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从乡村到城市，我党胜利实现了第二次历史性转变。其成功经验在于，党始终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适时适地调整领导方针和工作方法;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使各种矛盾在非对抗性的状态下得到解决;站在战略高度，从长远的政治眼光出发解决复杂的经济问题;始终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关键词：乡村到城市 第二次历史性转变 成功经验

    从1927～1949年，党走的是一条以乡村包围城市、然后取得城市的道路，与此相适应，当时党的工作重心由城市转移到了乡村，这是党的历史上一次重要的转变。1949年，随着全国解放在即，党即将取得全国性政权，与此相适应，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转移到了城市，这是党的历史上又一次重要的转变。接管北平、天津和其他大城市，标志着党的工作重心由乡村向城市的顺利转变。在积极应对此次转变的过程中，党积累了不少成功经验，为开展今后的工作提供了富有意义的借鉴。
    坚持实事求是、调查研究，适时适地调整领导方针和工作方法
    
    经过延安整风和党的七大，党确立了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要做到实事求是，就必须理论联系实际，从实践出发来制定我们的政策方针。早在1948年，毛泽东就指出：“政策是革命政党一切实际行动的出发点，并且表现于行动的过程和归宿。政策必须在人民实践中，也就是经验中，才能证明其正确与否，才能确定其正确和错误的程度。”①
    1949年3月，党召开了七届二中全会，毛泽东在会上指出，在全国胜利的局面下，党的工作重心必须由乡村转移到城市，城市工作必须以生产建设为中心。面对新的形势，党必须重新研究新的情况，制定新的政策和方针，适时适地调整自己的领导方针和工作方法。在七届二中全会召开前夕，中央政治局委员、东北局常委张闻天向中央提出了《关于东北经济构成及经济建设基本方针的提纲》，刘少奇对提纲作了精心修改，毛泽东对修改稿作了批示：“——决不可过早地采取限制现时还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主义经济的办法。因为就我们整个经济政策说来，是限制私人资本的，只是有益于国计民生的私人资本，才不在限制之内。”②薄一波同志认为，“党中央和毛主席、少奇、闻天同志对经济建设方针的探索和对提纲的修改过程，是一次理论联系实际的调查研究，如果没有这种调查研究，就不可能产生认识上的飞跃，也就写不出七届二中全会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指导方针。调查研究，就犹如毛主席讲的‘十月怀胎’。一个高明的领导者，应该首先把主要的经历放在弄清情况上，这样做出的决策才有科学依据。‘情况明，决心大，方法对’，才能把中国的事情办好，‘情况不明，决心大’，就可能把事情弄糟。处理复杂的经济问题尤其如此。所以，准备会议，准备文件，都应把功夫用在调研上，这是很值得记取的一条重要经验。”③这说明在为从乡村向城市转变作准备而召开的七届二中全会本身就体现了毛泽东思想中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活的灵魂。
    统筹兼顾，协调发展，使各种矛盾在非对抗性的状态下得到解决
    
    从接管平津开始，党就开始了由乡村到城市的转变，指出党今后的工作中心不在乡村而是在城市，一切工作都要围绕着城市这个中心环节来进行，但党并未放弃乡村工作，而是注意城乡兼顾。毛泽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的报告中指出：“城乡必须兼顾，必须使城市工作和乡村工作，使工人和农民，使工业和农业，紧密地联系起来，决不可以丢掉乡村，仅顾城市，如果这样想，那是完全错误的。”④薄一波同志回忆，进城后，华北有的同志曾经产生过看轻农村的想法，“看不到恢复城市经济仍然必须从农村做起，即从恢复和发展农村市场入手”，他在1949年5月写给中央的综合报告里说：“目前在发展农工商业的轻重缓急上存在着分歧，我认为必须大力恢复发展农业，这是发展工业的前提之一。”⑤1950年11月27日，陈云在全国财经会议上说：“半年来的财经工作完全证明，城市的繁荣是农村经济转动的结果。——扩大农副产品的购销，是中国目前经济中的头等大事。”⑥这说明党在建国之初确实比较好地处理了城乡兼顾问题，也从实践中增强了城乡交流重要性的认识。
    进城后，党又面临劳(工)资矛盾和公私矛盾，若处理不慎，会影响城市经济的恢复和发展。毛泽东在1948年向全党同志指出：“应当向工会同志和工人群众进行教育，使他们懂得，决不可只看到眼前的片面的福利而忘记了工人阶级的远大利益。应当引导工人和资本家在当地政府领导下，共同组织生产管理委员会，尽一切努力降低成本，增加生产，便利推销，达到公私兼顾、劳资两利、支援战争的目的。”⑦解决劳资矛盾，必须对工人做耐心细致的教育，使其树立大局观念。针对雇佣劳动产生的剥削问题，朱德特别指出：“私人资本主义企业的职工，他们在经济上还没有获得完全解放，他们还受着资本家剥削，这种剥削在新民主义时期只能够受到限制，而不能消灭——为了工人阶级的长远利益，还必须在现阶段自觉地忍受资本家之一定限度以内的剥削。”⑧当时党谨慎处理各种矛盾，务使其在非对抗性的状态下得到解决，目的是为了稳定社会秩序，安定人心，尽快恢复和发展国民经济。
    站在战略高度，从长远的政治眼光出发解决细微复杂的经济问题
    
