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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正华 摘要：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在短短的七年中,由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新中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从而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 关键词：新中国头七年 历史地位 社会主义制度 社会风气 作者简介：李正华，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研究员。 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1956年底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基本完成，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过渡时期。在短短的七年中，新中国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提前完成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营造了良好的社会风气。这一时期，奠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发展进步的坚实基础。 一、建立并巩固了新生的人民政权，开辟了中华民族历史新纪元 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中华人民共和国庄严宣告：“中国人民由被压迫的地位变成新社会新国家的主人……中国人民民主专政是由中国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爱国民主分子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的政权。”[1]新中国的建立，标志着中国结束了少数剥削者统治广大劳动人民和帝国主义奴役中国各族人民的历史，中国人民成为了国家的主人；标志着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变成无产阶级及其政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社会，并开始了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过渡时期，中华民族的发展进入了新的历史时代。 但是，新生的政权成立不易，巩固更难。新中国成立之时，面临的形势极其严峻。在国际上，以美国为首的西方敌对势力坚持敌视和拒不承认的立场，对新中国采取政治上孤立、经济上封锁、军事上威胁的政策，支持国民党残余势力进行破坏和捣乱，妄图把新中国扼杀在摇篮里。在国内，尚有三百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包括广东、广西、云南、贵州、四川、西藏、台湾的全境和福建、湖南、湖北、陕西、甘肃的局部地区未解放，数百万土匪和反革命分子正在继续与人民为敌；在相当于全国总面积三分之二左右的广大新解放区农村，土地改革还没有进行，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尚未废除；整个国民经济遭到严重破坏、财政经济崩溃、物价上涨完全失控、投机活动猖獗、人民生活极端贫困, 1949年工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50％(其中，重工业生产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生产比历史上最高水平下降25％。 为了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中国共产党在把“发展生产，繁荣经济”作为根本任务的同时，继续将人民解放战争进行到底，并通过土地改革、镇压反革命、抗美援朝等一系列举措和对旧有教育科学文化事业的改革，迅速建立起各级人民政权，彻底完成了民主革命的遗留任务，在全国范围内建立和健全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仅仅用了三年的时间就医治好了战争的创伤,顺利地迅速恢复并发展了被国民党反动统治和长期战争破坏了的国民经济。到1952年底，全国工农业总产值、主要产品的产量都已经超过了新中国成立前的最高水平。而且经济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国营经济日益强大并迅速发展，国营工业产值在全国现代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增加到56%，国营批发商业的营业额占全国批发商业营业总额的60%。[2]工业总产值在工农业总产值中的比重、重工业产值在工业总产值中的比重不断上升。[3] 新中国能如此迅速地巩固新生的人民政权，其重要原因就是正确地制定和有效实施了一系列符合中国实际、富有中国特色的对内对外政策，统筹兼顾各方面各阶层的利益，调动了一切有利于新生政权的积极因素。 在对内政策方面，政治上，执政的中国共产党提出并较好地实行了与各民主党派“长期共存,互相监督”方针，注意和各友党建立良好的、融洽的关系[4]；制定了实行民族区域自治政策及一些有关的具体政策，努力促进各个民族之间的大团结，实现各民族之间的平等和共同繁荣；规定宗教信仰自由，注意发挥宗教界人士在政治社会生活中的重要作用；对知识分子实行“团结、教育、改造”的正确方针[5]，把他们作为新中国建设的一种依靠力量，调动他们的积极性、创造性。经济上，根据《共同纲领》提出的“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的基本经济政策和“分工合作、各得其所”的目标，新中国政府采取了统筹兼顾的原则，注意协调经济变革与发展过程中遇到的各种经济关系，调动各方面的积极性。在积极发展农业互助合作经济时注意保护个体农民的积极性；在缩小工农业产品剪刀差时注意市场的供求关系；在确定企业劳动时间、工资待遇时考虑当时的条件和国家、企业主的承受能力等等。在农村注意保护富农经济，在城市注意维护民族资产阶级的利益。农村的土地改革和城市的民主改革，使工农成为国家的主人。主人翁的责任感与劳动条件的改善、生活水平的提高，也调动了农民和工人的生产积极性。 土地改革是涉及到中国几亿农民的重大变革，也是巩固新政权的一个重要措施。