闻少华

【英文标题】Did Wang Ching-weis Die in Shanghai?

【作者简介】闻少华，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研究员

    关于汪精卫不是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医院，而是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据吴越先生描述，其经过是这样的：

    “这期间(指1944年4月4日至同年11月10日)，广东出了一件大案子，需要陈璧君亲自回去照料。(指1944年4月4日，伪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毙命事。)

    日本这边，汪精卫见河东狮去了，心情大好，因此更加思念起施旦(汪的情妇)来。他坚持要返回南京，但是日本坚决不同意。他无可奈何，只好急电召见周佛海。8月4日，周佛海应召到了日本，与汪精卫密商之后，出面与日方交涉，最后终于达成了让汪精卫返回上海的协议。

    在周佛海的安排下，汪精卫秘密返回上海，并且把施旦弄来专门护理。为制造汪精卫‘仍在日本治疗’的假象，他的子女们暂时仍住日本，并经常在公开场合露面。

    汪精卫为什么要返回上海，却不到南京呢？因为他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还能进行腔内及组织间治疗……

    当时陈璧君还在广州，汪精卫一到上海，就用中文密电打到广州德政北路陈璧君的寓所告知他已经返回上海。陈璧君也用密码回电给汪，要他千万别公开露面，必须改名换姓，住进上海虹桥医院，接受镭锭治疗，一切等待她到沪以后再作安排。

    这两份密电，都被重庆军技室中文组截获并破译，送交蒋介石。蒋介石觉得汪精卫既然已经秘密返沪，又是住在医院里，防卫一定不如以前严密，就命令戴笠趁机暗杀。

    这一次机会难得，戴笠立即派人潜入虹桥医院，买通医生、护士，每次给汪送药的时候，秘密掺进适量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据说是玻璃粉)。到了同年10月，汪精卫终于毒发死去。”①

    简言之，在汪精卫赴日治病期间，1944年4月4日广东省长陈耀祖被刺，陈璧君不得不从日本赴广东处理善后事宜并坐镇广州，汪精卫利用陈离开日本之际，与周佛海合谋坚持离开日本回到上海，并把施旦调来护理。汪一到上海就密电陈璧君，陈亦用密码回电汪。这两份密电均被重庆军技室破译送交蒋介石，蒋即命戴笠趁机暗杀，而且居然谋杀成功。

    事实果然是如此吗？此事牵涉到周佛海、陈璧君、施旦、特别是汪精卫，让我们考察一下汪精卫在日本名古屋住院治疗期间，他们活动的轨迹，从而分析蒋介石谋害汪精卫一说是否真有道理？

    (一)1944年8月4日周佛海是否应召到了日本？

    检1944年8月4日《周佛海日记》：“八时起。到行(指伪中央储备银行)。见客多人。下午，接见冈藤，谈日本新内阁性质。旋见客数人。晚无事，花园观月。十二时寝。”

    请看，在8月4日这一天，从早8时起床至晚十二时就寝，周佛海的日程排得满满的，哪有时间飞去日本与汪密议。而且日记中与冈藤谈到的日本新内阁性质，也是很现实而为汪政权非常关心的问题。按：1944年7月18日，日本东条内阁在内外交困的情况下辞职。22日，小矶国昭组成日本新内阁。汪伪国民政府即发表声明称：小矶内阁的成立，“必将有更强力之新姿态出现，以适应此新局面”。可见周佛海与冈藤谈日本内阁性质，是顺理成章的事。

    (二)周佛海去日本是1944年8月9日。

    据《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称：“9日，汪精卫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离上海抵名古屋。”“(10日)周佛海去帝大医院探视汪精卫，并与陈璧君商谈人事调整问题。”②

    8月9日、10日的《周佛海日记》，更有详尽的记载：“七时起。八时赴机场，淑慧率幼儿(幼海)、慧女(慧海)送至机场。九时半起飞，一时至福冈，沿途极平静……下机地点为歧阜县之军用机场，列机在千数以上……临时电话名古屋，候一小时半，汽车始到，已六时矣。与汪孟晋(汪精卫长子)及汪小姐先行，送余至观光旅馆。适柴山(柴山兼次郎，时任日本陆军省次长)亦先两日到，两人商汪先生病况严重，似乎[是否]据实告汪夫人？当决定大约告知，但不使其失望。”

    “(十日)七时起。八时赴医院，先与汪夫人略谈，旋见汪先生。三月初一别，今半年矣！病骨支离，为之潸然。汪先生谓，本人病非短时期可愈，国民(政府)主席任期十一月底即满，拟即辞去，由余与公博负责代行。当劝其不必考虑，安心静养为要。旋医生来换药，出与汪夫人谈一小时。余表示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仍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盖其意，恐余与公博盼正式代理，真不知吾两人真意，而以权利之徒目吾两耳。又云，汪先生病恐不起，至少须长时期，盼吾辈预想善后办法。当告以不忍，并不敢想及此事。复商近事，告以今后治安第一，拟以孙良诚调苏北代项致庄为绥靖主任，而以项为浙江省长兼绥靖主任，调傅式说为建设部长，调陈群为考试院长，而以任援道为江苏省长兼绥靖主任，取消第一方面军。旋约柴山同谈，彼此意见一致。柴山将汪先生病状详告，但言并非绝望。旋复见汪先生，承示主席任期满，可以继续，不必提出连任。下午游名胜。夜车赴东京。”③

