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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见，历代给以孔子的封号都是定位在传道圣人、先师这个层面。汉以降特别是宋朝，儒家政治文化中，孔子与帝王各有司职，孔孟至宋儒是“传道者”，尧、舜、禹、周文王、周公乃至后世帝王是“行道者”，而传道者比行道者高明，所谓“夫子贤于尧舜远矣”。(22) 所以“致君尧舜”是历代儒生、儒士的神圣职责，他们并不希望孔子与帝王简单地合流（也不可能合流）。其实比西夏封孔子为文宣帝还早近八十年，宋神宗在熙宁七年（1074）“请追尊孔子，以帝号下两制，礼官详定，以为非是而止。”(23) 熙宁时期正是儒学获得极大发展的时期，而礼官否定给孔子封帝号，显然是按儒学的微言大义不越礼的表现。鉴于此，西夏仁孝封孔子为文宣帝之举，不可轻易视作是西夏人对儒学有深入了解以致达到深邃精密程度的重要标示。 三、关于儒学在西夏发展原因的商榷 有论者认为西夏故地的河西、朔方曾是王化之地，儒学有深厚的基础，因而是“西夏儒学”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这也需要从多角度观察，不能为了说明或褒奖西夏发展儒学仅从只言片语的记载或笼统的印象就作想当然的推论。首先，从西汉凿通河西以降，河西、朔方之地汉文化（包括儒学）确实有很大发展，但是自唐中叶安史之乱导致吐蕃占领河陇地区以后，出现了以夏变夷或夷夏杂居的局面，这大致是宋元时期史家和士大夫的共同看法，欧阳修著新五代史时论及河陇地区： 安禄山之乱，肃宗起灵武，悉召河西兵赴难，而吐蕃乘虚攻陷河西、陇右，华人百万皆陷于贼。文宗时，尝遣使者至西域，见甘、凉、瓜、沙等州城邑如故，而陷贼之人见唐使者，夹道迎呼，涕泣曰：皇帝犹念陷蕃人民否，其人皆天宝时陷贼者子孙，其语言稍变，而衣服犹不改。 至五代时，吐蕃已微弱，回鹘、党项诸羌夷分侵其地，而不有其人民。值中国衰乱，不能抚有，惟甘、凉、瓜、沙四州常自通于中国。甘州为回鹘牙，而凉、瓜、沙三州将吏，犹称唐官，数来请命。自梁太祖时，尝以灵武节度使兼领河西节度，而观察甘、肃、威等州，然虽有其名，而凉州自立守将。唐长兴四年，凉州留后孙超遣大将拓拔承谦及僧、道士、耆老、杨通信等至京师，求旌节，明宗问孙超等世家，承谦曰：“吐蕃陷凉州，张掖人张义朝募兵击走吐蕃，唐因以义朝为节度使，发郓州兵二千五百人戍之。唐亡，天下乱，凉州以东为突厥、党项所隔，郓兵遂留不得返。今凉州汉人，皆其戍人子孙也。”(24) 可见至五代后期，河西地区基本与中原王朝隔绝，处在夏夷杂居而以党项、突厥等族为主导的情形之下。 虽然宋人把这里仍视为王化之地，如宋仁宗改元时诏曰：“况河西士民，素被王化，朕为之父母，岂不闵伤。”(25) 张方平说：“今羌戎乃汉唐郡县，非以逐水草射猎为生，皆待耕获而食。……朔方、灵武、河西五郡，声教所暨，莫非王民。”(26) 但是当宋哲宗元符时期用武力占领青唐后，宋士大夫仍把这次行动称为以夷变夏，《哲宗旧录》云：“唐室不纲，吐蕃肆虐，致陇右、河西之陷，在乾元至德之间，不守者逾二十州，迨今兹越三百岁。”“其后章悖等草贺，曰：陇右、河源久陷腥膻之域，旃裘毳服俄为冠带之民，未阅旬时，不勤师旅，尽定羌胡之杂种，悉复汉唐之旧疆。”(27) 宋元之际人马端临更是以为唐中叶以后至西夏建国基本是以夏变夷了，“唐天宝以后河西、陇右没于吐蕃，大中虽复河湟，而名存实亡，流传五代以及于宋，……独西陲沦于吐蕃，遂有夷夏之分，致使数百年中华衣冠之地，复变为左衽，不能自拔”。(28) 由上可见，在汉族士大夫眼中，过去的王化之地被“蛮夷”占据，而当地的华人也被蛮夷同化。