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日根

【英文标题】Modern Social Transformation and the Succession of the Role of the Capital Assembly Hall
    【作者简介】王日根，厦门大学历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厦门361005）
    【内容提要】 会馆的基本功能是“祀神、合乐、义举、公约”。作为地域性的社会组织较注重“彰显人文”，显示自己地域文化的成就和实力，会馆的神灵祭祀、会馆的节庆娱乐、会馆对同乡死者与生者的关照，以及同乡间的相互规约都旨在树立地域文化品牌，从而保持自己的适当地位。但进入近代以来，社会转型加剧，会馆转而注重“参与治安”，这既是政府加强社会控制的一种途径，也是会馆适应社会变迁而做出的调整。会馆把治安放在重要的位置，成为官方实现社会秩序有序化的重要辅助力量。
    【关 键 词】近代社会转型/会馆角色/演替

    ［中图分类号］K313.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3-7725(2008)06-0068-12
        京师会馆最初出现于明初永乐年间，那时是一个安徽芜湖籍官员俞谟捐出自己的住宅，给在京的同乡官员作为聚会娱乐之所，也作为相互寄托乡情、相互劝励的场所。京师是聚集外地官员最多的地方，同乡官员建立的会馆便越来越多，当时，各地域性的会馆确实成了展示地方人文实力的一个重要基地。科举制度的全面推行无疑加快了地域性会馆建设的进程，中进士的多少被认为是地方人文兴盛与否的最重要表征。有些出现了官僚试子会馆的分化，即官僚试子会馆一分为二，有些官僚试子合为一体的会馆也确立了当考试时期试子优先的原则，会馆服务于科举考试的功能进一步提升，从会馆的早期发展状况看，“彰显人文”是会馆基本的追求。但是，在科举渐衰直至被废除之后，会馆的社会功能发生了显著变化。“参与治安”的作用日益凸显出来。这其中既包含了政府面对社会转型而更加注重对社会事务的管理，也反映了会馆功能的转化与自我定位。无论是“彰显人文”，还是“参与治安”，会馆维持良好社会秩序的努力却是始终如一的。
        一、“彰显人文”与早期会馆的兴盛
        （一）京师地域政治观念与会馆的建设
        李景铭说：“各省之设会馆，在明代武宗、世宗时，早已有之，林璧已成进士，仍寓馆中，则会馆非仅为试子暂居之地，且可为官绅侨寓之所……明代旧制，会馆可以住女眷，亦可推知矣……居京则寓会馆，归乡则家祠堂，此守廉介家风，不唯一郡之施，抑亦一馆之荣也。”[1]清代闽县程树德说：“京师之有会馆，肇自有明，其始专为便于公车而设，为士子会试之用，故称会馆。自清季科举停罢，遂专为乡人旅京者杂居之地，其制已稍异于前矣。”[2]这里明确表明了会馆的阶段性。会馆首先是公车聚停之所，后加入服务科举的功能。清代闽县陈宗蕃也说：“会馆之设，始自明代，或曰试馆。盖平时则以聚乡谊，大比之岁，则为乡中试于来京假馆之所，恤寒畯而启后进也。”[3]两者兼顾，既显得经济，又相得益彰。像漳郡会馆，“凡缙绅先生与夫孝廉明经上舍游宦之往来，莫不送迎有礼，至有依而去，有思春秋享祀，岁时伏腊而聚膝欢呼，以故宾至如归，万里天涯犹然戚里过从也。由是百余年间，科名与宦绩并盛，冠盖绎络如织，吾郡一隅，遂甲七闽，而与天下名郡邑相雄长。”[4]这里表明会馆有两方面的基本功能：一是会馆作为同乡送往迎来的基本场所；二是会馆成为寓外人士节日聚欢的所在，它建立起的乡井氛围使人们解除了旅外客居之愁思，产生了全然回到故乡的感觉。
        《异辞录》说：“京师为各方人民聚集之所，派别既多，桑梓益视为重，于是设会馆以为公共之处。始而省会，继而府县，各处林立。此等天然之党籍，较之树一义以为标帜者，未知利害奚若。在闭关时代，由座主之关系，或州域之关系，天然成为同志，谋公私利益而共守伦常大义，以辅国家太平有道之长基。较之罔利营私漫无限制者，损益相去，不啻倍蓰矣。”[5]这种倡导人文的团体，在统治者的视野里是有利于社会安定的，因而，采取的是较放任的态度。
