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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东西方外交比较 比较早期的东西方外交制度，我们可以首先发现，外交理念有很大不同。古代中国是家、国、天下秩序，欧洲是权力利益观的国际秩序。中世纪欧洲国家在战争中产生结盟、国际法、以主权的观念冲破了王权的外交制度，终于在三十年战争之后通过签订《威斯特伐利亚》条约确定了以主权平等为基础和寻求国家之间力量平衡的的国际秩序的理念。第二，所走的道路不同。欧美外交是对外扩张，谋求本国的财富，以实力争夺权力。以中国为代表的古代东方外交，是以等级为序的天下秩序，谋求一种建立在礼制基础上的华夏一统与华夷秩序。 中国奴隶制时代的春秋时期已经形成以“仁与义”为核心的政治道德标准。墨翟（墨子，大约前480-前420年，鲁国人）将“仁”、“义”总结为夏、商、周时期处理诸侯国关系的原则，将王道、仁义提升出来。夏朝的尧舜禹、殷商时的商汤和西周时期的周文王、周武王称之为昔三代圣王，称赞他们“处大国不攻小国，处大家不乱小家，强不劫弱，众不暴寡，诈不谋愚，贵不傲贱”，“此仁也，义也”。夏桀、商纣王、周厉王、周幽王称之为昔三代暴王，他们“处大国则攻小国，处大家则乱小家，强劫弱，众暴寡，诈谋愚，贵傲贱”，“此非仁非义也”。[12] 中国历代的封建统治者都同周边国家建立了对外关系，既是为了宣扬国威，维护王朝的安全，也是为了经济上的相互需要。中国古代派往周边国家的使节，也持有类似的证书或信物，比如汉朝的苏武（公元前140-前60年）在天汉元年（公元前100年）以中郎将身份出使匈奴，就持节前往。苏武被扣匈奴19年，后迁居北海（贝加尔湖）。期间，他持节牧羊，保持使臣的气节与形象。至西汉始元六年（公元前84年）获释归汉。苏武去世后，被汉宣帝列为麒麟阁十一功臣之一，表彰其不辱使命和不降匈奴的节操。 公元前138年，汉武帝为征讨匈奴的需要，派遣张骞出使西域，客观上开辟了到中亚的陆上丝绸之路。西汉时期还通过印度与罗马帝国（大秦）建立了通商关系。东汉光武帝派遣班超出使西域，于公元91年任命班超为都护使。公元97年，班超遣甘英赴大秦，考察丝绸之路国家的国情。到公元166年，中国已同罗马帝国建立了直接的海上贸易关系。公元3世纪的三国时期，东吴的孙权曾派康泰、朱应为专使出访扶南(柬埔寨)。日本则在5世纪初遣使到中国，接受封号。从公元8世纪下半叶起，唐朝与大食(阿拉伯帝国)建立了海上贸易往来。到了宋代，大唐帝国与阿拉伯帝国的贸易更盛极一时。 中国历代封建统治者在政治上也有不平等地对待周边国家的事情发生，但中国同周边国家并没有建立起类似西方殖民主义者与殖民地的那种关系。大明王朝在1405（永乐三年）至1433年（宣德八年）的28年里，曾七次派郑和率大型船队下西洋。郑和统领的大型船队曾到达苏门答腊、印度西海岸的古里、霍尔木兹、亚丁、麦加和东非的索马里和肯尼亚等地，出使30多个国家，但都是以通商、宣扬“皇威”为主要目的，没有像西方殖民主义国家那样建立殖民地，反映出中国传统文化对外交的影响。[13]永乐皇帝朱棣派郑和六下西洋。宣德五年十二月（1431年1月，朱棣的孙子宣德皇帝即位第五年，）郑和奉命第七次下西洋。返航途中，郑和生病，于宣德八年（1433年）四月初在印度西海岸古里去世。宣德八年七月初六（1433年7月22日）船队返回南京。 明朝和清朝早期是由礼部掌管对外往来。中央集权制政权下，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在对外关系上往往把外交与军事手段结合起来，一方面以结盟、通商、和亲、送礼等手段同周边国家和中国境内的少数民族政权保持睦邻关系；另一方面，也以军事手段保卫国家安全与统一，征服周边民族国家。汉朝与北方匈奴人之间的战争就是例证。匈奴人最终战败，一支迁到欧洲，大部分与中华民族融合。汉朝消除了北方边界最主要的安全威胁。 值得注意的是，在清政府1861年设立总理各国事务衙门以前，都是由礼部掌管对外往来，反映出中国礼仪之邦的传统。 此外，中国的封建政权并不同其他国家建立常驻外交代表关系，而是临时指派使节完成某项使命。这是由其自给自足的封建经济所决定的。 明代以后形成的“宗藩制度”也不同于西方殖民主义所建立的宗主国与保护国关系的制度。中国的封建统治者对自己的藩属国，一般采取不干涉内部事务的政策，除非得到当事国的请求。在经济上的朝贡关系只具有象征性的意义，与一般贸易不同，中国封建统治者通过回赠丝绸、茶叶和瓷器等，大大超过外国使节带来的货物价值，这种互赠礼品实际上变成互通有无的贸易关系。 欧美资本主义国家以追求国家权力与利益为其外交目的。这些国家从走上国际舞台，其外交就带有明显的两重性。资产阶级为了反对封建君主外交和神权外交，提出了“国家主权”、“独立自主”、“主权在民”、“民族自决和独立”的思想，提出了“普遍和平与正义原则”和“不干涉原则”。