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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以乡建为固本:建设路径选择的再思考 当然,值得深思和进一步追问的问题是,既然定位于“整个中国社会建设”的事业,又何以特别标示为“乡村建设”?而且沛然勃发的乡村建设思潮踵接于20年代末国民政府大规模的建设规划之后,又如何把握和认识其间的历史关联和时代特征?任何不得不直面的现实问题,其实也都是历史的问题。 30年代的乡村建设思想,事实上是近代以来更是民国以来“建设”发展路向的一个的历史性反拨。如果说孙中山《建国方略》的完成标志着对其《革命方略》的超越,从而开始实现其从革命诉求向建设诉求转身的话,(52)那么南京国民政府的成立就预示着国民党及其政权开始以建设谋取未来的选择。“自从国民政府在南京成立以来,距今已整整十年了……在这纷争凌乱的时期以谋建设,实有许多阻碍和困难,然而,在国人共同要求下,建设事业在这十年来,虽未见有其整个计划,但也零零碎碎地有一点进步的活跃的气象。”(53)问题在于,近代以来的整体建设却基本依循“以都市支配农村”的方向展开,“在以都市支配农村的经济组织系统下,抛却了都市与农村的关系。”(54)这一取向逆转了传统中国社会运行的路线。“从前现代城乡协调交换的观点看,中国就是一种稳定的样板。城乡之间被一条鸿沟截然划开的问题,并未变得十分明显。”因而,“中国城市没有变成既吸引穷人又吸引富人的磁石……城市只在很少几方面有别于农村。”(55)但是,1912年之后“10年到20年代初,中国的民族资产阶级就开足了马力,出身了新一代从事工业生产和采用工资雇佣制的企业家。”(56)而现代工业、企业、事业的成长或现代政权建构的展开,总是伴随着城市化的推进。“沿海城市现代企业的增长,只是企业更加普遍发展的一个方面,无疑这是最显著的一个方面。从1912年至1920年,中国现代工业的增长率达到13.8%(这样迅速的增长,只是在1953年至1957年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时期才再度遇到)。”(57)近代工业在工农业总产值中所占比重也大幅变动,“由1920年的4.9%提高到1936年的10.8%”。(58)正是在“中国民族工商业的‘黄金时代’方才到来”的同时,“随着经济繁荣而来的是加速的都市化。城市人口的年增长率,大大超过了人口的总增长率。”(59)这体现着一种时代性的发展,在19世纪期间,城市人口总数以极缓慢的速度增长,其增长率和中国总人口的人口增长率大体相当。而在1900-1938年之间,城市人口的增长显然加快,其增长率几乎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尤其“在中国6个最大的城市——上海、北京、天津、广州、南京、汉口”,“在30年代,每年以2%～7%的人口增长率在发展。”(60)30年代后期,人口100万至200万的城市增长33%,人口10万至50万的城市增长61%,人口5万至10万的城市增长35%。(61)可以说,“1900年后城市工厂和欧洲意义上的无产阶级的兴起,才产生了这样一种运动”,即“农村贫困家庭向核心区移动”。(62)持续了30年之久的这种逆向移动过程,事实上也是引发30年代中国乡村危机爆发能量的聚积过程。 这一现代性的建设进程,却导致传统时代城乡一体化进程的逆转,在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趋向中,中国“城乡背离化”趋势隐然发生。“这种情况的发展,加深了城市绅商和一直占支配地位的社会名流之间的裂痕;同时,也扩大了城乡之间的鸿沟,迫使农村为城市的各种事业提供资金。”(63)到1928年末,“现代经济部门又经历了一个新的繁荣时期”,(64)亦即到30年代之际,随着近代中国工业化、城市化和现代化发展,“城乡背离化”趋势的负效应累积,已经十分突出。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