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岩

【英文标题】Tolstoy Dolan's "Mission" Entered Tibet in 1942-1943

【作者简介】胡岩，中共中央党校社会发展研究所民族与宗教理论教研室主任、教授，北京100091

【内容提要】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派出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在英属印度政府的帮助下前往拉萨，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交了美国总统罗斯福的信函和礼品，并经由藏北前往中国内地。此行增进了美国对于中国西藏的了解，也首开美国政府派遣官方使团进藏与西藏当局建立直接联系、插手“西藏问题”之先河，对于后来美国西藏政策的形成和演变发生了很大影响。文章利用已经公开的汉文档案资料、英国和美国的英文档案资料以及当事人的著述，论述了这一事件的背景、经过及其影响。

【关 键 词】西藏/美国/抗日战争/托尔斯泰/杜兰

    [中图分类号]D82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2-557(X)(2010)02-0035-09

    一、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入藏的背景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派出的一个由伊利亚·托尔斯泰和布鲁克·杜兰二人(Captain Ilia Tolstoy & Lieutenant Brook Dolan)组成的官方“使团”，在英属印度政府的帮助下访问拉萨，由此开始了美国政府与拉萨的西藏地方政府(噶厦)间官方的直接联系。从1942年底至1943年初，这一“使团”在拉萨逗留达3个月之久，而后经由青海、甘肃进入中国内地。他们的西藏之行，在美国政府插手中国西藏问题的过程中是一个具有里程碑意义的事件，其历史背景及若干史实耐人寻味，值得探讨。

    由于相对偏远和封闭的地理位置，中国全面的抗日战争和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并未马上给西藏的政治形势带来变化，西藏也未引起美国的更多关注。然而，当1941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被迫摒弃多年来采取的孤立主义政策，英国也被直接卷入亚洲的对日战争之后，随着美国与中、英、苏结盟共同抗击日本法西斯，西藏的战略地位开始引起美国的重视。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美国的全球战略是以德、意、日法西斯为主要敌人，以社会主义苏联为潜在对手，视英国为一个走向没落的殖民帝国。美国既要在战争中联合苏联、中国和英国战胜共同的敌人，又要考虑在战后对付自己的潜在对手，还要设法促成大英帝国在战争结束后解体，以便控制英国在全球的势力范围，占领原来属于大英帝国的市场，取代英国充任西方世界的领导者。当时坚持抗日战争，国土广大而国力孱弱的中国于是成为美国在亚洲的最重要的盟国。美国的这一全球战略决定了美国对华政策的现实目标是积极帮助中国进行抗日战争并最终赢得胜利。为此，罗斯福政府对中国的抗日战争提供了道义、财政和战争物资等方面的巨大支持，并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促使中国成为一支在美国领导之下的、可以与英国和苏联相抗衡的力量。

    西藏位于中国西南部的青藏高原，横亘于印度次大陆与中国抗战大后方之间。在二战后期，其战略地位和重要性开始突显。从1942年起，美国开始认真考虑在援助中国对日作战中西藏可能发挥的作用。美国政府历来认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收入《美国对外关系·1931-1941年·日本》第1卷的美国官方文件集附有一幅“中国和日本地图”，该图中不仅将西藏划入中国领土，而且标出了刚刚正式建立的西康省。6月，国务院的一份备忘录《中国的战争潜力·评估》在判断中国的战争潜力时，把西藏列入中国领土的总面积之内。国务院指示美国驻英国大使，把这份备忘录的副本送给英国政府外交部作为参考。①7月间，美国国务卿赫尔(Cordell Hull)在谈及西藏问题时，提醒在重庆的美国驻华大使高思(Clarence E.Gauss)注意：

    如你所知，中国政府一贯坚持其对于西藏拥有宗主权，中国宪法将西藏列为中华民国版图的组成部分，而本政府对于中国政府的上述立场从未提出过任何异议。②

    恰于此时，刚刚成立的美国战略服务局(OSS，the Office of Strategic Services，系美国中央情报局的前身)不失时机地提出了派人入藏进行考察的要求。7月2日，战略服务局主任多诺万少将(Major—General William J. Donovan)致函赫尔，称他准备派他的两名部下托尔斯泰上尉和杜兰中尉携带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及礼物，从印度入藏访问拉萨，再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其主要目的是了解通过西藏向中国内地运送战争物资的可能性。他们将“穿过西藏前往重庆，观察西藏人民(对于战争)的态度，寻找盟友，发现敌人；确立战略目标并考察未来可能作为活动地域的西藏的领土”③。就在多诺万提出派员入藏的要求后不久，美国国务院远东司的庄莱德(Everett. F. Drumright)也提出了类似的建议。他在其题为“美国是否应该派代表驻扎中亚地区”的长篇备忘录中提出：

    迄今还没有美国领事或其他官方代表驻扎在西藏、新疆和内蒙，……而在最近几年，据知只有两个美国人进入西藏抵达江孜以远的地方。

    庄莱德认为美国在这方面大大落在英苏两国之后。他认为可以考虑在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设立常驻或临时代表处，但又顾虑如在西藏或内蒙古设立常驻代表处，除了那里没有常驻美国侨民或美国的财产利益需要保护外，还可能引起有关这些地区的政治地位这一麻烦问题。复杂的“主权问题”，又加上那里的地方当局是否欢迎常驻代表的问题，都是未知数。庄莱德最后建议：临时派遣一个或几个代表经新德里去拉萨进行观察，提出中肯的报告④。可见，战争的进程已经使得美国政府中不止一个部门的官员看出在内蒙古、新疆和西藏这些中国的内陆边疆地区进行考察、搜集情报的必要了。