但资产阶级由于本身的阶级局限性，它们在国际关系中不能始终坚持这些原则。在资产阶级夺取政权阶段，他们要求“正义”、“和平”和“不干涉”。一旦地位巩固，他们就走上杀戮、奴役别国人民的老路，其外交又打上强权外交的烙印。 英国资产阶级同国王进行斗争之时，英国没有卷入欧洲正在进行的“三十年战争”。在1649年英吉利共和国建立之后，克伦威尔(Cromwell,1599—1658年)就推行了符合资产阶级和新贵族要求和利益的夺取海外殖民地的外交政策。英国于1652年发动第一次英荷战争，迫使荷兰接受“航海条例”，后来又发动第二次、第三次英荷战争，终于从荷兰手中夺得了海上霸权。接着于1655年又发动了对西班牙的战争，从西班牙手中夺得了奴隶贸易中心牙买加和欧洲大陆的敦刻尔克。此后，在近300年的长时间里，英国的外交一直为夺取殖民地和海上战略通道、维护其“日不落”殖民帝国服务，并在欧洲大陆推行均势政策。 法国大革命期间，拿破仑一世(Napoléon I,1769—1821年)的军队荡涤了欧洲的封建秩序，但也极其残忍地屠杀西班牙人民、意大利人民、德意志人民，妄图把别的民族置于法兰西帝国的奴役之下，建立称霸欧洲的欧罗巴合众国。拿破仑帝国的外交特点是利用反法联盟国家之间的矛盾，用军事压力和军事征服为手段，用条约巩固其军事扩张谋得的特权和领土。因此，这种强权外交的成果在拿破仑帝国垮台之后，也就化为乌有。 法国大革命以后的外交发展的突出成果是关于外交官等级位次的制度。1815年维也纳会议通过的《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Regulation of Vienna）第四款规定,“今后无论哪一级别的馆长都要根据官方通知的抵达日期安排优先次序”。即外交代表以递交国书日期来决定相互间的位次。这种外交位次的安排制度解决了由血统、姻亲关系、政治同盟等关系来决定外交代表位次的争斗。《关于外交人员等级的章程》将使馆馆长分成三个等级：(1)大使，教皇特使或罗马教廷大使（其个人有代表权）；(2)特使、公使，或其他可接受的代表；（3）只代表外交部长的代办。这样的规定，排除了按血缘和所代表国家重要性的礼仪安排，体现了国家主权平等的原则。这是理性现实主义发展的进步成果。 美国在独立战争后，第一任总统华盛顿(George Washington,1789—1797年在任)提出了孤立主义原则，避免卷入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欧洲国际关系。这是由于当时美国的力量较弱，因此极力避免卷入欧洲大陆反法联盟与拿破仑帝国之间的冲突。在19世纪20年代，第五任总统门罗(James Monroe，1817—1825年在任)又提出了“门罗主义”。门罗主义比孤立主义进了一步。此时美国已有一定的力量，因而既反对神圣同盟干涉拉美各国的独立运动，又把拉丁美洲视为美国的势力范围。其后美国统治阶级对门罗主义所做的解释已失去其原来的进步意义，皆为其在拉丁美洲侵略扩张活动寻找理论根据。 从18世纪开始外交在国家事务中的地位提高。各主要资本主义国家都相继建立单独的外交机构。外交成为资本主义国家实现统治阶级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摆脱了过去从属于军事的地位。法国虽然在1589年设立外交部，当时还管内政，直到1789年职责才仅限于外交事务。 资本主义国家外交在争夺政治霸权和商业优势、瓜分弱小国家的对外活动中发挥了举足轻重的作用，但也在维护本国权力与利益方面创造了以外交维护国家利益的典型事例。如美国总统林肯(Abraham Lincoln,1861—1865年在任)在南北战争期间成功地进行了反对制造两个美国的外交斗争。法国路易十八的外交大臣塔列朗(Talleyrand,1754—1838年)在维也纳会议期间为维护战败了的法国利益，以成功的外交活动保住了法国1792年的疆界。 资本主义国家之间的外交充满着尔虞我诈。列强对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侵略手段主要是剑与火的军事手段，但也不乏外交上的欺骗、威胁手段。均势外交和结盟外交在资本主义时代具有特殊意义。英国长期以来推行维持欧洲大陆均势的政策，与欧洲大陆的次强结盟，以遏制首强。在法国大革命期间，资本主义的英国就同欧洲大陆的君主制国家结成了七次反法同盟。资本主义国家外交以维护本国利益为主要出发点，并不以社会制度异同来结盟。 法国大革命初期曾提出不干涉原则，但在反对拿破仑帝国战争结束后，欧洲封建势力抬头，神圣同盟建立，维护维也纳会议后所恢复的欧洲国际政治秩序，“正统主义原则”、“干涉主义”又成为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和君主制国家外交的指导原则。