        封建官僚倡导和资助会馆的创设，使会馆成为地方经济文化实力的象征。各地会馆纷纷建成，官僚独资和合资创建会馆几乎衍成时尚。除了《闽中会馆志》中提到的“叶文忠向高、李文贞光地、蔡文恭新三相国、陈望坡尚书……皆舍宅为馆”[6]外，其他地方官员也竞相致力于此。如戴珊引陈泽州《三晋会馆记》云：“尚书贾公，治第崇文门外东偏，做客舍以馆曲沃之人，曰乔山书院，又割宅南为三晋会馆，且先于都第有燕劳之馆，慈仁寺有饯别之亭。”还有“寄园为高阳李文勤公别墅，其西墅又名李园，狄主人亿于此设宴，见姜西溟诗，其后归赵恒夫给谏吉士，改名寄园……给谏，休宁人，子占浙籍中式，被某劾之，谪官助教，久住京师，以寄园捐作全浙会馆。”[7]再有京师全楚会馆为故相张江陵之故宅。[8]四川会馆相传为秦良玉至京驻师之地，后改石芝庵，旋作会馆。[9]又如清代绳匠胡同内的休宁会馆，为明清时期北京的“会馆之最”，原是明代相国许维桢的宅第。坐落在后孙公园的安徽会馆为同治年间（公元1862年—1874年）李鸿章、李瀚章弟兄倡导，淮军诸将响应，共同购置孙承泽的别墅故地兴修而成。[10]显然，这些会馆的兴建主要靠官僚捐资。李鸿章撰《新建安徽会馆记》说：“京邑四方之极，英俊鳞萃，绂冕所舆。士之试京兆礼部者，各郡县类有行馆为之栖止，而中朝士大夫休沐盘簪，又必择爽垲建馆宇，相与燕饮为乐，若直隶、关中、湖广、江右、全浙之属，难以缕数。而吾皖顾阙然，未有兴作。鸿章少侍京邸，侧闻长老绪论谋成之而未果。今上御极之七年，西捻荡平，畿甸无事，鸿章述职入觐，暇与乡人士吏部侍郎胡公、工部侍郎鲍公等咨诹及之，佥谓兹举不可久阙。会淮军凯撤，其将领大半皖产，愿醵万金为倡，不足，四川总督吴公泊、鸿章兄弟各解赀相助；又邮书告皖人之宦于四方者，咸踊跃趋事。乃属内阁侍读江君等董其成。于是度地正阳、宣武之间，地名后孙公园，退谷别业旧址在焉。地势衍旷，水木明瑟，池馆为宜。以价得李氏故宅，廓而新之，……中正室奉祠闵、朱二子，岁时展祀。前则杰阁飞蠹，嶣峣耸擢，为征歌张宴之所。又前曰文聚堂，宏伟壮丽，东偏若思敬堂、藤间吟屋，宽闲深靓，可以觞宾。其后曰龙光燕誉者，则以侍外吏之朝觐税驾者也。迤北有园广数亩，叠石为山，捎沟为池，花竹扶疏，嘉树延荫，亭馆廊榭，位置妥帖。凡馆之中，屋数百楹，庖湢悉备。经始于八年二月，落成于十年八月，共糜白金二万八千有奇。”[11]同乡官员捐助会馆成为其报效乡里的重要手段，会馆的规模、设置，彰显着地方的人文发展水平。
        明清时期各地在京的会馆，有的两省仅有一所会馆，有的一县竟有数所会馆。这种情况，一是由“各地京官之多寡贫富”的原因所造成。譬如江西籍官员较多，故京师江西会馆独占鳌头。新城会馆创于嘉靖后期，南昌会馆创建于隆庆、万历之间。[12]新建会馆和吉安府因奉祀文天祥而得名的怀忠会馆，创建于万历前期。[13]上高和新昌两县在万历丁未（公元1607年）已因“旧馆湫陷”而重建新址另建扩充。[14]乐平县会馆为“买余干（会馆）旧址”创建。[15]像袁州府属萍乡等四邑合建之府馆，鄱阳、德化、高安等县的会馆也都创建于明季。[16]清人统计江西在京会馆达66所。[17]二是由明清时期各地文化发达程度的不同所致。在明朝宣德年间（公元1426年—1435年），人间便流传这样的民谣：“翰林多吉水（今江西吉水县），朝士半江西。”[18]
        北京的湖广会馆是湖南、湖北两省旅京人士建立的，自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集资兴建，位于虎坊桥西南隅，较早为乾隆元年（公元1736年）进士、浙江盐运使张惟寅所居，后易手给乾隆二十五年（公元1760年）进士、历任左都御史、吏部尚书、协办大学士、兵部尚书、体仁阁大学士、太子少保的刘权之，再易手给乾隆二十六年（公元1761年）状元，官至东阁大学士，兼管礼部事务，加太子太傅的王杰，乾隆五十五年（公元1790年）进士，官至刑科给事中的叶继雯亦曾入居。嘉庆十二年（公元1807年），刘权之等联络两湖人士，修建了湖广会馆。道光十年（公元1830年）正月，湖北天门人、左副都御史蒋祥墀与湖南道州人、顺天府尹、工部尚书何凌汉倡议集资重修，用银5000余两，主要修缮了殿宇和戏台。道光二十九年（公元1849年），湖南湘乡人、礼部侍郎曾国藩等倡议重修，8月兴工，10月完工。光绪十八年（公元1892年），湖南茶陵人谭锺麟与湖北江夏人张仲炘再主持重修，用银18994余两，使湖广会馆达到了较宏大的规模。
        湖广会馆位处宣武门内虎坊桥路东，正中心是会馆的主体，主要建筑布置在中轴线上，最北端即是正厅，中间是客厅，最前端建戏楼，三者以游廊相连。戏楼坐北向南，据该会馆志书载：“前院演戏有戏台一座，后台10间，北东西三面为看楼，上下共40间，中为广场，可容千人，旧式之大戏院也。”而据张驭寰先生的实地勘查记载，该戏楼“南北9间，东西6间，两层共计54间，舞台的两侧和前面均有方形采光窗。第一层雅座与池座隔栏杆互相衔接，第二层楼座各柱间，下设栏杆，上装花格，在花格上悬金匾，书写‘一等侯爵’、‘世袭一等侯爵’、‘大学士’、‘协办大学士’、‘状元’、‘榜眼’、‘探花’、‘会元’等等，其中有熊伯龙之顺治乙丑科榜眼是最早的一块。”[19]金匾排列，不难看出其荣耀乡里的意味。而会馆聚集乡人观戏与缅怀先贤亦包含了传统文化美德的教化意义。河南会馆在正厅设置了一座岳飞神像，亦包含同样的意义。