    1942年5月第一次缅甸战役失败，滇缅公路被切断，中国失去了自西南部获取外援的唯一陆上通道。为了保证美国援华战争物资能够继续运抵中国内地，1942年上半年，美国空军与中方合作，开辟了“驼峰航线”。但是通过“驼峰航线”运送的军事物资并不足以供战争之需，因此仍有开辟陆地运输线的必要。⑤修筑一条从印度到中国西南抗日后方的公路，显得更加紧迫，因而再度被提上了日程。

    这样，1942年的国际国内形势，不仅使得西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这一阶段的战略地位和重要性更为突出，而且促使美国产生了派员入藏的打算。

    从英国方面来说，多年以来，凭借英属印度与中国西藏接壤的便利，英国在西藏的影响超过了任何一个西方国家。尽量封闭印藏边界，排除任何潜在的竞争者进入西藏而对英国的既得利益构成挑战，把西藏变成拱卫和保护英属印度北方边境的“缓冲区”是英国长期实行的政策。但是时至1942年，印度本身受到了日本进攻的威胁，英国迫切需要美国和中国的支援，也愿意在运送战争物资一事上给予中国某些帮助。于是，英属印度政府的外交秘书卡罗(O. K. Caroe)、驻锡金政治官古德(Basil Gould)等卷入西藏问题颇深的高级官员，都一改从前，对美国派员入藏采取了积极赞成和帮助的态度。

    中国方面，1937年底南京失陷后，国民政府迁都重庆，地理上与西藏更为接近。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中、美、英、苏结盟，共同与德、意、日法西斯作战；以罗斯福总统为首的美国政府不仅坚决支持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而且注意提高中国的国际地位。国内外形势的这些变化，使得国民政府在国内外的政治地位，在抗日战争的艰难岁月中有了较大的提升。而这一切，也促使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萌生了借修筑中印公路相机解决西藏问题之念。

    然而西藏内部的政治形势却在发生变化。1941年，亲近祖国的西藏摄政热振活佛被迫“退休”，噶厦政府内部以达札活佛为首的分裂势力掌政。1942年7月，噶厦突然宣布成立“外交局”(噶厦政府最初为其“外事机构”自行选定的英文名称为Foreign Office，即外交部，后来改称“外交局”，英文为Foreign Bureu)，并要求国民政府驻藏办事处此后与该机构联系，部分亲英上层图谋西藏独立的活动已经日益公开化。对于修筑穿过西藏的中印公路，西藏当局明确表示拒绝。宣布成立“外交局”和拒绝中央派人入藏修筑公路两件事，使得国民政府与拉萨当局的关系一时变得十分紧张，也促使蒋介石于1942年下半年在青海、西康两省与西藏交界处进行军事部署，以对西藏当局造成一定的压力。但是由于西康的刘文辉部对于蒋介石的命令阳奉阴违，实际上只有青海马步芳部确实向边境派出了军队。

    美国既然历来承认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分，自应尊重中国主权。因而美方在决定派员入藏之后，先向中国政府提出入藏的要求，请国民政府与西藏噶厦交涉，同意接待美使并提供方便。但在上述复杂的历史背景下，1942年6月，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孔庆宗就美使入藏问题与噶厦进行交涉时，遭到拒绝。于是，美方转而请英方向噶厦交涉。此后，美国人一直通过英国与西藏当局直接联系。后来托尔斯泰和杜兰“使团”的入藏，就是在英方的帮助下成行的。

    二、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入藏的经过

    美国政府第一次派遣官方“使团”入藏，标志着西藏在中美关系中地位的上升。但是，重庆的国民政府竟然无法为托尔斯泰—杜兰“使团”进藏一事征得拉萨的准许，予以妥善安排，反而让英印当局插手此事并获得成功，这一方面说明噶厦在谋求西藏独立的道路上越走越远，另一方面也说明当时国民政府在处理西藏问题上力不从心。

    派员入藏的申请获准后，多诺万通过国务院获得了罗斯福总统(President Franklin Roosevelt)写给达赖喇嘛的信，交由托尔斯泰和杜兰面呈达赖喇嘛。赫尔提醒总统，鉴于中国政府视西藏为中华民国的领土，为了避免冒犯中国，此信应该写给作为宗教领袖而不是世俗首领的达赖喇嘛。⑥

    托尔斯泰是俄国文学家列夫·托尔斯泰之孙，入藏前曾经游历中亚和非洲。当多诺万让他再挑选一名同伴时，他点名要杜兰同行。杜兰此前已经有过两次前往康区和安多从事考察的经历，而且研习过藏传佛教，能够讲几种藏语方言。⑦

    1942年8月间，托尔斯泰和杜兰到达印度首都新德里，见到了中国战区的参谋长、中缅印战区美军总司令约瑟夫·史迪威(Joseph Stilwell)将军，并得到他的帮助。然而在与英方接洽时，英属印度政府向他们指出，拉萨不希望他们穿过西藏境内前往中国内地，公开申明他们的意图将会招致西藏当局的怀疑，甚至会对他们前往拉萨造成困难。在英方的暗示下，他们改为只向噶厦请求准许他们访问拉萨，以便能够面交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礼物。

