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捷
    

    作者简介：李捷，1955年2月生于北京。祖籍山东平阴。198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第一分校历史系。1986年毕业于中央党校中共党史研究生班，获硕士学位。1987年4月起在中央文献研究室工作，长期从事毛泽东生平思想研究。现任中央文献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中国中共文献研究会副会长，中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副会长，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副会长，中国毛泽东诗词研究会副会长，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
    参加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材《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的编写工作，作为首席专家之一，主持编写该教材的下编。还作为主要成员参加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建设工程教材《史学概论》的部分编写工作。发表学术论文近百篇。代表作有《毛泽东与新中国内政外交》（中国青年出版社2003年12月版）、《从毛泽东思想到科学发展观》等。
    
    1956年和1957年，对于刚刚进入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中国来说，是举足轻重的两年，是富于理论创造活力的两年。
    在这期间，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先后推出两部划时代的论著：《论十大关系》和《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一个具有独创性和开拓精神的方针——“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也在同一时期提出并得到完善。
    “双百”方针是怎样产生的？又是如何发展完善的？从中可以得到哪些基本的经验教训？
    还是让我们从头说起。
    （一）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重大举措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提出，绝不是偶然的。
    进入1956年，党和国家面临着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即将进入一个新阶段的转折关头。为了迎接新的历史时期的到来，1956年1月，中共中央召开了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在会上，毛泽东提出了“全党努力学习科学知识，同党外知识分子团结一致，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总任务。为了实现这个任务，这次会议及其以后，中共中央采取了两项重大举措：一是充分肯定广大知识分子在思想改造中取得的巨大进步，提出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二是提出了旨在繁荣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双百”方针。
    这两大举措表明，进入社会主义建设时期，科学文化事业的繁荣和充分发挥知识分子的作用，已经成为关系全局的战略问题。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第一代领导核心，对此给予了足够的重视。
    知识分子问题和繁荣科学文化事业，两个问题密不可分。当时，在这两个问题上的主要障碍是，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宗派主义，在领导科学文化事业中表现出来的片面性和教条主义。前面提到的两大举措，正是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的，有很强的针对性。
    新中国成立后，在知识分子中间广泛开展了以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学习辩证唯物论和历史唯物论为主要内容的思想改造运动，取得了重要的成效，思想方法和精神面貌都发生了巨大变化。但在实际工作中，一些领导干部依旧用老眼光看待知识分子，重改造轻使用，对他们仍旧采取不信任的态度，使他们不能发挥专长，为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服务。这样形成了极其矛盾的现象：社会主义建设事业急需知识人才，大量的知识分子又不能充分发挥专长；广大知识分子自觉接受思想改造，立场、感情和观点都发生了变化，但却得不到应有的肯定和信任。这些情况表明，宗派主义，成为当时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错误倾向。
    为了解决这些问题，1955年11月23日，毛泽东召集会议初步讨论了知识分子改造问题，决定在1956年1月召开一次大型会议，全面解决知识分子问题。这次会议还决定成立研究知识分子问题的中央十人领导小组，由周恩来总负责。[1]这个小组，为筹备召开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会议，做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工作。
