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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安排,应了吴宓担心的曹、梁相争为他人作嫁的预测①。大概经过这一事件,促使吴、陈两人反思倒曹风波中的行为,吴宓日记称在与陈寅恪闲谈中,“寅恪谓各人疯狂之可能性如下:陈达95%;寅恪50%;宓70%”。吴宓谈有数法可解救或预防疯狂行为之发生,而“寅恪谓言之易而行之难,身当其境,未必便能把持也”②。此言论或许可看作为吴、陈卷入倒曹风波后的心理表白。其实,陈寅恪与吴宓所以卷入或部分地卷入此风波,是感到梁、梅在学术思想体系上与自己比较接近。对吴而言,所以对梁有所保留,如前所言是因为梁有引入胡适的表示或对梁党徒势力的担心;而对于梅,吴宓则认为自己也是梅派的人③。倒曹风波过后,吴宓与陈寅恪的生活又恢复了往日的平静,两人又经常在一起散步、谈心与论学。 此时期,吴宓仍以胡适为心目中的对手,而胡适的影响早已笼罩全国学界,吴宓时感压抑。吴宓办《学衡》即是对抗胡适的新文化派,学界尽知。由于胡适新文化派为学界主流,《学衡》处境颇难。据吴宓1925年5月25日记云:“在歆海、端升处谈。歆海谓宓办《学衡》为‘吃力不讨好’,不如不办。乃谓〈现代评论〉,作者以文登其中为荣。又谓宓为‘中世之圣僧’云。噫!”④在这样势单力薄的情势下,吴宓还要坚持与胡适对抗,被看作是“中世之圣僧”也是十分自然的,吴宓也只能发出“噫!”这样的叹息表示自己的伤感和悲愤了。1927年7月26日记云:“下午,钱端升来,述日前歆海宴胡适,胡因Winter(温德)之询,对宓嘲笑之语。宓境殊危,但亦当坦然处之耳。”⑤吴宓也通过一些渠道了解到胡适对自己不利的有关信息。吴胡两人的分歧在对待新文化的态度上,其具体表现之一是对白话文的态度。胡适是白话文的坚定提倡与捍卫者,吴宓则是坚决反对者。吴宓1925年10月16日记云:“晚八时,赴普通科师生茶话会……遇学生数人,谈久,甚赞文言而诋白话云。”⑥1925年12月20日记云:访李濂镗,“议定选辑攻诋新文学之论文,刊为一集。宓任筹款,而李君任编辑。”⑦1926年1月2日记云:“上午访李濂镗君(杏南)于惜阴胡同三号,拟刊印之讥评新文化论文,由李君定名曰《白雪集》。”⑧吴宓对胡适所秉持的新文化思想及立场的反对是坚决和一贯的。因反对胡适,使吴宓对胡适与自己相关的行止颇为敏感和不适,反映了身处弱势一方的尴尬一面。1926年7月14日记云:“陈、凌婚礼,未往,以胡适等在座,多所不便。”⑨由于胡适新文化派在学界占据主流地位,使原来反对胡适的有些学者为个人学术发展计,也调和自己的立场接近胡适,而胡适更持海纳兼容的友好态度。如《学衡》社旧友胡先骕到京,对吴宓言“胡适对我(胡)颇好”,并表示《学衡》“抱残守缺,为新式讲国学者所不喜”,完全否定吴宓所编辑的《学衡》⑩。这给吴宓极大的刺激,使吴宓对有关胡适的信息反应更为敏感。《大公报》之《文学副刊》本为大公报约请吴宓所办,吴宓看到1928年《文学副刊》第10期《胡适评注词选》一文“竟排为四号大字,开前此所无之例”(11)。这在吴宓看来,无疑“系馆中人欲藉名流以自重之意。以宓之辛苦劳瘁,而所经营之《文学副刊》乃献媚于胡适氏,宁不为识者齿冷?以是宓愧愤异常,即作长函,致张季鸾,责问之。谓若馆中以捧胡适为正事,宓即请辞职。旋恐此函太伤感情,乃抑置未发。但作短函,严嘱其以后非经宓诺,不得擅改字体大小云云”(12)。而事实上并非吴宓所猜想。18日吴宓接“张季鸾复函,并附示原稿,始悉《胡适评注词选》一文之用四号字排印,乃宓以红笔批明者”(13)。吴宓遂自责且叹谓:“宓一时荒唐,自家错误,而妄以责人;且牵引大题目,几伤感情。(幸长函未发)。可见人间几多误会,悉出不经意之故。”(14)吴遂承认自己过于敏感。 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①当时梁在通信中言及清华学潮时,谓梁与曹的矛盾,是曹恐梁谋校长之职“抢了他的位子”,暗中运动职员与学生反对梁,由此引发学潮。但梁仍表示自己实际上并无担任清华校长之意。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747～748页。 ②《吴宓日记》第4册,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8年版,第19页。 ③吴宓日记云:“校中众所拟为梅派者,多属公正之人,宓亦在其列。”《吴宓日记》第4册,第61～62页。 ④⑤⑥⑦⑧⑨⑩(11)《吴宓日记》第3册,第28、49、81、110、119、191、437、34页。 (12)(13)(14)《吴宓日记》第4册,第34、37、37页。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