    那时，仍然同辛亥革命后一样，从印度进出西藏的通道实际上控制在英国人的手中。自锡金首都甘托克到西藏江孜沿线，有英印政府经营的一条驿路，英国人按每日里程设有驿站，建有平房供往返官员住宿。驿路沿途还有一条电报线。常年进出西藏的邮件由马或骡子驮运，经此路往返。在江孜，英国人设有一个英国商务代表处(British Trade Agent)。这些都是依据1904年荣赫鹏侵藏后缔结的条约(1906年的《中英续订藏印条约》和1908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而设立的。从江孜到拉萨，仍然有驿路，有电报线，但是归西藏地方政府经营，规范的驿站也不复存在了。据说即便是英国驻在江孜的官员，不经西藏噶厦准许，亦不得前往拉萨。许多英国官员在江孜任职多年，却从未到过仅有133英里之遥的拉萨便卸任回返了。想一睹西藏圣城拉萨之不易，由此可见一斑。⑧

    根据条约，英国人不得在拉萨建立常设机构。然而，1935年英属印度政府派员入藏参加十三世达赖喇嘛致祭活动后，却留下了一个“英国驻拉萨使团(The British Mission，Lhasa)”，以抗衡黄慕松留下的国民政府驻藏机构(1940年4月1日正式成立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英国驻拉萨使团”此后便名不正言不顺地演变成了英印政府驻拉萨的实际上(而非名义上)的常设机构，在建制上隶属于英国驻锡金政治官。“英国驻拉萨使团”的主管官员甚至长期没有一个正式的称呼。1942年，恰值古德(Sir Basil Gould)出任锡金政治官，弗兰克·卢德洛(Frank Ludlow)出任“英国驻拉萨使团”负责人(Additional Assistant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in Charge of British Mission，Lhasa)。

    1942年8月17日，印度政府外交部将托尔斯泰和杜兰一行已经抵达印度的消息通知卢德洛，指示卢德洛与拉萨当局联系，解释这两个美国人此番进藏的目的，代其提出申请，并争取避免日后可能发生的延误。至于他们是将由拉萨继续前往中国内地，还是折返印度，则要等他们抵达拉萨之后，相机决定。同一封电报也发给了卢德洛的上司、锡金政治官古德，要古德假定西藏噶厦能够同意两个美国人进藏，在甘托克为托尔斯泰和杜兰一行安排翻译、向导，并且处理交通运输事宜。接到政府的指示后，卢德洛马上走访刚刚成立的西藏“外交局”，告诉他们，两位美国人是罗斯福总统的特使，建议西藏当局发出礼貌的邀请。然而，西藏方面似乎已经猜到了托尔斯泰和杜兰的背景。“外交局”的官员问卢德洛，这两个美国人是否打算下一步前往中国内地？既然有此一问，卢德洛只好报告印度政府：西藏当局可能会邀请美国人来拉萨，但看来不会允许托尔斯泰和杜兰从拉萨再向东前往中国内地。数日后，西藏当局又想起来反问卢德洛，英属印度政府是否同意让这两位美国军官前来西藏呢？卢德洛马上给予了明确的肯定答复，并且指出，在拉萨接待这两位美国人对于西藏的现在和未来都会有好处。⑨

    然而，几周之后，西藏当局仍然没有明确的答复。原来，还有一件事情让噶厦担心。孔庆宗曾要求噶厦同意让两个美国人从内地到拉萨来，遭到拒绝。“外交局”的索康告诉卢德洛，假如托尔斯泰和杜兰就是曾经遭到拒绝的那两个美国人，噶厦将会十分为难。因为他们在拒绝了国民政府之后，很快便同意新德里的请求，显然就得罪了中国政府。当时西藏当局“外交局”刚刚宣布成立，已经与国民政府关系紧张，噶厦表示希望尽量避免新的麻烦。如果托尔斯泰和杜兰与那两个美国人无涉，并且同意到达拉萨后不再往中国内地，则可以同意其来藏，但是希望他们此后也不再提出上述要求。⑩

    卢德洛只好再拍电报询问印度政府外交部。外交部复电称，托尔斯泰和杜兰二人从未提出在访问拉萨后穿越西藏前往中国内地的请求，因而不像是那两个在6月间遭到拒绝的美国人。外交部指示卢德洛，如果噶厦执意追问，你可以索性告诉西藏当局，美国人没有这个打算。外交部还要卢德洛催促西藏“外交局”，称长时间不见答复，已经引起美国人的惊讶和难堪，因为他们只是希望前去送信和送礼。外交部并请卢德洛斟酌，是否可以暗示藏方，在此事上的拖延，对于刚刚成立的西藏“外交局”来说，并不是个好兆头。9月18日，卢德洛获悉西藏噶厦已经批准了托尔斯泰和杜兰二人入藏的请求，但是附带了两个条件：1.他们同意在结束对拉萨的访问后返回印度；2.他们同意不让任何欧美的记者同行。显然，拉萨希望尽量不事张扬，低调处理此事。(11)

    接到卢德洛的电报，在新德里伫候多日的美国人立即上路。与他们同行的还有一名翻译和两名仆人。5匹马和15匹驮畜供他们一路骑乘，并驮上了他们的所有物品。预计抵达锡金首都甘托克的日期在9月28日至30日之间。经过一番周折，托尔斯泰和杜兰二人总算踏上了通往西藏的路途。