这是外交原则发展的一种倒退。从19世纪20年代起，欧洲革命运动就不断冲击维也纳所确立的秩序。受1848年欧洲革命到1853-1856年的克里米亚战争的冲击，维也纳体系终于瓦解。神圣同盟的发起国俄、普、奥也相继放弃正统主义原则。 帝国主义国家的外交特点是强权外交逐渐代替了均势外交。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各种立足于以军事实力为支柱争夺世界霸权的外交政策纷纷出笼。美国的“海上决定论”、“大棒政策”、“金元外交”、“门户开放”政策；德国的泛日耳曼主义、“世界政策”、“炮舰政策”；日本的“大日本帝国政策”和“大陆政策”；俄国的泛斯拉夫主义、巴尔干政策和“黄俄罗斯计划”；英国的“纵贯非洲计划”和海军的三强标准；法国的“横贯非洲计划”等等，无不打上赤裸裸的侵略、扩张、独占殖民地、划分“势力范围”、瓜分世界的印记。殖民政策虽然在资本主义时代以前就已经有了，但只是在帝国主义时代才同金融资本结合在一起。列宁指出，帝国主义对外政策“归根结底是列强为了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分割世界而斗争的国际政策”，“是几个大国都想争夺霸权”。[14]这种政策不仅造成了殖民地占有国和殖民地两大类国家，而且还造成了许多在财政和外交上不独立的各种形式的附属国。因而形成了三种主要形态的国家关系：(1)被压迫民族与压迫民族的关系；(2)压迫民族之间的争赃和分赃的关系；(3)不压迫其他民族的国家与压迫国家和被压迫国家的关系。[15] 外交本质是以和平手段处理国家间关系，但在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外交成为实现帝国主义大国对外政策的主要手段之一。帝国主义国家的军事侵略、外交干涉、经济渗透、宗教同化、宣传影响等交替使用。他们也标榜其外交的和平目的，抛出各自主张、方案，甚至在1899年和1907年两次召开裁军的海牙和平会议。但是这种外交活动的目的不过是欺世盗名。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的法俄同盟是由两国军事部门签订，由法国总统和俄国沙皇批准的。而德奥同盟更是由两个宫廷签订的，都绕过了本国的议会。这种外交并不能掩盖帝国主义国家对外政策的阶级实质和侵略本性。 结盟外交在奴隶制时代就已产生，但在帝国主义阶段，结盟外交成为战争的温床。帝国主义国家在维护国家利益和安全的借口下，用条约把利益相同的国家联结在一起，形成政治军事同盟，推动帝国主义国家结成相互敌对的战争军事集团。德国首相俾斯麦(O.von Bismarck,1871—1890年在任)正是为了孤立法国，于1879年缔结了德奥军事同盟，1882年又结成德奥意三国同盟。德奥同盟反过来促成法俄军事同盟在1891—1893年形成。英德争夺世界霸权矛盾的急剧发展，迫使英法、英俄在殖民地问题上达成妥协，从而形成三国协约。 秘密外交加剧了国际关系中的相互不信任，推动着军事集团在维护本国安全的口号下加紧准备战争。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形成后，每一集团内部力求协同行动，在国际会议上力求采取一致立场。但由于每一军事集团的成员国都力求维护本国统治阶级的利益，因此即使是在同一集团之间也是矛盾重重。两大对立的军事集团更是互挖对方的墙角，进行秘密谈判和外交接触。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直想破坏协约国，拉拢俄国，离间俄法、俄英关系。而英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夕，也一直采取骑墙态度，不肯承担明确的军事义务。在已经形成对立的军事集团的条件下，各国外交虽也力图维持彼此的均势，并且经海牙会议确认了和平解决国际争端的理性原则，但已无力担负推迟战争的重任。 四、亚洲东方国家被动接受西方外交制度 清初，清政府为防止郑成功以台湾为基地“反清复明”，曾实行海禁。后清康熙朝收回台湾，海禁也随之解除，并且开放广州口岸与外部通商。只是后来面临欧洲殖民主义入侵，才奉行闭关自守的政策。中国、日本和朝鲜等国在面临西方殖民主义入侵的国际环境下，都曾经实行过闭关锁国的政策，来抵制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从海上的入侵。 1793年，英国派出马嘎尔尼出使中国，意在与大清帝国通商，开展商业贸易往来。但双方因乾隆皇帝接见马嘎尔尼的礼仪规制等问题产生冲突。中国以天朝大国、物产丰富的观念处理外交事务，以朝贡礼节要求马嘎尔尼对乾隆皇帝行跪拜之礼。马嘎尔尼不肯屈尊，行臣下之礼节。这一次外交礼仪风波使清政府丧失了一次与世界接轨的机会，而欧洲则改变了对中国的看法。 