        京师众多会馆因为服务了科举，因为有经常的送往迎来，宴饮、娱乐是其基本功能之一，故会馆在建筑设置上有趋宏之势。戏台几乎成了会馆的必备构件，有的会馆甚至是在娱乐场所的基础上建成。如李家瑞在《北平风俗类征》中记载：“宣武门外大街南行近菜市口有财神会馆，少东铁门有文昌会馆，皆为宴集之所，西城命酒征歌者，多在此，皆戏园也”，[20]“凡得鼎甲省分，是日同乡京官开会馆，设宴演戏，遍请以前各科鼎甲，迎新状元，其榜眼探花亦如之，鼎甲传脚用大红长条贴门，与得试差同。”[21]由此可见，这类娱乐场所经常用作同籍官员为本籍科举考试成绩优异者举行庆贺的场所。据夏蔚如《旧京琐记》云：“堂会演戏，多在宣外财神馆、铁门文昌馆。至光绪甲午后，则湖广馆、广州新馆、全浙会馆继起，而江西馆尤为后进，率为士大夫团拜宴集之所，以此记载观之，是财神馆当时本为堂会演戏之所，非专寓于闽人，他省人亦可借用之。郑稚辛孝廉孝柽亦云同光间常至该馆观剧，闽浙总督巡抚新到任者，出京时，闽之同乡京官恒借此演剧饯之，成为定例。光绪初年，始改作福建会馆，是王可庄殿撰之所倡也。”[22]除了财神会馆变而为福建会馆外，还有天和会馆演为浙绍乡祠之例。[23]有的会馆规模也很庞大，水榭楼台，应有尽有，这恐与当时整个社会风俗相适应的。
        （二）科举业绩对会馆兴衰的影响
        科举性会馆的收支情况各不相同，同一会馆的不同时期亦多有涨落，但都与科举事业的发展程序密切相关。梁章钜《归田琐记》中有关洪承畴的一则轶事表明，在明末清初漳州会馆发展过程中有一段低潮期。其中说：
        又闻吾闽各郡，在京皆有会馆，泉、漳两会馆本乡各一，乡谊最昵。自国初洪文襄公入相后，公以南安籍，专拜泉馆同乡，同漳馆人道不通谒，彼时泉馆人，无论京宦公车，无不所求辄遂，攸往咸宜，而漳馆大有集枯之感。一日，馆中人五六辈相与私议曰：“洪阁老虽不我顾，究竟不是别乡人，我辈一概不往修贺，亦于乡谊有阙，今泉馆人皆欣欣向荣，且有怂恿我辈先施者，始尽吾礼可乎？”众以为然，遂于次日率同往谒。阍人传命曰：“既系同乡，亟应请见，但公事实难摆脱，稍暇即当出城谢步耳。”越日，即有军官来报曰：“中堂准于明日出城到漳馆天后神座前拈香。”于是，五六辈者饬馆役洁整神龛，洒扫庭院，具茶以待。届时，又有军官飞报曰：“中堂已出前门矣。”漳馆时在冰窖胡同，距大街不远，于是五六辈者皆具衣冠，步出大街肃迎，各于舆前一揖，公在舆中一拱，而舆已飞过，人马喧腾之际，五六辈者竭蹶步随，甫入馆门，见公拈香已毕，请诸位登堂叙话，则见铺陈粲烂，灯彩辉煌，地毯堆花，茶香扑鼻，皆耳目所不经。公数语寒暄毕，即起登舆。五六辈者又急出街口肃送，毕，徐步而归，则依然旧日门庭，适所见者，全无踪迹，唯神座前两行绛蜡、一处藏香而已。于是同人皆惘惘相对曰：“顷莫非一梦否？”呼馆役询之，亦曰：“我随诸位往复迎送，且茫不知前后之何以改观也。”即各归房中解衣，则各卧床中皆安设元宝库银一个云。按此龙溪李达堂太守威所述。呜呼！公之于略，即可于此视其概。[24]
        文中记述泉州会馆的“欣欣向荣”与漳州会馆的“集枯”恰成鲜明对照，洪承畴作为泉州籍代表是泉州会馆兴旺的重要保障。漳州会馆的人们想依恃大同乡的关系来从中沾光，因为过去“泉、漳两会馆本乡各一，乡谊最昵”，但洪承畴的态度却颇为傲慢，对漳州会馆的关照虽有，与泉州会馆比，则相差悬殊。地域政治观念的发展使京师会馆由大乡贯到小乡贯，彼此独立，这反过来又成为地域政治观念发育的温床。漳州会馆在清初短暂的低潮之后，却迎来了不断发展壮大的新局面。首先，有太史叶昊庵与天部戴紫杓先生毅然以其事为急，首捐百金以倡……苏昂邦先生力主其事，复捐货百金，黄宫保先生邮寄亦如之，是岁公车并至，又醵得180两，南宫榜放，隽者八人又捐400金，一时在任居官邮寄未齐及数科高发未及题交者尚约有数百金，因将所有各银额举置会馆于城之冰窖胡同，为堂二房十有一，修葺更新，以崇祀郡神，敦洽梓谊，而垂诸永久也。这时，漳州会馆呈现出振兴之状。人文的兴衰直接导致会馆的盛衰。
        二、“参与治安”与会馆规章的日益详备
        科举制度废除后，北京的许多会馆演成同乡会，会馆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功能亦随之演替。如薛肇基所说：“辛亥以后，乡人之旅京者十数倍于曩时，品流不一，分谊因之疏逖。”[25]但在此前后也有不少革命志士、文人学者纷纷借助于会馆，取得了他们从事自己事业的相对安稳的一席之地。时势的变化成为会馆规章不断被修订、完善的动力。