    两个美国人的西藏之行，一直处于高度机密和英方的监视之下。1942年9月27日，一名叫T. W. Clerk的印度检察官从加尔各答给古德写信，告诉他自己将接待带着罗斯福总统的礼物前往拉萨的这两位美国客人，然而“我不知道其真实的目的何在。各项手续办理得很快，也很不正式”。这份电报同时附给了伦敦的军情五处(M. I. 5.)。(12)

    接下来是一些具体的问题。9月底，索康询问卢德洛，美国人到拉萨后是住在英属印度政府“驻拉萨使团”的驻地，还是单独住在别处？如果单住，需要提前告知，噶厦准备重修一处早年接待德国人的住房供美国人下榻。10月下旬，在从甘托克把美国人送上路之后，古德还曾向印度政府外交部请示，托尔斯泰和杜兰二人携带的美国国旗在江孜和拉萨如何悬挂——是挂在另外的旗杆上呢，还是挂在同一根旗杆英国的国旗之下？(13)

    噶厦对于美国“使团”的第一次来访十分重视，做了相应的安排。托尔斯泰和杜兰一行于10月23日抵达亚东，进入西藏境内。(14)休息2天之后动身，经由帕里、江孜、浪卡子这条传统的商道，也即是当年荣赫鹏率领英军侵藏走过的路线，前往拉萨。

    三、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在拉萨以及离藏途中的活动

    1942年12月12日，托尔斯泰—杜兰“使团”到达拉萨，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外交局”的官员当天下午就去拜访了两位美国人，并允诺安排他们与十四世达赖喇嘛会见。一周后，他们见到了时年7岁的达赖喇嘛，面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礼品。外人来拉萨能够很快见到达赖喇嘛，被认为是一种极高的礼遇。接下来的一周，托尔斯泰和杜兰忙于拜见噶厦的僧俗官员，并在拉萨度过了当年的圣诞节。卢德洛在圣诞节当天设宴招待两位美国人。出席作陪的有擦绒夫妇、彭康色和他的夫人锡金公主库库拉。(15)

    经过数周的休息和应酬之后，托尔斯泰和杜兰着手为实现他们的下一步目标而努力。他们从未放弃经由西藏前往中国内地的计划，只不过在英印政府的劝告下，为了不至于连拉萨都到不了，暂时闭口不提罢了。现在既然已经到了拉萨，受到噶厦的礼遇，交上了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礼品，当然到了提出下一步要求的时候了。

    1943年1月，他们首先向卢德洛侧面了解噶厦可能采取的态度，并表示希望请卢德洛利用他在西藏“外交局”的影响，为他们获得噶厦的准许。卢德洛当即予以回绝，而且告诉托尔斯泰和杜兰，假如他们今后直接向噶厦提出此项要求，请不要说是受到他的鼓励。他告诉托尔斯泰和杜兰，当初为帮助他们获准前来拉萨时，噶厦就要求卢德洛保证，美国人访问拉萨后将返回印度，不会提出穿过西藏前往中国西北地区的要求。他已经向噶厦做了这种保证，现在不能失信于藏方。但是同时卢德洛也表示，他也不会在此事上为他们制造障碍。而且，假如噶厦日后为此征询他本人的意见的话(后来噶厦果然这样做了)，他将支持他们前往中国内地的要求。

    既然不能得到卢德洛的进一步帮助，托尔斯泰和杜兰只有自己想办法了。实际上，他们已经做了必要的准备，而且具备种种有利的条件。来到拉萨之后，他们很快了解到寺院势力在西藏政治生活中的巨大影响，因此走访了三大寺中的哲蚌、色拉两大寺，并布施现金。同时，他们采取了种种办法结交噶厦政府的僧俗权贵，以赢得西藏上层的好感。在了解了弥漫在西藏当局中的那种谋求独立的愿望之后，他们还设法讨好藏方。当时在拉萨的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和英国“使团”都有自己的电台，可以与外界直接联系，噶厦却没有自己的电台。为了讨好藏方，托尔斯泰提出日后向藏方提供美国的电台，还答应帮助制造一部藏文打字机。

    大约在1943年2月初的一天，托尔斯泰突然主动告诉噶厦“外交局”的官员，他已经向自己的政府建议，西藏应该派代表出席战后的和平会议。当时在场的卢德洛也冒失地表示，假如西藏当局有此意向，自己也愿尽力。(16)西藏“外交局”的官员马上把此事报告了摄政达札。2月25日，达札与托尔斯泰、杜兰和卢德洛共进午餐。他告诉两个美国人，他已经认真地考虑了这一建议，并将同其他噶伦磋商。很快，噶厦表达了参加战后和平会议的愿望，并询问托尔斯泰会议几时召开，西藏应该向谁提出申请，等等。但是，这一建议完全出自托尔斯泰个人，他根本不知道自己的政府会如何答复他。而美国政府后来根本就没有给托尔斯泰任何答复。卢德洛事后得知，托尔斯泰对于自己的鲁莽相当后悔，但愿自己不曾如此热心地支持西藏的“事业”。而卢德洛则在事后受到自己上司的严厉训斥，并且在送走托尔斯泰和杜兰后很快被召回印度，其在拉萨的位置由谢里夫(Major Sherriff)接替。(17)