    1956年1月召开的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在制定知识分子政策问题上，是一次划时代的会议。这次会议全面评价了建国以来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取得的成果，既肯定了知识分子中间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又重申了继续帮助知识分子进行自我改造的任务；既提出“目前在知识分子问题上的主要倾向是宗派主义”，又指出“也存在着麻痹迁就的倾向”。这次会议的一个重要理论贡献，是指出在社会主义建设中，“必须依靠体力劳动和脑力劳动的密切合作，依靠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的兄弟联盟”。[2]
    这次会议提出了向科学进军的口号，提出了制定发展科学文化事业的远景计划的任务，但没有来得及进一步讨论如何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问题。不过，这次会议在知识分子问题上取得的突破性的思想成果，为“双百”方针的提出铺平了道路。
    应当肯定，在知识分子思想改造运动中，批判资产阶级唯心论，学习和宣传辩证唯物论、历史唯物论，是完全必要的，取得的成绩是主要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宣传唯物主义思想批判资产阶级唯心主义思想的指示》，对前一段的经验教训作了总结，对重大政策作了原则规定。其中包括：“学术批评和讨论，应当是说理的，实事求是的。”“解决学术的争论，应当采取自由讨论的方法，反对采取行政命令的方法。应当容许被批评者进行反批评，而不是压制这种反批评。应当容许持有不同意见的少数人保留自己的意见，而不是实行少数服从多数的原则。”“在进行对资产阶级错误思想的批判和学术问题的批评和讨论时，应当坚持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和团结改造知识分子的政策”，“应当分清政治上的反革命分子和学术思想上犯错误的人，对学术思想上有严重的资产阶级错误观点的学术工作者，只要他政治上不是反革命，应当保障他们获得适合于他们的工作岗位，保障他们有可能继续进行对于社会有用的研究，尊重和发挥他们对社会有用的专长，并将这种专长传授给青年，同时鼓励他们积极参加学术的批评和讨论，实行自我改造。”[3]这些规定，为后来提出在学术上实行“百家争鸣”的方针，作了初步的政策上的准备。
    与此同时，在一些地方，一些领域，也出现了某种片面性，突出表现是乱贴政治标签。例如说“中医是封建医，西医是资本主义医”，“巴甫洛夫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米丘林的学说是社会主义的”；“孟德尔—摩尔根的遗传学是资本主义的”，等等。由于贴上了政治标签，就发生了用行政命令的手段人为地禁止讲授和研究某一学派的错误做法，严重妨碍了科学研究。
    和片面性并存的，还有教条主义倾向，突出地表现在学习苏联的问题上，例如，在遗传学上，存在着摩尔根和李森科两派学说。苏联在一段时间里，把摩尔根学派看做是资产阶级的，把李森科学派看做是社会主义的。这股风也影响到我国遗传学界，弄得摩尔根学派的科学家无法正常开展研究，大学里也无法开设遗传学课程。
    这些情况，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高度重视。从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以后，就开始认真着手解决这些问题。据陆定一回忆，1956年2月，在毛泽东的住所颐年堂开会，他向中央报告了学术界存在的种种情况。就在这次会议上，决定对科学工作采取“百家争鸣”的方针。[4]
    1956年4月28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的总结讲话里，毛泽东正式把“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作为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方针提了出来。
    他说：“艺术问题上的百花齐放，学术问题上的百家争鸣，我看应该成为我们的方针。”还说：“讲学术，这种学术也可以讲，那种学术也可以讲，不要拿一种学术压倒一切。你讲的如果是真理，信的人势必就会越来越多。”[5]
    5月2日，毛泽东在最高国务会议第七次会议的总结讲话里，再一次论述了“双百”方针，肯定“在艺术方面的百花齐放的方针，学术方面的百家争鸣的方针，是有必要的。”
    他讲了一段很重要的话：“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各种学术思想，正确的、错误的，让他们去说，不去干涉他们。李森科、非李森科，我们也搞不清，有那么多的学说，那么多的自然科学学派。就是社会科学，也有这一派、那一派，让他们去谈。在刊物上、报纸上可以说各种意见。”[6]
    “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点明了“双百”方针适用的法律范围和限度。“双百”方针所要解决的核心问题，是在科学文化领域里，把政治思想问题同学术性质的、艺术性质的、技术性质的问题划分开来，做到政治上分清敌我，学术上和艺术上充分自由。这和《论十大关系》中提出的调动一切积极因素、为把我国建设成为一个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而奋斗的总目标，是完全一致的。“双百”方针和《论十大关系》同时提出，是很自然的。既然要把政治问题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区别开，就要有一个政治标准问题。由于实践的限制，毛泽东还不可能在当时提出具体的政治标准。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这个十分重要的限定，代表了他对这个问题的重视及其最初的思考。