新中国成立后，根据中国的富农在农村人口中约占5%左右、占有土地约占全国总土地数的15%左右的实际，以及全国各地区的不同情况，人民政府在新解放区进行了有领导有步骤有准备有秩序地分期分批的土地改革，政治上中立富农，经济上保存富农经济。这种既不同于建国前老区的土地改革也不同于苏联的土地改革政策，孤立了地主阶级，减少了土地改革运动中的阻力，扩大了农村反封建统一战线，对于恢复农村生产，促进整个国民经济的恢复和发展，避免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的破坏，产生了积极的影响。土地改革的胜利完成，为国家财政经济状况的根本好转，为大规模的农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开展，实现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伟大转变，创造了极为重要的条件。 在对外政策方面，新中国建立前夕，毛泽东就在新政协筹备会上说:“中国人民愿意同世界各国人民实行友好合作，恢复和发展国际间的通商事业，以利发展生产和繁荣经济。”[6]主张学习一切民族、一切国家的长处，发展自己。同时，也不惧怕战争，为保家卫国、维护和平正义，在极端艰难的情况下，新中国毅然决定抗美援朝。在这场力量悬殊的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以弱胜强，战胜了当时世界上最强大的美帝国主义及其率领的军事力量。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揭穿了美帝国主义不可战胜的神话，维护了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的利益，也巩固和增强了新中国的独立、安全和国防力量，提高了新中国的国际声望。中国今天的大国地位，在很大程度上受益于这场战争。 上述正确的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和认真贯彻落实，巩固了人民民主专政的国家政权。国家由乱到治,人民民主政权的巩固，为大规模的社会主义建设和有计划的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 二、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实现了中国历史上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 在彻底完成民主革命任务的基础上，1953年，中国共产党及时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在—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 中国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改造选择的是一条从低级到高级、逐步过渡、社会震动比较小的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中国农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走了一条由农业互助组、到农业初级合作社、再到农业高级合作社的道路。对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实行了与农业相同的道路。对资本主义的工商业，采取由加工订货、统购包销、经销代销的初级国家资本主义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的高级国家资本主主义的方式，逐步将其改造为社会主义公有制企业，而且将所有制改造与人的改造相结合，努力使剥削者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到1956年底，全国加入合作社的农户达90％以上，加入合作社的手工业者达91﹒7％，全国私营工业户数的99%、私营商业户数的82﹒2%分别纳入了公私合营或合作社。[7]通过三大改造，在全国确立了社会主义公有制。 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用和平的“赎买”的方法把资本主义经济改造为社会主义经济，这是马克思和列宁早就提出过但从来没有实现过的设想。中国共产党创造性地运用马列主义原理，制定了适合中国特点的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利用、限制、改造的正确方针。在实践中创造了从加工订货到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整套由低级到高级的合理的改造步骤，顺利地完成了和平变革资本主义经济的历史使命。在农业合作化的运动中，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列主义关于通过合作化改造小农的理论，结合新中国农民特别是贫下中农在土地改革后要求组织起来的强烈愿望，创造性地采取了从互助组、初级社到高级社等一系列的过渡形式，认真执行自愿互利和典型示范的原则，使广大农民比较自然地、顺利地逐步习惯于集体生产的方式，走上社会主义道路。 由于新中国走了一条具有中国特点的符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改造道路，所以在这场涉及几亿人口的极其深刻的社会变革中，新中国不仅做到了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壮大了社会主义经济力量，避免了在这类情况下通常难以避免的生产力下降，而且正确地实行了把原来的剥削者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的方针。这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结合的经典之作，是世界社会主义历史上的伟大创举。“整个说来，在一个几亿人口的大国中比较顺利地实现了如此复杂、困难和深刻的社会变革，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这的确是伟大的历史性胜利”。[8] 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基本完成，以公有制为主体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的建立，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民族区域自治制度三大基本政治制度也正式确立下来。1954年制定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确定了这三大基本政治制度的法律地位。