    美国人希望穿越藏北前往中国西北的申请令西藏当局为难。西藏“外交局”的翻译仁岗告诉卢德洛，噶厦政府担心同意他们的要求将得罪国民政府。仁岗还说，目前噶厦的处境十分困难。藏人担心，一旦战争结束，他们与国民政府之间很快就会有麻烦。为此，他们甚至希望看到轴心国战胜同盟国。然而最终，噶厦还是在2月下旬同意他们经玉树、西宁一路前往中国西北。(18)

    西藏“外交局”致函托尔斯泰和杜兰，把噶厦的决定通知他们。该函称：

    你们二位(1943年1月)前来外交局，并面交信函一件。该函件已经由噶厦呈送摄政。当你们抵达新德里时，英国外交部经由卢德洛先生来说，有两位美国人欲前来西藏，面谒达赖喇嘛，送达罗斯福总统亲笔信函一件及若干礼品。当此等函件送达后，如果西藏政府不同意你们前往中国，你们答应可径返印度。现在你们说，你们接到美国政府一封电报，命令你们必须前往甘肃兰州，并要求西藏政府允许你们直接去中国。

    这是西藏与美国政府建立友好关系的第一次，罗斯福总统并有函件及礼物送给达赖喇嘛。为了上述理由，西藏政府许可你们通过，但不能作为其他外国人要求同样权利的一个先例。因而依照你们的希望，你们和你们的仆从，得经由那曲、玉树前往西宁。沿途盗贼丛生，恐有许多危险，因此我们遵照西藏政府的命令，派遣僧官或俗官一名，军官一名，率领士兵五名护送。(19)

    这样，美国人从拉萨经藏北进入中国西北的要求得到了噶厦政府的同意。

    在美国人忙于准备行装之际，噶厦政府也准备好了达赖喇嘛、达札摄政给罗斯福总统的复函和答礼。其中包括1幅达赖喇嘛的照片，3幅唐卡，3枚西藏的金币。摄政达札还送给托尔斯泰和杜兰每人1头骡子。在讨论礼品时，噶厦内部一度发生了争执。原来，托尔斯泰一行带到拉萨的其他礼品不过是罗斯福的照片和一些银盘之类，都是些不值钱的东西，很令拉萨上层的部分官员失望，并招致他们的讥评。卢德洛曾在其报告中说，这些礼物既选得不好，也没有什么价值或意义。拉萨的部分僧俗官员认为，一个世界大国的首脑不该出手如此吝啬。意见最大的是基巧堪布。当得知送给托尔斯泰和杜兰每人1匹藏马或骡子的建议时，基巧堪布马上跳起来说，“难道我们是小孩子吗？竟然用如此贵重的礼物换那些银盘子！”然而，为了在将来得到美国政府的支持，噶厦不仅送了礼，还决定派出僧俗官员各1名和5名藏兵，一路护送托尔斯泰—杜兰“使团”经由青海藏汉边境前往西宁。护送的官员实际上还负有一路了解汉藏交界地区形势的使命。(20)

    1943年3月19日，在逗留了三个月零一周之后，托尔斯泰和杜兰一行离开拉萨，带着十四世达赖喇嘛和西藏摄政达札给罗斯福总统的复信，经藏北那曲、青海玉树，于4月22日越过当时的藏汉边境，前后历经90天抵达西宁。(21)

    此番接待美国使者的东道主固然是西藏当局，但是“英国驻拉萨使团”的负责人卢德洛也承担着联系、陪同和照料的职责。考虑到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英美之间的关系，英国在战争物资等方面同样有求于美国，因此可以说，卢德洛也是竭尽全力招待好自己的盟友。4月初，在终于送走了远方的客人之后，卢德洛向他的顶头上司古德递交了一份总结报告，题为《关于伊·托尔斯泰上尉和布鲁克·杜兰中尉访问拉萨的纪要》(A Note on Captain Ⅰ.Tolstoy's and Lieut. Brooke Dolan's visit to Lhasa)。(22)这份纪要比较客观地记录了托尔斯泰和杜兰在拉萨的活动以及西藏噶厦对他们的接待。

    卢德洛说：从抵达拉萨的第一天起，直到离开，噶厦尽量周到地招待托尔斯泰和杜兰二人。他们受到200人仪仗队的欢迎，一到拉萨就受到达赖喇嘛和摄政的接见，噶厦和“外交局”设宴款待他们，邀请他们参加每一个庆典仪式，同意他们参观任何一处他们想去的寺院或其他地方。最后，通常相当固执的噶厦政府还答应了他们从拉萨前往中国内地的要求。噶厦何以会如此行事呢？答案只有一个，这就是噶厦急于讨好美国。而托尔斯泰和杜兰为了能够前往中国内地，也在千方百计讨好拉萨当局。托尔斯泰和杜兰到拉萨转交了罗斯福总统的信函和礼品之后，告诉西藏当局，自己是奉美国政府之命前往中国内地的。为了讨好美国政府支持其维护自己“自由和独立”的努力，西藏当局一改初衷，勉为其难，最后还是答应了两名美国总统使者的要求。