    “双百”方针一提出，就引起知识界的强烈反响和重视。当时，有200位科学家集中在北京，讨论制定科学发展和远景规划。参与主持这项工作的李富春向中央提议，对这些科学家讲一讲“双百”方针。
    同年5月26日，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受中共中央委托，在中南海怀仁堂作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讲话。这篇讲话，以毛泽东的有关论述为依据，事先两次经中宣部集体讨论，又根据周恩来的意见作了修改，事后又送毛泽东审阅修改，并批准在《人民日报》公开发表。可以说，它集中代表了中共中央领导集体当时对“双百”方针的理解和认识，阐明了“双百”方针的内容、性质、适用范围、客观依据和总的奋斗目标。
    1956年9月，刘少奇在中共八大的政治报告里，再次重申“双百”方针，并且指出：“科学上的真理是愈辩愈明的，艺术上的风格是必须兼容并包的。党对于学术性质和艺术性质的问题，不应当依靠行政命令来实现自己的领导，而要提倡自由讨论和自由竞赛来推动科学和艺术的发展。”[7]
    在中共八大通过的关于政治报告的决议里也指出：“用行政的方法对于科学和艺术实行强制和专断，是错误的。对于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思想，必须继续进行批判。但是，对于中国过去的和外国的一切有益的知识，必须加以继承和吸收，并且必须利用现代的科学文化来整理我国优秀的文化遗产，努力创造社会主义的民族的新文化。”[8]
    这些都是对“双百”方针所作的重要补充。而更重要的是，“双百”方针作为一项长期有效的指导方针，得到了中共中央最高领导机关——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正式确认。
    “双百”方针从提出之日起，就显示出了它的活力和影响力，得到全党、全国多数人的拥护。但它并非十分完善。它还要在实践中接受检验，并在实践中不断补充、发展和完善。
    （二）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一项重要方针
    “双百”方针提出不久，就经历了一次重大的考验。
    从1956年下半年起，国际国内都出现不小的波动，被毛泽东称为“多事之秋”。
    最重大的波动，是由苏共赫鲁晓夫秘密报告引起的。1956年2月，苏共二十大闭会前夕，在各国共产党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赫鲁晓夫向苏共党内作了全盘否定斯大林的秘密报告。不久，这个秘密报告的内容首先由西方媒体披露出来，在国际上引起轩然大波，在社会主义阵营造成思想混乱。随后，发生了波兰和匈牙利事件。奉行冷战政策的美国等西方国家，借机发动宣传攻势，企图在社会主义阵营制造更严重的事端。
    这股风潮也影响到中国。在党内外引起一定的思想混乱。围绕如何评价斯大林、如何看待苏联经验、要不要坚持共产党的领导等重大问题，存在着不同看法。在这些问题上长期积累下来的错误认识，通过1957年5月开展整风鸣放的机会，充分暴露出来，促使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决心发动了反右派斗争。
    这股右的风潮，不能不影响到对外部变化反应最为敏锐的中国知识界。这对刚刚经历了思想改造运动的广大知识分子来说是一次严峻的政治考验。大多数知识分子经受了这次考验，但也有一些人表现出摇摆，又确有极少数右派分子在整风鸣放中表现极为活跃。对于知识分子状况的复杂性，以及思想改造出现大的波动和反复的情况，1956年1月中共中央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会议，是没有也很难估计到的。在新的情况面前，如何正确分析知识分子的现状，成为贯彻“双百”方针必须首先解决的重要课题。
    1957年2月27日，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里，专有一节论述知识分子问题。3月12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又用大部分篇幅分析了知识分子的情况，论述了知识分子的改造问题、同工农群众结合的问题。两个讲话的共同特点，是肯定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取得了显著的成绩的同时，要继续加强在世界观方面的思想改造，并且认为“现在多数知识分子还不能说已经完成了这个转变。”这个分析，在当时有其强调不断进行思 想改造的积极一面，但是随着反右派斗争的严重扩大化，其负面影响日益显露。
    除了思想界的认识混乱以外，“双百”方针的贯彻，也受到来自“左”、右两方面的干扰。
    1957年1月7日，陈其通、陈亚丁、马寒冰、鲁勒在《人民日报》发表《我们对目前文艺工作的几点意见》一文，对“双百”方针的实际效果表示怀疑。文章认为，百花齐放的方针使文学艺术在过去一年中放出了一些令人喜爱的花朵，但自从提出百花齐放以后，有许多人只热衷于开老花，不注意开新花。还说，在过去的一年中，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方向和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创作方法，越来越很少有人提倡了。有些人认为国家已进入社会主义建设的新时期，只需要强调“百花齐放，百家争鸣”，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向可以不必强调了。应当说，这篇文章提出的问题，并非全都没有道理。但是，作者们把这些问题归咎于“双百”方针的实行，则是错误的。
    毛泽东对这篇文章所代表的“左”的情绪极为重视，在文章发表的当天，就提议印发中央政治局、书记处和即将召开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会议。1957年3月全国宣传工作会议期间，毛泽东又多次对这篇文章提出批评，说文章对形势的估计是错误的，思想方法是教条主义、形而上学、片面性的，无非是来阻止“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在贯彻“双百”方针上，他对“左”的干扰保持着高度的警觉。
