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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埃及学研究领域不断拓展 在两大基础研究发展的基础之上，中国的埃及学研究在政治史、经济史、宗教史和文化史等传统研究领域得到不同程度发展的同时，向外交史、生态环境史、物质史、女性史及心理研究等新研究领域拓展。 1、政治史领域 政治史领域主要是对古埃及王权、法老和等级制度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代埃及王权内涵和仪式方面：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郭子林副研究员在这一研究佳作频出，在《历史研究》、《世界历史》等刊物上发表《“继承神秘剧”的展演：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探析》[9]、《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及其社会功能》[10]、《古埃及新王国时期专制王权的制度化探析》[11]、《古王国时期古埃及专制王权的构建》[12]、《古埃及托勒密王朝的社会结构与专制王权》[13]等，详细论述了古埃及专制王权的构建、古埃及王权继承仪式、古埃及国王的献祭仪式以及古埃及的托勒密王朝，在研究方法和观点上都有所创新。另外，《<金字塔铭文>与古埃及复活仪式》[14]从古埃及宗教文献《金字塔铭文》入手,解读复活仪式与古埃及王权观念的关系。 在古埃及法老研究方面：东北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的《“复兴时代”与古埃及文明的衰落》[15]提到，从历史演进规程看，“复兴时代”的基本政制建构是将法老的大权独揽变成三权分立，其结果是埃及一步步走向衰亡，直至文明尽毁，古埃及历史结束；内蒙古民族大学张思佳、田明的《古埃及最早的外族法老》[16]认为在古代埃及历史上，希克索斯王朝，也是第一个由外族统治者建立的王朝，对埃及历史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为我们更加全面的了解希克索斯人提供了有利条件。 另外，陈宏和田明的《罗马—拜占廷时期埃及的等级制度探析》对罗马—拜占廷时期埃及“四等人制”的等级制度进行了论述。 2、经济史领域 经济史领域主要包括对古埃及经济特征、经济贸易、土地赋税等方面的研究。 在古埃及经济方面，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教授金寿福的《论古代埃及经济的特征》[17]借助古代埃及流传下来的有限的文字、图画、文物等材料，就波兰尼的“再分配”理论是否适用于古代埃及经济进行辨析，并对古代埃及经济的若干特征进行系统地阐述，他认为古代埃及经济总体仍处在初始阶段，但含有一些现代经济因素。 在古埃及经济贸易方面，天津师范大学袁指挥副教授的《古埃及国内贸易论析》[18]认为，古埃及贸易可分为村社、地区贸易两类，主要采取了以物易物的形式；国内贸易除了满足人们的生活所需外，还能满足人们追求利润的诉求；国内贸易采用记账单位估价，代表了货币演化道路上的较早的一环；商品的价格具有波动性，市场在价格波动中发挥了作用；国内贸易是古埃及国家主导的再分配经济的补充，两者具有某种程度的互补性；商人虽然依附于各种国家机构，但是在新王国时代呈现独立的态势。 在古埃及土地赋税方面，东北师范大学世界古典文明史研究所郭丹彤教授的《法老时代埃及土地私有化现象研究》[19]以原始文献资料为基础，着力厘清古代埃及私有土地的来源以及基于土地私有化的以土地买卖、租赁和转让为代表的土地让渡活动，深化了人们对古代埃及法老时代土地私有化及其程度的认识；郭教授的另一篇文章《论古代埃及的赋税体系》[20]介绍了赋税的形式和术语、赋税的管理、赋税的豁免和征收以及赋税的缴纳形式等，构建出了古代埃及整个的赋税体系。 另外，黄明辉博士的《古代埃及农业水利灌溉探析》[21]，漆怀梅的《埃及脱离拜占庭帝国的经济原因探析》[22]以及梁姗的硕士论文《古王国时期埃及粮仓的行政管理研究》[23]都从不同侧面对埃及经济作出了阐释。 3、宗教史领域 宗教史领域的研究比较繁杂，既有对宗教政策仪式等的整体性的研究，也有对黄道十二宫图像及神庙外部空间等的专门研究，还有对古埃及早期神崇拜的研究。 在宗教政策仪式方面，郭子林的《古埃及宗教仪式蕴含利益关系》[24]一文认为，虽然宗教仪式具有程式化和模式化特点，但它们毕竟是社会产物，不可避免地包含当时社会的现实和认知，而且古埃及人的宗教仪式显然具有宣传统治阶级意识形态的意图和功能；鲁倩、田明的《托勒密埃及的宗教政策探究》[25]认为，托勒密王朝统治者对埃及神祇、祭司、神庙、丧葬习俗等方面进行整合，使埃及宗教传统得以保留，在创新基础上延续其宗教信仰，并且渗入希腊宗教、文化元素，进而使埃及宗教希腊化。 在专门研究方面，北京大学颜海英教授的《古埃及黄道十二宫图像探源》[26]结合墓葬文献及考古资料，分析黄道十二宫图像与古埃及人来世观念中的12小时之间的传承关系，说明古埃及的黄道图传承自本土的旬星观测及宗教仪式，揭示古埃及人的复活观念是在对日月星辰等宇宙现象观测、思考基础上发展出来的独特的生命哲学，是个庞大严密的知识体系；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的《古埃及神庙外部空间与园林特征透析》[27]认为，古埃及神庙不仅内部结构复杂，寓意深刻，其外部空间也具有一定文化内涵，附属园林独具特色。