在近代资本主义入侵过程中，古老的东方国家，除日本在明治维新后走上资本主义发展道路以外，都相继沦为殖民地或半殖民地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用炮舰、鸦片和商品为武器，发动两次鸦片战争，并用“坚船利炮”从海上打开了中国的国门。1840-1842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和1860-1862年的第二次鸦片战争，中国经济规模虽然处于世界第一位，但在军事上却败于资本主义的英国和法国。西方列强先用武力开路，随后通过外交手段签订不平等的条约，巩固其掠得的权利。沙皇俄国则从19世纪打破《尼布楚条约》规定的两国边界，从陆路方向不断入侵中国。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进一步暴露出封建制度的腐朽没落。战败的大清政府被迫与日本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与澎湖列岛与日本50年，领土遭到凌割。直到1945年抗战胜利才收回。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清政府被迫与列强签订《辛丑条约》，中国的主权一步步被侵失，加速半殖民地化的过程，也唤醒了中国人民反抗列强的斗志。 在西欧主要资本主义国家完成工业革命之时，中国仍处在封建专制阶段，仍然实行君主外交，国王决定一切对外事务，并且没有专门的外交机构。清朝初期设置的理藩院只是处理蒙古、新疆、西藏等少数民族地区事务的衙门，不是外交机构。 在资本主义国家向东方入侵过程中，西方的外交传统和惯例也带到了东方。东西方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冲撞。东方的外交惯例和风格被打破了，被动地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外交制度。第二次鸦片战争之后，清政府才于1861年开始设置专门的外交机构——总理各国事务衙门。1877年，清政府为处理马嘉理案赔偿问题，才第一次派出自己的常驻英国公使郭嵩焘。1878年后，中国驻外使馆相继建立。1901年7月24日，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首。 近代之前的中国，作为东方外交的代表，有立于中国文化的东方外交价值观和外交礼仪，也有外交历史发展轨迹，并建立自己的外交制度和行为规范。从1840年至1949年，在中国与外强办理交涉的外交事务中虽然也有清醒看世界能臣和士大夫的杰出人物，尽可能减少割地与赔款，但是总体看，在国家上层政治腐败、经济虚弱的情况下，不能不面对近百年的屈辱外交。这也促使中华民族警醒与奋发图强。在资本主义入侵过程中，西方的外交传统和惯例也带到了东方。东西方的外交观念发生了冲撞。包括日本在内的东方国家被动地接受了西方国家的外交惯例与外交制度。 注释： [1]马其顿国王亚历山大（公元前336-323年）于公元前325年建立的大帝国。见《世界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213页。 [2]见《世界史词典》，上海辞书出版社，1985年，327页。 [3]〔苏〕弗·彼·波将金等编《外交史》第一卷（上），三联书店，1979年，31页。 [4]同上，29页。 [5]〔法〕迭朗善译，马香雪转译：《摩奴法典》第七卷，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164页。 [6]同上，162页。 [7]转引自《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68—69页。 [9]转引自《西方政治思想简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82年版，77—83页。 [10]〔苏〕瓦·亚·佐林：《外交公务基础》，莫斯科，国际关系出版社，1964年版，24页。 [12]参见杨闯主编：《外交学》第36页，世界知识出版社，2010年版。 [13]郑和船队三次到过非洲东海岸。木骨都束（Mogedoxu）即索马里的摩加迪沙、卜剌哇（Brawa）就是今索马里布拉瓦、麻林地（Melinde）即肯尼亚的马林迪，刺撒即蒙巴萨。—自注 [14]《列宁全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72年版，第805、810页。 [15]《列宁全集》第30卷，第446页，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