        当然早期会馆中也有关于治安的要求，如嘉庆二十三年（公元1818年），会馆规约已规定：“会馆不得蓄违禁器物，不得容娼优出入，不得赌博、酗酒，并不得借贮货物及粘贴医卜星相招牌，不得在内做手艺，其一切不安本分有实迹者，跟官服役者，俱不得居住，更有来京讦讼先以不知，容留一觉，即行辞出，如有违抗不遵者，长班禀明值年人，值年出知，公集馆内，勒令搬出。倘有犯以上各项不行禀明，唯长班是问。”还有如“非本邑人或与本邑人同来暂借落脚，以三日为限，即应搬出，只与来者同住，仍不得另占房间。”还有“本邑人寄籍外地者，止许本身居住会馆，其后裔不归原籍者，不准居住，即情愿捐输亦不准收入。”[26]对治安事务有了主动的承担。
        到科举渐衰，进入会馆的人员更庞杂之后，治安问题便更显突出。光绪六年（公元1880年）《高安会馆记》说：“帝都为千百国之所会归。仕者、商者、贾者、艺者，攘攘熙熙，望国门而至，如江河之朝宗焉。夫人离家数舍以外，出门惘惘有难色，信宿所至谓之逆旅，而适都门者，则不啻琐尾流离之复我邦族也。虽然商者、贾者、艺者，无论己彼，挟策观光之士，弛担释鞒于十丈烟尘中，欲得一亩之宫，如故乡之瓮牖篷户可得乎？古者奉诏而馆，谓之公馆；自适其馆，为私馆。今以师师济济之英而处之公廨，势必不能，况六街九衢，茫茫如海，即使借顿侨居，而萧然无与，不无离群之叹。此会馆之设，所以聚一乡一邑之人，使得周旋洽比，缓急相需，无异比里族党之姻睦，而且讲道论文，相规相劝，以成其德业，其裨于士人，抑又多矣！前朝唯吾乡会馆为最多，而高安之馆有二：一在内城，毁于明季；一在外城，为匪人所鬻。”于是后来重修，但形势变化之后，“邑人之舍于馆者贤愚不齐，而况宾朋酬酢，往来杂蹈浸假。而有小人混迹其间，终日惶惶，走名若鹜，幸而诡获则自矜得计，以为不如事事甘心沦没也。夫士人怀求名之念，处争名之地，与走名若鹜者为伍，目濡耳染，潜移默导，于是长厚者亦习为浮薄，而拘谨者其目为迂疏，此倡比和，互相标榜，无所不为。究之，得失有命，枉为小人，不亦伤乎？”[27]风气的扭转成为当务之急。
        光绪三年（公元1877年）四月二十三日立的规约就说：“唯自兵燹后，时事既有不同，人心更多参差。”于是规定：“值年管馆仍照向章，先由现在京官阄定序次，逐年挨管，嗣后每年交账时，公同拈阄，拈定本年值管一位，并拈定下届值管一位，如本年值管有事出京，即交下届值管代管数月，仍接管下值一年。一、值年交接仍照向章，以一年为期，嗣后每年二月初三日文昌诞辰，在京同乡齐集新馆，由本值将一年收支细账简明数目，交下值接收，随即刊入馆录，以备稽查，并拈定下届值管一位。一、会馆系合邑公业，京官管理固属义不容辞，而监视工程稽查家具及一切杂务，势难一一亲临。道光十六年定章，听值年京官于同乡中托一朴勤可靠之人帮办诸务，每月公送修金一两，兹议仍照向章，由值年自择帮办一人，修金亦照章致送，若值年所托之人，有管理未协之处，任同乡会向理商更正，不得偏执。一、会馆向有团拜之举，每年文、武帝诞辰，齐集庆祝，午后饮福。兹议仍照向章办理，其团拜仍于每年正月举行一次，若遇乡会试年改于8月及3月场后举行，酒席不得过费。至京外官简放铨选道府以及学差试差出京者，合邑公饯。其道府以上外官来京陛见，引见者亦公请一次，即请助团拜费若干，以联乡谊”，“会馆出息全在房租，往因房租减价，以致馆费支绌，诸形废弛，近日京城房价日起，我馆亦应议增。查新馆东屋及兵马司后街屋，向来各有定价，或10余两，或20余两不等，今虽不能骤复旧章，亦应渐图起色，及潘家河沿屋均随时酌量加增，并须铺保凭折取租，以免拖欠。一、道光年间，因岁入充裕，曾有致送京官节敬及乡会试元卷等款，至咸丰六年，以经费不敷，停止兹议。自本年为始，除值年京官每节银四两及帮办修金照章致送外，其余节敬仍行停送，至元卷一项，俟下届乡会试时，视经费盈绌再定行止。一、会馆向不准住家眷，咸丰兵燹时因都门情形冷落，曾经通融居住，藉资照料，兹议仍照向章，唯挈眷初到者准以一月之限暂时落脚，其余仍不准居住，此外，一切住馆章程亦均查照嘉庆道光年间定例而行。一、两会馆各房家伙，除照向章均匀陈设、记号、登簿外，仍于各房门悬牌登载，以便住馆人来去交收，便于稽考。至馆内裱糊房间向例由住咖人自办，今议每届乡会试年，先期由值年通行察看，应裱糊者裱糊之，应修补者修补之，并家具各件修整完好，以待来者，总宜一律看视，不得因人有分畛域，至糊窗修灶之费，仍照向章分送。一、每年出息银两，除岁修及公项支用外，如有盈余之百两以上，即于交馆时公同商议，交妥店存放生息，俟积有成效，公酌置产，如有事须动存项亦必约同公议，以避嫌疑。一、馆内各事虽归值年经理，遇有紧要事件及重大工程增置房产各事，仍通知合邑同乡会集公商。一、会馆喜助向来有定章，兹议将原定数目录出，装成一册，以便同人照章题名，近年馆内不敷，诸公喜助，务期随写随交，如外任诸公应出喜助及已写未交者，均由值年函致随时寄京，至义园捐输原系量力，亦拟装册书捐，以经久远。一、义园收支本系另为一款，向由纸客经理，咸丰兵燹后，商旅不通，始由值年带管，将来是否仍还旧章及由纸行生理中酌良抽厘，以裕经费，统俟纸客到京会馆定议。光绪三年四月二十三日邑人公立。”[28]