    卢德洛对托尔斯泰的人品也有一番评论：他不信任任何人，连他的同伴杜兰也不信任。两个人关系并不融洽。杜兰私下不止一次地对卢德洛说，自己不知道将来如何忍受陪伴托尔斯泰前往中国内地的长途跋涉。最令卢德洛恼火的是，有一天托尔斯泰毫不含糊地当着噶厦官员的面承认，他们就是曾经请中国政府代为接洽入藏事宜而未获噶厦准许的那两个美国人。卢德洛说：托尔斯泰在新德里时对此保持沉默，不仅欺骗了噶厦，而且也骗过了我。如今在拉萨，他却无缘无故地公开承认自己的真实身份，因而在孔庆宗面前置我于非常尴尬的境地。孔庆宗曾经十分肯定地说，他们就是同一批美国人；我也曾同样肯定地说，他们不是。结果，我后来不得不向孔庆宗认错并道歉。卢德洛最后说：他想不起美国人提出的哪个要求没有得到满足；而美国人毫不在乎提出种种要求。

    托尔斯泰和杜兰逗留拉萨期间，很多时间是与卢德洛一起同噶厦打交道。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主任孔庆宗完全被撇在一旁，不能参与任何事情。1943年1月5日，由卢德洛等英国人作陪，孔庆宗请美国人吃了一顿饭。显然，这种场合是不可能深入谈及其他问题的。1月底前的一天，孔庆宗再次看望托尔斯泰和杜兰。此时，他已经得知他们正在与噶厦交涉，争取从拉萨前往中国内地。孔庆宗询及此事时，托尔斯泰回答说，他们还在等噶厦的最后决定。孔庆宗表示，如果美国人愿意，他可以与重庆联系，请蒋介石要求噶厦准许他们前往内地。托尔斯泰反问孔庆宗，噶厦在获悉蒋介石的要求后，会同意他们的中国内地之行吗？孔庆宗只好承认，他对噶厦会如何做毫无把握。既然如此，美国人索性直接与西藏当局交涉，只是在经由藏北前往中国西北地区的要求获得噶厦的同意之后，才请孔庆宗出面，为他们穿越汉藏边境一事与重庆联系，作出必要的安排。

    在抗战方殷、中美英结为盟国那样一个特殊的历史时期，美国总统的两名特使通过英国人的帮助，在开辟运输路线，帮助中国抗战的名义下，与谋求独立的噶厦政府建立了直接联系，已经损害了中国主权的完整，但是国民政府在无法知晓美国军官在拉萨活动细节的情况下，又不好直接与美方进行交涉。1943年1月，国民政府外交部行文蒙藏委员会，请搜集英美两国供应藏方军火的证据，以便日后提出交涉。孔庆宗对美国人、英国人和西藏当局在拉萨的种种活动尽力调查，但是一直等到托尔斯泰等离开拉萨两个多月之后，他才得知美国人在拉萨支持“西藏独立”活动的种种言行，向蒙藏委员会报告。(23)

    托尔斯泰进藏后主要关注两件事：1、能否修筑一条经过拉萨和玉树，联通印度与中国内地的公路；2、能否开辟一条联通印度与中国的大型运输机航线。他认为，在西藏的海拔高度，至少要有1.5英里长的跑道才能供大型运输机起降。而现存英国图书馆的相关档案表明，托尔斯泰一行在从藏北至中国西北地区的途中，一路测量并绘制了多幅地图。

    托尔斯泰和杜兰“使团”抵达中国内地后，外界对于他们此次西藏之行的情况逐渐有所了解。1943年6月，他们抵达兰州，并就此次西藏之行发表言论。据8月17日美国驻华代办艾其森(George Atcheson，Jr.)自重庆向赫尔转述美国驻华大使馆派驻兰州官员7月10日的报告称：当时正在兰州的谢伟思先生(John S. Service)说：“托尔斯泰上尉和杜兰中尉在谈及中国对西藏的意图时，其态度非常亲近西藏，而对中国则多加批评。在最近一次与美国使馆官员的谈话中，托尔斯泰上尉极力暗示美国应该支持西藏面对中国。”对此，国民政府当然不能继续保持沉默。外交部次长胡世泽在与美国大使馆官员的谈话中表示，他已获得如下报告：托尔斯泰曾向西藏人士保证，美国愿支持西藏维持独立于中国的愿望。胡世泽对此表示非常惊异，并说，他将获得更多资料，在适当时机转交美国方面。(24)

    布鲁克·杜兰离开西藏后，于1945年病逝。伊利亚·托尔斯泰于1946年在《国家地理杂志》撰文，将其西藏之行并途中拍摄的大量照片刊布于世，并曾向西藏当局发出杜兰去世的讣告。(25)

    四、托尔斯泰—杜兰“使团”的影响

    托尔斯泰和杜兰二人在1943年上半年返抵中国内地，但是由他们此行开始的美国对于西藏事务的卷入才刚刚起步。托尔斯泰尚在拉萨时，曾将向西藏赠送无线电台的建议报告自己的上司、战略服务局的多诺万少将，并且得到后者的赞同和支持。1943年3月20日，也就是托尔斯泰和杜兰离开拉萨的次日，战略服务局开始就此事与美国国务院进行沟通。考虑到当时的国民政府与西藏当局的微妙关系及其他种种情况，为了不至于得罪中方，国务院倾向于搁置多诺万的建议。美国国务院助理国务卿伯利(Adolf A. Berle. Jr.)告诫多诺万：

    如你所知，中国人认为西藏是属于中国的，而美国政府从未采取过任何与中国人的这一观点相抵触或漠视这一观点的行动。中国政府的感情对于我国和与整个战争努力相关的同盟国(United Nations)具有重要意义。因此，我们与西藏当局的任何联系或可能采取的任何对于西藏的行动，最好均避免无故地或无意中得罪中国政府。鉴于以上事实，我们相信，当我们作为战争努力之一部分而向西藏供应无线电台时，应当确保此项措施不会触犯中国人。(26)