    对“双百”方针，也有来自右的方面的干扰。一个突出的表现，就是抹杀“双百”方针与西方民主的本质区别，片面强调鸣放，企图在一些重大的政治原则问题上也搞所谓的“百家争鸣”。同时，只许各种奇谈怪论大鸣大放，不许不同意见进行正常的争论和批评，主张要搞西方式的“大民主”。这种情况尽管只是局部的，但同样引起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密切注意。在1957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毛泽东明确提出要反对两种片面性。他在讲话提纲里写道：“教条主义与机会主义（修正主义），肯定一切和否定一切，都是形而上学，都是毒草，都要批判，都要以治病救人的态度去批判。”
    如果说，毛泽东和中共中央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主要的注意力是集中纠“左”的话，那么，在新的变化了的形势下重申并进一步阐明“双百”方针，则必须在两条战线上同时作战，既反“左”，又反右。这是带有全局性的重大变化。
    客观形势的发展，需要进一步重申和完善“双百”方针。而全党对社会主义社会发展规律的认识的深化，又为此提供了思想条件。
    随着社会主义社会内部各种矛盾的逐渐暴露，毛泽东逐步形成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理论。这为在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下，解决坚持和贯彻“双百”方针的问题，奠定了更加坚实的理论基础。这个理论条件，在“双百”方针提出的时候，还不具备。因此，毛泽东在1957年2月27日最高国务会议第十一次（扩大）会议上，作《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讲话，把知识分子问题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作为两个重要问题来阐述，可以说是高屋建瓴，点到了实质。不久，他又在同年3月12日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里，再次系统地论述了这两个问题。通过这两篇重要讲话，“双百”方针进一步完善了。
    毛泽东的这两篇讲话，从哪些方面发展并完善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呢？主要有以下几点。
    1．确立了在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总题目下，贯彻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大格局。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里，明确了“人民”这个概念的范围，指出人民内部矛盾的性质“是在人民利益根本一致的基础上的矛盾”。在此基础上，又进一步明确了解决人民内部的思想问题和是非辨别问题的总原则，即：“凡属于思想性质的问题，凡属于人民内部的争论问题，只能用民主的方法去解决，只能用讨论的方法、批评的方法、说服教育的方法去解决，而不能用强制的、压服的方法去解决。[9]而“双百”方针，就是这个总原则在解决科学文化领域中的人民内部矛盾的具体运用。因此，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长期共存，互相监督，这几个口号是怎样提出来的？它是根据中国的具体情况提出来的，是在承认社会主义社会仍然存在着各种矛盾的基础上提出来的，是在国家需要迅速发展经济和文化的迫切要求上提出来的。”[10]在这三者中，尤其以社会主义社会的各种矛盾这个条件的作用更根本，更稳定，更持久。有没有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这个总题目，作用大不一样。惟有如此，“双百”方针才能作为“一个基本性的同时也是长期性的方针”确定下来。
    在明确把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作为党和国家政治生活的主题的时候，毛泽东曾经设想“造成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那样一种政治局面”，并且认为“采取现在的方针，文学艺术、科学技术会繁荣发达，党会经常保持活力，人民事业会欣欣向荣，中国会变成一个大强国而又使人可亲”。在这些通盘考虑中，“双百”方针无疑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2．以宪法为依据，提出了判断政治生活中言行是非的六条标准，进一步规范和明确了“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的适用范围。这是对“双百”方针最重要的补充和完善。
    “双百”方针提出以后，就有人从右的方面作过曲解，把它和西方民主混淆起来。因此，毛泽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这两个口号，就字面看，是没有阶级性的，无产阶级可以利用它们，资产阶级也可以利用它们，其他的人们也可以利用它们。所谓香花和毒草，各个阶级、阶层和社会集团也有各自的看法。”[11]尽管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也说过只限于人民内部的自由，并且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范围之内”，但是这些限定毕竟是笼统的、宽泛的。实践的发展，要求对“双百”方针的适用范围作出更加具体而明确的规定。