1954年宪法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国家。” [9] “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行使权力的机关是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和其他国家机关，一律实行民主集中制。”1954年宪法指出：“我国人民在建立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伟大斗争中已经结成了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各民主阶级、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的广泛的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共产党同各民主党派风雨同舟、团结奋斗的成果，新中国就是建立在各党派政治协商基础上的。新中国建立后，政协制度坚持并发展下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成为中国的一项基本政治制度，并在社会主义建设和改革的实践中不断完善和发展。1954年宪法还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统一的多民族的国家。各民族一律平等，禁止破坏各民族团结的行为……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在社会主义经济、政治制度的确立过程中，人民司法制度逐步确立，涵盖教育、科学、文化、卫生、体育等多方面事业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制度基本建立，马克思主义、毛泽东思想在全国的指导地位进一步巩固。 “消灭了剥削制度和剥削阶级，确立了社会主义制度。这是我国几千年来最深刻、最伟大的社会变革。”[10]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广大劳动人民真正成为国家的主人和社会生产资料的主人，这是中国几千年来阶级关系的最根本变革。中国从一个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越过漫长的资本主义发展的历史阶段，进入到社会主义新时代，这是20世纪中国一次划时代的历史巨变。社会主义制度的建立，特别是以公有制为主体的基本经济制度的确立，极大地解放和发展了生产力，为新中国在新的制度下发展进步提供了前提条件。在社会主义改造中，国家资本主义经济和合作经济表现了明显的优越性。私人资本主义工业变成公私合营之后，人均年产值，1952年为9297元，1953年为10800元，1954年为13401元。1955年，公私合营工业比私营工业的工人劳动生产率平均高一倍。1956年全行业公私合营后，合营工业的产值比1955年增加了32%。在1953年到1956年全面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期间，全国工业总产值每年递增19.6%，农业总产值每年递增4.8%。 社会主义制度的确立，使中国这个占世界人口四分之一的东方大国进入了社会主义社会，进一步改变了世界政治经济格局，增强了社会主义的力量。社会主义制度在中国的确立，也证明了经济文化比较落后的国家能够先于发达国家实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社会主义制度的观点的正确性。中国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通过自己艰苦卓绝的努力走上社会主义道路，为其他相对落后的国家探索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走符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路提供了重要经验。 三、制定并提前完成了“一五”计划，为中国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1953年，在对生产资料私有制进行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中国开始了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其基本任务是：集中主要力量进行以苏联帮助设计的156个建设项目为中心、由694个大中型建设项目组成的工业建设，建立中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发展部分集体所有制的农业生产合作社，以建立对农业和手工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基本上把资本主义工商业分别纳入各种形式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轨道，以建立对私营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基础。 “一五”计划所规定的各项建设任务，主要依靠中国人民自己的力量，加上当时苏联等国家的大力援助，到1956年基本完成，1957年底胜利完成。五年内，共完成基本建设投资总额550亿元，新增固定资产460.5亿元，相当于1952年底全国拥有的固定资产总值的1.9倍。595个大中型工程建成投产，建成了飞机、汽车、重型机械、精密仪器等近６００个重要项目。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工农业生产稳步增长，经济效益逐步提高，整个国民经济基本上达到协调平衡地发展。1957年工业总产值比1952年增长128.6%，五年合计钢产量1656万吨，等于旧中国从1900年到1948年49年间钢的总产量760万吨的218%，煤产量达到1.31亿吨，比1952年增长98%；产业结构发生新的变化，在工业总产值中，工业产值所占比重由1949年的30%提高到56.5%，重工业的比重由26.4%提高到48.4%。1957年粮食产量达到3901亿斤，棉花产量达到3280万担，都超额完成计划。[11] “一五”计划期间，中国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1﹒3%，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0﹒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9%，是1953年至1980年五个五年计划中增长最快的时期。而1950年至1973年，世界各国国内生产总值年均增长4﹒9%，其中苏联东欧国家年均增长5﹒0%，非洲国家年均增长4﹒5%，拉丁美洲国家年均增长5﹒2%，亚洲国家和地区（不含日本）年均增长5﹒2%。