    但是多诺万后来仍然不顾国务院的反对，在1943年下半年把3部电台运到西藏拉萨，送给了噶厦政府。(27)就在此事酝酿期间，中国外长宋子文在1943年3月美英中在华盛顿召开“三叉戟”会议期间，向英国首相丘吉尔(Winston Churchill)和外交大臣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提出了西藏问题，要求英方承认西藏是中国的领土；英美之间因《中国的战争潜力·评估》而引发了就西藏地位问题的争辩，交换了备忘录；蒋介石则在重庆拒绝英方在西藏问题上干涉中国内政的企图，并召见西藏驻京办事处主任阿旺坚赞，严责其电告西藏当局，西藏必须服从中央命令，协助修筑中印公路。(28)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国是美国在亚洲对日作战的最重要的盟国，中美两国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并肩战斗的盟友。罗斯福总统希望“中国成为战后世界组织中的四大警察之一”，希望中国能够“协助美国在战后维护太平洋的和平”，还想利用中国作为“在远东对付苏联的一种可能的平衡力量。”(29)在抗日战争的关键时刻，美国理所当然地把与中国盟友的关系看得高于与中国西藏地方的关系。与西藏当局建立联系，只是在战争进程中军事物资的运输使之成为必要时才开始的。而且，美国方面充分注意到不要“得罪”中国，首先与国民政府联系，只是在与中国政府的交涉没有结果之后，才经由英方与西藏当局交涉。罗斯福总统在其致达赖喇嘛的信中，使用的是西方人对于教皇的尊称——Your Holiness(宗座)。正因为如此，当托尔斯泰在拉萨发表同情“西藏独立”的言论，建议让西藏以“独立国家的身份”出席战后“和平会议”之后，美国政府根本未予认可。

    美国视西藏为中国的一部分的立场，使得英国在从事分裂中国西藏的活动中不能不有所顾忌，也成为其不敢公开支持西藏独立的一个因素。从这一角度讲，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政府在客观上对于中国反对英国分裂西藏的斗争有过帮助。但是，美国政府的西藏政策依然是以自己的利益为出发点的。托尔斯泰—杜兰“使团”的拉萨之行，开了美国政府与西藏当局直接建立联系的先例。托尔斯泰尽管是以个人身份表示支持西藏当局图谋“西藏独立”的活动，但是由于其本人具有的官方身份，使得此后西藏上层中的分裂势力对于美国可能支持他们的分裂活动有所希冀，损害了中国对于西藏的主权，并且实际上成为美国政府直接插手西藏问题的开始。

    注释：

    ①Memorandum by the Chief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Hamilton), China's War Potential: Estimate ,June 17,1942. The Ambassador in the United Kingdom(Winant)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London, August 25, 1942.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2, China, Washington, 1956.(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2年·中国》，1956年。以下简作“FRUS，1942，China”)PP. 71—82、143—145.

    ②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the Ambassador in China(Gauss)，July 3，1942，FRUS，1942，China，p.626.南京国民政府明确认为自己在西藏享有主权，从未承认所谓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

    ③Col. Ilia Tolstoy, 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XC-2, Aug, 1946. Tournament of Shadows, 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 p. 541.

    ④Memorandum by Mr. Everret F. Drumright of the Division of Far Eastern Affairs, October 26, 1942, FR US, 1942, China, pp. 687—693.庄莱德此处所指当为1930年代到过拉萨的两位美国人隋丹·卡廷(Suydam Cutting)和西奥·伯纳德(Theo Bernard)。

    ⑤中印公路的修筑问题，早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之前即已由中方提出。1940年7月，英国在日本的压力下宣布关闭滇缅公路3个月。次年2月，蒋介石即发布了经由西藏东南部修筑中印公路的命令。1942年蒋介石出访印度时，再度向英属印度政府提及西藏问题和修筑中印公路的问题。1942年8月间，美国租借局代表罗伊(F. F. Ray)也曾与中国驻印专员沈之骅讨论经由西藏往中国内地运送战争物资一事。参见梅·戈尔斯坦著，杜永彬译：《喇嘛王国的覆灭》[M]，北京：时事出版社，1994年，第388—389页。国务卿致罗斯福总统驻印度私人代表(费立浦斯)电，1943年1月22日，联合报丛书：《一九四三年中美外交关系文件》(此即FRUS，1943，China之中译本)，台北：联合报社印行，1962年，第309页。

    ⑥The Secretary of State to President Roosevelt, July 3, 1942; President Roosevelt to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 July 3, 1942, FRUS, 1942, China, pp. 624-625.

    ⑦Rosemary Jones Tung, A Portrait of Lost Tibet, California University Press, Berkeley, Los Angels, London, 1990, pp. 5-6.

    ⑧Archibald Steele, In the Kingdom of The Dalai Lama ,In Print Publishing, 1993,p. 27.

    ⑨New Dheli to Ludlow, August 17,1942, L/P & S/12/4201. Ludlow,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0th August, 1942, L/P & S/12/4229.

    ⑩Ludlow, Lhasa to Foreign, New Delhi, 25th August, 1942, L/P& S/12/4229.

    (11)Foreign, New Dheli to Ludlow, Lhasa, September 18,1942, L/P & S/12/4229.