    毛泽东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中指出：“从广大人民群众的观点看来，究竟什么是我们今天辨别香花和毒草的标准呢？在我国人民的政治生活中，应当怎样来判断我们的言论和行动的是非呢？我们以为，根据我国的宪法的原则，根据我国最大多数人民的意志和我国各党派历次宣布的共同的政治主张，这种标准可以大致规定如下：（一）有利于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而不是分裂人民；（二）有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而不是不利于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三）有利于巩固人民民主专政，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专政；（四）有利于巩固民主集中制，而不是破坏或者削弱这个制度；（五）有利于巩固共产党的领导，而不是摆脱或者削弱这种领导；（六）有利于社会主义的国际团结和全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国际团结，而不是有损于这些团结。这六条标准中，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他还申明：“提出这些标准，是为了帮助人民发展对于各种问题的自由讨论，而不是为了妨碍这种讨论。”[12]
    需要说明的是，在毛泽东2月27日的讲话里，并没有上面这些内容，这六条政治标准，是毛泽东根据整风鸣放中暴露出来的错误倾向，在修改《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稿的过程中增补进去的。这既是对那次讲话的重大补充，也是对“双百”方针的重要补充。
    3．根据一年来的实践，丰富和完善了“双百”方针的内容。
    在提出“双百”方针的时候，对它的内容，主要是围绕把政治问题同学术问题、艺术问题分开，在学术和艺术上享有充分的自由进行阐述的。而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中，“双百”方针的内涵，得到了多方面的展开。
    在科学和艺术问题上享有充分的自由，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仍然是“双百”方针的基本内容，但表述更加规范完整。毛泽东指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是促进艺术发展和科学进步的方针，是促进我国的社会主义文化繁荣的方针。艺术上不同的形式和风格可以自由发展，科学上不同的学派可以自由争论。利用行政力量，强制推行一种风格，一种学派，禁止另一种风格，另一种流派，我们认为会有害于艺术和科学的发展。”[13]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双百”方针的内容的一个重要补充，是明确指出：“艺术和科学中的是非问题，应当通过艺术界科学界的自由讨论去解决，通过艺术和科学的实践去解决，而不应当采取简单的方法去解决。”[14]毛泽东在论述这个问题时，还把它作为科学艺术发展的规律来认识，指出：“历史上新的正确的东西，在开始的时候常常得不到多数人承认，只能在斗争中曲折地发展。正确的东西，好的东西，人们一开始常常不承认它们是香花，反而把它们看做毒草。哥白尼关于太阳系的学说，达尔文的进化论，都曾经被看做是错误的东西，都曾经经历艰苦的斗争。我国历史上也有许多这样的事例。”[15]这样一些论述，使人们对于“双百”方针的认识又深化了一步，使“双百”方针和科学艺术发展的自身规律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讲话对“双百”方针的内容的另一个重要补充，是正确回答了实行“双百”方针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的关系问题，指出：“实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并不会削弱马克思主义在思想界的领导地位，相反地正是会加强它的这种地位。”[16]
    提出这个论断的依据，是唯物辩证法的对立统一规律。“正确的东西总是在同错误的东西作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真的、善的、美的东西总是在同假的、恶的、丑的东西相比较而存在，相斗争而发展的。当着某一种错误的东西被人类普遍地抛弃，某一种真理被人类普遍地接受的时候，更加新的真理又在同新的错误意见作斗争。这种斗争永远不会完结。这是真理发展的规律，当然也是马克思主义发展的规律。”[17]当着毛泽东根据反右派斗争开始以后的新情况，提出“我国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之间的意识形态方面的谁胜谁负的斗争，还需要一个相当长的时间才能解决”的论断的时候，同时也对这一斗争的前景表示自信。这是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的自信，是对真理的自信。
    总之，经过《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等讲话补充和完善了的“双百”方针，是一个以正确区别和处理人民内部矛盾为主题，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事业的根本方针；是一个充分尊重科学艺术发展的客观规律，通过科学界和艺术界的自由讨论，通过科学和艺术的实践，解决科学和艺术中的争论问题的方针；是一个遵循对立统一规律，通过积极正确的思想论争，既弄清政治是非，又保障言论自由，巩固和加强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里的领导地位的方针；是一个既反“左”又反右的长期稳定的方针。
    这是继提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以后，全党在认识上的又一次重大发展。