        1912年，《京师河南全省会馆管理章程》在第五章中列出：“外省人；品行不端者；营业不正者；败坏河南同乡名誉者；传染病者；不遵守馆章或不纳馆捐者”，属于不得住宿的人。
        1915年，《邵武会馆新订管理规则》规定，住馆人员不能是“携带违禁物品及诡秘之行为者；吸食鸦片、聚赌及其他不正当之行为及营业者；招致娼妓到馆住宿，或侑酒弹唱者。”[29]《北平漳平会馆章程》规定：“赌博；宿妓；吸鸦片白面及实行注射毒品；喧扰；妨碍公共卫生；制造危险物及储藏违禁品；容留逃犯及一切不正当之人；破坏本馆名义；创设机关及营利事业。”[30]均属于被禁止内容。其他像《东莞新馆管理章程》、《孝感会馆管理章程》、《黄陂会馆章程》、1948年10月1日《襄陵会馆章程》、1947年11月10日《陕西凤翔八邑会馆组织章程》、1947年11月25日《陕西汉中十二邑会馆管理规则》等均有这方面的类似规定。
        1915年5月，《望江邑馆章程》规定：“住馆人员，不得违犯警厅禁令，倘有不遵，应由董事责成馆役，报告警察署，依律处罚”，“住馆人员之迁移异动，应由董事责成馆役，随时报告警察署。”[31]
        1922年，京师休宁会馆公立规约分为总纲、治约、禁约、恤约、罚约和附则五个部分。对会馆有序化的运作方式作了具体的规定。乾隆十一年时该会馆碑文就说会馆旨在“联其情，萃其涣，是亦厚乡俗、广敦睦之一端也。”[32]
        1939年，北京石埭会馆董事会暂行规则中《管理本会馆规则》中规定：“凡同乡在京欲住会馆者，须恪守本馆规章并须有同乡二人以上之介绍，先行报告董事会，经许可后方可搬入。如有违反本会规则者，董事会得酌量情形警告之，或勒令出馆。如查有冒籍住馆情事，应由原介绍人共同负责，勒令出馆以杜紊杂”，“凡同乡居住馆内不得吸食鸦片、挟娼聚赌、或贩卖违禁物品及一切不正当行为。违者除由董事会呈报该管区署，勒令出馆外，并应开除同乡会员之资格。”[33]
        1946年，黟县会馆章程禁止“妨碍同居人之安宁，不服管理人之劝告者；言行可疑者；携带违禁物品者；吸售烟毒者；招致娼妓或赌博者；患急性传染病者；发现有其他犯罪行为者”迁入会馆。[34]这也是对民国以来，会馆时常变成黑恶势力的藏身之所而提出来的。
        1947年8月6日，《江西安福会馆管理章程》规定：“本会遵照市政府社会局、警察局规定管理会馆规则，组织理事会，执行本馆一切事务。”[35]1947年，《镇江郡馆章程》规定：“北平市政府管理会馆规则，本馆应遵守之。”[36]1948年12月15日，《丰城会馆简章》经“同乡大会通过，呈经警察、社会两局核准后施行。”[37]1949年5月13日，《扬州新馆管理章程》规定：“本馆同乡，应遵守各级政府所公布之一切法令规章。住馆同乡，严禁私藏违禁物品，扰乱秩序，并不得私将房屋转让他人居住。”[38]体现出与会馆的积极配合。
        到1948年，警察机关已与会馆相配合，开展工作：“对于住馆同乡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应随时报告本管警察分局核办：1.妨碍同居人之安宁不服管理人之劝告者。2.言行可疑者。3.携带违禁物品者。4.吸售烟毒及代用品者。5.招致娼妓或赌博者。6.患急性传染病者。7.发觉有其他犯罪行为者。8.毁损公物及有盗卖行为不服管理人之制止或劝告者。”[39]
        1948年，浙江台州旅平同乡会守则规定：“1.品行端方、思想纯正，不得冒犯法纪。2.大公无私，见义忘利，不得假公济私。3.公产公物非经核准，不得强占动用。4.公款公用福利平均，不得厚己薄人。5.计划建议处理公务，不得指责批责。6.崇高道德，尊重会证，不得招摇撞骗。7.履行义务，恪遵章则，不得损伤乡誉。8.信爱亲诚，守望相助，不得倾轧中伤。”[40]
        1948年，旌德旅平同乡会章程规定本会的任务是：“1.联络乡谊发展团结互助之精神；2.举办公共事业（创办工厂设立学校等）；3.关于救济事项；4.关于社会公益事项；5.关于介绍同乡职业事项；6.关于排解同乡纠纷事项。”[41]
        1948年，建宁会馆章程也规定要将“妨碍公众安宁秩序，不服劝告者；妨碍公众卫生，或毁坏卫生设备者；对公物不加爱惜，或对公众消耗不加节省者；言行可疑者；携代违禁物品者；吸售毒品者；招娼引妓或赌博者；患传染病者；发觉有其他犯罪行为者”[42]随时报告理事会，转请主管机关核办。