    笔者之所以不惜详尽地引述周佛海这两天的日记，是为了回答吴越先生在书中强调的几个问题。

    1.1944年8月4日周佛海赴日与汪精卫密商之事，纯属子虚乌有。2.陈璧君自1944年4月4日伪广东省省长陈耀祖被刺毙命后，按吴越先生“声东击西”的说法，即被迫赴广东亲自回去料理，从此再也未回到汪精卫身边。请问在11月10日陈、周的对话，而且涉及到汪伪政权绝密的人事安排，还有日本政要在场，难道是周向壁虚构？还应指出，周佛海对陈璧君最担心的伪政权最高职位“行政院长”及“军委会长”，周告陈以“代行为宜不必代理，汪夫人似乎心安”。当汪精卫垂死之际，陈璧君仍念念不忘争权夺利。周佛海还牢骚满腹地说陈璧君将他和陈公博视为“权利之徒”，真可谓将陈璧君此时的心理刻画得入木三分。陈璧君、周佛海的对话，是如此生动而重要，所以要否定陈璧君不在日本名古屋医院、不在汪精卫身边，是不是不顾起码的事实？3.汪精卫在名古屋帝大医院始终未离开半步，这是有大量事实为根据的。

    汪精卫在治病期间，伪政府官员不止一次赴日探视，就是确切的证明。7月17日，“陈春圃抵日本，探视汪精卫病情”。8月9日，“汪精卫病情恶化。周佛海应日本政府之召离上海抵名古屋”。不仅如此，5月29日，“褚民谊抵东京，探视汪精卫病情”。如果汪精卫不在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汪伪政权的政要们有什么必要频繁地前往探视呢？

    关于施旦，也需要交待几句。因其人酷似方君瑛(汪精卫青年时期恋人)，因此博得汪的青睐。汪在南京当上汉奸头目后，施以情人、秘书和管家的身份，与汪过从甚密。但汪此次去日本就医，只能由陈璧君及其子女陪同。汪在日病逝后，施向陈璧君交代清楚其帐册钥匙，然后辞行。其后施即去香港九龙新界，与其姑母同住。所谓“把施旦调来(上海)护理”云云，真不知从何说起。

    还有一点并非不重要的是，据说汪之所以要返回上海就医，是因为“得知上海虹桥医院有‘镭锭’，镭是放射性元素，对恶性肿瘤有疗效”，即使这个理由能成立，那么还有一个常识性的问题也殊令人费解。要知道，汪精卫、陈璧君等一行来日本，日本政府对此相当重视。据金雄白介绍：“因名古屋为日本工业重地，盟军空机，不时空袭，日政府于事前令名古屋师团司令部在预定汪氏之病室外南侧旷地上，建筑防空壕，限于一夜之间完成。并动用了全日本外科、整形外科、内科、放射线科第一流权威医师组成医团，为汪氏疗治，当地的军警机关，也实施全面戒备。汪氏的病室，系在名古屋帝国大学附属病院四楼的最后一间的特别室，地位相当宽敞，包括有卧室、日式起居室、厨房、浴室、日光室、厕所等。除四楼全部，专供汪氏家属随员居住外，三楼亦有三室供汪夫人会客及日方关系人员之用。因防谍关系，对汪氏来日，严守秘密，其病室，且特以‘梅号’为代表。”④

    日本政府对汪精卫如此重视，戒备森严，不惜工本，说明汪还有较大的利用价值。在这种情况下，怎么可以随便听从汪精卫的要求和周佛海的交涉，就轻易放汪回上海，且到毫无戒备的虹桥医院呢？

    再说，汪回虹桥医院的目的不就是因为虹桥医院有镭锭吗？要知道，上海也是日本的占领区，汪精卫既是日方的重点病人，日本是要不惜任何代价为他治病，区区一块镭锭，只要日方开口调用此物，虹桥医院还不是乖乖地送到日本名古屋，用得着汪精卫为此镭锭冒此风险返回上海吗？

    还应该说一说陈璧君的行止问题。

    1944年3月3日，汪精卫率陈璧君及其儿女和随从专机赴日，直到汪客死名古屋，陈同样一步也未离开名古屋。说她因陈耀祖被刺而赴广东，也是没有事实根据。就常理言之，护理汪精卫的病在当时是陈璧君的头等大事。广东虽重要，也是局部问题。再说，陈耀祖4月4日被刺毙命后，同月14日，伪国民政府即任命陈春圃为广东省长。同月20日，又任命陈春圃兼代广州绥靖主任。5月1日，陈春圃正式就任广东省省长。同月15日，伪国民政府特派陈春圃为新国民运动促进委员会广东分会主任委员，从当时来说，广东局势暂趋稳定，何劳陈璧君坐镇。