    （三）在新形势下坚持和
    
    发展“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
    从“双百”方针提出到现在，41年过去了。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双百”方针的贯彻遇到了曲折。直到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才在全局上进入了健康发展的新时期。回顾这段历史，总结基本的经验教训，可以增强在新形势下坚持和发展“双百”方针的自觉性。
    1．坚持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坚持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是贯彻“双百”方针的根本保证。
    前面谈到，党提出“为迅速赶上世界科学先进水平而奋斗”的目标，并作出知识分子中的绝大部分“已经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的论断，是形成“双百”方针的重要条件。而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前，之所以在贯彻“双百”方针上屡受挫折，也正是因为在这两个基本问题上长期受到“左”倾错误的困扰。
    1957年反右派斗争是必要的，但因此改变中共八大对国内社会主要矛盾的正确论断，重申阶级矛盾是主要矛盾，又是一个重大失误。尤其是1962年重提阶级斗争之后，偏离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去搞上层建筑和意识形态领域的所谓“继续革命”，结果是陷入阶级斗争扩大化的迷雾不能自拔，与此同时，知识分子政策也受到阶级斗争扩大化错误的影响。本来，在反右派斗争开始前后，进一步强调加强知识分子的自我改造是适时的，也是必要的。但由于受到反右派斗争严重扩大化的影响，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一部分的正确论断，在很长一段时间不再被提起，对知识分子怀疑、不信任的情况则日益发展。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双百”方针虽然没有被取消，但却难以真正贯彻下去。在“文化大革命”中，更是一度到了名存实亡的地步。
    拨乱反正，有很大一部分工作是从落实“双百”方针做起的，由此又引出了落实知识分子的政策等问题。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历史，同样深刻地告诉我们，全面贯彻“双百”方针，保持和发展科学昌明、艺术繁荣的大好局面，离不开坚持社会主义经济建设这个中心，离不开尊重科学、尊重知识、尊重人才的良好社会环境。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警惕“左”的干扰，坚持党的基本路线毫不动摇。
    2．旗帜鲜明地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划清同西方民主及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原则界线，是贯彻“双百”方针的关键。
    从“双百”方针提出时起，不但受到“左”的干扰，也不断受到来自右的曲解。为了防止这种曲解，划清“双百”方针同西方民主的原则界线，毛泽东提出了六条政治标准，并且强调“最重要的是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两条”。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邓小平又作了新的概括，将六条政治标准进一步发展成为四项基本原则，成为中国的立国之本，成为党的基本路线的重要组成部分。
    四项基本原则，和“双百”方针是什么关系呢？邓小平在1980年1月有一段精辟的论述：“要求安定团结，是不是会妨碍百花齐放呢？不会。我们要永远坚持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但是，这不是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利于安定团结的大局。如果说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可以不顾安定团结，那就是对于这个方针的误解和滥用。我们实行的是社会主义民主，不是资本主义民主。所以，我们坚持安定团结，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同坚持‘双百’方针，是完全一致的。”他还说：“四项基本原则首先要求坚持社会主义，难道我们能够不坚持社会主义吗？不坚持社会主义，还有什么安定团结，还有什么社会主义的四个现代化？三中全会就要求安定团结，就要求在安定团结的基础上进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是全国人民的最大利益。‘双百’方针当然要为这个最大利益服务，而绝不能反对这个最大利益。”[18]
    “双百”方针，是在坚持和保证四项基本原则基础上，繁荣和发展社会主义科学文化的方针；是在四项基本原则指导下，在宪法和法律许可的范围内，在人民内部进行充分的学术讨论和争论，使各种学术观点和艺术流派都能平等竞争、自由发展的方针；是以党和人民的根本利益为出发点的长期稳定的方针。在坚持四项基本原则的问题上，我们要警惕右的思潮，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毫不动摇。
    3．按照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努力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