[12]“一五”计划也是我国改革开放前经济效益最好的时期，这期间，工业全员劳动生产率提高一倍多，在工业总产值增加额中，由于提高劳动生产率增加的产值占59﹒7%，比国民经济恢复时期高11个百分点。[13]“从经济增长数字看，‘一五’计划相当成功……与20世纪前半叶中国经济的增长格局相比……第一个五年计划具有决定性的加速作用。就是同20世纪50年代大多数新独立的、人均年增长率为2﹒5%左右的发展中国家相比，中国的经验也是成功的。”[14] “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没有或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中国开始改变工业落后的面貌，为社会主义工业化奠定了初步的基础。“一五”计划的胜利完成，也使整个国民收入中，国营经济、合作经济和公私合营经济所占比重由1952年的21.3%上升到92.9%，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基本确定下来，国民经济基本上达到协调平衡地发展，中国现代化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的构建初步完成，为中国的经济建设开辟了广阔的前途。 更重要的是，“一五”计划的建设实践，为中国共产党探索社会主义积累了经验。在中国建设社会主义，比在中国进行民主革命更加艰难和复杂。在建设之初，我们基本上没有实践经验，理论准备也不足，对经济建设规律知之不多，加之新中国经济建设又是在极其薄弱的基础上开始的，受到帝国主义国家的封锁。因此，党提出“学习苏联”。但是，任何经验不能照抄照搬。在治国理政的实践中，中国共产党也在不断地探索中国自己的建设社会主义的道路。1956年4月毛泽东发表《论十大关系》更是明确提出要“以苏为鉴”，总结自己的经验，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社会主义建设发展道路的问题。从提出十大关系时起，中共“开始找到自己的一条适合中国的路线”[15]。 探索的主要成果有二：一是初步认识到社会主义划分为“建立”和“建成”两个阶段，并明确提出未“建成”社会主义阶段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建国初期，中国共产党对社会主义建设的长期性艰巨性就有了初步的认识。毛泽东在《关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草案》报告中指出：“我们要建成一个伟大的社会主义国家，大概经过五十年即十个五年计划，就差不多了，就像个样子了，就同现在大不一样了。”[16]他提出要区分“建立”起社会主义制度与“建成”社会主义社会两个不同阶段。1956年1月，他在全国知识分子问题会议上指出：社会主义是进入了。完成了没有呢？还没有。后来，在1957年初，他又多次明确指出：我国社会主义制度还刚刚建立，还没有完全建成。还不完全巩固。他强调我国在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之后，已经建立起社会主义，但还没有建成社会主义社会。对未“建成”的社会主义社会的主要矛盾、根本任务，中共八大分析指出：“我们国内的主要矛盾，已经是人民对于建立先进的工业国的要求同落后的农业国的现实之间的矛盾；已经是人民对经济文化迅速发展的需求同当前经济文化不能满足人民需要的状况之间的矛盾。”[17]党的工作重点是领导全国人民进行社会主义经济建设，大大发展生产力。党在社会主义制度刚刚建立阶段的根本任务是由解放生产力变为在新的生产关系下面保护和发展生产力，要团结全国各族人民进行一场新的战争——向自然开战，发展我们的经济，发展我们的文化，巩固我们的新制度，建设我们的新国家。[18] 二是初步阐述了中国社会主义的发展道路、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论十大关系》在正确处理农、轻、重之间的关系、正确处理中央和地方关系、改革过分集中的一切都由国家计划安排的经济体制、改革过分偏于统一集中的政治体制、反对把社会主义经济与世界其他部分相隔离等方面，鲜明地提出了不同于苏联模式的自己的建设道路的新思路。例如，在探索中国式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时得出的一个重要结论，就是用多发展农业、多发展轻工业，以工农业同时并举的办法来发展重工业，实现中国的工业化。[19]中共八大根据《论十大关系》有关精神，在生产上，提出了必须保持重工业、轻工业和农业之间的比例关系，即在肯定优先发展重工业的同时，必须重视发展轻工业和农业；在发展速度上，提出了既要反对右倾保守，又要反对急躁冒进，综合平衡稳步向前发展的方针；在经济管理体制上，注意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提出了按照“统一领导、分级管理”的原则，划分中央和地方的管理职权，保证企业在国家统一领导和统一计划下，在计划管理，财务管理，干部管理等方面有适当的自治权力[20]，加上陈云的“三个主体、三个补充”的重要意见[21]，初步构成了以计划经济为主、以商品经济为辅的社会主义经济体制方案。 关于社会主义建设的战略目标和战略步骤，1954年9月，毛泽东在一届全国人大一次会议开幕词中明确提出，要将我国建成工业化的具有高度现代文化程度的伟大国家。周恩来在政府工作报告中将这一思想具体化，提出：“如果我们不建设起强大的现代化的工业、现代化的农业、现代化的交通运输业和现代化的国防，我们就不能摆脱落后和贫困，我们的革命就不能达到目的。”[22]同时，毛泽东提出用100年时间分两步走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经济发展战略的思想。这些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期进一步明确。 对社会主义的认识和社会主义现代化总任务及两步走战略步骤的提出，是一五计划实践经验的总结。这些理论成果和实践成果一样，对中国后来的建设和发展，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四、形成了良好的党风和社会风气，营造了团结向上的社会氛围 这一时期,中国的社会风气呈现出积极、健康、向上的状态。中国人民精神振奋，拥护中国共产党，向往社会主义蔚然成风；团结友爱、互帮互助，一方有难、八方支援等成为人们普遍的行为准则；遵守公共秩序和道德规范，成为人们的自觉行为；劳动光荣，为人民服务光荣，剥削可耻，损人利己可耻，成为社会新的风尚。人们以勤俭为荣，以朴素为美，以公有平等为时尚。民风淳朴、路不拾遗、夜不闭户。当家作主人的主人翁意识，大公无私、公而忘私的集体主义世界观，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道德观，强烈的民族自豪感和伟大的爱国主义情感，成为社会的主流。良好的社会风气有力地推进了各项民主革命任务的胜利完成，保证了中国从新民主主义过渡到社会主义这一历史巨变的顺利实现。