神庙外部空间经历了从天启空间到圣域空间的演变、从世俗域开始逐渐发展到至圣域、从庄严神圣到圣俗融合的变迁。 关于古埃及早期神崇拜的文章，东北师范大学刘金虎、郭丹彤的《论古代埃及<金字塔铭文>中的早期托特神崇拜》[28]，东北师范大学南树华、郭丹彤的《论托勒密时期奥西里斯神崇拜》[29]，南通大学徐昊的《古埃及的圣鹮崇拜》[30]，山西大学郑帅、李模的《试论古代埃及阿蒙势力的初期发展》[31]，南开大学刘成的《萨拉皮斯崇拜探析》，山西大学王玉鑫的《简论古代埃及的塞特崇拜》[32]，这些文章都对早期古埃及神崇拜作了不同侧面的论述。 另外，王亮、郭丹彤的《论古代埃及的神谕审判》[33]从新王国时期的神谕文献出发，对神谕审判进行全面系统的考察，从而梳理出神谕审判的发展演变过程及其发展变化的内在动因， 以期构建起古代埃及司法体系的基本框架。 4、文化史领域 古埃及文化的核心观念是“玛阿特”，具有多神崇拜、神圣王权、崇尚秩序、自然、和谐等特点。 东北师范大学李晓东教授《古代埃及社会主导意识的诞生及其历史分期》[34]认为：重自然而轻外战的英雄崇拜促使古埃及人产生一种崇尚秩序、平衡、公正的“玛阿特”观念。这一独特的文化核心观念决定了古代埃及文化的基本框架与细节，并在之后3000 多年的历史中不断巩固发展。 郭子林副研究员的《古埃及文明根本特征探析》[35]：古埃及的农业生产几乎绝对依赖于尼罗河，这主要决定于其独特的地理和自然环境。古埃及自始至终实施神圣王权制度。以特殊的文字为载体、以多神崇拜为背景的神圣王权观念，则构成了古埃及人文化观念的核心。 河北师范大学赵克仁教授《古埃及和谐文化探源》[36]认为，和谐文化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在古埃及和谐文化形成中，自然因素是基础，人文因素是灵魂。在人文因素中，灌溉农业营造了和谐的社会环境，法老的制度建设和宗教发展是构建和谐文化的中心内容。 另外，李晓东教授的另一篇文章《古埃及人的忏悔意识》[37]认为，古埃及人忏悔意识的扭曲很大程度上导致其历史观念的缺失并与其他因素一同构成导致古埃及文明中绝的致命原因。 5、对外关系领域 古埃及时期，埃及人与迦南进行双边贸易，曾被波斯人统治，接受希腊文明，为埃及融入希腊化世界奠定了基础。 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是目前学界争论的一个焦点问题。郭丹彤教授的《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38]，运用近年来的考古和文献资料新发现，较真实地梳理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关系的基本脉络，认为中王国时期埃及与迦南的关系仍集中表现在贸易上。中王国时期的埃及与迦南的交往不仅继承和发展了古王国时期的两地交往，更为新王国时期更大规模更多途径的双向往来奠定了基础，成为古代埃及对外交往史中不可或缺的一环。 郭子林的《波斯人统治埃及新探》[39]认为波斯人的统治为古埃及社会留下了不可磨灭的痕迹，波斯人的统治在一定程度上瓦解着古埃及传统的文化认同，为希腊马其顿人征服和统治埃及奠定了基础，构成了古埃及文明消亡链条上的起点。 厦门大学历史系博士后马一舟的《论阿玛西斯统治时期埃及与希腊的交往》[40]：阿玛西斯开创了埃及与希腊交往的新局面。阿玛西斯借助希腊雇佣军取代阿皮瑞斯成为国王，他极力发展与希腊的政治、经济以及文化交往，特别是瑙克拉提斯城的繁荣，更是体现了他的亲希腊政策。在他统治时期，埃及开始逐步接受希腊文明，为埃及融入希腊化世界奠定了基础。 6、其他领域 在生态环境史领域，赵克仁教授的《古埃及生态教育及其现代启示》[41]：生态文明是埃及文明的重要内容之一。具体表现在，法老政府通过埃及宗教中玛阿特理论析生出的生态教育理念，加强对臣民的教化，对其进行生态教育。古埃及生态教育的主要途径是通过神化自然、装饰审美和宗教观念加强民众的生态意识。 在物质史研究领域，东北师范大学郭琪的《浅析古代埃及婚姻关系中的财物往来》[42]：古代埃及普通阶层中的年轻男女从相识恋爱到走进婚姻殿堂,再到婚后生活甚至是离婚都离不开财物往来，即财物的赠予或分割。根据古代埃及当时的结婚习俗，结婚时男方要给予女方不同种类的财物以示诚意，来感谢女方愿意嫁给自己，而女方也同样要支付给男方一些财物，从而共同组建新的家庭。结婚后丈夫有供养妻子的责任，离婚时也会根据离婚条约，夫妻双方分割财物。 在女性研究方面，吉林师范大学杨光《浅析古代埃及公主不外嫁的原因》[43]，公主不外嫁是古代埃及特有的现象，本文从埃及独特的地理环境、古埃及妇女社会地位、古埃及王室内婚制度以及古代及宗教信仰四个方面进行分析。另外，还有东北师范大学的硕士论文：《论古埃及的女性教育》对古埃及的女性教育进行了专门系统的研究。 在心理研究领域，《限定符号与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研究》[44]一文认为，对古埃及文字中的某些限定符号的系统考察和解析，其实是对古埃及民族心理认知的考察。它有助于我们了解古埃及人的心理认知特点，从而深刻理解古埃及文化所蕴含的丰富内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