    这是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对“双百”方针所作的一个重要发展和补充。我国正处于社会主义的初级阶段，所要解决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物质文化需要同落后的社会生产力之间的矛盾。解决这个矛盾，必须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必须既要搞好物质文明建设，也要抓好精神文明建设。而要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的需要，使得科学昌明，文化繁荣，离不开认真贯彻“双百”方针。这样，就把“双百”方针同解决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主要社会矛盾紧密地联系在一起，成为加强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一项重要方针。
    精神文明建设的主体是人民群众，根基是社会主义，动力是迅速发展的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事业。一方面，“只有深深根植于人民群众的历史创造活动，继续发扬民族优秀文化和革命文化传统，积极吸收世界文化优秀成果，我们的文化事业才能健康发展，愈益繁荣”；另一方面，“那种淡漠‘二为’方向、远离群众实践的倾向，那种迎合低级趣味，‘一切向钱看’的倾向，那种鄙薄革命文艺传统、推崇腐朽文艺思潮的倾向，都是错误的，应该坚决反对”。[19]这样，“双百”方针又同坚持为人民服务、为社会主义服务的方向紧密地联系起来，成为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的一项重要方针。
    人民群众的精神文化生活需要，是多层次多方面的。因此，要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这是“二为”方向和“双百”方针，在充分满足人民群众对精神文化生活的不同层次、不同方面的需要的具体体现。所谓主旋律，就是时代的最强音，是由党和国家的总任务和总政策决定的。弘扬主旋律，说到底，是要担负起“以科学的理论武装人，以正确的舆论引导人，以高尚的精神塑造人，以优秀的作品鼓舞人”[20]的使命。既要防止顾了主旋律、忽视了多样化的倾向，更要注意防止借口多样化、替代主旋律的错误做法。
    从毛泽东到邓小平，“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方针，走过了两个时代。它经历了曲折，经受了考验，却永葆青春活力。“双百”方针为什么能在中华沃土上具有如此顽强的生命力？道理很简单：它集中了人民的意愿、时代的要求、客观的规律，可谓“天时”、“地利”、“人和”。
       参考文献：
    [1] 《周恩来年谱（1949—1976）》上卷，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5月版，第52l页。
    [2] 《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11月版，第160页。
    [3] 《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6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3年12月版，第67—68、7l页。
    [4] 《陆定一文集》，人民出版社1992年2月版，第843页。
    [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4页。
    [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55页。
    [7]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42页。
    [8] 《中国共产党第八次全国代表大会文献》，人民出版社1957年2月版，第815页。
    [9]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9、229页。
    [10]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09、229页。
    [11]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3页。
    [12]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3—224页。
    [13]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9页。
    [14]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9页。
    [15]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29页。
    [16]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2页。
    [17] 《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6月版，第230—231页。
    [18]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10月第2版，第256页。
    [19] 《讲学习讲政治讲正气》，学习出版社1996年12月版，第43—44页。
    [20] 江泽民：《论党的建设》，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11月版，第125页。
    文章来源：《李捷自选集》，学习出版社，2009年10月。

责任编辑：景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