    进城后，经济问题成为党主要关注和着重解决的核心问题。所以，树立经济思维、学会利用经济手段解决经济问题成为当时党胜利实现这一转变的重要环节，基于这种情况，当时党比较注意从经济角度观察和解决经济问题，但同时也没有忽略从政治角度分析和解决问题。
    新中国成立之初，党从国民党手中接过了一个“烂摊子”。在一些刚刚解放不久的大城市，如上海、天津等地，物价极不稳定，尤其是粮食和纱布，由于资本家的操控，物价猛涨，国家为打压物价猛涨的势头，采取了一抛(抛售物资主要是纱布)一收(收紧银根)、经济手段与行政手段双管齐下的方针，取得了经济上的胜利。但同时国家也付出了代价，从四川调运大米到上海，运费和粮价差不多，销价不提高，都是国家贴补，赔钱做买卖。
    对于此事，薄一波同志提出了颇有意义的看法，他说：“看似悖理，不符合经济原则;但从稳定上海，进而稳定全国经济以较快恢复生产这个大局看，这样做是完全必要的，无论政治上还是经济上都有好处。看似悖理的事就不悖理了;不仅不悖理，而且是按照经济原则办事的又一种形式。搞经济是要算经济账的，不算经济账的财经干部不是好的财经干部。问题是看怎么算。有大账有小账，有时它们是一致的，有时不一致。在它们不一致的时候，首先算大账，不为小账遮住眼睛，这一点对于财经工作的领导者是很重要的。我们在粮食和纱布市场上斗争的胜利，就是正确处理了算大账和算小账之间的关系，各地区都从大局出发，统一行动，充分发挥我们的政治、经济优势才取得的，这是一条经验。”⑨
    党建思想上提出“两个务必”，实践上开展“三反”运动，保持党的优良作风
    
    在1942年5月召开的延安文艺座谈会上，毛泽东说：“我们许多同志还不太清楚无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区别。有许多党员，在组织上入党，思想上并没有入党，甚至完全没有入党。”⑩正因为如此，党在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过程中，把党的建设作为一项“伟大的工程”，逐步形成了理论和实践相结合的作风、和人民群众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作风以及自我批评的作风。这些优良作风是我们党战胜国民党，并取得全国胜利的重要法宝之一。
    随着解放战争的胜利到来，毛泽东非常忧虑党内有些同志会被胜利冲昏头脑。在党的七届二中全会上，毛泽东提出著名的“两个务必”。他指出：“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但是，进城2～3年以来，严重的贪污案件不断发生。为此，1951年12月1日，中共中央正式作出《关于实行精兵简政、增产节约，反对贪污、反对浪费和反对官僚主义的决定》。1952年元旦，毛泽东号召全国人民和人民政府工作人员一致行动起来，大张旗鼓、雷厉风行地开展一次大规模的“三反”斗争，将这些旧社会遗留下来的污毒洗干净。“三反”运动不仅使我党党风廉洁、作风正派，而且在人民中间树立起党和人民政府秉公执法、严惩腐败的形象。这为党实现第二次历史性转变提供了强大而坚实的政治保证和组织基础。
    过去党长期生活、战斗在农村，对城市环境难免生疏，所以从农村到城市的转变对党来说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幸运的是，在党的正确领导下，广大党员干部头脑冷静，思路清晰，领导方针和工作方法正确，最终在稳定中胜利实现了这一历史性转变。(作者单位：九江学院政法学院)
    注释：
    ①④⑦⑩《毛泽东选集》(合订一卷本)，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1181、1317、1180、832页。
    ②《毛泽东书信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06页。
    ③⑤⑨薄一波：《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上)，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2008年，第16～17、13、57页。
    ⑥《陈云文选》(第2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119页。
    ⑧《朱德选集》，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261～262页。
    

责任编辑：田粉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