所以，清人吴广成在追述元昊建立“蕃学”的原因时据此推测说：“夏州自五代后不列职方，其官属非世族相传，即幕府迁擢，尚无科目取士之法。元昊思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特建蕃学。”(29) 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强调西夏建国前的河西、朔方之地具有深厚的儒学基础是不客观的。 其次，从宋以前中原地区学习儒家经典的状况亦可折射河陇地区的儒学教育发展程度，前面提到儒家教育与学校教育密不可分，而宋以前中原地区受儒学教育的人群是相当有限的，因为宋以前能够受学校教育的，主要是贵族和官宦子弟，唐代宏文馆、崇文馆是贵族性质的学校，国子学、太学一般招收三品和五品官员以上子弟，只有四门学是面向八品官员和庶族地主的子弟，普通民众受教育的机会是有限的，这种情况直到宋代才有较大改观。宋朝是中国古代社会由门阀世族社会转同平民社会的重要时期，普通民众已有较多机会受到学校教育，即使是如此，把儒学的伦理、政治信念以及基本知识真正传播到下层民间成为普通民众的生活准则，则要到南宋中后期了。另外值得一提的是，五代至宋初六十年，从中央到地方学校教育一片萧条，(30) 只有到宋仁宗天圣年间、宋神宗熙丰年间、宋徽宗崇宁时期，范仲淹、王安石、蔡京主导三次兴学高潮，宋代的学校教育才获得大发展。与五代宋初儒学教育萧条相应的是，北宋的儒学复兴运动直到宋仁宗庆历年间才形成较大规模。儒学复兴有二层含义，一是继绝学，宋儒自诩周敦颐、二程等人的学术直承孟子；二是恢复儒学被隋唐以来风靡一时的佛道思想动摇的独尊地位。由此不难看出中原地区在西夏建国前儒学的发展都不可称为昌盛，更何况河陇地区自唐中叶以后，佛教大盛，汉文化大步倒退，我们除了在敦煌文献中看到些许儒家经典而外，对于唐末至五代、宋初时期该地区还有哪些文献记载足以说明儒学发展呢？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又何以说有深厚的儒学发展基础呢？所以，对唐末五代北宋前期西夏故地的儒学发展不能有过高估计。 事实上，儒家文化或儒家教育在西夏发展的原因主要是西夏统治者在建立政权的汉化过程中，自觉或不自觉地接受儒家的政治文化，如宋人富弼在元昊建国不久的庆历四年（1044）时所说的：“拓拔自得灵夏以西，其间所生豪英，皆为其用。得中国土地，役中国人力，称中国位号，仿中国官属，任中国贤才，读中国书籍，用中国车服，行中国法令，……皆与中国等。”(31) 显然这里所说的中国是指唐宋，唐宋的政治制度、法令、礼仪、图书器物无不打着儒家文化的烙印，虽然元昊时期企图以“胡礼蕃书抗衡中国”，行秃发，创制蕃字，然蕃学胡礼的内容依然脱离不了汉文明，所谓蕃学只是利用蕃书来讲解汉文化的经典而已。所以汉文化在元昊制蕃书和建蕃学以后，仍然是西夏统治者行蕃礼和蕃学的重要基础。蕃学或蕃礼其所以脱离不了汉文化，是因为汉文化始终是党项统治者作为巩固统治、扩大统治的一个重要手段。党项统治者如果想要僻处朔方、河西，或向关中、中原伸张势力，单凭游牧的部落武装，而不去努力汲取汉文化，都是不能想象的事情，所以在这个阶段西夏儒学的发展只不过是一种模仿中原王朝官僚体制与政治文化的反映。换言之，因模仿中原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而学习、接受儒家政治、伦常思想，与西夏主动积极研究和阐释儒家经典而产生新的学派、新的学说是不能混淆的两个方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