        1948年8月13日，《三水会馆组织规章》中专门列出：“本馆管理要点：一、凡请求居住会馆者应事先商得理事会同意，方得迁入。违者应由理事会报告该管警察分局迁出。二、倘本县或外县同乡不住本馆而迁出者，务将该原住房屋应交回理事会，登记注销，不得任意将本馆公产私顶让他人，以图厚利。违者应由理事会报告该管警察分局处理之。三、凡本县或外县同乡志欲住居本馆时，得同本县旅平者三人保证，向理事会预行存记，如有腾空房间得于核准通知后，履行移入手续。其馆内原有之住户自愿分让一部分房屋或全部让出者，概不得以公产私相授受或转租图利。四、本馆因办公需用收回各户现住房屋之一部或全部，及房屋故旧防有危险通知迁让拆修时，住户均应照办，不得藉词延阻。五、住馆之人有人事异动时，应由理事会按其异动之性质，依照警察机关与户政机关查报户口要项八点之规定，分别报告该管警察分局及户籍机关。六、理事会对于住馆人有下列各款之一者，应随时报告该管警察分局核办：甲、妨害同居人之安宁，不服管理人之劝告者；乙、言行可疑者；丙、携带违禁物品者；丁、吸售烟毒及其他代用品者；戊、招致娼妓或赌博者；己、患急性传染病者；庚、发觉有其他犯罪行为者。七、会馆无论其为本籍同乡或借与其他人集会时，均应由理事会先期呈报该管警察分局（以上乙丙丁之情形迟延不报者由警察局依法处罚）。八、会馆房屋应经常保持清洁由理事会办理”，“本馆章程自同乡大会通过呈经警社两局核准施行。”[43]这更是会馆配合警察机关实现地方治安有序化的表现。
        1949年7月8日，歙县会馆组织章程规定：凡“吸嗜鸦片及毒品者；心神丧失者及褫夺公权尚未复权者”不得享受本馆之权利。[44]
        三、会馆以维持良好社会秩序为宗旨
        会馆始终把在社会变迁形势中建立和维护良好的秩序作为自己的宗旨，不管是“彰显人文”，还是“参与治安”，也不管“彰显人文”是否较“参与治安”更见高雅，维持秩序这一精神均贯彻其中，并将适应社会变迁形势放在首位。譬如安徽会馆建成于同治十二年（公元1873年），当时李鸿章写的《新建安徽会馆记》中交代了京师是全国人才荟萃的地方，各地均为应试士子建立了行馆，供他们栖止。作为朝中的士大夫，一般则选择较好的地方建立馆舍，用于日常的宴会欢聚。直隶、关中、湖广、江右、全浙已走在前头，安徽却未有兴作。这表明安徽会馆建设的必要性，一方面安徽已落于他省之后，只是追随而已；另一方面，也表明安徽的政治力量逐渐壮大，显著的标志就是李鸿章在朝廷威名之提升。此前李鸿章也与人讨论过，结果是“谋成之而不果”。这时候恰逢皇上平定了捻军之乱，政治相对承平，安徽在京官员都响应李鸿章的联络，表示应该建立起安徽人的会馆。巧的是李鸿章的淮军在平捻中有功，他们愿意醵金而成事，另外，李鸿章凭其号召力，还将四川等地的安徽籍官员的积极性调动起来，让他们“咸踊跃趋事”，于是在正阳、宣武之间的后孙公园处，购得李氏故宅，由内阁侍读江君董理。建成了有奉祀闵、朱二子的祀室、宴会之所、思敬堂、藤间吟屋、龙光燕誉堂等相对完整的会馆建筑群。
        从同治八年二月开始，到十年八月完工，历时两年半。碑文强调了捻乱对社会秩序的破坏，颂扬了皇上的英明。甚至安徽会馆的建成也应被看成是百废俱兴的表现之一。李鸿章说，这既是安徽民风“尚气谊、重然诺”的表现，又是乡党们“慕义”、“相勖勉以道德”的产物。“诸君子敬恭桑梓，复亲炙圣世维新之化，必将诉闵、朱之遗风，砥节砺行，以润色鸿业，策名无穷，固不独侈游宴之虚观，悦亲戚之情话而已。”[45]
        制度建设是会馆生存和发展的生命线。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绩溪会馆规条》中规定：“一、馆事以京职一人经理，乡会留京者二人协理（凡投供候选及应武会试来京者亦令轮协），阄分前后，一年一换，定于正月十三日新旧交代，新班务将旧班经手收支账目算清，不得含混。如有亏短即集众理论，若新班徇隐接收所亏之项，即令赔偿，其交代账目并于是日开一清单，粘贴于壁，听众查核。一、馆内每年租息所入，除岁修祭祀一切费用外，尚多余资积至百两以上，即须增置产业或盖房屋，不许本邑人借用，现在王照、舒国安相继踞管，侵蚀众同乡，已将伊二人革出，永远不许入馆，嗣后如有侵蚀馆内钱文者，即照此办，毋稍徇隐。一、管理会馆于一切用度必须撙节，不可浮滥，即或公项不敷，只可集众捐垫，不得藉端借贷。如有主行借贷，即将借项责令偿还，其出借之人亦不得向馆内索取，违者呈究。一、凡应乡会试朝考来京及外任入觐者，俱准住居馆内，如或人多房少，乡试年分先尽乡试者居住，会试年分先尽会试者居住，不得任意占据，若遇房屋空闲时，无内眷之候补候选人员，亦准居住，其余一切人等概不得住居会馆。以上四条，奉巡城院宪批准有案。”[46]
        会馆内的一项经常性活动是祭祀。如绩溪会馆“每年正月十三日上灯恭祀众神，正月十八日恭祀汪越国公，二月初三日恭祀文昌帝君，五月十三日恭祀关圣帝君，九月十七日恭祀福德财神。以上每次祭毕散福，每席酌用京钱二吊二百文，不得多费。同乡年15以上者均衣冠齐集拜祭，倘年未满15及不衣冠者，不许入席散福。”[47]
