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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建筑界学习苏联与提倡“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 新中国成立后,各个领域都在向苏联学习,建筑领域也不例外。在这个过程中,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积极寻求一种新的创作设计方向,中国建筑设计思想由此发生转变,即由模仿欧美式的“玻璃方匣子”①转向提倡苏联式的“民族形式”。 对于这种转变,在华工作的苏联建筑专家发挥了积极引导作用。1949年9月,苏联专家同清华大学建筑系主任梁思成第一次见面时就提出,建筑要提倡“民族形式”,还画了一个大屋顶来说明这个思想。②其中,有两位苏联专家对清华大学建筑系的设计理念产生了深刻影响,一位是都市计划专家穆欣,另一位是苏联建筑科学院通讯院士阿谢普可夫。关于中苏建筑设计思想的传承关系,1952年12月,梁思成在《苏联专家帮助我们端正了建筑设计的思想》一文中作了详细阐述。文中提到,穆欣曾告诉他们,20世纪30年代,苏联建筑师之间流行着一种意见,以为建筑只是为了方便,只要房屋,不要高塔。苏联有许多教堂,这些教堂都有高耸的钟楼,今天既然不需要教堂,所以也就不需要钟楼了。但是,斯大林纠正了这种看法,他提醒建筑师:古代俄罗斯城市是多么美观,有教堂,有金顶,有鲜明的色彩,有丰富的雕刻。我们虽然不修教堂,但是我们绝不拒绝俄罗斯传统。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授“工业建筑”课程时,也专门讲到建筑的“民族形式”和如何接受建筑遗产的问题。他说:苏维埃建筑是过去几个世纪内优秀建筑遗产的承继者,它通过新的形式,在新的社会条件下,在新的技术基础上实现了古代的优秀传统。这说明在苏维埃国家,古代遗产和现代生活之间,批判地应用过去的和大胆创造新的之间,是没有矛盾存在的。③阿谢普可夫要求清华大学建筑系的学生,在“民族形式”建筑设计方面打下坚实基础,要像爱女朋友那样爱“民族形式”④。在苏联专家的引导下,新中国的建筑师开始接受一种新的建筑设计思想,这就是“民族形式”的建筑设计思想。 苏联建筑界倡导的“民族形式”的设计思想,实际上就是如何对待民族文化的问题。关于这个问题,1925年5月,斯大林在莫斯科东方大学发表《论东方民族大学的政治任务》的演说,提出“民族形式、无产阶级内容”的文艺理论,阐述了把民族文化同无产阶级文化相结合的问题。他认为,“无产阶级文化并不取消民族文化,而是赋予它内容。相反,民族文化也不取消无产阶级文化,而是赋予它形式。”⑤1940年1月,毛泽东在论及对待传统文化的科学态度时也指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这种新文化,就是“民族的形式,新民主主义的内容”。⑥应该说,在如何对待民族文化这个问题上,毛泽东和斯大林的认识基本上是一致的。所以,穆欣建议中国建筑设计师在设计自己的城市的时候,应以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为基础。 对于毛泽东提出的“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梁思成是赞同的,认为这就是新中国建筑设计的总方向,只是过去没有学好,未能体会它的精神,“加上观点方法错误,所以不知如何做起。”⑦现在,苏联专家又重提毛泽东的《新民主主义论》,因此很快就得到梁思成的认同,他的设计思想随之发生转变。 苏联的建筑设计思想不仅强调建筑的民族风格,而且肯定建筑是一种艺术,即强调建筑的美观。1935年7月,联共(布)中央在批准莫斯科改建五年计划时指出:“城市建设工作应全部达成艺术形态,不论是住宅、公园、广场、公共建筑都如此”。阿谢普可夫在清华大学讲课时专门就这个问题作了阐述,他说:“社会主义的现实主义宣布了美观和实用的统一性——这就是任何建筑作品的艺术造型和实际用途有机的统一。”当时,国内有些建筑单位把“适用、坚固、经济”作为建筑的三个要素。穆欣却反复告诫中国建筑师,这样的观点是“片面的、狭隘的”。他强调:“社会主义的城市建筑不仅要便利、经济,而且必须美观”,“要美观就不能经济”的说法是不能成立的,因为“艺术和经济之间并没有天然的矛盾”。在苏联专家的影响下,以清华大学建筑系为代表的中国建筑学界“肯定了建筑和城市建设的艺术性”,认识到“只要有房子住,谁管它美不美”的思想是错误的⑧。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