一些良好的风尚流传下来，长期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这一时期被公认为是中国党风和社会风气最好的历史时期之一，三十年后的1986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的讲话中还怀念这一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提出要 “恢复到五十年代最好时期的党风和社会风气。”[23] 正直、廉洁、健康、向上的空前良好的社会风气，是人民群众良好的精神状况的重要体现，是新中国政府采取各种措施，努力净化社会风气，大力倡导新风尚的结果。新中国成立后，人民政府一方面结合各项民主改革和移风易俗活动，采取有力措施，对黑社会势力和毒、赌、娼现象，加以清除和打击。在短短的两三年时间内，基本上肃清了黑社会势力，铲除了赌场、烟窟、妓院，肃清了泛滥几百年的烟毒，清除了延续几千年的娼妓问题。另一方面，大力倡导重视教育、男女平等、劳动光荣，引导人民向封建迷信、反动会道门宣战，积极开展治荒救灾、救助失业、扫盲、妇女解放等解决社会问题的一系列运动，取得了良好的成效。对社会问题的有效治理，推进了人民对新政权的认同，赢得了国内外的普遍赞誉。如禁绝烟毒，群众普遍反映这是“百年来未解决的问题毛主席解决了”，是“古来稀事”[24]。娼妓总的解决，妓女从旧社会遭人践踏的“窑姐”改造成为自食其力的劳动者，更被广大群众称为是“千年的冰河开了冻，万年的枯树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了人”[25]。 新中国成立后，中共成为执掌全国政权的执政党。执政党党风的好坏直接影响整个社会风气的好坏。党风端正，是良好的社会风气形成的重要原因。整的看来，这一时期党风端正，党纪严明，广大党员能够比较牢固地树立共产主义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能够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优良作风，发扬艰苦奋斗的优良传统，以身作则，廉洁自律。焕然一新的党风政风，为新中国营造了积极向上的社会氛围，生成了平等融洽的人际关系和良好的精神风貌，极大增强了中华民族的凝聚力、向心力，提高了中国共产党的威望，坚定人民跟共产党走、建设社会主义的信心。 执掌全国政权后，中国共产党的队伍迅速壮大，在1949年一年里，党员人数增加了140万，至1956年6月，党员由1951年4月的580万增加到1073万[26]。面对新的形势和新的任务，中国共产党采取了行之有效的措施，从严治党，为清正廉洁健康向上党风的形成和保持，积累了经验。 第一、把党的思想建设放在首位，着力加强党的建设。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就告诫全党：“民主革命的胜利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革命以后的路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险”。“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27]要求全体共产党员和各级党员干部放下架子，向一切内行的人们学习。[28]中共中央还根据毛泽东的提议，作出了制止对个人歌功颂德，禁止请客、送礼、祝寿，禁止用党的领导人的名字作地名、街名和企业名字的决定。新中国成立后，针对当时全党马克思主义理论水平偏低、文化知识偏低的实际，毛泽东号召全体党员系统学习马列主义原著、学习各种专业知识。为此，1951年2月开始，全党掀起了学习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和学习文化知识的热潮。中共八大强调必须健全党和国家的民主生活，加强民主集中制，加强集体领导同个人负责相结合。“继续坚决地执行中央反对把个人突出、反对对个人歌功颂德的方针，真正巩固领导者同群众的联系，使党内的民主原则和群众路线，在一切方面都得到贯彻执行。”[29]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初步建立了一些法规制度。 第二、适时开展集中整风运动，防止和反对腐化及官僚主义。这一时期，针对存在的问题和面临的挑战，中国共产党先后集中开展了整风整党、三反五反等运动。1950年5月，中共中央开始的历时半年的整风运动，用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纠正干部中的骄傲自满、官僚主义、命令主义作风，揭露少数党员干部的贪污腐化行为，密切了党同人民群众的联系，增强了党同党外民主人士的团结。接着，中共中央又在党政机关中开展了一场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反对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在“三反”运动后期，又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贪污条例》，从制度建设上防止党和国家工作人员滋生贪污腐化的不良作风。历时半年多的“三反”运动，教育了大多数干部，挽救了犯错误的同志，清除了党的队伍和国家干部队伍中的腐化分子，有效地遏制了腐化之风，对于巩固新生政权、防止重蹈李自成失败的覆辙，产生了重大而深远的影响。在“三反”运动中，中共中央对消除腐败现象，表现了高度的自觉性和巨大决心与魄力，真正做到了从高级干部抓起，敢于碰硬。对惩治腐败现象雷厉风行，毫不手软。严惩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的大贪污犯刘青山（天津地委前任书记）、张子善（天津地委书记）的实际行动，引起全党的警惕和全社会的重视，得到社会各界称赞。注意发动和依靠群众，进行反腐败斗争，在“三反”运动中，三反宣传队、打虎队等群众组织在斗争中发挥了重要作用。 第三、加强党内外的监督，重视发挥各种形式的监督作用。1949年11月，中国共产党成立朱德任书记的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各级党委也陆续成立了纪律检查委员会，并建立了经常办事机构。1952年1月，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加强纪律检查工作的指示》，要求进一步发挥纪律检查委员会的作用，使之成为加强党风党纪建设的专门机构。1955年3月，中共中央又成立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代替纪律检查委员会。这就为加强党内监督提供了组织保证。