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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抗日战争结束后，中共继续在新老根据地反对缠足。这一时期，中共的反缠足运动逐渐与土改、生产及支前运动结合起来。1947年12月，邓颖超在《土地改革与妇女工作的新任务》中指出，在生产方面，应以组织妇女参加农业生产为主，要善于组织农村的劳动互助，“打破妇女下地为耻及缠足等各种阻碍妇女参加生产的习俗”，以便大量地发展生产，适应支援战争的巨大需要。[29]1948年5月，在中共中央对目前妇女工作的指示中，要求各解放区在土改运动中发动广大妇女参加，在土地改革已完成地区，要全力发动并组织广大妇女参加生产运动，并提出男女平等、禁止缠足等口号，力争妇女的解放。[30] 在陕甘宁边区，中共中央关于将放足与生产运动相结合的方针贯彻在西北局民委给各地委、县委、工作团关于目前妇女工作的意见中，要求在土地革命中除使妇女得到经济上的果实外，“更加宝贵”的是将她们从缠足、买卖婚姻等“封建压迫”下解放出来，在具体执行中应提出“禁止缠足、实行放足”等口号。[31]在中央及西北局民委的新指示下，1948年陕甘宁边区妇联关于妇女工作的方案中提出，“需要恢复和建立妇女组织，完成生产支前任务”，该组织的名称为边区各界妇女联合会，其任务是“与政府配合禁止缠脚”。[32]次年2月陕甘宁边区第二届妇女代表大会关于当前妇女工作的决议也体现了放足与生产运动相结合的精神。决议提出当前的任务是“团结和动员全边区妇女积极参加劳动生产，并以生产为中心，密切结合反封建束缚，使边区目前尚存在的买卖婚姻、早婚、童养媳、缠足等恶习在一定时间内得到部分或全部改变”。[33]大会的决议案还针对新老解放区的差异，确定了不同的方针，在老区以生产为主密切结合反封建，在新区以反封建统治为主，密切结合生产与解除妇女切身痛苦。大会还“认识到过去只注意生产，忽视妇女特殊要求，放松反封建残余的恶习是错误的”。[34]不过，关于老区妇运方针究竟以生产为主还是以反封建为主，妇女代表大会内部也曾存在分歧。“一小部分同志根据自己地区妇女所受封建束缚的严重情况提出：全边区老区应以生产为中心，但在三边部分地区或延属鄜县等地区以反封建为主”，即反对缠足和买卖婚姻；而多数代表根据中央1943年的妇运新方针，认为“以生产为中心的新方针是完全正确的”。最后，大家统一了思想，认为三边、延属等地区在妇女工作方针上“仍应以发动生产为中心，密切结合反封建束缚”，反对缠足应列为这些地区妇女工作的重要任务之一，“是从封建束缚中解放妇女生产力的重要任务”，不应当使生产与反封建束缚“轻重倒置”，“反封建束缚运动”只是作为“组织发动妇女生产”的“配合”措施。[35]可见，在妇女代表大会看来，反缠足只是解放生产力的手段而不是目的。 在山东根据地，1948年中央关于将放足与“土改、支前及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下达后，山东省各领导机关在各种场合不断强调这一新方针。1948年鲁中南地委要求“在大生产中提倡放足”。[36]同年，太西地委民运部长邵乳群在关于青妇工作的报告中也指出，长期战争造成劳动力减少、土地荒芜，无法支持战争，因此妇女们“必须放足”，参加各种生产。[37]1949年召开的华东妇女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主席团代表李坚贞在闭幕词中要求代表们回去后，做到在“生产支前中适当的解决妇女切身痛苦”，如买卖婚姻、缠足、打骂妇女等。[38]当年3月，泰西地委宣传部长李云川在妇女干部大会上的总结报告中也说，“生产支前”是当前妇女运动的中心任务，干部们要大力开展妇女工作，在新老解放区都要“号召妇女参加农业生产”。而妇女参加生产的困难和障碍“主要是妇女都缠足”，“不习惯，认为下地干活是家中没男人，妇女思想自卑，自认为不行，脚痛等等”。因此要“大力宣传妇女放足，禁止青年妇女和儿童缠足”。[39]9月，鲁中南泰山地委在九、十月份妇女工作的指示中再次强调，“严禁妇女缠足，在生产运动中结合教育妇女认识缠足的害处，造成放足运动”。[40]地委、民运部，到宣传部、妇女代表大会的相关指示，都强调了妇女的身体对中心工作“土改、支前及生产”的重要。 在太行山区，1949年太行山行政公署在中央将放足与生产相结合的方针下，颁布了《严禁妇女缠足》的命令。指出，“妇女解放的基本环节是参加生产，经济上得到独立”，参加生产的主要条件是“必须保持一定的健康身体”，而“严重”的缠足现象，不仅直接影响妇女健康，而且影响妇女的解放。故为了“制止这一封建束缚，发展生产，铲平妇女解放的道路”，必须严禁缠足。[41] 可以看出，1928-1949年，中共的反缠足依据不断翻新，随着中共政治形势的变化不断被重塑。从苏维埃时期的反封建、参战动员、解放妇女，抗战时期的干革命、巩固根据地、注重妇女健康，到解放战争时期的土改、支前、解放生产力。尽管在不同时期，中共的反缠足依据并不相同，参加生产却一直贯穿始终。对长年处于战争状态或战争边缘的中共来说，动员缠足妇女放足并参加生产体现了“现实性”的策略。 中共侧重反封建及参战动员的反缠足理路，与国民党主要从国家种族角度进行的宣传相当不同。⑤从晚清起开始的缠足影响国家、种族的论述，在共产党的宣传中基本未得到继承，显示了明显的断裂，而同一时期的国民党却延续了这样的思想。不过，关注缠足行为对妇女自身的影响，又是双方共同的趋向。 从另一角度而言，不管是弱国弱种，还是反封建、参战动员，在老百姓看来，未必与她们有太直接的关系，而是被附加上去的意义与符号，反缠足运动依然运行在晚清以来政治化的轨道上。致力于解放妇女的中共，在倡导解放妇女一双小脚的同时，又将妇女拖入了另一种政治场域。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