        对于费用，一向从严把握。元宵灯节用油费，每年十二月二十六日腊祭能干祠及除夕上年供元旦香烛等费，朔望值年敬诣会馆神灵拈香费用，每年清明、七月十五两次预备冥仪酒饭鸡豚等都用一定额度。
        为保证会馆有经常性和相对稳定的运作经费，如绩溪会馆说：“会馆之设备应试待铨者居住，此都中通例也，唯发科受职之后，亦应输资，以充公用，今按官阶酌定银数开列于后：
        京官：正一品24两，从一品16两，二品10两，三四品6两，五六品4两，七品2两，八九品未入流1两；
        外官：督抚总漕总河盐政100两，藩司运司80两，臬司60两，道府运同40两，直隶州运副提举32两，知州知县盐库各大使24两，同知16两，六品佐杂12两，七品佐杂教职10两，八品佐杂教职8两，九品未入流6两；
        武官：一品30两，二品20两，三品8两，四品6两，五品4两，六品2两，七品1两；
        出差：学差50两，会试总裁40两，试差16两，会房8两，乡房4两，坐粮厅30两，钱局监督10两；
        科甲：状元24两，榜探16两，进士4两，举人2两，恩拔副岁优贡1两。
        以上各项乐输自道光十一年为始，有应输者即行交出，毋得拖延，值年先将所输银数登记于簿，并书于大厅粉匾，俟汇齐多名再行刊版，勒石垂久。”
        会馆一向注重德行的培育，多纳入官府系统。如规定：“住馆以同里闬之人异地聚居谈文论艺颇慰寂寥，但须德业相劝过失相规无为戏亵之词，更不得赌博纵饮招引娼优出入，并须嘱令下人小心火烛，毋得毁坏房屋偷卖物件，倘有前项赌博等事，长班即禀明值年，集众辞出并公同议罚。至于不应住馆之人，如擅行入馆居住，唯长班是问。”[48]
        雍正三年（公元1725年），《重修上湖南会馆定议岁修记》规定：“每科新孝廉初至者，每人出银2两，新中进士者，每人出银4两，点词林及得官一级者，出银8两，贡监初至者，以1两为率。其银公议收掌，以为逐年修理馆之费，各书其数于匾。”[49]
        乾隆三十五年（公元1770年），《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规定：“会馆原为乡、会试寒士及候补、候选职员而设，此外别无事故者，概不留寓，即京官未补者，已补未任事者，俱准住，既任事，一月之内外即移出。永不得携住家眷，遇乡、会试临期，补选者俱宜移让。”[50]
        另外也规定：“会馆乃冠裳之地，不得蓄藏赌具，招引优伶小唱及唤入缝衣妇女，约束家人无得酗酒生事；违者，不许留主人寓馆”，“同居馆内，非亲即友，各宜饬家人共相尊礼，有家人不礼于同馆者，责在主人”，“凡乡会之前，永不许于房门标名贴站住；乡会之际，亦不许带事外亲友住馆。”[51]
        在科举制度实行时期，清代嘉庆、道光年间由同乡在京师建立的会馆均“为同邑举子来京赴试下榻之所。第自科举停止后遂改为邑人清贫而无眷属者所居住，纯为本县公益而设。”[52]
        嘉庆二十四年（公元1819年），泾县会馆记说：“尝考今之会馆，盖犹古者郡国朝宿之舍，汉郡国邸叔大鸿胪，唐贞观间建诸州邸于京城，皆官为掌之。今之会馆则皆各州县人之自为营置，夫唯其自为营置，则其兴若废，必视其人文之盛衰与其乡人士之好义与否。方今海宇承平，都门首善之地，万国辐辏，会馆之增设日繁，而如吾泾以一邑之力捐费至万余金，馆舍至数所百有余间，可不谓盛欤？……庄子曰，去国数日见其所知而喜，去国旬日，见所尝见于国中而喜，及期年也见似人者而喜矣，然则会馆者，聚一乡之人于千里之外，饮食居处，言语相近，有无缓急相通，其在外也不啻其在家焉，京师冠盖相望，交游多天下豪杰，而所以讲信、修睦、敦行谊而厚风俗者，其必由是始矣。”[53]或许官设的机构存在整齐划一的特征，只有那些“自为营置”的会馆才可以充分显示各地“人文之盛衰”和“乡人士之好义与否”。于是，会馆实际上成为了地方实力竞相展示的平台。《休宁会馆碑文》中说：“是役也，皆出自吾乡望族巨宗，缙绅逢掖之倡，不资阛阓，不藉游扬，言出响应，若赴期会。是可见向道乐善，人有同心，而吾乡风气之醇美敦笃，勇于为义，不以远迩疏戚异视。”[54]这是说，休宁人具有宽广的胸怀。
        道光六年（公元1826年），《山阴会稽两邑会馆记》说：“古者征举至都国中，有馆舍以处之，厥后名存实更，诸馆皆系于学，其入馆也有常数。明时乡贡士及庠士之优者，皆令居太学学舍，不能尽容，多馆于其乡在朝者之邸第，未闻立馆以萃试士者。自举人不隶太学，而乡贡额加广，于是朝官各辟一馆，以止居其乡人，始有省馆。继而扩以郡分，以邑筑室几遍都市，是不徒夸科目之盛，竞闾里之荣，特虑就试之士，离群废学，有以聚而振之也。吾越之有会馆，最初曰稽山，仅醵祭为社耳。拓而为绍郡乡祠，乃始可以馆士。建馆初以醵祭为重，作歌吹台于前庭，士多厌喧而避处他所，馆日以敝。近年来，吾越乡科汇征，每数十人，而山阴会稽得其半。两邑公车赴都下者百余乘，彷徨失所止，见他省人牵车归其馆如赴家然，辄慨然以为嗟。”[55]于是，建立起会稽会馆。