    以上，我们就几个当事人汪精卫、陈璧君、周佛海、施旦等人的情况，作了简要分析，说明了汪精卫、陈璧君不可能离开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说明了周佛海不可能与汪精卫密议返回上海，施旦更不可能来上海虹桥医院；也就是说，汪精卫死于日本名古屋帝大医院而不是死于上海虹桥医院，是铁一般的事实。

    应当指出，关于汪精卫的死因和经过，上世纪80年代就有蒋介石谋害汪精卫致死说。1983年9月16日《广角镜》第123期刊载霍实子先生著《太平洋战争时期几桩史实的揭密》中说：“1942年3月，汪精卫……飞往日本治疗。经日本名医小黑亲自动手术，安全地取出了子弹，汪急于回国，乘飞机回沪。当时日本方面打了一份密电给日本驻南京的日寇转告汪精卫，这份密电当即由我们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当时汪妻陈璧君不在沪宁，汪用中文密码发电报给陈璧君告知汪已抵沪，陈也用中文密码复电，瞩汪千万不要宣布已经回国，必须改名换姓秘密住进上海虹桥医院，听候陈返沪护理商议。上述这两份汪陈的来往密电，均由技术研究室的密码专家李直峰破译出来送给蒋介石，蒋即秘密派人买通虹桥医院的女护士，每于送给汪吃药时，就秘密掺入一点无色无味的慢性毒药，延至10月，汪即死于虹桥医院。”

    又，上海市政协文史资料工作委员会编《抗日风云录》(下)刊有李直峰撰《抗日期间的对日无线电侦破工作》一文说：“1943年11月据当时军统派在军委会技术研究室的破译人员杨士伦亲口告诉我，蒋介石知道后，即密令军统副局长戴笠秘密将汪处死。由戴笠买通虹桥医院某护士，每日在汪的药中，掺入一点玻璃粉，延至同年10月汪死在虹桥医院。当时汪伪政府宣布汪死在日本，是故作玄虚。”

    上述两种说法除在时间上相差一年(前者说1942年，后者说1943年)外，基本一致。都认定：是蒋派人害死了汪；都在上海虹桥医院；手段一样，买通护士，给汪吃玻璃粉。⑤

    吴越先生关于汪精卫死于上海的说法，是前两种说法的继续。只是时间上又相差了一年，即1944年。情节上又增加了汪精卫与周佛海的密电，增加陈璧君因陈耀祖之死而必须坐镇广东，中了“声东击西”的谋略。增加汪精卫回上海就医的原因，加上施旦护理的因素。但可惜这些都不是事实，因为事实胜于雄辩。

    关于汪精卫确死于日本名古屋，今再录1944年11月《周佛海日记》数则如下：

    “(8日)晚公博来，谈日方望其即赴名古屋一行，本定十六日动身，今日日陆军省来电，盼早去，因提前于十三日前往。岂汪先生病状有剧变耶？焦虑不已。”

    “(10日)日大使派人来通知，汪先生今晨六时病势转剧，至为忧虑，因访公博，请其早赴名古屋，……”

    “(11日)下午，接日使馆通知，汪先生于昨日下午四时二十分病故，哀哉！……八月十日名古屋一见，岂知竟成永诀耶！人事不常，哀哉！……闻汪先生灵榇明日午后抵京，当晚，与淑慧偕思平、心叔、叔雍夜车返京。”

    在这里还有一个佐证，即日本名古屋帝大附属医院，在汪精卫死后曾留下石块一方，上面刻有“昭和19年3月3日南京政府主席汪兆铭人。于同年11月10日逝世”字样。按：昭和19年即公元1944年。

    至此，汪精卫死于何地的问题，似乎可以划一句号。

    当然，事实问题不是不可以标新立异，问题是要有新的可靠的材料作根据。历史科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实证科学。恩格斯有一段名言：“即使只是在一个单独的历史实例上发展唯物主义的观点，也是一项要求多年冷静钻研的科学工作，因为很明显，在这里只说空话是无济于事的，只有靠大量的、批判地审查过的、充分地掌握了的历史资料，才能解决这样的任务。”⑥这是很耐人寻味的。我愿与吴越先生共勉。

    注释：

    ①《作家文摘》2009年6月2日第12版《纪实》。摘自吴越著《蒋介石的王牌特工——密电破译奇才池步洲》。东方出版社2009年版。又见吴越著：《蒋介石的绝密王牌——池步洲传奇》第182—183页。青岛出版社1996年版。

    ②蔡德金、李惠贤编：《汪精卫伪国民政府纪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版，第250页

    ③蔡德金编注：《周佛海日记》下，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版，第1058—1060页。

    ④朱子家：《汪政权的开场与收场》第五册，第123页。

    ⑤参见王关兴：《汪精卫传》，安徽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69页。

    ⑥马克思、恩格斯著《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2年版，第527页。

 转自《抗日战争研究》(京)2010年2期第145～148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