的史学研究，是在“疑古”思潮和科学实证主义史学方法指导下，对古代画学文献史实阐述客观性的质疑；80年代中期的美学研究，是在“释古”思潮波及下，对山水画风格、画法及文人趣味累积发展至晚明时期既成事实的理解和阐释。 其次，“南北宗”自身就蕴含着史学与美学双重价值，这是导致其研究性质变化的内在因素。从实证主义历史观出发，“南北宗”对之前山水画史发展历程和画人师资传承体系的排列极为失实；从画学主张和创作角度看，它建立在美学意蕴和风格学之上的归纳与创作导向价值，又有着明确的致用目的。这些都本于立论者根据创作需要对史实的主观采集和褒贬，是命题本身历史性和风格价值论并存的前提。 就一般史学研究而论，对“南北宗”研究性质的界定，似乎不应存在过多分歧，毕竟命题内容与众多历史文献记载和部分作品风格之间的确存在抵牾之处。而从绘画史研究的特殊性出发，“南北宗”在史实考证辨伪之外，又涉及美学风格理解，这是绘画史研究的一个特殊现象。阮璞即已认识到从“南北宗”双重内涵到学术研究的实质，都暗含着两个不同结构：其一，史学考证所关心的真实性、客观性；其二，绘画发展的自律性、美学风格价值。就艺术史的叙述依据而论，大致可分为两种主要形态：以艺术家为线索的人物传记式和以作品意蕴为主体的风格演变式。这两种写作形式都有一个共同的内在准则，即画家主体趣味和作品美学意蕴的前后关联，是真正能够使艺术之史得以存在和延续的基础性因素。所以，由于艺术史是建立在个体画家作品风格和意蕴“历时性”演变之上，就会不断地使艺术发展的历史性掺杂于美学风格的演变当中。这样一来，我们在区分“南北宗”到底是一个史学问题还是一个美学问题时，就会左顾右盼。笔者认为，由于创作风格和审美取向积累延续的独立性，往往使我们忽视甚至漠视，艺术史的所有构造形态都是建立在实存画家和作品基础之上的历史撰述，导致某些重要的艺术史命题的史实逻辑或史学意义会以现实致用为前提而被主观截取。先就艺术史的陈述者来说，从审美角度完成对个体画家思想和作品风格的描述，再过渡到对发展过程的连续性安排，是其述史的主要目的。在艺术史家的讲述当中，如何使自己所关注和重视的艺术风格成为一种有影响力的审美趣味，尤其在缺乏客观实存艺术作品和文献证据的情况之下，那只有通过建立必要的“叙述学”意识，才能树立这种风格趣味的历史合理性。再从作品角度出发，艺术史的撰述意义在于通过对现存发展过程有意识的梳理，进而使作品进入一种既定风格发展的历史框架，成就其历史性存在而不仅仅是孤立的个体性风格。众多艺术个体凭借着有限的史实依据，被合理或成功地安排进一个人为的风格结构或序列当中，就有可能形成一幅由史实和风格二元结构所构筑的连贯性图景。虽然艺术史实原本是客观存在的，但对风格趣味的领悟和叙述始终没有一个客观给定的标准，也正是由于这些原因，艺术史先前本应存在的客观性史实状态转而人为化或风格化了。最后从学术研究角度看，艺术史研究的确存在史实考辨与美学风格阐释的不同选择。一方面，艺术史在梳理其自身发展脉络时，必须借助于一般史学的科学实证方法，因此由于实证史学的影响而去追究某种艺术发展历程的客观性；另一方面，由于作品坚持某种风格样式的艺术理论或宗派性特征，强调超越客观历史的审美独立价值，在史实考证辨伪之外，又有着一套顺应风格趣味的选择性发展标准。相对于一般史学来说，艺术史并非完全把对史实的复原作为主要目的，而是较为重视对已有视觉经验和风格趣味的回顾与“分类”，寻求人类审美思维发展历程，探求其内在规律并做出利于当前风格演变与拓展的选择。“南北宗”就是这样一个蕴含史学与美学双重结构的绘画史命题，因此对于它的研究也就因而有了前后不同的学术性质。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