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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干”与“东岸”。中亚吉尔吉斯斯坦和哈萨克斯坦有个“东干族”，是清末陕西、甘肃起义回民的后裔。为何称其为“东干族”，学界解释不一，有“东干”系“屯垦”之音变说，有“东干”是“东岸来的人”之说，等等。“东干族”自称是“东岸子的人”、“东边的人”，名从主人，因而“东干”即“东岸”的说法较为大家接受。《中国语文》2005年第4期刊登了张成材的《“东干”音义考释》一文，也持此观点，并列了三个依据：一是东干人自己的说法；二是早在《诗经》里，“干”就通“岸”，如“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岸）兮”。三是今甘肃秦安、通渭、武山一带方言“岸案我袄恩”等字的声母读[k]。这些依据固然没错，但第三条尚嫌单薄。 事实上，自有清迄民国三百年间，陕西、甘肃多处地方都将“东边、西边”的“边”称为“岸”，不独甘肃秦安一带如此。我们可以从近代方言文献之中找到确凿的证明：1. 袁文观纂，成书于乾隆三十年（1765）的《同官县志》卷四“风俗”（抄本）中就有记载：“东边西边曰‘东岸’、‘西岸’。”2. 余正东纂，黎锦熙校订，成书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宜川县志》二十七卷首一卷末一卷（铅印本），其卷二十四“方言谣谚志” 记载：“‘边’曰‘岸’，‘东边、西边’曰‘东岸、西岸’”。3. 余正东修，黎锦熙、吴致勋纂，成书于民国三十三年（1944）的《洛川县志》二十六卷首一卷末一卷（泰华印刷厂铅印本），其卷二十四“方言谣谚”中记载得更为清楚：“边曰岸子。（如东边曰东岸子。）四岸子，四周也。外岸子，外边也。上岸子，北边也。（就地势言，北为上，南为下。）这边亦曰这岸。” 由第1条材料可知，早在陕西回民起义之前一百年左右，陕西就将“东边”称“东岸”；由第2、3条材料可知，在陕西回民走出国门半个世纪以后，陕西方言仍将“东边”称“东岸”。据此，我们可以确定无疑地说：“东干”就是“东岸”，“东岸”就是“东边”，“东干人”就是“东边人”。这三条文献资料，恰好与“东干人”为西迁于陕西、甘肃两地的回民后裔之历史事实相符，它确凿地证明了“东干”就是“东边”。 在古文中，“河干”、“江干”的“干”作“岸”的例子很多。《诗经·伐檀》“坎坎伐檀兮，置之河之干兮”，这里，“河之干”即“河的岸边”。宋末诗人周密《武林旧事》中《观潮》一文云“江干上下十余里间”，其“江干”就是“江岸”。在记载同治时期回民起义的《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回民起义》中，就有多处“布阵于河干”的例句，就是“在河边扎下阵营”的意思。甘肃省东乡县现今有一个行政村叫“东干”，据笔者了解，就是“洮河东岸”的意思。 方言作为历史的化石，既能存古，又能征古，折射社会演变、发展的方方面面。方言文献也能存古、征古，其学术价值不可小觑。上述“阿跌多”与“东岸”两条材料，均出自西北方言文献，依据它们就能解决两个学术问题，因而我们应当对其充分利用，倍加珍视。 （作者单位：兰州城市学院） (责任编辑：adm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