    (12)Extract from Lhasa Letter for week ending 6th September 1942. L/P&S/12/4229.

    (13)Ludlow, Lhasa to Gould, Gangtok, 28th September, 1942, Gould, Gangtok to Foreign, New Delhi, 23rd October 1942. L/P & S/12/4229.

    (14)Yatung Nws for the period ending 31.10.42. L/P&S/12/4229.

    (15)彭康色的妹妹凯(Kay)也在座。拉萨上层的宴席往往一连数日。据说从此开始杜兰和凯彼此有了好感。后来在离开拉萨前往内地途中，杜兰得知凯有了身孕，人们议论他就是孩子的父亲。参见Karl E. Meyer & Shareen Blair Brysac，Tournament of Shadows，the Great Game and the Race for Empire in Central Asia，Little, Brown and Company，London，2001.p.544.

    (16)卢德洛日记(13th, May 1943), MSS Eur D979/1,"I could not sleep last night for the heat……Well, well, we all make mistakes & since I impressed on the Tibetan Foreign Office that my views about Tibet's representation at the Peace Conference were quite private & were not inspired by the G of I., I do not think there was any need to make a fuss."参见《喇嘛王国的覆灭》，第396页。L/P&S/12/4229.

    (17)谢里夫夫妇于1943年4月9日抵达拉萨，4月15日接替卢德洛在拉萨的职务。次日卢德洛乘西藏传统的牛皮船离开拉萨。见Seymoure to Ashley, 29th April, L/P & S/12/4229.1943.又见L/P & S/12/4201.

    (18)Copy of a demi-official letter, 28th February, 1943, from Ludlow, Lhasa to Gould, Gangtok, L/P& S/12/4229.

    (19)The Tibetan Foreign Office to Captain Ilia Tolstoy and Lieutenant Brook Dolan, 13th Day of 1st(Tibetan)month, Water Sheep Year.(Corresponding to February 1943), United States of America, Department of State, Foreign Relations of the United States, Diplomatic Papers 1943, China, Washington, 1957.(美国国务院编：《美国对外关系·1943年·中国》，1957年。以下简作"FR US, 1943, China")p. 622.

    (20)Ludlow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he 4th April, 1943, L/P& S/12/4229. Ludlow to Gould, 28th February, 1943, FO371/35755.

    (21)The Tibetan Regent(Tak-dak Pundit)to President Roosevelt, 11th Day of the 1st Tibetan month, Water Sheep Year, corresponding to 15th February 1943; The Dalai Lama of Tibet to President Roosevelt, 19th Day of the 1st Tibetan month, Water Sheep Year, corresponding to 24th February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622-623. Tolstory to Dr. Kung, April 21,1943, L/P & S/12/4229. Col. Ilia Tolstory, Across Tibet from India to China. The National Geographical Magazine, Vol. XC-2.

    (22)Ludlow to the Political officer in Sikkim, the 4th April, 1943, L/P & S/12/4229.

    (23)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蒙藏委员会档案，外交部为请多觅英美供给藏方军火之资料及证据俾便向两国提出交涉事致蒙藏委员会代电，1943年1月6日。军令部为抄送美军官向噶厦要求在拉萨领取官地及噶厦有以购美军火为交换条件情报事致蒙藏委员会函，1943年1月24日。孔庆宗为察绒(擦绒)与美员私谈西藏独立事致蒙藏委员会电，1943年5月22日。孔庆宗在电文中称：“探闻三月十日晚擦绒札萨宴美员托尔斯泰、杜伦(兰)时，‘外交局’长索康、贡觉仲尼问西藏能否独立？美员答：依照国际公法，倘自管满二十年者，即可向国际联盟请求为独立国。西藏不受中国管辖已逾此限，将来似可向国联提说云云。藏人大悦。查美员虽系私语，但足鼓励藏人野心。该员等已否将藏人希望独立之意报告美国总统，亦难逆料。”见中国藏学研究中心等合编：《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册)[Z]，北京：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年，第3148—3150页。

    (24)The Charge in China(Atcheson)to the Secretary of State, August 17, 1943, FRUS, 1943, China, pp. 636—637.

    (25)Lhasa Letter for week ending 3rd February, 1946.L/P&S/12/4229.

    (26)Memorandum of Telephone Conversation by Mr. Alger Hiss, Assistant to the Adviser on Political Relations(Hornbeck), and others, March 20, 1943-Apri 23, FRUS, 1943, China ,pp. 624-629.

    (27)Harris Smith, OSS, The Secret History of America's First 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Berkele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2，p.255.由于美国提供的发动机在高海拔的西藏无法正常运转，这几部电台很长时间在拉萨难以正常使用。参见Robert Ford，Captured in Tibet，Oxford University Press，Oxford，1990. p.39.

    (28)外交部为英国干涉中国军队调动事呈文及蒋介石批示，1943年5月10日，《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档案史料汇编》，第7卷，第2850—2851页。此件报告人应为时任外交部次长之吴国桢；蒙藏委员会秘书周昆田致孔庆宗电，1943年5月13日，北京大学历史系编：《西藏地方历史资料选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63年内部发行，第351页。

    (29)罗伯特·达莱克著，陈启迪等译：《罗斯福与美国对外政策(1932-1945)》[M](下册)，北京：商务印书馆，1984年，第555—558页。

转自《中国藏学》(京)2010年2期第35～43页

责任编辑：刘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