注重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自觉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1950年4月，经毛泽东提议，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报纸刊物上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的决定》。决定指出：“在一切公开的场合，在人民群众中，特别在报纸刊物上展开对于我们工作中一切错误和缺点的批评与自我批评。”这是“为了巩固党与人民群众的联系，保障党和国家的民主化，加速社会进步的必要方法。”1953年1月，毛泽东在党内批示中又强调，对“典型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和违法乱纪的事例，应在报纸上广为揭发”[30]。还要求报刊刊登人民来信，反映群众呼声。注意发挥各民主党派的监督作用。新中国成立后，将各民主党派成为参政议政的党，形成了对共产党的监督机制。各民主党派的代表人物都在中央人民政府和各级地方政府中，担任各种领导职务。他们有职有权，同共产党合作共事，既发挥了各党派民主协商的作用，事实上也形成了各党派互相监督的机制。 新中国的头七年，由于中国共产党确定了正确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所以各项工作都取得了“辉煌的” [31]胜利。这一历史时期，虽然短暂，但是，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上，在中国近现代历史上，甚至在整个中华民族的历史上，都占有重要的地位。 参考文献： [1]《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1页。 [2] 胡绳主编：《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年版，第298页。 [3]《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7年版，第300页。 [4]《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39页。 [5] 《毛泽东文集》第６卷，人民出版社１９９９年６月版，第７４页。 [6]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66页。 [7] 武力主编：《中华人民共和国经济简史》，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年版，第70、73、76页。 [8] 《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70页。 [9] 1954年宪法有关内容参见《中共党史参考资料》（8），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95-114页。 [10]《十三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下），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30页。 [11] 中国政府新闻网http://gov.people.com.cn/GB/46728/53739/53744/3738068.html [12]（英）麦迪森：《世界经济二百年回顾》，李德伟、盖建玲译，改革出版社1997年版，第44、50—51页。 [13] 国家统计局社会统计司编：《1949-1985年中国劳动工资统计资料》，中国统计出版社1987年版，第219、229页。 [14] （美）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华人民共和国史》（1949-1965），王建朗等译，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版，第164-165页。 [15]《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9），中央文献出版社1996年版，第213页。 [16]《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329页。 [17]《建国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9册，中央文献出版社1994年，第341页。 [18]《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16页。 [19]《毛泽东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41页。 [20]《刘少奇选集》（下），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33页。 [21]《陈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13页。 [22]《周恩来选集》下卷，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132页。 [23]《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53页。 [24] 罗瑞卿：“关于全国禁毒运动的总结报告”，《党的文献》1996年第4期。 [25]诸羽：《割除毒瘤——共和国首次禁毒禁娼述实》，中央文献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 [26]《毛泽东文集》第７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87页。 [27]《毛泽东选集》第４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28]《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5页。 [29]《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第235页。 [30]《毛泽东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255页。 [31]《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历次全国代表大会中央全会重要文件选编》(上)，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版，第168页。 文章来源：《毛泽东邓小平理论研究》2010年第10期。 责任编辑：楚昀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