        道光二十八年（公元1848年），《龙溪会馆规约》规定：“住馆京官让候补候选者，候补候选者又当让会试、廷试、乡试，不得占住，以妨后人”，“会馆唯候补候选、入觐、进表、会试、廷试、乡试得住，其余杂事人等，不许住宿，以防生事混扰。”[56]龙岩会馆规定：“京官让议员，议员让学生，学生让考试者；其余闲杂人等，不许住宿。”[57]会馆在很长的一段时期内，功能较为单纯，主要就在于推进地方“人文之盛”。
        为了保证会馆的运行，龙溪会馆规定：“喜金充馆：初到、上舍、明经1两，文武新乡榜2两，新会榜3两，尚书侍郎20两，相公百金，典试学差关差6两，外官首领佐杂2两，盐库大使3两，知县州佐4两，知州府佐5两，知府6两，观察使8两，藩臬10两，督抚20两，千把2两，都守3两，参游4两，副将6两，提镇10两，起补各充其半，馆值务必随时柬付馆役催交，不得徇情，致误馆事。”[58]龙岩会馆规约中也规定：“喜庆事，初到上舍1两，明经2两，文新乡榜4两，解元6两，新会榜8两，会元10两，馆选加12两；选补及分发州县8两，府佐6两，运同4两，□□2两，知府8两，□□臬司20两，方伯30两，督抚40两，学差坐粮厅12两，试差及外国差6两，行取知县，及内升郎中员外郎之知州、同知6两，捐授八九品各衙门京官2两，捐授六七品京官3两，高升三品京堂10两，侍郎阁学12两，尚书总宪24两，中堂100两；新武科4两，武解元6两，新武甲8两，武会元10两，侍卫加12两，榜探加10两，状元加22两，袭职6两，选补及分发都守2两，参游5两，副将10两，总兵20两，提督将军30两，其有文武荐辟者，各随品级填捐。”[59]《河间会馆住会馆客寓规条》记载：“乡试中式费银1两，会试中式银2两，学差6两，试差捐2两，此费多年未给。今科举人多有给者，日后听其自便。至分发知县银3两，佐杂银1两，千总、同府佐、州县银4两，副参游守、同道府银6两，一生应照旧，外而督抚、提镇、藩臬，内而京堂、尚书，不定数目，如捐存费，送值年交值客，登簿公贮，以为寒士卷价及周恤同乡忧戚事故之用。”[60]倘若中功名者和任官者源源不断，会馆的维持和壮大就有了保证。
        1882年，《上湖南会馆新议章程》说：“会馆之设肇自先达，凡衡、永、郴、桂四属，乡会试选拔优贡，朝考恩、副岁贡，别项考试以及新用京官，现充教习，并候补、候选与外任，陛见奉差到京者，可居住。其有虽系生监，并不进场，名为需次，并不投供，以及工商医卜星相并入都京控之人，概不准居住”，“会馆为衣冠荟萃之地，不得寄存货物，粘贴招牌，聚赌、酗酒、招致优伶、娼妓，容留匪人，藏设戏具，凡诸公自爱者，断无此弊，唯蕲慎择交游，严戒仆从，格外加意，以禀乡评。”[61]1948年11月18日，《上湖南会馆章程》又说：“本馆系湖南省旧衡、永、郴、桂四郡县，包括零陵、祁阳、永明、道县、江华、东安、兴田、宁远、桂阳、嘉禾、临武、蓝山、衡阳、衡山、耒阳、常宁、酃县、安仁、郴县、永兴、宜章、资兴、汝城、桂东等县所公立，定名为上湖南会馆。”[62]会馆严格执行禁止不法人员入住的规定，体现了对政府意旨的配合。
        实际上，会馆制度规定有时只停留在规定上，尽管有维护治安的努力，但结果往往亦时有背离。民国年间，会馆还成为一些政治势力的代号。1912年，孙中山先生到京，寓“珠巢街香山会馆，乡人乃就宣外南横街粤东新馆开会欢迎”。8月25日，孙中山以同盟会为基础，联合其他几个政党，在北京虎坊桥的湖广会馆成立了国民党。1914年，广东各社团公民代表联合团就推举伍廷芳任广东省长，专函北京粤东会馆、汉口广东会馆等。函称“诸公关怀桑梓，具有同情，请速通电主张，庶足救粤人于水火”，寻求他们的支持。[63]1921年8月29日，上海广肇公所粤侨商业联合会致北京粤东会馆函，要求联合致电广东省长。其文曰：“广州陈省长钧鉴，陈独秀邪说惑民，甚于洪水猛兽，迭电吁请驱逐。”[64]1924年，广东商团自购枪械以自卫，被当局扣留，商团因此也向广东会馆求援。[65]1925年，英国制造了广州沙基惨案，人们同样想到了京师的广东会馆。[66]由此可见其政治影响力之大。会馆转化为革命志士和地方势力活动的场所，自然使清政府乃至民国政府要加强对会馆的监督和管理。
        ［收稿日期］2008-04-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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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自：《文化学刊》(沈阳)2008年6期第68～79页

责任编辑：刘悦